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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原定于1928年9月离开朱比角，他指望一旦雷纳和塞尔获释，他就可以回去。他一直向往法国的奢侈繁华，向往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相遇时会礼貌地彼此问候，而不是开枪；在那里，你不会以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时速[8]在大雾中迷失”。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地扎根于冒险生活。他写信告诉母亲，希望9月能回家，但只要局势不明，问题悬而未决，他就有责任留下来。这似乎是他第一次使用“责任”一词，后来证明这个词于他的文字和思考是如此重要，他写道：“有可能，我实际上并非一无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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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遭到泰特斥责，但那年秋天，圣埃克苏佩里将继续证明自己不仅仅有一技之长。另一次出色的救援行动发生在10月，当时他前去救助在朱比角以南一百五十英里处被摩尔人击落的一架西班牙飞机。这一次，他的蛮干冒险为他赢得了荣誉。原因不仅在于救援获得了成功，还在于在公司看来，圣埃克苏佩里让西班牙人丢了颜面，证明了西班牙人是解救两名人质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被囚禁了一百一十七天，快要获救了。在给图卢兹的便条中，泰特对雷纳和塞尔的命运充满忧虑，但10月18日的记录却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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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架西班牙飞机从朱比角出发执行侦察任务，一架发生故障，飞行员迫降，飞机撞毁；摩尔人译员受了重伤，飞行员也受伤了。护航机见状不敢再贸然降落，只好返航。圣埃克苏佩里同第二架西班牙飞机前往救援。第二架飞机着陆时，又撞毁了。圣埃克苏佩里则娴熟地着陆，将两名伤员带回朱比角，之后他再次起飞去救回第二架飞机的人员。与西班牙人高高在上和斤斤计较的态度相比，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应！我立刻忘记了他上个月的冒险带给我的所有麻烦。本中校一定要写下此信，向公司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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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沙漠中所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法国和西班牙的关系，但要消除192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敌意，需要奇迹。两个远离家乡的贵族之间对弈是一回事，宗主国之间完全信任则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西班牙人意识到法国人在西北非的优势，心里怨愤。在返回法国后提交的关于里奥德奥罗的报告中，圣埃克苏佩里提到，一位朱比角的上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西班牙人不愿意帮助法国人，因为空中邮政公司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最终都有利于计划要建设的塞维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在同一份报告中，他还宣泄了对摩尔人的不满。他的看法与同事们的不同，也许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对当地游牧民族的看法更中肯一些，不过，这与他后来在《风沙星辰》中描绘的浪漫画面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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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想去安抚游牧民族，如同没有人想去安抚国际黑社会组织一样。同一个部落的人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也可以是敌人，这取决于时间、地点和当时的情况。摩尔人崇尚力量，只有当谈话意味着强力时，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即便这强力还没派上用场……对于游牧民族，作为稳定社会之基础的情感，“感恩、友谊、尊重等”都失去了意义。他们的社会条件崇尚不同的精神。期待摩尔人懂得感恩是荒谬的，谴责他们忘恩负义也是荒谬的。欧洲意义上的感恩源于一系列社会条件，在这样的社会中交往和需求是固定的；而一个游牧部落明天的需求可能和今天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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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顽固的难题并没有削弱里奥德奥罗在圣埃克苏佩里心中的重要性，他已经在沙漠中度过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在逆境中历练。他第一次生出了他的作品赖以存在的那些想法：责任的重要性、由责任而起的友谊、内在生命的优先性。十三年后，在纽约，有人形容这位知名作家走路时“提着屁股，仿佛在沙漠里行走”。1928年底返回法国时，他身上带着一股异域风情。他不再是一个孤单、笨拙的人，不再顶着贵族头衔，却被沾染污垢的指甲出卖。他是“圣埃克斯”，名声在外。邮航公司不断制造出关于他的神话；有一个不太夸张的故事讲到，在朱比角工作的十三个月里，他救下了十四名飞行员。他自己的写作证实着这些神话：在《风沙星辰》中，他花十四页讲述了自己在沙漠中的三次迫降，其实这三次事件并非都发生于他在朱比角期间。