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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成人世界时，圣埃克苏佩里常常遵从青少年时期的想法。他自己的叙述是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他童年时光的最好描写。虽然他的一些自传性片段触发了一系列记忆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回避的问题，却有助于明确什么对他来说最重要。他母亲能证明他写的东西大多是真实的，即使她可能会将圣埃克苏佩里认为的冒险称为愚蠢；像所有人一样，她明白尽管儿子写的东西包含一些创造性成分，但他断然不会胡乱编造。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对圣莫里斯岁月的描述也印证了她弟弟勾画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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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童年时受到家人的耳濡目染，也受到更加低微的动植物世界的影响，对我们来说，这个动植物世界就是圣莫里斯和它的园子。天气好时，我们在丁香树丛中建造树屋和木屋，用青苔做地毯……下雨时，我们玩哑谜猜字游戏，或者去阁楼探秘。我们不顾扬起的灰尘和掉落的石膏，在墙壁和旧梁的裂缝间寻找宝藏，因为我们认为每座老房子都藏着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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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无论在哪里，都对宝藏充满兴趣。这常常是他唯一的行囊。他在《小王子》中提醒我们，宝藏是否被发掘并不重要；只要它存在就给房子施了魔咒。他对一所“没有秘密，没有隐秘处，没有神秘性……没有地下密室、埋藏的箱子和宝藏的房子”毫无兴趣；对于朋友他也有类似期望。在《夜航》中，“寻找黄金宝藏”的地点转移到了天空，但在《南方邮航》中它仍实实在在是在大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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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时，我们在阁楼上的木制品中找到了避难所。死鸟、爆裂的老树干，奇装异服——人生的舞台侧景。我们所说的宝藏，老房子的秘密宝藏，是隐藏着的。童话故事里将它描写得如此美妙，有蓝宝石、蛋白石、钻石，它闪着柔和的光。这是每一堵墙、每一条梁存在的理由。巨大的横梁守护着房子，像在抵抗着我们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是的，抵抗的是时间。因为时间是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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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虽不安分，但并不急着长大，或急着争取自由。在圣莫里斯的花园里，在母亲宽容的眼神里，他享有充分的自由。后来他发现宿敌不可回避，世界如此严酷时，选择重返儿时的园子。他一封又一封地给母亲写信，说母亲是他的避难所、他的安全保障、他的“平静之源”、他的“柔情泉源”、他的“全能支持者”。1931年，他在信中对母亲说“我生病时、悲伤时、孤独时，想到的人都是您”，当时他才结婚不久。前一年，他寄了一封特别伤感的信给母亲：“教会我‘无垠’之意义的不是银河系，不是飞行，也不是大海，而是您房间里的第二张床。生病是一件多好的事啊，我们每个人都盼望着轮到自己生病。那张床是一望无际的海洋，流感让我们获许进入其中。”在更加艰难的时刻，他描写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去执行飞行任务的情形，如同“被人从母亲的怀里拉走”。浓烈的母爱于他是一件温暖的披风，无论走到哪里都穿着，年龄越大裹得越紧。1940年，他驾驶飞机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时，一边思索着自己的墓志铭该怎么写，一边自问：“一旦你长大成人，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谁能抵挡一个曾经被全能的宝拉紧握小手的男孩？”被困在撒哈拉沙漠中时，他也这样回想起莫伊茜和她的一大堆亚麻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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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莫里斯的女性为圣埃克苏佩里提供的“主权保护”，现在延伸至对房子本身的记忆：他仿佛退回过去，进入一个备受呵护的世界。他声称从莫伊茜那里懂得了“永恒”，此外还从两位舅舅在圣莫里斯走廊上踱步中体味这个概念，“如潮涨潮落”，他如此哀叹法国的未来。他珍视那些夜里从窗口透进他位于三楼的房间的神秘事物。在利比亚，在危地马拉，还有独自在撒哈拉时，当他情绪低落，干净平整的白床单带给他慰藉；他在第一本小说和最后一部作品——他逝世二十多年后才出版——中都曾写到白床单。二十九岁时，他给母亲写信说，在熟识之物中，给他最多回报、最可信赖、最亲切的是“圣莫里斯楼上房间里的小火炉。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只小火炉一样，让我如此确信存在……不知道为什么，但它让我想到一条忠犬。小火炉保护我们免受一切困苦。我从未有过这样一位好朋友……”。