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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790 所有这些复杂性都使得确定债券的正确价值非常困难,也促使华尔街向擅长数学建模的高手敞开了大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固定收益部依靠马蒂·雷博维兹领导下的声名远扬、令人羡慕、经验丰富的债券组合分析(bond portfolio analysis,BPA)小组来提供数学分析。高盛逐渐意识到,它们也需要类似的业务。FSG和它的领导者斯坦·迪勒就成了它们手中的制胜法宝。斯坦·迪勒以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也是最早转行进入华尔街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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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792 每个人考虑的问题都是利率波动性的陡然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投资者都是按照固定不变的方式将投资分配于股票和债券。传统上,投资者将债券投资视为安全的,而将股票投资视为有风险的。接下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我在波尔得教物理学的时候,美国利率迅速提高,金价和油价也在高涨,以前被认为是不会发生波动的债券开始变得有风险。所有人都知道在股票熊市期间,投资者可能要承担40%的跌幅,但很少有投资者意识到,相同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国债上。投资银行的交易柜台通常会持有大量债券存货,以便提供给他们的客户,结果却发现他们的投资组合价值在急剧下跌。当固定收益证券的内在风险不断加大的同时,一种管理利率风险的新方法开始在业界流行起来。交易柜台希望将它们变化的、复杂的债券组合头寸用便宜的、流动性好的国债期货进行对冲。对冲和风险管理成为新鲜事物,无论是对于像高盛这样的金融产品批发商,还是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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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794 在股票交易的世界里,会算术就足以应付了;除非操作中用到期权,否则最简单的代数知识就足够了。相反地,在固定收益的世界里,投资者根据收益率计算债券的价值。如果你按当前市场价格买入债券并持有到期,将收到债券所产生的所有利息支付和本金,据此计算的债券剩余期限内的平均百分比回报就是收益率。只要你开始思考债券价格与其收益率之间的关系,那么代数、数列、级数、微积分等这些数学知识的阴云就会立刻黑压压出现在教科书后的附录中。一只股票仅仅就是一只股票而已,但即使是最简单的债券都是一只衍生品证券,其价值取决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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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796 因此,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债券交易员突然之间就需要掌握金融分析和数学技巧来理解一个包含了成百上千只债券的投资组合,以及这个组合的特征。他们还需要具备计算的能力。纸、笔、含有收益率表格的书籍甚至再加上一个掌上计算器,这些对于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来说都简直太慢了,也太不方便了。只有在一台电脑上,你才能实时估计很多不同证券的价值、敏感度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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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798 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还买不到商业用途的风险管理系统。而像电子表格这样自己设计的分析工具也不是非常普遍。绝大多数信息技术领域内的程序员不能处理债券交易用到的数学,而绝大多数交易员又不能进行编程。交易部门只能求助于一些能帮助他们建立风险管理工具的多面手,从低端的数据库到金融估值模型再到高端的用户交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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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00 这个领域内的多面手不大可能是MBA或金融学博士,因为即使他们了解足够的数量金融学知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很鄙视编程和数学,将这些技巧视为廉价、惹人烦的技术,完全可以花钱请别人来完成。而数学家也同样倾向于回避编程,更喜欢去研究算法分析。至于计算机科学家,尽管他们懂得离散数学和布尔代数,但总觉得一直研究数学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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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02 物理学博士或工程学博士则恰好满足对多面手的这些要求。首先,金融数学与物理数学非常相似;其次,物理学家并不缺乏实践训练,也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尊严,他们做自己的数学和编程研究,愿意这样做是研究生和博士后这个群体的一个核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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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04 这些可能就是为什么斯坦的金融策略小组几乎都是由前物理学家、前应用数学家和前工程师组成的原因,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有博士学位。斯坦雇用的人都来自于同一文化,那就是你自己要完成自己的脏活、累活——发展自己的理论,进行自己的数学计算,接下来写出自己的程序。几年后,当我给我的团队招募人员的时候,也愿意照搬这种雇用的模式。倒不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标准,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种明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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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06 当我开始在华尔街参加面试的时候,斯坦已经是最著名的一线宽客了。20世纪80年代初,《福布斯》杂志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目叫《迪勒的佼佼者们》,以一种要人领情的、讨好的口吻提到了记者所遇到的笨手笨脚的、来自国外的、埋首于工作的宽客们。斯坦以雇用外国人著称,我曾听过有人暗示斯坦喜欢不善言辞的技术爱好者,这样他就能有效管理他们的工作并提交他们的工作成果,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绝大多数宽客都是来自海外,因为移民通常利用实用的工作找到通往成功的捷径,而偏爱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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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08 斯坦偶尔会就他所领导的小组的工作成果撰写一些冗长的研究报告,这些原创的、富有创造力的文章用与众不同的、非正统的、有着鲜明个人色彩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1]这些文章非常有洞察力,也比较直观,但难于归类且总是缺乏针对性。对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华尔街而言,这些文章太过技术化,又缺少真正金融学术文章的严谨性,作为一篇商业用途的报告又到不了硬推销的程度。结果是,斯坦没有取得他应得的影响力。但他在抵押贷款组合嵌入期权领域的工作还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奠定了未来越来越多进入这一领域内金融学者们将要做出更加规范且严格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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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10 当我去见他们的时候,迪勒和高盛已经组建了一支在金融、数学和编程方面技术娴熟的队伍,他们要我加入。