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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有着一种早慧的交易天才的灵气，这种灵气还被他那显而易见的与众不同而放大。那时几乎每一个新进入华尔街的人都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而雅各布却每天都用一个运动背包装他的东西。他的脸上带着没刮净的胡子茬，面色苍白，毫无表情。他只穿袜子，横穿过交易大厅，坐着电梯在百老汇大街85号上上下下，就像是蒙克（Munch）绘画作品中一个不能说话的人物。我现在仍能遇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拜访高盛的人，尽管他们不记得雅各布的名字，但还向我打听那个不穿鞋的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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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沉默寡言，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交易员特质。他的电子邮件风格令人恐怖，极其简洁——邮件开头没有“亲爱的”或“Hi”等，邮件结尾没有“感谢”，没有标点符号、语法和大写字母，也没有不必要的连接词或谈话中的开场白和告别语，就像一个晦涩的句子或问题，整个被压缩后放在电子邮件的标题上，就没有下面的正文了。我猜测，这就是超前于时代而出现的即时消息的形式。“对××××一事你怎么看？”（“What do u think about××××？”）一封电子邮件的主题可能就是这么写的。而我会回复以精心思考过的一段文字，然后就会收到只有三个字母“Thx”（“谢谢”）标题的电子邮件。我最后总是觉得自己是个不受约束的胡言乱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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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或1987年的某一天，雅各布从交易大厅打电话到我在金融策略小组的办公室，让我去面试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经鲍勃·鲁宾太太的一个朋友介绍到高盛来的。我上楼去了鲁宾在高盛管理层的办公室。被面试的是一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年纪在19岁或20岁。这个年轻人说，他在14岁时就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直接进入医学院学习；几年后，他决定放弃医学，改为去巴黎大学（Sorbonne）学习物理。现在，他到了纽约。鲍勃·鲁宾曾让雅各布跟这个年轻人聊聊，雅各布又把这个任务推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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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他为什么对在高盛工作感兴趣时，他回答说人们告诉他，他这么聪明就应该“去搞期权”。这一点并没有打动我，我一直就对智力在解决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我们聊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他的故事中的几件事情似乎有些不符合逻辑，令人起疑。对于能在14岁就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来说，医学并不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我发现很难想象一个15岁的孩子能够沉着、冷静地解剖尸体，还能通过妇产科考试。还有，为什么要走那么远从以色列到巴黎大学去学物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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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测试他的物理学知识，发现他知道的那些都是些半通俗化的物理知识。当我问他都读过哪些书，他提到了卡普拉（Capra）的《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这是一本轻松、时髦的关于量子动力学和佛教神秘物理主义的书籍。尽管他知道一点期权的定义，但他对于如何对期权进行估值的理论一点都不了解。我将这些相互矛盾之处向雅各布指出，告诉他我不会雇用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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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我正坐在办公桌旁，电话铃响起，我接起来后听到雅各布在电话那边，又是从鲍勃·鲁宾的办公室打来的。他还是用他那让人听不出任何信息的语调，质问我说：“告诉我，你还记得你面试过的那个以色列男孩吗？那时我们给了什么样的结论？”电话里传出的回声表明电话那头儿使用了免提功能，我的声音可以被那边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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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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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他的一些事情有些可疑，”我说，“他似乎对于他应该很擅长的东西知之甚少。对于一个声称搞过物理的人来说，他知道的不够多。你怎么问起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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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天前在贝尔斯登的埃斯·格林伯格的办公室里给抓住了，他是找借口溜进去的。”雅各布回答说，只是比平时稍稍健谈了些。