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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8年年中的时候，在几个不同场合又见过汤姆几次，每一次他都对我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表现出一阵极大的兴趣，但接下来就没什么消息了。当事情的进展放缓的时候，戴维·加贝茨就会鼓励我向前推进，而我则会给汤姆再写一封信，对于如何给所罗门兄弟公司做贡献列出我的想法。然后，我会秘密地走过街去，把我的信送到纽约第一广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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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信件送过去还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我的朋友马克·哥尼斯伯格在为詹尼特·肖尔斯工作，所以我一直很小心，以防在纽约第一广场大堂撞见他。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正在那里参加面试。一次午饭时间，我走过去给在纽约第一广场43楼办公的科拉夫基送一个便条，我在底楼要进电梯的时候，正好碰到马克从电梯里走出来。慌乱之中，我告诉他我来这里是要去地下一层的理发店理发，结果他立即将我送下楼，告诉我理发店在什么位置。我还不得不赶紧编出一些理由，以避免接受一次根本不需要的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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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的天性相悖，与这个不熟悉的、非学术的、以金钱为中心的世界打交道，我慢慢变得胆子大了些。我告诉汤姆（在信中，而非谈话中——谈话中讲这个需要更多的厚面皮，已经超出我所具备的程度）多高的薪水才值得我换公司。当时我能这么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仍能感受到我母亲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但可以清晰传达出来的观点，那就是一个人要为了喜欢和兴趣工作，谈钱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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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拉夫基问我在高盛赚多少钱时，我稍稍夸大了一点。结果是，几个月后我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时，年薪大约翻了一番。在那些日子里，恐怕对自己的薪水和分红情况撒谎是很普遍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将关于过去报酬的问题视为对隐私的侵犯，这些问题也不需要非常诚实的回答。我认识的很多人事实上将这个问题等同于你“想”在下一份工作中赚多少钱的问题。现在，公司都会在新雇员开始工作之前，花钱请外部公司对新雇员的背景进行调查，简历中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地方被查明与事实不相符的人，都不可能被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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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夫基似乎不确定到底应该将我安置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什么位置，最后安排我与约翰·梅利韦瑟的团队共进午餐。这个团队是久负盛名的套利小组，后来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核心。肯定是我和费希尔的合作才使他们同意来见我，可我担心我知道的要比他们想象中的少得多。就像很多交易员一样，加贝茨能说会道，敢吓唬人，他试着粗略地教了教我关于赛马赌博的技巧，据他说这是那个套利小组成员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当我想到那天我最后走过去在纽约第一广场高层的餐厅与他们吃午饭的情景，我现在还有点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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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不清那次究竟有哪些人一起吃午餐了。我记得大概是8个人，里面有拉里·希里布兰德、约翰·梅利韦瑟、维克多·哈格汉尼、比尔·克拉斯克、格雷格·霍金斯，还有一些资历不深的团队成员。相比之下，我还是个新手，满打满算我在华尔街的全部经历也只有两年时间。我与费希尔和比尔·托伊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和实用性，后来也成为一个市场标准。但是，我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理论方面的；相反，梅利韦瑟小组的成员比我曾见过的任何人都要精明、强干，他们既懂理论也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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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午餐面试官们自始至终都彬彬有礼。我记得他们问了我一些有关我与费希尔合作的一般性问题。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是想确定，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费希尔在智力上有过合作。这很难回答，据我所知，在金融领域中没有人能展现出费希尔那样不带任何成见地研究一个问题、独立思考得出结论的决心。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技术性问题，要求比较一个亚式期权和欧式期权的相对价值，我给出了一个后来知道是错误的答案。他们对我的回答点了点头，但却没有纠正我。几天后，科拉夫基告诉我他们不想让我加入他们的团队，但认为对于其他小组来说，我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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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之后，1999年的某个上午，我与这个团队中的某些人共同参加了一个电话会议。那时我在高盛，他们则是在已经破产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正在接受由挽救他们的投资银行组成的财团的监视。在高盛量化策略小组时，我和同事科拉斯米尔·德米特菲、迈克·卡莫尔和邹乔一起，曾写过一篇关于波动率互换的说明性论文，波动率互换是一种新的场外交易工具，可以让零售客户将“波动率”本身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交易。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对买入波动率互换感兴趣，以对冲部分还未平仓头寸的波动率风险，而这些头寸最终成了这家公司垮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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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高盛的管理人让一些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合伙人给我们打电话，讨论这些互换定价中的一些详细问题。在那次简短的谈话中，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示出他们对于理论微妙之处的快速理解，远比我们所认识的那些高盛交易员向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更有洞察力，也更复杂。在量化分析和交易世界里都有着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人，尽管他们如此老到，却仍将公司带入了灾难，每念及此不禁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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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套利小组没有位置给我，科拉夫基转而求助于他自己的领地债券组合分析小组，并将我介绍给负责抵押贷款研究的主管迈克·沃德曼，他当时正需要一个人领导正在组建的新的利率可调整抵押贷款（adjusted rate mortagage，ARM）小组。在几个星期之内，我就得到了为迈克工作的录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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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科拉夫基见面讨论我的录用通知时，科拉夫基问我是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我，我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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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都比高盛的人更加强硬，更讲求实际，”我说道，“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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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他对我说，“我认为在某种角度上有点像鲨鱼。你知道，鲨鱼要一直保持游动，必须时刻不停地动来动去，否则它们就要死去。这种状态或多或少就是所罗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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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我的恐惧，他将他的公司比作鲨鱼，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奇怪。我忽略了这个类比，也忽略了很多熟人、猎头和前所罗门兄弟公司雇员的建议，他们都警告我说迈克是一个非常难打交道的上司。当我被招揽的时候，他表现得还是相当友善的。我总是谨慎小心，经过了1988年整个夏天的思想斗争与挣扎，最终决定接受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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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开始的时候，我告诉艾德·马基维茨我要离开高盛而去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了，他也转告了费希尔和雅各布。当我告诉他所罗门许诺给我的报酬是多少时，我并没有得到高盛给我报出的挽留条件。尽管我对自己的薪酬快速上涨感到高兴，但对他们都没有试图挽留我而感到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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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盛的最后一天，当我完成离职谈话，上交我的员工卡，最后一次走出85号大门时，我接到了高盛抵押贷款研究负责人斯科特·皮科斯的电话。斯科特试图劝说我留在高盛，继续研究如何将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应用于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上。但他从这份工作的软件端开始谈起，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把我视为一个物理学家转行成为程序员的人，而不是金融模型开发者。无论如何，现在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有些太晚了。我在加勒比海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几周后就开始了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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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MS是“风险管理系统”(risk management system)和“平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共同的缩写。波动率是关于风险的重要测度，被定义为股价每日收益率平方的平均值再开平方的结果，或者在统计用语中被称为“平均方根”。平均方根还让人想起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布朗运动描述的是股价随机围绕初始价格变化的过程，这种价格变化的平均值与所耗用的时问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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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色降落伞是指在公司面临收购时，由于被收购公司原高管有可能被撤换，为了保证原公司高管不受到并购重组的影响，管理层可与公司签订一个“金色降落伞”协议，如果公司高管不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离开公司，都可以领到一笔巨额的离职补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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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几年后，一位理发师小姐一边为我理发一边问我的职位。当我说我是高盛的副总经理时，她恭喜我，说在我之上只有一位上司。她没能弄清楚的是，我只是高盛大约3000个副总经理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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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12章 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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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麻烦不断的一年■对抵押贷款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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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兄弟公司利用数量化分析进行市场营销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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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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