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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影响也颇具讽刺意味。这段感情的结果是,她的前未婚夫更深地陷入了自己原本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世界。从1923年秋到1924年秋,他每天早晨都要到蒂伊勒里·布瓦龙酒店五楼的小隔间报到。没过多久,他就得出结论:“我不适合这间二十平方英尺[19]的办公室。”他称这里为牢笼。他忙于簿记和整理文件,感觉这是一项特别繁重的任务,因为他认真归档的文件再也不会有人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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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主要消遣是无聊地催促手表的指针转快点。他美化这种无聊,对萨勒吹嘘道:“为了让时间过快点,我想尽了办法。我现在可是这方面的专家。”盯着窗外院子另一边的围墙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是把一项紧急任务留到最后一分钟去做。这个时候,在主管的严密监视下,手表指针会像风车一样转得飞快。“现在11点10分整。现在11点11分整。现在11点12分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爬一段没有尽头的楼梯。现在是11点13分过几秒……想起刚才是差4分10点,我就有了希望;看来我能坚持到中午。”他没有同事来听他吐苦水;手表的秒针是他最好的朋友,是唯一能让他感到时间流逝的物件。他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写诗、吃午饭、参观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还可以谈情说爱。只有在口袋里只剩下三法郎五十生丁的时候,他才会想起应当遵循的道德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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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欣然承认这份工作“像晚礼服一样”适合他。不过雇主也不是傻子。圣埃克苏佩里喜欢趴在办公桌上睡觉,他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管用的时间消磨法。不过,他最后只好改掉了这个习惯。那天老板和一群主管来巡视,看到了这位熟睡的员工。当时圣埃克苏佩里从梦中惊醒,尖叫了一声“妈呀”,大家面面相觑。管理者们可能觉得他疯了,不过还是留用了他,甚至还对他放宽了限制。1924年夏天,他被公司派去巴黎展览会,在展位上骄傲地展示产品。“您要是在那里看到我,您会笑出声来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那年6月,公司让他给工厂拍一些航拍照片,当时他一定也笑出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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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的世界闪闪发光,生活却并不如此。这位年轻的办公人员几乎无家可归。他在普里乌上尉那里住了几个月,那时普里乌上尉刚从摩洛哥回来,住在肖蒙山附近伯蒂街的一间公寓里。之后,圣埃克苏佩里辗转多家廉价旅馆。他最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与路易丝介绍给他的“密友”交往,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兴致勃勃。他买彩票,不过曾照亮那位深陷绝望中的飞行员的幸运之星再也没有发过光。但是中奖的希望至少能帮助他坚持下去。“虽然心碎,但还是有得忙了。”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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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意识到自己身处困境——在朋友们纷纷取得高学历时,落榜的影响充分显现出来——想方设法要摆脱。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来说,为数不多的几条路中有一条是做记者,可他没有时间做新闻报道(也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况且特约记者的专栏对他没什么吸引力。1924年初,听说中国正在招募飞行教员,他觉得这可能是条解决经济困难的路子。无疑他是在奥利机场听说这个消息的,当时他开始时不时周日去那里飞行。不过他最后也没去中国。在离地面一千二百英尺的高空,他与发动机相伴,暂时忘却了生活中让他心理失衡的种种不幸。飞行似乎是他唯一仍然幻想的事情了。