他甚至会在战时的家书中向妻子赞扬它一贯的忠诚：“你一定像我童年时圣莫里斯的小火炉，冬夜里窗子结了一层冰，小火炉在我房间里安静地散发热气。我会醒来，听小火炉圆鼓鼓的肚子发出呼呼的声音。我感到自己被这个小家神保护着，很开心自己还活着，便接着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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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每一部作品之下都汩汩流淌着他奇妙的童年生活。这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但失落的世界也可能令人迷惑。对一个头脑特别抽象的人来说，失落的世界似乎比手头的工作更加引人入胜。“这个童年记忆的世界，”他三十岁时告诉母亲，“在我看来，永远比另一个更真实。”后来，他在同一封信里补充说：“我不确定在童年之后，我是否生活过。”当时他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边尝着思乡之苦，一边开始创作《夜航》，这部书的初稿是以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形象开篇的。仿佛沙暴、异教徒部落和沙漠中的机械故障都是一场梦，而莫伊茜的洗衣间才是持久的现实。被波德莱尔称为天分的能力——随意寻回童年——证明既是一种诅咒，又是一种祝福：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来说，这是一个他常常陷入懊悔的理由。三十八九岁时，有一次，他一出现孩子们就尖叫起来。他郑重地评论说：“有一件事总是让我难过，那就是长大。”成年于他而言是一种放逐，远比在朱比角度过的漫长而孤寂的数月更令人痛苦。《小王子》中的讲述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非常孤独，直到他遇到小王子，另一个世界的使者，在那个世界里，孩子们可以思考严肃的问题，同时保持童真并且无须付出任何代价。成年后圣埃克苏佩里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圣莫里斯的亲人那样，包容他犯错、提要求、保持思想独立。快乐的童年也会捆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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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三章 天地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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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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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知识的渴望是时断时续的，但我想把大脑沉浸在我双脚未曾到达的氛围里的渴望持续不断、永恒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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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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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夏末，圣埃克苏佩里夫人举家北迁至勒芒，这是一座有七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位于巴黎西南面一百四十英里处。这里是她公公结束政治生涯后定居的地方。他的两个女儿也在这座城市。圣埃克苏佩里讲话时总是提到勒芒或法国西部，而不是里昂，这算是对父系家族的敬意吧。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搬家是为儿子们的教育考虑。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曾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圣克鲁瓦圣母学院，他的孙子们也在10月入读耶稣会学校。堂兄居伊·德·圣埃克苏佩里比安托万早一年上学。圣埃克苏佩里显然此前在里昂的一所教会学校圣巴泰勒米山学习过一两年，所以他被安排在第七班，相当于六年级。那是一所二百五十人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有一半学生是寄宿生。或许是为了欢迎他加入，或许为了让他始终是一个新生，同学们很快将他的名字戏称为“塔塔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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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家位于克洛-马戈街21号，是一所带小花园的普通公寓，但并不是一派秩序井然的样子。这可能是由于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时常不在家，男孩们由婶婶照顾。家里唯一的时钟好像坏了。住在城北的邻居保罗·戈尔捷也是圣克鲁瓦学院的学生，每天早上和安托万一起步行二十五分钟去上学。两人定好7点半出发，这样就能赶上8点上课。每天一大早，圣埃克苏佩里就来到戈尔捷家门口，问几点了，每次都是6点到6点半之间。至少有一次，圣埃克苏佩里提到他家在克洛-马戈街的房子里没有钟。