我觉得他是想让鲍勃·鲁宾听到他和我曾经做了一个多么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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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皮特·弗洛伊德离开高盛后，雅各布很快成为债券期权部门的负责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成为高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最终负责运营整个互换部门。他在2000年离开高盛，从事自己的投资事业，最近成为索罗斯（Soros）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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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目睹这些人才的流动也对我自己产生了影响。到了1988年的时候，我只在金融策略小组工作了两年半，就开始对这种持续的不稳定感到厌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为四位金融策略小组的领导工作过了，而第五位马基维茨即将被替换也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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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开始意识到缺少正式的经济学背景对我自己很不利。在完成布莱克-德曼-托伊和GS-ONE项目我所负责的部分后，我开始考虑新的项目。当我告诉艾德·马基维茨，我想研究一个更好的模型，用来对嵌入国债期货中的交割期权进行估值时，他说我应该跟“专家小组”（brains trust）商量一下，看看这个想法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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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是雅各布给鲍勃·利德曼、何塞·沙因克曼和拉里·魏斯所起的雅号。这三位都是在金融策略小组工作的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博士。现在，已经为公司赚了很多钱的雅各布，开始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们，而艾德由于非常钦佩雅各布，也开始使用这个称呼。尽管鲍勃、拉里和何塞名副其实，但因为我受到更多思想上的约束，还是感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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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报酬问题，这也永远是每个人最介意的。在那时的高盛，员工每年的分红会在感恩节前与员工沟通，然后在12月中旬支付。高盛陈旧的工资管理系统不能开出超过10万美元的支票。如果那年的分红在12月份发到你手上时，假如你的分红是100万美元，那么你就会收到10张支票，每张都用单独的信封封好，整齐地摞成一捆用橡皮筋捆好。分红都是同一天发放的，管理人员会在办公室里将成捆的支票发放到每位员工手中。因此，尽管分红的数量是保密的，公司也鼓励大家对其保密，但你仍能通过他们一摞支票的厚度猜出他们年终奖的数量级。即使是只有两张支票的一小捆和一张支票也能立即被区别出来。有些交易员收到了很厚的一捆，有些还在四处炫耀。一名收入颇丰的年轻交易员有个习惯，就是手拿着他那一摞支票，一声不吭地像洗牌一样，小心翼翼地一张一张数着信封数量，而这一切都被他的同事一览无余。现在，高盛的工资管理系统不再有支票限额问题了，或者更实在点说，我的奖金总算不会被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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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非常谨慎也非常保守，薪水增长非常缓慢。只要你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你未来的分红就取决于你过去的工作。无论是收入好年头儿里的分红上涨，还是收入差年头儿里的分红下降，都要参考你前一年的分红水平，并据此确定一个百分比。这种做法对你的报酬来说会起到降低增长幅度或是缓解下降幅度的作用。报酬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并不容易。很多为我工作的人都很厌恶这种平滑收入的做法，激愤地争辩道每年都应该按照“你到底值多少”来领薪水。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排斥这种做法，但在研究领域里，谁能对你的贡献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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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薪酬外，我还在乎要做一些有意思的工作。如果有人让我成为主管后勤服务部门的信息技术部的高盛合伙人，我还是会拒绝。尽管如此，在1988年年初的时候，即使是我也开始对我在金融策略小组未来的报酬前景感到不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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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时不时地同情比尔·托伊了。他也是前物理学家，是我在布莱克-德曼-托伊项目上的合作者。比尔比我还先到高盛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早已是“牢骚满腹”了。不知怎么，他竟颇为认同交易部门和销售部门将宽客视为不谙世事的空想家的观点，认为到如今自己因为拥有博士学位这一污名而遭人鄙视，几近于自取其辱。尽管他希望成为“他们”——那些处于前台一线部门的“商务人士”中的一员，但对这些商务人士而言，他仍不过是一名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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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次，我们都会与拉米内·罗哈尼共度午餐。拉米内一直在与费希尔研究组合保险理论，后来这种交易策略在1987年股灾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会在威廉姆大街的Italian Alps餐馆吃一顿便宜的午餐，这家餐馆已经关门很久了。