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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那些以文学为职业的人,圣埃克苏佩里兴趣不大。他文学生涯早期的关键邂逅发生在马拉盖码头,在那里他遇见了普雷沃、伽利玛、纪德和雷蒙。但巴黎的文学中心在步行十分钟远的地方,沿着波拿巴街走,路过双叟咖啡馆,再沿着圣日耳曼大街往东走几个街区,就到了著名的奥登路。在位于奥登路12号的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书友之家”之间,坐落着《银船》杂志社,它是巴黎文学活动的中心。4月20日,在于莎士比亚书店举办的沃尔特·惠特曼书展的开幕酒会上,詹姆斯·乔伊斯将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一角戏仿地称为“奥登河畔斯特拉特福”。那天晚上,比奇的客人有保罗·瓦莱里、斯伦贝谢、瓦莱里·拉博、普雷沃和奥克莱尔、艾略特、莫尼耶、哈里·克罗斯比和凯瑞丝·克罗斯比、海明威和埃兹拉·庞德。简而言之,它是战后巴黎文坛一个很生动的剖面。如果圣埃克苏佩里出席了开幕酒会(不过他并没有受到邀请),他可能会遇到刘易斯·加朗蒂埃,这人后来成了他的英语翻译,更是他在美国生活期间的坚定拥护者。像海明威一样,他离成功也只差一步。(最初把海明威介绍给法国人的是《银船》杂志3月的美国作家特刊,介绍的是一部短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于1926年在美国发表。)圣埃克苏佩里不会说英语,二十五岁左右对小说基本失去了兴趣。他没有耐心和别人进行机智的对话,包括和作家们的工作谈话。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读过比奇、莫尼耶和《银船》杂志看好的作家的作品——他也没有向惠特曼、艾略特、海明威和乔伊斯表达过敬意——当然,后三位作家和他根本没有交集。圣埃克苏佩里与他的拳击手朋友一起哼唱法语老歌,这就是他与海明威最亲密的关系。然而,两位作家今后会产生交集,他们去世后作品也不可避免地被归入一类。我们可以想象圣埃克苏佩里在莫尼耶店里楼上餐厅的餐桌旁,享用她最拿手的烤鸡,但是我们没有资料证明他真的这样做过。不过在那里,圣埃克苏佩里可能和莱昂-保罗·法尔格短暂地见过面,因为餐桌旁总有莱昂的一席之地,或许两人在1930年代见过很多次。圣埃克苏佩里或许还遇见了安德烈·莫鲁瓦,这是他在美国“流亡”期间的一位挚友,此外还有莱昂·沃斯,圣埃克苏佩里把《小王子》献给了他。即使这样,圣埃克苏佩里也没有在这些文人眼中留下什么持久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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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船》发表作品为他进入“奥登河畔斯特拉特福”圈子提供了门路,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世界。颇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让·盖埃诺后来写道,文学界“完全就在巴黎的几所房子里,在一些狭小的杂志社或出版社,在画室,在咖啡馆,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在几间阁楼里。要想进入这个圈子可不容易。真正能够对话的作家只有几十人,他们之间相互承认,仅此而已”。他们对那些生活在对岸的作家怀有偏见(或者像加斯东·伽利玛的传记作者所写的那样,一个人不能生活在右岸,却装作具有“《新法兰西评论》精神”),那些作家在错误的出版社出书,经常光顾错误的咖啡馆。如果说圣埃克苏佩里不完全属于圣日耳曼文学之乡——到1935年,这里将成为世界艺术的十字路口——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凭借人脉,他比许多人更容易进入这个地方。圣埃克苏佩里非常崇尚友爱,他不喜欢俱乐部那一套。1920年代的圣日耳曼是一个特别排外的团体,它很小,但所有成员都全身心投入。让·普雷沃写信给玛塞勒·奥克莱尔的父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给自己时,用的是一份带《银船》杂志抬头的信笺。1926年4月,在比奇举办惠特曼书展一周后,两人喜结连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拉蒙·费尔南德斯给予了他们支持。新娘和新郎都在伽利玛出版社出书;他们婚后的第一个住处是莫尼耶店里的一个小房间。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是他们的女儿弗朗索瓦的教母;她也是费尔南德斯特别亲密的朋友。就这样,文学既是一份职业,也是一项社会义务;在某些人看来,圣日耳曼的不入世正是它的魅力所在。然而,对于一个渴望行动的作家,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扮演知识分子的作家来说,上流文学的小圈子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如果圣埃克苏佩里讨厌什么的话,那一定是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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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沃采用了《飞行员》之后,勒妮·德·索西纳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其他朋友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一直和圣埃克苏佩里一样,为他在绍尔的工作头疼。终于,蹩脚大诗人要成为作家了!圣埃克苏佩里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写作只是经验使然。他又开始寻找一份赚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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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爱德华·巴雷斯将军伸出援手,安排圣埃克苏佩里加入法国航空公司(CAF),这是一家专为布尔歇机场的游客航班提供服务的商业航空公司。巴雷斯将军不仅是凡尔赛的航空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还在巴黎地区指挥军事飞行。(由于母亲和姐姐的缘故,巴雷斯将军一直是圣埃克苏佩里家的朋友;他在这家主要由军事飞行员组成的航空公司中说话很管事。)这份工作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是个转折点:飞行第一次成了他谋生的手段。6月23日,他通过了空运评级,这是一份比较难取得的执照,持有人可以载客。