“等我有钱了,”他在给加布丽埃勒的一封信中说,“我自己买一架小飞机,开到圣拉斐尔教堂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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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圣埃克苏佩里还是一贫如洗。母亲要卖掉圣莫里斯的房子,它已经成了经济负担,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不过,他答应帮帮家里,他期待1924年夏天巴黎开奥运会时,三十万美国游客能给他带来一些机会。也许正是这个消息让圣埃克苏佩里对堆积如山的账单感到愧疚。他开始不想问母亲要钱了,而母亲也疲于满足他的要求。他去了几趟圣莫里斯——包括那年夏天和朋友们的一次旅行和秋天的第二次旅行——但由于财力有限,旅行开支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有一次,他痛苦地向母亲解释说,如果他到南方去,回到巴黎之后又得向母亲伸手要钱。他对迪迪也很歉疚,迪迪8月份生了小孩,写信请他到家里去。车票要花掉半个月的薪水;他向妹妹解释了生活上的种种限制,怅然若失地说,在十五个月里,他和妹妹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三天。(第二年,数字一样令人丧气:两年里,只在一起八天。)他写道:“我可能活到一百岁也看不到你家里的样子,看不到我的外甥。”他接受邀请,去勒芒看望了堂亲,主要是因为这可以省下四天的生活费。“我是世界上最失败的人。”他在那年夏天写道,之后不久,姐姐玛丽-马德莱娜被诊断出患有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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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窘境在秋天有所改善。10月24日,他搬到了奥尔纳诺大道上的泰坦尼亚酒店,这是巴黎不那么时尚的地方之一。第十八区离谢兹街和马拉盖码头非常远,不过好在他负担得起。在接下来的十一个月里,泰坦尼亚酒店让圣埃克苏佩里在巴黎落了脚。开始,他住在六楼的一个房间里,从小阳台上可以望见蒙马特区和圣心区。他讨厌这些房间——尽管他总是和现实物质世界保持距离,但始终喜爱舒适——但这不妨碍他那年冬天在街头偶遇让·埃斯科后,说服埃斯科搬到他住的酒店去。当时,埃斯科舒舒服服地住在军事学院附近一个配有家具的房间里。不过,事实证明他没有办法拒绝圣埃克苏佩里的请求。(毕竟这位朋友在飞机数量不足时会争辩说:“让我先飞,你知道飞行对我比对你更重要!”在鱼子酱还没端上来时就会和他讨价还价:“我吃多的那一份,你知道的,我比你更喜欢吃鱼子酱!”)埃斯科搬到这里没多久,圣埃克苏佩里就霸占了他的房间——他似乎在优化后来用在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身上的技巧——然后搬到四楼更加豪华的房间去了。不过,这些东西很快淹没在他狼藉的生活中了。他写信给母亲说,等他有钱了,就接她过来一起住;可是照目前的情况,他连把衬衫领子和袜子分开的勇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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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圣埃克苏佩里还写信告诉了母亲一个好消息,他很快会找到一份新工作,从事汽车行业。“这将是我一年来第一次开心。”他写道,他在别处机灵地指出,没有两种快乐是相似的。这种快乐和他在去年秋天期盼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但也是一种安慰。10月,绍尔卡车公司把他从枯燥的簿记工作中解救出来,他成了绍尔的旅行推销员。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这家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万二千法郎年薪、约二万五千法郎年佣金,还配了一辆汽车,待遇很优厚。培训期是三个月(圣埃克苏佩里误以为是两个月),薪水和他在布瓦龙酒店的工资差不多。他穿着蓝色工装裤,挨个查看沾满机油的零件,仔细学习卡车发动机的奥秘。他自豪地向萨勒说,他觉得自己现在能一个人拆装朋友的那辆雪铁龙。在这种工程学校里,圣埃克苏佩里表现优异,不过特权人士一般不会就读这种工程学校。今天,法国新闻杂志可能会挖掘在巴黎交通管理部门工作的贵族的故事,登在封面上,这依然是吸引人的话题。但在1920年代,穿着工装裤的贵族是很稀奇的。在圣埃克苏佩里一生所穿的所有不合身的制服中,没有一件比蓝色工装更不合适了。但他说自己被工作迷住了。朴实的机械语言也牢牢地吸引着他,他无法抗拒在汽车修理厂里表现出来的机敏。“我穿上工装,”他给家里写信说,“成了一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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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无聊,而是疲惫不堪。