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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二章 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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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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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眼里，所有的孩子都充满野性，需要被驯服，需要无情地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去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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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R.皮茨，《寻找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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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9日上午8点，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出生于里昂的佩拉街。他第二天受洗，取名安托万·让-巴蒂斯特·马里·罗歇·德·圣埃克苏佩里，昵称托尼奥。他总说，自己出生在里昂纯属偶然——父母都不是里昂人，全家人几乎没怎么在那里待过——而里昂也似乎听到了他的抗议。里昂对这个名人儿子的诞生是非常谨言少语的，只在市政厅入口上方悬挂了一块匾额作为纪念。这条街叫阿方斯·福希耶大街，短时间内不会有更名之虞。[9]除了对美食的拉伯雷式品位、对法国第一大城市的爱恨交织，圣埃克苏佩里受法国第二大城市的影响很小。在法国这个一切都以巴黎标准衡量的国家——计算距离的起点是巴黎圣母院门前地面上铺嵌的一块小石头——里昂仍然以地方特色为傲。最终，不管圣埃克苏佩里是来自里昂，还是并非来自巴黎，都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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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都是地方贵族，巴黎贵族称这个阶层为“小猎鹰”，是将他们比作一种体形较小、只捕杀小猎物的猎鹰。这个词很准确，它意味着，当地人给予地方贵族的尊重，与有头衔的巴黎人给予他们的尊重是成反比的。巴黎贵族现在只打理他们的酒窖，把葡萄园留给其他人看管。圣埃克苏佩里家族来自法国中部的利穆赞地区，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可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圣埃克苏佩里的祖父迎娶了阿利克丝·布卢基耶·德·特雷兰，她的家族居住在图尔。圣埃克苏佩里母亲的家族是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其父系一方来自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其母系一方是罗马内·德·莱斯特朗热家族，也是南方人，来自维瓦赖，就是现在法国东南部的阿尔代什。父母家族都有头衔和庄园，有时也有财产。圣埃克苏佩里的祖父是伯爵，外祖父则是男爵。家谱的细节对作为飞行员的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无关紧要，他并不沉湎于法国过去的辉煌，只有说起法国现在的弊病时才会非常笼统地谈及。（他作品中仅有几行回忆祖辈的文字，写的不是家族的成就，而是曾祖父的厨子那一成不变的乏味。）然而，他显然有“一个好名字”。父亲的家族出过一位法兰西学术院成员，也出过很多优秀的军官；高祖父曾随拉斐德侯爵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母亲的家族出过一位大主教、一位宫廷大臣、几位杰出的音乐家和多位骑士。圣埃克苏佩里有他非常喜爱的家人，在感情上和物质上极度依赖他们。但他不认为血缘关系本身足以为一个人赢得爱，令他母亲沮丧的是，他甚至不认为它足以赢得礼貌的对待。他从父系家族继承了“奇妙的欢乐”和魅力；从母系家族得到了对音乐、艺术和精神生活的鉴赏力，以及与之匹配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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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外形和身高都像他的父亲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父亲1863年出生在弗洛拉克，当时祖父费尔南是专区区长。