他的英勇事迹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分钟：由于接替他的飞行员在前往朱比角的途中遭遇大雾，飞机坠毁，他返回法国的时间推迟了。（“我注定是不幸的。”即将离任的机场负责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路易·维达尔驾驶飞机，带着非洲邮政航线人员的工资飞往朱比角；结果他非但没能把二万法郎送到——钱被摩尔人偷走了——还花费了公司二万二千六百法郎赎回和营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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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流亡者一样，圣埃克苏佩里也极为怀旧，很快朱比角也染上一层玫瑰色的光晕。在里奥德奥罗的最后几个月，他喜欢嘲笑一所岗哨说，“二百人……住在一座要塞里，从来没有出去过”；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经开始怀念以前的生活。多年来，他一直靠在朱比角积累下来的故事和后来关于沙漠的故事引起别人兴趣，这些故事总是强调戏剧性、异域特质和大自然的把戏，从不侧重英雄主义。他怀念僧侣般的生活。他所有的作品都带着朱比角的影子，尽管并非都是撒哈拉原本的样子。小说《南方邮航》中遍布着空运的黄金、被俘的公主、深埋的宝藏，还有天鹅绒、琥珀和珍珠，其实它们都是沙漠中的稀缺之物。这个“玫瑰和仙女的内在世界”是舶来的；在荒凉的朱比角，它支撑着圣埃克苏佩里。它是圣埃克苏佩里理解摩尔人秘密王国的原因，它是一个人——任何人，哪怕是一个塞内加尔奴隶——内心的宝藏。想到流亡时，他想到的不是朱比角，而是一个有着更多传说、更为神秘的家。木屋仍然是他最爱的家，但他最想念的家却不像那样简陋。他声称这个家比孤独，比沙暴，比沙漠中耀眼的月光更加真实。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仅是门厅，“就比非洲之心更神秘”。它在《南方邮航》和《小王子》中扮演角色；《夜航》的初稿在其中落笔；《风沙星辰》中有对它的细节描写，当时圣埃克苏佩里在夜里迫降在里奥德奥罗的沙漠中。独自在沙漠中，他沉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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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地方有一座园子，长着黑森森的冷杉和椴树，还有一座我喜欢的老房子。它离我很远，不能温暖我的肉体，也不能庇护我……但这些都不重要。它的存在足以填补我的夜晚。我不再是被抛到岸上的这副肉体；我面向自己；我是这所房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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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二章 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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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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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眼里，所有的孩子都充满野性，需要被驯服，需要无情地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去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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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R.皮茨，《寻找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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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9日上午8点，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出生于里昂的佩拉街。他第二天受洗，取名安托万·让-巴蒂斯特·马里·罗歇·德·圣埃克苏佩里，昵称托尼奥。他总说，自己出生在里昂纯属偶然——父母都不是里昂人，全家人几乎没怎么在那里待过——而里昂也似乎听到了他的抗议。里昂对这个名人儿子的诞生是非常谨言少语的，只在市政厅入口上方悬挂了一块匾额作为纪念。这条街叫阿方斯·福希耶大街，短时间内不会有更名之虞。[9]除了对美食的拉伯雷式品位、对法国第一大城市的爱恨交织，圣埃克苏佩里受法国第二大城市的影响很小。在法国这个一切都以巴黎标准衡量的国家——计算距离的起点是巴黎圣母院门前地面上铺嵌的一块小石头——里昂仍然以地方特色为傲。最终，不管圣埃克苏佩里是来自里昂，还是并非来自巴黎，都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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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都是地方贵族，巴黎贵族称这个阶层为“小猎鹰”，是将他们比作一种体形较小、只捕杀小猎物的猎鹰。这个词很准确，它意味着，当地人给予地方贵族的尊重，与有头衔的巴黎人给予他们的尊重是成反比的。巴黎贵族现在只打理他们的酒窖，把葡萄园留给其他人看管。圣埃克苏佩里家族来自法国中部的利穆赞地区，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可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圣埃克苏佩里的祖父迎娶了阿利克丝·布卢基耶·德·特雷兰，她的家族居住在图尔。圣埃克苏佩里母亲的家族是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其父系一方来自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其母系一方是罗马内·德·莱斯特朗热家族，也是南方人，来自维瓦赖，就是现在法国东南部的阿尔代什。父母家族都有头衔和庄园，有时也有财产。