在那里，我听他们两个兴奋异常地、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对自己角色的不满，慢慢地，我变得也有点意志消沉，甚至越来越被腐蚀。拉米内和比尔总是打算成为“商务人士”的一分子，并总是计划着路线，以便逃到高盛中更接近“业务”的部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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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了。”比尔会重复说这句话好几次，慢慢将他的脑袋从一边摇到另一边，并用他的右手背擦着眉毛。几年里，比尔和我一直在相互同情，偶尔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重复那句咒语：“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了。”每当我这么做时，比尔总是鄙视地对我说“你永远没有胆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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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内在一年内就离开了高盛，现在负责法国银行CDC IXIS纽约分部的固定收益交易部门。比尔则坚持留在高盛，成为结构性权益衍生产品领域内的法律、监管和金融工程等方面的真正专家，还以此为主题与人合著了一本书。最后，又经过了很多次共进午餐，就像我们以前一起吃的午餐差不多，比尔毫无悬念地在1999年去CDC银行加入了拉米内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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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有时喜欢做一个不同意见者。最近，当我读到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的自传时，感受到了极大的认可。埃尔文·查戈夫生于维也纳，是以其名字命名的碱基配对查戈夫规则的发现者，这一发现最终也为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奠定了基础。查戈夫讨厌那种充满想象的、盲目的、好像理论物理学一样的风格，而这正是沃森和克里克用来建立模型的方法。当被问到为什么没能发现暗含在他所提出规则中的结果时，查戈夫就变得有点酸酸的。他在自传里写道：“大多数人都很聪明，欢迎那些不可避免的东西；可我不知为什么，就是喜欢站在失败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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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一状态，我在1988年的时候到了某个临界点，开始参加投资银行职位的面试。那时，走出高盛的办公室而不被发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有人跟我提起过，如果你将你的夹克留在你的办公桌上离开，都没有人会注意到，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快，一个猎头将我介绍给J.P.摩根（现在的J.P.摩根大通）的固定收益团队。他们距离高盛只有一两个街区，于是我就定期走过去参加一系列冗长的面试。面试我的那些银行的人，都在等待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时代的结束，这样他们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投资银行业务中去了。这多少有点让人沮丧：大多数面试我的人更有兴趣问我在高盛的工作，而不是评估我的专业能力。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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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猎头把我介绍给Shearson公司，他们提供给我的职位是在斯坦·乔纳斯领导下，主管一个为债券期货交易提供支持的小团队。那时，高盛只有非常简单的层级，头衔有分析员、主管、副总经理和合伙人。我发现几乎难以理解Shearson提供给我的副总经理的头衔，搞不清楚这个职位背后的等级差别；Shearson公司的科层体系似乎更复杂，更接近贝尔实验室的科层体系。一个在Shearson公司的朋友跟我解释说，有部门层面的副总经理和公司层面的副总经理，而公司层面副总经理要比部门副总经理级别要高。[3]我非常喜欢斯坦，并对他对理论和实践的深刻理解而印象深刻，但我仍没有为离开高盛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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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88年年初的时候，那时RMS的负责人戴维·加贝茨（David Garbasz）将我介绍给汤姆·科拉夫基（Tom Klaffky），科拉夫基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债券组合分析小组团队的主管。尽管所罗门兄弟公司作为一个有着粗俗、野蛮文化的地方，其名声让人可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有着世界上最棒的固定收益交易公司，而且债券组合分析小组里有着华尔街最好的宽客团队。我对去那里工作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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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维的建议下，我给科拉夫基寄出了我的简历。几天以后，我沿着百老汇大街85号走到纽约第一广场去见他。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成名的原因是，他参与了创设了基于国债的零息国库券条子（Treasury Strips）。他现在在马蒂·利博维兹的领导下，掌管着债券组合分析小组，下面还分几个小组。这些小组包括以前由鲍勃·柯普拉许主管的、现在由詹尼特·肖尔斯主管的期权研究小组，还有由迈克·沃德曼主管的抵押贷款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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