后来，一家九口定居勒芒，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任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对于曾在四个不同的区担任区长的伯爵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但它非常稳定，特别是在1870年后刚刚建立的民主世界里。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向让推荐了这个职业，让当时从军官学校辍学参加工作——后来他的弟弟替他赎了这个罪过——1896年到里昂时，他成了太阳公司的督察。尽管他父亲当时负责公司在两个区的业务，在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出生证明上，他父亲却自述为“无业”，这透露了他出生的那个时代的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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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可能是在到达里昂的第一年，遇见了比他小十二岁的玛丽·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两人算是远亲，在玛丽的姑外祖母和教母特里科伯爵夫人的公寓里经人介绍相识，后来伯爵夫人在这个年轻家庭的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伯爵夫人闺名加布丽埃勒·德·莱斯特朗热，1896年时六十三岁。她的丈夫和唯一的女儿都早已去世，女儿是在1869年，没到四岁生日就夭折了。特里科伯爵给遗孀留下一套俯瞰里昂中心的时髦公寓，到了冬天的那几个月，她就住在这里。也许对她来说，更珍贵的是她继承过来的位于城市东北面四十五英里的庄园，1896年6月8日，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和玛丽·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在这座庄园里举行了婚礼。到1897年1月，这对夫妇在佩拉街安顿下来，大女儿玛丽-马德莱娜出生。一年零一天后，即1898年1月26日，二女儿西蒙娜出生，她显然是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光宗耀祖的最佳人选。两个女孩后来成了家中的“姐姐”。1900年安托万出生，1902年家里又添了二儿子弗朗索瓦，1903年5月三女儿加布丽埃勒出生，她是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妹妹，大家叫她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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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3月14日晚，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妻子家附近的火车站候车室中风，这个家庭破碎了。当时他四十一岁。他倒下几分钟后，一位医生赶到了，但没能使这位年轻人苏醒过来；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妻子的怀抱中，在拉福克斯车站接受临终圣礼，当时一列东行的火车到站，很多旅客正走出车厢。孩子们不在他身旁，我们不清楚他们是怎样获知父亲死讯的。安托万那时还不到四岁；他的生活将因为这件他可能并不记得的事情发生重大改变。自那时起，他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一位女性：特里科伯爵夫人。现在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成了一位二十八岁的寡妇，要养活五个孩子，却没有固定的收入，伯爵夫人自己曾两度失去亲人，她同情、支持玛丽。那年一家人离开了佩拉街的公寓，在伯爵夫人的圣莫里斯-德雷芒庄园里借住了六个月，如果让·德·圣埃克苏佩里活着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去那里住。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住在伯爵夫人在里昂白莱果广场的公寓，或者与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的父母住在拉莫勒庄园。拉莫勒庄园在圣特罗佩附近，由修道院改造而成，带有两座中世纪的塔楼和私家热带森林。庄园自1770年以来一直属于圣埃克苏佩里家族，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的葬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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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优雅、温柔地履行了家庭责任。她是一位爱孩子的母亲，永远怀着怜爱、柔情，永远慷慨、尽心，她的这些品质都会在大儿子那里经受考验。她不一味赞同，因此她的祝福很有分量。丈夫去世使她的存在更显眼，这对安托万产生了一种违背物理定律的影响：他对母爱百尝不厌。缺席的父亲会以奇怪的方式在场，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影子很长。