绍尔的工厂位于叙雷纳,现在是巴黎的西郊,当时距离泰坦尼亚酒店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旅馆的搬运工和埃斯科费了很大劲才到那里。圣埃克苏佩里早上5点半到6点之间起床,然后穿过布洛涅森林,在冬天的太阳升起之前到达叙雷纳。每天工作和通勤要花十三个小时,这样一来,他只剩下吃晚饭的时间,还有拖着埃斯科一起晚睡的时间,根本没办法写作。这不是作家的生活——他抱怨说自己不再阅读或写作了——但很奇怪,他状态不错。这是他第一次在团队里、在非学术性环境里用自己的双手工作,他乐在其中。职业学校的乐趣并没有完全改变他:有钱的时候,他还是会在周日去奥利机场租飞机开;事实上,没钱的时候,他一样会去。他常常晚起,不得不坐出租车去叙雷纳上班,每一趟都让他手头更紧。他为一大笔“置装费”游说,这是真的,因为他从退役后就再也没有买过一套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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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冬,他脱下工装裤,换上西装,和一位同事到法国北部旅行了两周,同事要教他旅行推销的艺术。随后,他被派到蒙吕松,在那里他要负责法国中部的三个省:克勒兹、谢尔和阿列。刚做旅行推销员的前几周,圣埃克苏佩里忙得头晕目眩。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汽车,只好坐火车出差;不过他有了收入,有了工作,生活独立,还能四处走走。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几乎不曾连续两晚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从一家酒店来到另一家酒店,从一家咖啡馆来到另一家咖啡馆。但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赶回巴黎。就这样,他找到了书中雅克·贝尼斯带热纳维耶芙住的三流旅馆的原型,这一类旅馆会为旅行推销员推出“特价房”。在旅途中,除了亨利·德·塞戈涅来访,还有他与夏尔·萨勒驱车进行过几次短途旅行之外(两人通常都在外面待到天亮),剩下的时间里他都是一个人。圣埃克苏佩里又欣喜又沮丧,他把这称为流亡者的生活,一位朝圣者、漂泊的犹太人的“沉默解药”。这一切,一直到后来搬去蒙吕松邮局附近的住所,都是另一种生活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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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需要听众的人,是朋友和家人使他在巴黎、在旅行时能够坚持下去。他在绍尔那一年寄出的信件之多难有人能匹敌,这是一份早期的证据,证明——正如他和我们这个世纪的所有作家高声宣称的那样——作家收入不错。信纸抬头组成了这四处漂泊的一年里所经之处的地图:他从布萨克的奥库蒂里耶酒店、维耶尔宗的迪博夫大酒店、蒙泰奥维孔特一位工程师的办公室和布尔日的咖啡馆写信。他让朋友和家人做好准备,迎接最终将从埃蒂安港、达喀尔、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蓬塔阿雷纳斯纷至沓来的信件;在他眼里,这份工作变成了世界旅行。这些信件也开始显明他的生活节奏与众不同。圣埃克苏佩里不大喜欢在信末写下日期——在他们的文化中,在信末写下日期与署名一样是约定俗成的——但他偶尔要克服这种习惯,因为在漂泊的这一年里时间并不精确。“我还毫无头绪,”他动手写信,“正值午夜时分,现在是明天还是昨天?”他正在想时间落款该怎么写。“现在是20世纪,”他在给埃斯科的一张便笺上写下了他从巴黎到维耶尔宗的三段旅程,最后一段用黑色的大方框表示,“因为现在是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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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日期为“后天”的信中,他提到与一位潜在客户会面。客户许诺以后在他这里买一辆卡车。“我不关心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已经饿死了。”圣埃克苏佩里嘟囔道。这封信配有多幅插图,其中包括《小王子》中酒鬼的原型,他想描绘一个总出差的人是如何休息的。尤其是他和埃斯科的通信,就像连环画一样:圣埃克苏佩里描绘了他的牙痛,描绘了布尔日的主干道;他画了一幅自己躺在床上的速写(有一次,他指出了自己的守护天使的位置,但说他画不出来)。他还画了一张旅行推销员的时间分配柱状图,大部分时间用于使人们回到原位,而阅读有趣的书的时间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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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的生活在这个曾经的巴黎人眼中留下了一些他渴望的东西,他从漫画家的角度去观察它,从人类学家的角度去倾听它。