不过，这个解释恐怕不可信，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吃完第二顿早餐才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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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芒的头几年，圣埃克苏佩里学业并不突出。关于这一点，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说得简单直接，她断言弟弟“绝不是神童”。圣克鲁瓦学院的神父们开设了很多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他们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善良而聪明，但常常注意力不集中，是个坐不住的孩子”。圣埃克苏佩里常常在课后被留下来，原因很多：数学考试连续几次不及格、注意力不持久、书桌太乱、衣冠不整，等等。他的成绩波动很大，在“总体行为”以及“秩序、仪表和整洁”方面分数令人失望，但他的总体表现比这些分数给人们带来的预期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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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九岁至十五岁生活在勒芒，对这段生活的描写更契合一位内向的哲学家，而不是圣莫里斯那个喧闹的发明家：他姐姐认为，离开家庭的温暖后，他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孩子。让-马里·勒列夫尔1905年入读圣克鲁瓦学院，他回忆说圣埃克苏佩里这位新同学郁郁寡欢，不爱笑。老师们觉得他“恍惚、耽于沉思”。很少有同学能理解他这样的性格，他们开玩笑说他在“神游”。他不喜欢同学们嘲笑他，但也很快就消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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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学上花费的功夫并不总对学习有用，但在圣克鲁瓦，他的文学修习从未松懈。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与母亲通信。在他上学期间，母亲有时在圣莫里斯，有时在拉莫勒庄园。最早、最长的信里有一封写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去索莱姆的本笃会修道院实地学习，此行影响了他的一生。十三岁时，他找到让-马里·勒列夫尔，询问勒列夫尔是否愿意合办一份他正在编的杂志。圣埃克苏佩里已经招了一位体育作家、一位讽刺漫画家和几位专栏作家，但他把卷首页和诗歌专栏预留给了自己。这份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编辑们却因此招来警察，遭到数小时拘留。不过第二年，他获得了热门的年度最佳写作奖。这一年，圣埃克苏佩里在马戈塔修士的指导下，第一次对课程发生了兴趣。勒列夫尔记得他是一位难得的鼓舞人心的教师，他本可以向人夸耀，圣埃克苏佩里的第一篇航空故事是写给他的，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安托万跟随法语老师洛奈修士学习时，他的修辞学老师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学家，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1914年，他写了一篇短文《一顶帽子的漫长旅程》，巩固了他在洛奈班上的声名。勒列夫尔回忆道，老师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让我们阅读、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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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文学上的最初名望是凭借一顶礼帽的自传赢得的。这顶帽子讲述它诞生于一家工厂，然后到了巴黎最大的帽子店，展示在橱窗里，所有经过橱窗的人都仰慕它的优雅，它“平和宁静地生活，等待步入世界的那一刻”。一天晚上，一位绅士买下了它。这位绅士是如此尊贵，以至于店主将要价翻了倍，“因为他的座右铭是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或一张钞票”。这顶礼帽跟随绅士到俱乐部，初次亮相就赢得了一致赞美。有那么几个月，它过着娇宠的生活，每天都有仆人用毛刷把它悉心清理两遍。然而，帽子被绅士作为新婚礼物送给自己的马车夫后，它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天，我三次滚进泥坑，更残酷的是，甚至没有人帮我擦去泥水。”为了报复新主人对它的忽视，帽子缩水了。然而，它的小聪明却事与愿违，它被以六法郎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二手服装商人，“一个可怕的犹太人”，十四岁的圣埃克苏佩里写道。在下一笔交易中，它的价格降到了不到三法郎，这使得新主人一点也不重视它。令人高兴的是，它在这位主人手里没待多久，就被一阵狂风吹到了塞纳河上的鸟群中。它随水中的鱼漂游，又落入收破烂人之手，被放进一间昏暗肮脏的小屋，这小屋是“非洲国王们的豪华服装仓库”。很快，礼帽克服了对新主人的恐惧，他是这个国度最强大的王子，礼帽发现主人摸过的东西不会因此而褪色，也就安心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礼帽写下这些话，希望能传回法国去，这样它的同胞们“会知道在我身处的国家，不戴帽子的风尚永远不会扎根；等我没用了，也可以成为受人崇拜的文物，因为我曾经为卓越的主人，尼日尔国王巴姆-布姆二世的脑袋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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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把《一顶帽子的漫长旅程》还给圣埃克苏佩里，给了相当于A-的成绩。