他的儿子从未写过丧父之殇——不过其作品可以理解成给失丧的男性亲情谱写的安魂曲——似乎也从未谈起过父亲。即使他不因这个问题而情绪低落，也不遗憾，但私底下他确实在与焦虑作斗争。他认为父亲死于梅毒，并且相信这种疾病是具有遗传性的。这并不是一个离谱的想法，当时梅毒的死亡率达到15%，福楼拜在《庸见词典》中将梅毒定义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得的病。不管怎么说，这种关切不便让人去发挥奇特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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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童年是在圣莫里斯-德雷芒的庄园里度过的。这所房子对圣埃克苏佩里一家来说弥足珍贵，以至于当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被比她更出名的弟弟禁止以家族姓氏发表小说时，她改用了西蒙娜·德·雷芒这个名字。这里是“黑森森的冷杉和椴树”，这里是“秘密王国”，是“玫瑰和仙女的内在世界”。不在其中者难以切身感受到其中魅力。庄园是路易十六时期的漂亮建筑，从里昂乘火车或马车都可以到。特里科伯爵和伯爵夫人在1850年代初买下了它，并在第二帝国的辉煌时期按当时流行的风格重新装修了。宅子的房间大而昏暗，长长的门前走廊镶嵌着木板，寒气逼人，像洞穴一般。房子的右翼俯瞰起伏的山脚，特里科夫妇在这一侧新建了一座小教堂，里面存放着女儿的遗骨。宅子后面是一个生长着美丽椴树的园子。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在圣莫里斯招待父母两个家族，即丰斯科隆贝家和莱斯特朗热家的亲戚；她早就在这里感到宾至如归了。现在，这所房子刚好在复活节前对她的“部落”开放了，一直到10月，它都是圣埃克苏佩里一家的基地。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和大女儿、二女儿在一楼住；三楼是小一些的孩子和女家庭教师的地盘。其中一位家庭教师是奥地利人宝拉，她在这里工作了两年，非常令人怀念。没过多久，安托万的个性力量就显现出来了：三楼的窗户装上了护栏，以防有人夜里在屋顶上跑来跑去。地板上常传来咚咚的跑跳声，尤其是在洗澡时，宝拉或是后来的家庭教师手里握着洗澡绵，奋力追赶光着身子的托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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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奥满头金色鬈发，因此赢得了“太阳王”的绰号。事实上，他正欢快地试着第一次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力。他有专属的宝座，就是一把心爱的绿色小椅子。很快，他的急迫态度让他格外突出，母亲成了暴政的首要目标：“在家里，他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手里拿着那把上了漆的小椅子，这样无论我在哪里，他都可以坐在我身边。”他追着母亲听故事，不听到决不罢休。圣埃克苏佩里夫人鼓励孩子们把她讲的故事生动地表演出来。她要保证儿子们至少沉浸在凡尔纳和安徒生的世界里。因此，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很早就投身文学创作了。圣埃克苏佩里自述六岁开始写诗。家里有三个孩子是作家，但谁也不像安托万一样对第一批听众要求那么高，如果弟弟弗朗索瓦不听他读作品，就会挨他一顿揍。在一位表亲家，他和姐姐西蒙娜成了优秀的导演；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舅舅图书室里所有的历史书、回忆录和冒险故事，以挖掘的故事为基础创作短剧。在众多表亲的协助下，这些短剧上演了，赢得了聚会的大人们的喜爱。圣埃克苏佩里把这番鼓励发挥到了逻辑上的极致。他通常晚上写诗，满屋子找听众。他裹着毯子或台布，叫醒弟弟和姐妹们，给他们朗读自己新写的诗句。遭到大家抗议后，他接着来到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房间，点亮灯，热情地重复刚才的表演，经常要闹腾到凌晨1点。他对多次闯入房间的解释很简单。“突然被叫醒时，人的头脑特别清醒。”他告诉母亲。多年后，他穿过巴黎市或拨打国际长途剥夺朋友一晚的睡眠时，不再以此为借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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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只是对文学怀着激情，他的受害者也不局限于家人。安妮-玛丽·庞塞特的父亲在里昂歌剧院做指挥，安妮每周都去圣莫里斯，教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学习钢琴和声乐。有一天，托尼奥不停地问她活塞是怎么工作的。最后，她不得不板着脸说“够了，托尼奥，你真烦人”，才打发掉了这个热心于当机械师的孩子。在圣埃克苏佩里家，蒙特叙神父的看法很有分量。他每隔一天来圣莫里斯一趟，这家人热情接待他，他则以不断磨炼提升他们的纸牌技艺作为回报。他尤其不能幸免于托尼奥的热情。