他在给埃斯科的信中画出了外省人的生活(一张结满蜘蛛网的日历)和巴黎人的生活(一个由三百马力的发动机驱动、由一个裸体女人控制的里程表)。一幅布尔日咖啡馆插图上画了一个空房间,写着“年费客户刚刚离开”。他有一台小型不敬检测器,每当遇到妄自尊大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会发出警报,今年警报经常响起。他向萨勒吐露,他害怕在里什咖啡馆奢华的信纸上写写画画:“在这张纸上写字责任多大啊!它出自蒙吕松最重要的咖啡馆,我可真是肆无忌惮!”他被法国中部的口音、风俗和小缺点吸引住了,他向萨勒描绘蒙吕松:“这里到处是小店主,他们一辈子的活动范围只有二十码[20]。杂货店老板、水果商贩、殡仪馆老板都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人生可以是这么短暂的一段旅程。”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有人可能会称之为现实世界——他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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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被法国乡村的奇特风貌吸引,他和萨勒参加舞会正是如此。他们原以为蒙吕松的聚会非常有趣,但到了那里却发现没有酒吧,没有鸡尾酒,也没有爵士乐。在“专区区长的舞会”上,人们跳华尔兹舞。姑娘们的母亲挨着房间的墙站成一排,像陪审员一样审视着整个过程。女儿们在舞池里旋转跳跃,“老卫士们”在一旁愉快地聊天。姑娘们的护送者是一群骑自行车的人,穿着硬挺的晚礼服,衣服散发出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拉拉衣袖,照照镜子,拽平硬撅撅的、刮擦脖子的衣领。圣埃克苏佩里写到克勒兹河畔的阿让通时也同样热情洋溢,这是一座每隔四小时就会被蒸汽小火车的噪声惊扰的村庄。一天下午,他散完步,倚在镇上老石桥的栏杆上。“我把帽子放在一旁,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我的帽子也一样,它现在正驶向美国。我看着它慢慢地调转方向,很聪明地拐了个弯,消失了。”圣克鲁瓦的故事又活过来,被风裹挟的东西总是让他着迷。这些信是他竭力取乐自己的事物之一。到达蒙吕松几个月后,他承认自己无趣又愚蠢:“我的生活很空虚。起床,开车,吃午饭。吃晚饭,脑袋里什么都不想。真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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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适合做旅行推销员,正如不适合做办公室职员一样。和销售比起来,他的天分在写作上。如果说贵族不适合在消费社会生存,因为贵族做生意违反了旧世界的规则,那么贵族出身的推销员便会受到中产阶级反对,因为他们损害了商贩和传统工头的利益,而为顾客或者说是为公众服务。可能是因为他脸皮太薄,也可能是因为他姓圣埃克苏佩里,他的旅行推销工作进展困难。“客户们关心自己的利益。”他总结道。他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位经理坐在办公室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办公室里挂着枪架,铺着用销售员的皮做成的地毯。公司的保险柜上醒目地写着:“不要白费劲,钥匙丢了。”这是一种充斥着拒绝和绝望的生活,他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缺乏天分,一样滑稽可笑。他请求埃斯科为他向圣菲亚克祈祷。他在信的结尾处画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最后一位绍尔客户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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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在信中提及他取得的成功,因为他一无所成。据统计,圣埃克苏佩里在漂泊的一年里,卖出的卡车数量在一与零之间(绍尔的销售员平均每月卖出三到四辆卡车)。他的工作一度陷入危险,不过正是他身上那些不适合推销工作的特点解救了他。他是一位艺术家、一个怪人、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而这家公司的老板恰好有一个诗人的灵魂,喜欢怪人。他没办法和大多数员工讨论波德莱尔,但他有理由不和圣埃克苏佩里讨论销售业绩。这不是圣埃克苏佩里最后一次从法国文学的荣耀中受益。尽管这个国家分工严格,但政治家们通常都是出过书的作家,将军们都是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知识分子们往往接近权力的中心。