圣埃克苏佩里的祖父是伯爵，外祖父则是男爵。家谱的细节对作为飞行员的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无关紧要，他并不沉湎于法国过去的辉煌，只有说起法国现在的弊病时才会非常笼统地谈及。（他作品中仅有几行回忆祖辈的文字，写的不是家族的成就，而是曾祖父的厨子那一成不变的乏味。）然而，他显然有“一个好名字”。父亲的家族出过一位法兰西学术院成员，也出过很多优秀的军官；高祖父曾随拉斐德侯爵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母亲的家族出过一位大主教、一位宫廷大臣、几位杰出的音乐家和多位骑士。圣埃克苏佩里有他非常喜爱的家人，在感情上和物质上极度依赖他们。但他不认为血缘关系本身足以为一个人赢得爱，令他母亲沮丧的是，他甚至不认为它足以赢得礼貌的对待。他从父系家族继承了“奇妙的欢乐”和魅力；从母系家族得到了对音乐、艺术和精神生活的鉴赏力，以及与之匹配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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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外形和身高都像他的父亲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父亲1863年出生在弗洛拉克，当时祖父费尔南是专区区长。后来，一家九口定居勒芒，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任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对于曾在四个不同的区担任区长的伯爵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但它非常稳定，特别是在1870年后刚刚建立的民主世界里。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向让推荐了这个职业，让当时从军官学校辍学参加工作——后来他的弟弟替他赎了这个罪过——1896年到里昂时，他成了太阳公司的督察。尽管他父亲当时负责公司在两个区的业务，在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出生证明上，他父亲却自述为“无业”，这透露了他出生的那个时代的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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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可能是在到达里昂的第一年，遇见了比他小十二岁的玛丽·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两人算是远亲，在玛丽的姑外祖母和教母特里科伯爵夫人的公寓里经人介绍相识，后来伯爵夫人在这个年轻家庭的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伯爵夫人闺名加布丽埃勒·德·莱斯特朗热，1896年时六十三岁。她的丈夫和唯一的女儿都早已去世，女儿是在1869年，没到四岁生日就夭折了。特里科伯爵给遗孀留下一套俯瞰里昂中心的时髦公寓，到了冬天的那几个月，她就住在这里。也许对她来说，更珍贵的是她继承过来的位于城市东北面四十五英里的庄园，1896年6月8日，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和玛丽·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在这座庄园里举行了婚礼。到1897年1月，这对夫妇在佩拉街安顿下来，大女儿玛丽-马德莱娜出生。一年零一天后，即1898年1月26日，二女儿西蒙娜出生，她显然是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光宗耀祖的最佳人选。两个女孩后来成了家中的“姐姐”。1900年安托万出生，1902年家里又添了二儿子弗朗索瓦，1903年5月三女儿加布丽埃勒出生，她是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妹妹，大家叫她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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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3月14日晚，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妻子家附近的火车站候车室中风，这个家庭破碎了。当时他四十一岁。他倒下几分钟后，一位医生赶到了，但没能使这位年轻人苏醒过来；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妻子的怀抱中，在拉福克斯车站接受临终圣礼，当时一列东行的火车到站，很多旅客正走出车厢。孩子们不在他身旁，我们不清楚他们是怎样获知父亲死讯的。安托万那时还不到四岁；他的生活将因为这件他可能并不记得的事情发生重大改变。自那时起，他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一位女性：特里科伯爵夫人。现在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成了一位二十八岁的寡妇，要养活五个孩子，却没有固定的收入，伯爵夫人自己曾两度失去亲人，她同情、支持玛丽。那年一家人离开了佩拉街的公寓，在伯爵夫人的圣莫里斯-德雷芒庄园里借住了六个月，如果让·德·圣埃克苏佩里活着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去那里住。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住在伯爵夫人在里昂白莱果广场的公寓，或者与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的父母住在拉莫勒庄园。拉莫勒庄园在圣特罗佩附近，由修道院改造而成，带有两座中世纪的塔楼和私家热带森林。庄园自1770年以来一直属于圣埃克苏佩里家族，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的葬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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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优雅、温柔地履行了家庭责任。