一天晚上，他被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缠上了，孩子非要给他看自己为飞行自行车设计的发动机，他溜到牌桌上，笃定地说：“安托万在科学方面非常有天赋。”神父的话相当于给年轻的发明家颁发了许可证；他获许继续设计他的奇特装置，他说还需要一台小型热油发动机。大家在村子里四处寻找，最后托尼奥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满心欢喜地调试、把玩了好几个小时。不过，“这个像少了几根触手的章鱼的奇怪东西”终于了结了；一天下午，它在弗朗索瓦面前爆炸，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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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工程师毫不畏缩，继续设计飞行自行车。那时，萨冈亲王踩着脚踏板、骑着“钢铁小精灵”穿过布洛涅森林刚过去二十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也才九年，这么想来，飞行自行车似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混合体。圣埃克苏佩里用村里木匠设计的柳条支架，把旧床单绑在自行车上；尽管是从陡峭的斜坡上冲下来，并且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也狂踩脚踏板，他到底没能飞起来。（他的尝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事实上，九年后一个法国人骑着一辆双翼无桨自行车在空中飞行了四十英尺。）圣埃克苏佩里二十八九岁时驾驶的飞机不比当年他设计的飞行器复杂多少。休假时，他会回到圣莫里斯，去缝纫室坐在玛格丽特·沙佩（又叫莫伊茜）身旁，激动地对她讲起自己才结束的艰苦工作。玛格丽特是这里的管家，1914年房子里的德国员工被换掉时，她就来到了圣埃克苏佩里家。在《风沙星辰》中，他写了玛格丽特令人失望的反应：“你会说我一点也没变。小时候我就撕破过衬衫——‘多可怕！’——摔破过膝盖，晚上回家来包扎。不，夫人，不！我不是从园子那头回来，而是从世界那头回来！……‘当然！’你会说，‘男孩们总是跑来跑去，摔断骨头，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村里一个孩子记得托尼奥正像他自己描述的一样，总是至少扎着一条绷带。）在姐姐西蒙娜的记忆中，弟弟和管家的会面是另一番景象：年轻的飞行员还是老样子，喜欢用他在异教徒地盘降落的故事来折磨脆弱的莫伊茜。“安托万任性又充满想象力，总能得逞。”她说。所有证据都支持西蒙娜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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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发明飞行自行车，对十二岁的男孩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总的来说，圣埃克苏佩里童年着迷的爱好与他生活的时代、成年后的癖好确实联系很紧密。他出生那年——当时法国唯一飞上天的人，驾驶的是人们所说的“机械蝙蝠”——马可尼的电报、X光和城际电话首次出现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这届博览会首次展示了各种自行车和汽车。在安托万视为珍宝的发动机被没收前，安托万和弗朗索瓦（虽然不大情愿）合力把它装配起来，为一个灌溉系统提供动力。他们想种植蔬菜，以高价卖给唐特·特里科。后来发动机爆炸，被没收了，他们的规划也宣告失败。这次创业失败了，但圣埃克苏佩里对表弟说，他们终有一天都会成为园丁，后来他也多次表示园艺才是他真正的使命。园艺意象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对女人的最高赞美是将她比作绿地、花坛或是受到精心照料的花园，这对一个试图尽可能少在地球上停留的男人、对一个从二十多岁起就对椴树严重过敏的男人来说，真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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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都特别喜爱动物，但这种喜爱并没有完全得到回报。一只燕子从巢里掉下来，孩子们喂它吃红酒泡过的面包，希望它恢复，然而事与愿违，燕子因消化不良死了。圣莫里斯的田鼠更喜欢自由，而不是被关在一个存满食物的储藏室里。驯养的蟋蟀在纸盒里挣扎、死去；据诊断，它们口干舌燥，所以被小心翼翼地浸在水里，结果淹死了。圣莫里斯的蜗牛对为它们设计的土窝不感兴趣；有一年，经过训练、为圣埃克苏佩里夫人贺寿的蜗牛，趴在起跑线上一动也不动，或许是由于比赛中它们被染成不同的颜色，因油漆无法呼吸。在《小王子》的读者中，鲜有像宝拉这样对圣埃克苏佩里独具一格的写作不感到意外的：这本书很容易让她想起安托万童年时的想法。“他经常问我，如果我是狮子、大象、猴子，我会做什么。他专心致志地听我讲我当野兽的生活。”