洛奈的评语是：“拼写错误过多，风格时而笨拙。”圣埃克苏佩里怀有那个时代的文化成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家里接受了很多政治方面的观念，因为他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是如此的；只有享受特权者才把孩子送去耶稣会学校。十四岁时，他可能遇到过几个亲德雷福斯的人，但没有接触过共和国的拥趸。从文学而不是从政治角度看，这篇短文可以说充满了预见性：圣埃克苏佩里将赌上名誉，忠心服务一位主人；他仍将痴迷时间的流逝。奇妙的想象，以及对成年人道德习俗异想天开的控诉，将成为他的生活和文学作品的标记。他也会去非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被风吹去的，稍后小王子也“趁一群野鸟迁徙的机会离开了”。在这样的旅程中，圣埃克苏佩里会摆脱时代的偏见。然而，可以公平地说，圣克鲁瓦的普通学生——十四岁的法国人已经足够大，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了——无疑是君主主义者，特别是当时正处于政教刚刚分离的时期。政教分离使圣克鲁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所学校依据政令要搬迁到更朴实的地段，它的申诉未能获批。没有理由认为，在青少年时期，圣埃克苏佩里的立场会异于学校中盛行的君主制度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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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芒，他一直保持着早年的文学习惯。奥黛特·德·西内蒂是他家朋友的女儿，年长他两岁，她的兄弟们也在圣克鲁瓦圣母学院念书，她清楚地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到她家庄园做客的情形。他对这位出名的金发美女表达仰慕之情的方式，我们很熟悉。安托万“写诗，写悲剧，坚持要读给我们听。说实话，在那个年龄，我们更愿意玩，而不是听。这并没有阻止他经常跟着我。他手里拿着自己的作品，边走边慷慨激昂地朗读”。多亏奥黛特·德·西内蒂，圣埃克苏佩里很多早期的诗得以保留下来。洛奈修士不会过多关注拼写错误的数量，而是对这位年轻诗人浪漫主义的深度印象深刻，他的作品显然有19世纪大师拉马丁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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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芒之外西内蒂的家里，西内蒂家和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一起上舞蹈课。安托万把它作为任务，也跟着跳。他特别讨厌方阵舞，但他们恰恰跳得最多。奥黛特·德·西内蒂很倒霉，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固定搭档，她说：“他跳舞时怀着最大的恨意，像一只熊似的挪来挪去。”在勒芒，也是他的笨拙而不是他的学术才华令人们印象更深。他的钢笔总是出毛病，这件事众所周知。当时，钢笔才发明，很受追捧，在他手里却成了愤怒的对象。他在骑自行车方面也没什么才华。他多次与让-马里·勒列夫尔骑行，通常他都落在后面，一旦他的自行车出了问题，就得找朋友来帮忙修理。显然，这并没有阻止他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弄脏手，有时他的手甚至比我们的还脏”。一个备受青睐的目的地是勒列夫尔家在勒芒以南五英里的乡居，坐落在米萨讷森林的松树林里。这片森林附近的小村子于诺迪埃里面有一条跑道。这个半英里长的赛马场开拓自一片松林荒地，是一处神圣之地，不过安托万错过了一年前它的封圣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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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8日，周六，两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勒芒，尖叫着：“他飞了！他飞了！”这一次长辈也和他们一样充满了热情。大家刚刚见证了开启欧洲航空时代的盛事。威尔伯·莱特在于诺迪埃跑道上空飞行两圈，控制良好，用时1分45秒。在法国，这不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飞行（这一年，每个月都有人声称创造了新的飞行纪录，达到15分、16分半或20分）；对莱特来说，这也不是他迄今时间最长的飞行。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是例行表演的飞行，对法国人来说简直是奇迹。法国人觉得，飞行更像是一个笨拙拉升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控制的问题。法国人也飞行过，但他们的飞机起飞很慢，摇晃得厉害，着陆也不可靠；他们没想过尝试绕着四面环树的空地飞行。那天在于诺迪埃，从没有人见过斜飞或急转弯，几乎没有人想到威尔伯·莱特能那样飞行；法国媒体称他为“杂技演员”和“戏耍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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