我认为是我的软件技巧和物理学才能吸引了他们。斯坦在将金融模型嵌入投资组合交易系统方面是真正的开拓者,他对专业软件工程重要性的认识要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领先了10年。1985年离开高盛后,斯坦在贝尔斯登搭建完成了AutoBond系统,这是一个早期的抵押贷款组合估值系统。目前,他运营着Polypaths公司,主要生产固定收益组合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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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12 现在,交易系统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个人计算机非常普遍,电子表格用起来也非常方便,风险管理软件也越来越多,数十家公司可以提供从零配件到全部系统的所有东西。尽管如此,大型银行还是自己开发软件,以便于最新的金融产品一上市,就能进行簿记、估值和对冲风险。但即便是今天,风险系统还是相对专业化的,每个系统只针对一个或最多两个产品种类。对于能够处理所有种类证券的系统或语言而言,仍有广大的发展空间。大型公司都要交易抵押贷款、掉期期权、外汇产品、股票、贵金属、能源衍生品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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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14 我再次去高盛,却不知道该看些什么。《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换工作的文章,建议求职者问他们的潜在雇主,10年后求职者将会在干什么。在我第二次拜访高盛快结束的时候,我再一次与斯坦坐在一起。他向我解释到,华尔街是你能最终一年赚到15万美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而不需要像会计师或医生那样在工作之余去做小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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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16 我说:“如果我来这里,从现在开始的10年后,我将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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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18 斯坦马上被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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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20 他宣称:“10年后,你将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只不过赚得更多罢了!我招进来的人别老想着做别的事,我可不想被这样的人耍来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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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22 我那时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让他这么生气。10年后,我明白了他的恼怒。投资银行里的宽客干了几年本职工作后,开始逐渐嫉妒那些处在掌握方向地位的、赚的更多的交易员和销售员。斯坦当时肯定以为我申请加入他的金融策略小组,是带着迂回计划的,准备以后转行去做交易。斯坦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还没有开始工作就盘算着以后离开金融策略小组去做业务的新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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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24 10年后,我发现我自己的立场也与斯坦一致。尽管立场一致,但我有所克制。我也强烈谴责面试到的那些野心勃勃、心机深沉的人,他们试图将我领导下的数量策略小组当作跳板以便转到交易领域去。“为了尽职,我会做一段程序员工作”是他们标准的套话。对我来说,这会让我对他们兴趣全无。我赞同他们的抱负,但我有自己的责任,就是需要那些渴望从事艰苦、细致的分析工作的人。这里指的就是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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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26 现在,转行非常容易,很多博士成功地直接拿到“业务端”职位,尤其是在小型银行和对冲基金里。但就像现在这样,盼着转行到业务端的宽客们,开始经常鄙视自己以前的专业技巧。尽管斯坦本人肯定从未想成为交易员,但他肯定非常理解这种自厌情绪,这种想成为其他人的想法。《福布斯》记者问过斯坦,他所拿到的学位。“博士,”斯坦回答说,“但别告诉我的上司——他们会在我的薪水里扣掉50万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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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28 1983年年底,我为斯坦给出的录用通知感到踌躇,那时我正和怀着我们女儿桑娅的埃娃以及约书亚正在寒冷的新罕布什尔滑雪度假。像以往一样,这让我心神不宁,权衡各种选择,给世界上所有认识曾在高盛工作过的人的朋友打电话。我思虑再三,仍无法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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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30 通过在IBM工作的朋友唐·温加滕,我联系到了一位从沃森实验室出来的科学家,他曾在斯坦手下工作过一年,开发过一种用于操控金融时间序列的内部计算机语言。我在高盛遇到的这个人告诉我,他发现华尔街对于在学术界做过研究的人是难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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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32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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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34 “别去!”他干脆地说,努力向我解释那里的环境,“除非你愿意成天为你没做的事情被别人呼来喝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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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36 那几句话解决了问题。我知道我不会接受这份工作了。在准备好离开之前,我还需要再多吃些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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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57838 在商业分析中心,我又度过了艰苦的一年,与人合作开发HEQS更高级的版本。接着,一年后,我又重新开始找工作,面试了很多地方。有一次,我面试了在第一波士顿的杰夫·博洛领导的IT小组,就在1985年飓风袭击纽约的那天,他们给我发了录用通知,告诉我可以赚到与贝尔实验室相同数目的薪水。我拒绝了。另外一次,有个猎头介绍我去一家位于中城区的医疗软件公司。当我穿着我在AT&T的工作服:海军式夹克、灰色法兰绒裤子、白衬衫和针织领带出现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出现了一群光着脚,穿着短裤和T恤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对我进行了C语言编程笔试。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其中一个问题是写一段合并两个文件的程序,另一个问题是让我解开一个故意迷惑人的嵌套“#define”C语言宏。我对在那里工作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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