举几个例子,在维尔莫兰家或那之后圣埃克苏佩里遇到过这些人:庞加莱入选法兰西学术院;埃里奥做过文学教授,他确实胜任;戴高乐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他曾因替导师代笔的书反响过大而与贝当争执;维尔莫兰据说能够背诵《愚比王》;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收藏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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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926年冬天,圣埃克苏佩里自愿离开了绍尔公司。他这样做是因为看不到未来,不过他当时预感自己在文学上付出的努力很快会得到回报。否则,他的前途将一片渺茫。他回到巴黎,他以前就与巴黎格格不入,现在更加不适应了。在绍尔漂泊期间,他常常到巴黎的朋友那里去。这后来成了雅克·贝尼斯的行事风格。他慢慢发现,“久别之后,一个人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失去了归属感”。他知道陌生人进城会引起好奇,而他来巴黎肯定会引起关注。他在信中不厌其烦地向母亲描绘回家的情景,这情形和《南方邮航》中贝尼斯归家时几乎如出一辙。他回到了大都市,不过他还不是其中的一分子。“就像一个来自非洲的探险家。”他四处拜访,却发现没有他,朋友们日子照样过,不是忙忙碌碌,就是不在城中。在《南方邮航》中,贝尼斯去了一家舞厅;1926年,圣埃克苏佩里回到始终善待他的让·埃斯科身边,他拉着埃斯科去看电影——如果电影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就在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离开电影院——或者拖到很晚才睡觉。(最合圣埃克苏佩里胃口的电影是卓别林的《天路历程》和穆尔瑙的《最后的笑声》。)年初的一天晚上,他让埃斯科坐在那不勒斯咖啡馆里看他读《飞行员》,他来观察埃斯科的反应。他看到了姐姐西蒙娜的影子,那时她正在巴黎学习档案管理,她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和弟弟完全不同。圣埃克苏佩里觉得没有什么比在巴黎独自度过一个下雨的周日更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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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慢慢再次向圣埃克苏佩里张开怀抱,但事实上他已经不再喜欢那种生活。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分手的记忆让他痛苦。他开始抱怨有闲上层社会的各个小集团惺惺作态、喋喋不休,他称之为“这虚假的文化”。他对小白脸生活的蔑视也源于此。圣埃克苏佩里在给母亲的信中抨击了这个世界:“我不喜欢有些人在化装舞会上穿成枪手就感觉自己是骑士了。”母亲觉得那时他很难与人相处。然而,他坚持这种有害的敏感性,开始大谈特谈内在生活的至高无上,它与会客室里那些浮夸又做作的情感是相反的。内在似乎是唯一的完整世界,尽管他知道这可不利于社交。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请您务必原谅我排斥外界,我还是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无聊的谈话使他厌烦;轻率的推理令他愤怒;矫揉造作令他沉默;公开披露私人信息令他怒不可遏。他本可以滔滔不绝,但在提到个人生活时,无论是在书面上还是在谈话中,他都会彻底沉默。1925年末,加布丽埃勒失去了她尚在襁褓中的儿子。1926年夏天,玛丽-马德莱娜去世,他看着母亲埋葬了第二个孩子。每当提及这些事时,他都会沉默。“感情越亲密,我发现自己越难以将它表现出来。”他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解释道,不过他并不总是为自己默默无语而心怀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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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毫不犹豫地谴责那些违反或不欣赏他的规则的人,还有那些过着显赫或公开生活的人。对他认为虚伪的家庭成员,圣埃克苏佩里非常刻薄,这一点让母亲极为不悦。他抱怨道,母亲不能指望他也接受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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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都不耐烦,这一点也延伸到他对文学的看法上。1923年秋,他开始为贝特朗·德·索西纳可爱的妹妹勒妮提供文学咨询,当时他的婚约也快解除了。“人需要学习的不是写作,而是观察。”那年秋天,这位还未发表过作品的诗人认真地建议道。三年半之后,他宣布:“人需要生活才能写作。”一天下午,勒妮的姐姐竟敢在会客厅里把皮兰德娄比作易卜生,这差点断送了他们之间还未成熟的友情。“看门人的形而上学。”