宝拉记得她和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在拉莫勒庄园散步的时光，陪伴他们的还有姨妈马德莱娜·德·丰斯科隆贝的一只猫、几条狗和几只拴着绳子的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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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小时候便展现出了成年后的一些习惯。他在餐桌上还是那样热情洋溢。一天，他从山上散步回来，坐在午餐桌旁，懊悔地承认，他刚刚在园丁家吃了四个生鸡蛋。但他的胃口似乎并未受忏悔影响。早些时候，三个最小的孩子是和家庭教师在厨房里吃饭的，即使这样，在隔壁用餐的大人们还是难免为穿透力极强的尖叫——“不要胡萝卜！”——困扰。（多年后，圣埃克苏佩里对一个姐妹说“你不再爱我了”，因为这个姐妹居然给他吃他最讨厌的青豆，这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种背叛。）他的房间总是乱糟糟一片，只有加布丽埃勒获得特许可以来整理。西蒙娜记得，那是因为仆人们拒绝帮他整理。她弟弟把纸稿放在一只有天鹅绒衬里的小箱子里；只有等箱子关不上了，他才会考虑做必要的分类整理。他坐在那里，周围散落的珍贵文件几乎铺满房间的地板，这时候他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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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被管教约束。在少数情况下，母亲会失去耐心，用拖鞋打他或者吓唬他说当天的饭［午后零食］会比平时“简单”。有一个法子能让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安静下来：一位姨妈记得她曾让安托万用奶瓶给小表妹喂奶，他表现得“无限温柔”。两个小家伙都很安静，整整一小时都没听到一点声音。姨妈承认，除此之外，“他是一等一的恶魔”。在他母亲眼中，他是个吵闹的孩子，但也不乏爱幻想和感性的一面。他能想到的最大苦难——这是在贡布雷村诞生之前——是没有得到一个晚安吻就要去睡觉。后来他深情地写道：“母亲，您来到我们身边，俯下身子，为您的小天使们护航；保证旅途平安，所以没有什么敢惊扰我们的美梦，您抚平了每一条皱纹、每一个折痕、被子上的每一道凸起。”他既专横、控制欲强，又细腻敏感，常常需要得到别人的赞许和理解。这一切，他都指望母亲给予他。可以说，在这方面其他女人都无法与他母亲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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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是我们心目中典型母亲的化身：她总是满心牵挂和同情；她拥有超越理性的智慧；她的善意是珍爱的、有益的、持久的。即使长子的名望让其他孩子的成就黯然失色，她也不愿意区分对每个孩子的忠诚：“安托万当然有才华，但我所有的孩子都才华横溢。我不能说，安托万从小比其他孩子更有才华。”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作曲家，她自己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音乐家，每周日她都去村里的教堂演奏风琴。似乎正是她以训练有素的女低音让圣莫里斯庄园充满音乐。安德烈·德·丰斯科隆贝是她兄弟的儿子，比安托万小九岁，他在圣莫里斯度假时，也被那里“浓厚的音乐氛围”打动：“房子里回响着雷纳尔多·哈恩、福雷、舒曼、舒伯特或马斯奈的旋律。”在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指导下，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他们学会了许多中世纪的曲子，这些曲子构成了圣埃克苏佩里所有曲目的核心，后来他曾到母亲意想不到的地方表演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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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位颇有才华的粉画家，一生都在作画。1929年，在《夜航》评审期间，她向里昂市出售了三幅画作。这让圣埃克苏佩里自豪地说：“我们一家多么了不起！”1967年，在九十二岁高龄，她出版了一部诗集。这是她的第二部诗集，大多是关于孩子们和在圣莫里斯的岁月。她和儿子一样，非常感性。在作品《欺骗》中，她写了童年时的失望。1881年，两位“王子”——实际上是沙特尔公爵和巴黎伯爵——要来参加晚宴。她期待了好几天，最后不情愿地承认，两位访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什么？这个人，是王子？他看起来真普通！我好想对他吐舌头！”对习俗的戒心不是她给儿子的唯一馈赠。一位侄女记得她极具魅力，但常常语焉不详：“她的来信令人愉快，但有时信息不怎么准确……在告知加布丽埃勒刚生了宝宝的消息时，她写道‘迪迪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没有具体说迪迪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对精确也没有概念。