她是一位爱孩子的母亲，永远怀着怜爱、柔情，永远慷慨、尽心，她的这些品质都会在大儿子那里经受考验。她不一味赞同，因此她的祝福很有分量。丈夫去世使她的存在更显眼，这对安托万产生了一种违背物理定律的影响：他对母爱百尝不厌。缺席的父亲会以奇怪的方式在场，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影子很长。他的儿子从未写过丧父之殇——不过其作品可以理解成给失丧的男性亲情谱写的安魂曲——似乎也从未谈起过父亲。即使他不因这个问题而情绪低落，也不遗憾，但私底下他确实在与焦虑作斗争。他认为父亲死于梅毒，并且相信这种疾病是具有遗传性的。这并不是一个离谱的想法，当时梅毒的死亡率达到15%，福楼拜在《庸见词典》中将梅毒定义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得的病。不管怎么说，这种关切不便让人去发挥奇特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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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童年是在圣莫里斯-德雷芒的庄园里度过的。这所房子对圣埃克苏佩里一家来说弥足珍贵，以至于当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被比她更出名的弟弟禁止以家族姓氏发表小说时，她改用了西蒙娜·德·雷芒这个名字。这里是“黑森森的冷杉和椴树”，这里是“秘密王国”，是“玫瑰和仙女的内在世界”。不在其中者难以切身感受到其中魅力。庄园是路易十六时期的漂亮建筑，从里昂乘火车或马车都可以到。特里科伯爵和伯爵夫人在1850年代初买下了它，并在第二帝国的辉煌时期按当时流行的风格重新装修了。宅子的房间大而昏暗，长长的门前走廊镶嵌着木板，寒气逼人，像洞穴一般。房子的右翼俯瞰起伏的山脚，特里科夫妇在这一侧新建了一座小教堂，里面存放着女儿的遗骨。宅子后面是一个生长着美丽椴树的园子。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在圣莫里斯招待父母两个家族，即丰斯科隆贝家和莱斯特朗热家的亲戚；她早就在这里感到宾至如归了。现在，这所房子刚好在复活节前对她的“部落”开放了，一直到10月，它都是圣埃克苏佩里一家的基地。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和大女儿、二女儿在一楼住；三楼是小一些的孩子和女家庭教师的地盘。其中一位家庭教师是奥地利人宝拉，她在这里工作了两年，非常令人怀念。没过多久，安托万的个性力量就显现出来了：三楼的窗户装上了护栏，以防有人夜里在屋顶上跑来跑去。地板上常传来咚咚的跑跳声，尤其是在洗澡时，宝拉或是后来的家庭教师手里握着洗澡绵，奋力追赶光着身子的托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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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奥满头金色鬈发，因此赢得了“太阳王”的绰号。事实上，他正欢快地试着第一次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力。他有专属的宝座，就是一把心爱的绿色小椅子。很快，他的急迫态度让他格外突出，母亲成了暴政的首要目标：“在家里，他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手里拿着那把上了漆的小椅子，这样无论我在哪里，他都可以坐在我身边。”他追着母亲听故事，不听到决不罢休。圣埃克苏佩里夫人鼓励孩子们把她讲的故事生动地表演出来。她要保证儿子们至少沉浸在凡尔纳和安徒生的世界里。因此，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很早就投身文学创作了。圣埃克苏佩里自述六岁开始写诗。家里有三个孩子是作家，但谁也不像安托万一样对第一批听众要求那么高，如果弟弟弗朗索瓦不听他读作品，就会挨他一顿揍。在一位表亲家，他和姐姐西蒙娜成了优秀的导演；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舅舅图书室里所有的历史书、回忆录和冒险故事，以挖掘的故事为基础创作短剧。在众多表亲的协助下，这些短剧上演了，赢得了聚会的大人们的喜爱。圣埃克苏佩里把这番鼓励发挥到了逻辑上的极致。他通常晚上写诗，满屋子找听众。他裹着毯子或台布，叫醒弟弟和姐妹们，给他们朗读自己新写的诗句。遭到大家抗议后，他接着来到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房间，点亮灯，热情地重复刚才的表演，经常要闹腾到凌晨1点。他对多次闯入房间的解释很简单。“突然被叫醒时，人的头脑特别清醒。”他告诉母亲。多年后，他穿过巴黎市或拨打国际长途剥夺朋友一晚的睡眠时，不再以此为借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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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只是对文学怀着激情，他的受害者也不局限于家人。安妮-玛丽·庞塞特的父亲在里昂歌剧院做指挥，安妮每周都去圣莫里斯，教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学习钢琴和声乐。有一天，托尼奥不停地问她活塞是怎么工作的。最后，她不得不板着脸说“够了，托尼奥，你真烦人”，才打发掉了这个热心于当机械师的孩子。在圣埃克苏佩里家，蒙特叙神父的看法很有分量。他每隔一天来圣莫里斯一趟，这家人热情接待他，他则以不断磨炼提升他们的纸牌技艺作为回报。他尤其不能幸免于托尼奥的热情。一天晚上，他被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缠上了，孩子非要给他看自己为飞行自行车设计的发动机，他溜到牌桌上，笃定地说：“安托万在科学方面非常有天赋。”神父的话相当于给年轻的发明家颁发了许可证；他获许继续设计他的奇特装置，他说还需要一台小型热油发动机。大家在村子里四处寻找，最后托尼奥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满心欢喜地调试、把玩了好几个小时。不过，“这个像少了几根触手的章鱼的奇怪东西”终于了结了；一天下午，它在弗朗索瓦面前爆炸，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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