圣埃克苏佩里嘴里嘟囔着冲出“白衣夫人”餐厅,他碰翻了一张咖啡桌,身后一片沉默。他不能原谅皮兰德娄给了看戏人一种思想上的幻觉;他觉得剧作家误导了观众,允许他们像摆弄纸牌一样轻易玩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这种把戏最不可原谅。他担心花言巧语会模糊意义,我们学会了漂亮地写作和说话,却没有学会正确地推理。圣埃克苏佩里讨厌为自娱自乐而写作的人,这些人“过分追求风格”,他与马克·萨布朗为此闹翻了。对于作家来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人得有东西要说。”二十四岁的圣埃克苏佩里坚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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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尔的那一年渐行渐远,那段过去使他成了一位平民主义者。早在1924年,他就开始用浪漫的笔触描绘他在空军中队的生活:“我最爱刚入伍的那段生活,喜爱与机械师、职员那深厚的同志情谊,什么也比不上它。我甚至爱我们在监狱里唱的那些悲伤的歌。”一个每天从斯特拉斯堡军营逃到城里公寓的士兵说出这样的话,很奇怪。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次赞美这个男性组织,他后来为此赌上了自己的声誉。还在布瓦龙酒店时,他就给母亲写了这样一封信。在绍尔的机械师中间,他过得很快乐,同事们大概都太了解他的底细了。他没过过苦日子,他需要一份工作。但他不必受此诱惑。这是他对一段心碎的感情,对造成这段心碎感情的浮躁社会,对他在其中毫无地位但又急切要获得地位的世界,对它们的反应。在绍尔,没有惺惺作态,也没有无缘无故。“咖啡馆里的社会什么都没教给我。”他在给勒妮·德·索西纳的信中写道,他把皮兰德娄的艺术称为形而上学的泡沫,“我喜欢的人得养家糊口,得熬到月底,他们就这样与生活紧紧相连。他们更聪明。”让·埃斯科,还有其他人都注意到,圣埃克苏佩里更喜欢和一名诚实的清洁工说话,而不是和一位文质彬彬的花花公子交谈。他永远是一位精英——这是骨子里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发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领主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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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路易丝分手后几个月里,圣埃克苏佩里对文学失去了兴趣。但正是这几个月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主题。他从漫无目的、孤独、无家可归的两年中受益匪浅。他很多次选择舒适的生活,虽然有时是无意的,但现在他对舒适的生活越来越不耐烦。未付的账单、不确定的未来、伤透的心、消逝的青春都是上帝的恩赐;它们最早教给他飓风、沙暴和新兴的邮政服务将在未来几年教给他的东西。它们教他学会转身,虽然不是朝着他生来的方向。最初是出于必要,他对人的工作产生了尊敬之情。法语版《风沙星辰》以歌颂“困难”开篇。就像只有经历过孤独的人歌颂友情才更有说服力一样,只有几乎滑进体制裂隙的人才会激愤地赞美被荒废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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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在游说,希望得到经济资助,他称自己不能与世界格格不入。法语的表达更有诗意:“我不能活得像熊一样。”这与福楼拜给19世纪有抱负的作家的建议恰恰相反:“与世界决裂,应该活得像熊一样。”圣埃克苏佩里曾经闲散,现在开始看到行动的重要性;他曾经放纵、贪图享乐,经过痛苦的两年,他开始认识到坚忍、负责任的生活包含着智慧,现在他崇尚这样的生活。他是共和国的一位贵族,这个身份其实一点用也没有,从一开始他就与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他也许生来享有特权,但在他如今向往的世界里却并非如此。就算家庭背景助圣埃克苏佩里更早地成了一位作家,那也跟他的飞行事业无关。在这一点上,他的名字和身份都对他不利。圣埃克苏佩里坚持不懈地克服了先天优势;这是他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他所受的教育、家人的期望、名人未婚妻的要求,都曾使他远离自己的道路。1925年冬天,当伽利玛出版社首次考虑推出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集时,他是个旅行推销员。1926年4月,当《银船》第一次刊登他的作品时,《飞行员》的作者是一位前飞行员。毋庸置疑,是他对天空的眷恋引起了那位愿意与他签约的杂志编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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