她不擅长财务，这倒不意外，她是一位二十一岁结婚、八年后独自养育五个孩子、喜欢裁剪精良的长裙的女子，也并非在女性自始至终以家庭为重的传统环境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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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在经济和住房方面受惠于自己的家族——她偶尔会情绪低落——但她从不表现出来。她身体不太好，不过最后还是比自己的三个孩子活得更长。1913年3月，她带着两个儿子到法国北部待了十天，与儿时的密友住在一起。这位朋友也是寡妇，有四个孩子。梅尼尔·杜比松伯爵夫人在她的日记中写过，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眼睛和腿都出了问题。她认为，这次旅行——包括前往圣米歇尔山的朝圣之旅——对朋友的身体和道德都大有裨益。一行人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唱歌（安托万的声音赢得了不同寻常的称赞），并与来访的神父一起参加弥撒。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信仰很坚定。她健康状况不佳，又多次失去亲人——1907年2月，在丈夫去世三年后，她又失去了父亲——这些都令她更为虔诚。借由“对天主教的真正财富的尊重”，她的人生和家人简单地维系在一起。她的精神世界——即使不完全是她的信仰——深深地影响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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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不同，特里科夫人对于信仰的态度更宽松，但家教则比较严。每天晚饭后，家人必须一起去圣莫里斯教堂祈祷，但在仪式上，圣埃克苏佩里却发现她表现得出奇地随意：“事实上，仪式让她觉得有点无聊。她离开休息室时开始大声祈祷，吸引了她身后所有祈祷者的注意；然后，她跪下，再站起来，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在圣莫里斯村，她像地方官一样管事，但圣埃克苏佩里一家来了以后，她在自己家里就没那么大权威了。她全心收养了圣埃克苏佩里夫人，也因此接纳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大女儿玛丽-马德莱娜，这个柔弱的女孩甚至更加受她宠爱。1920年特里科夫人去世时，将圣莫里斯连同其二百五十公顷的土地留给了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并留给玛丽-马德莱娜一大笔钱。她对两个曾侄外孙们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在她看来，他们“吵闹、粗俗、脏乱、不听话，破坏或者弄脏他们碰到的一切东西”。她基本上尽量避免与他们相处。“我的两个弟弟，”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承认，“的确令人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像很多精力过于旺盛，又没有父亲管教的孩子一样。他们打得很凶，谁也管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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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族的共识是，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被惯坏了。这些孩子完全没有规矩，这意味着他们不喜欢那些和母亲不同、更愿意管教他们的长辈。圣埃克苏佩里对圣莫里斯湖南面中央走廊的记忆终生挥之不去，为这记忆奠定基色的是舅舅于贝尔。于贝尔舅舅是典型的“严厉形象”，他与另一位舅舅在走廊上踱步，而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托尼奥则蜷缩在暗处。“这个人一生中从未亲切地揪过小孩子耳朵或捏过小孩子脸颊，总是在我淘气时凶巴巴地皱着眉头威胁我：‘下次再去美国时，我会带回一台鞭打机。美国机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美国孩子是世界上最听话的。’”一位堂弟记得，十一岁的安托万总是喜欢和人争论。最常与他争吵的人是他的祖父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他和祖父度过几次假。“我祖父和安托万在这一点上很像，”堂弟回忆道，“他俩都来自南方，都非常喜欢高谈阔论，但我祖父认为只有大人才有权参与谈话，孩子们不能插话，乖巧地在旁边听就是了。安托万绝不相信年轻人就该沉默。这种歧见常常引发互相指责。”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微笑着向她儿子的一位密友说起她夫家的氛围：“就像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统治。”一位叔叔曾经公开断言，圣埃克苏佩里家的男孩们将一事无成。四十二岁的圣埃克苏佩里借《小王子》中的讲述者给出了回应：“我在那些大人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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