回想起来,圣埃克苏佩里承认,巴雷斯将军的帮助是天赐良机:圣埃克苏佩里在以巴雷斯为原型的《风沙星辰》中写道,如果没有他,自己就不会进入商业航空领域,不会了解这个行业,也就不会在空中邮政公司驾驶飞机,不会写出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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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圣埃克苏佩里开始在多兰德AM-1上进行一系列飞行训练。这是一种为战时侦察任务大批量生产的双翼飞机。两周后,他带着第一位乘客在巴黎上空观光,飞行费用大约是一百五十法郎。他们飞了二十二分钟。空中洗礼持续了六场,通常圣埃克苏佩里每天飞行不会超过两次;他的航空日志就像一张张邀舞卡片,简单记录下了一次次的短途飞行。生活对他要求并不高。他每天在空中的时间很少超过一小时,也不用经常工作,还有很多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消遣。也许他的飞行频率和法航的其他飞行员一样;圣埃克苏佩里用以前常常威逼埃斯科的那一套猛烈攻势,去对付负责飞行任务的经理方丹夫人。“夫人,让我飞吧!您抽支香烟!”“先生,我不抽烟,不过下次洗礼你可以参加!”从不受贿的方丹夫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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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熬的夏天,法航的工作给了圣埃克苏佩里不少慰藉。玛丽-马德莱娜在6月的第一周死于肺结核,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承受不了失去长女的打击。这段时间,圣埃克苏佩里和母亲之间没有多少信件往来,我们有理由推测,初夏他回圣莫里斯度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记录显示他从绍尔回来后住在巴黎的什么地方;虽然至少有一次他把泰坦尼亚酒店作为自己的地址,但酒店的账簿显示,从1925年底起他就不住在那里了。他可能又住在马拉盖码头了。法航薪水微薄,他不再像从前那么阔绰了。虽然这些年他发表了一部作品,是一件值得夸赞的事情,但他几乎不会说起这份成功。毕竟他付出了很多才最终走上文学之路。只有家人对他发表作品印象深刻。圣埃克苏佩里曾向埃斯科抱怨说,那些以前对他失望的亲戚突然开始关注他。(应该说,也正是这些亲戚慷慨地为他提供资金和住宿。)此外,《银船》在5月版之后停刊。为了苦苦维持,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在5月中旬破产了,只得“忍着悲伤和耻辱”卖掉她的私人图书馆来支付开销。世界似乎一次又一次地从圣埃克苏佩里身后消失;他的工作主题是进步,他的生活主题却是怀旧。可悲的是,他的文学处女作正好刊登在《银船》的倒数第二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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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巴黎接纳了一批年轻的侨民,这群人以音乐、文学和咖啡馆生活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活力。超现实主义者在圆屋顶咖啡馆畅快喝酒;乔治·安塞尔、保罗·罗伯逊和约瑟芬·贝克让音乐和戏剧世界沸腾;奥登路上的图书出版更是让附近忙碌而喧闹。然而,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在1926年,美国爵士乐并不是合适的配乐,他开始感到年华老去。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和朋友们的现状有些不同,他们已经开始安定下来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圣埃克苏佩里开始脱发了,这件事已经困扰了他好几年。不过,他虽然行动愈发笨拙,但比以前好看多了。他写信给母亲说,没有什么能比年轻更让他高兴了。他渴望年轻的感觉。他不掩饰自己的孤独,越来越渴望婚姻。他厌倦了“这种总是持续不了多久的生活”;他想要孩子,想要“很多小安托万”。然而,他叹息道,他只遇到过一个让他心动、想要与之结婚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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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幸福的问题上,圣埃克苏佩里总是举棋不定。他不知道难以放松究竟是艺术上的优势还是疾病。他告诉母亲,他期待一个女人首先能够平复他的焦虑。“这是人最需要的。您想象不到,生活多么沉重,年轻人感到自己多么无用。您想象不到,一个女人能带来什么,她能给予什么。”这些话,他写给了一个肯定回答不上来这些问题的女人。在同一封信里,他还承认对婚后无聊的舒适生活有些恐慌。他发现一个生活安定又自我满足的男人不会有什么长远的发展,这是他专门批评一位朋友的话。他看不起被自己——还有小王子——称为“蘑菇”的那种人;多年后,他给这类人下了定义:他们紧紧抓住一棵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树,天真地追求他们“虚幻的小小存在”。后来,他还抱怨说,朋友们安定下来后和他的关系慢慢淡了:“我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从此情况变了:他们筑起了小栅栏。我总是感觉被遗忘了。”他对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不抱希望了,一次又一次地灰心。(圣埃克苏佩里向妹妹加布丽埃勒提起的择偶标准异常苛刻:他的“娇小的少女”必须美丽又聪明、迷人又安静、镇静又忠诚。)母亲觉得他太挑剔了;他回答说,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因此他有权要求别人。他现在要找一个只喜欢聪明人的聪明女人,一个能安慰他又不会让他觉得厌烦的女人。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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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择偶高标准和他的罗曼史并不冲突。他在巴黎和女人调情、约会,就像他当年做旅行推销员时那样,他还是只对人说失败的故事。他身边的女人有贝布尔河畔栋皮埃尔的帽商,还有一位捷克美甲师。捷克女人实在太漂亮了,圣埃克苏佩里忍不住向她表露爱意。(“你不是第一个追求我的人。”她回绝得很干脆。)他曾青睐一位娇小却性感的绍尔秘书,不过他一点甜头都没尝到。他和朋友未婚妻的姐妹,露西-玛丽·德库尔相处了一段时间。姑娘金发碧眼、美艳动人,还读过音乐学院,有一段时间,她被圣埃克苏佩里高超的讲故事本领吸引,后来一直和他保持通信。1925年,一位俄罗斯占卜师预言,八天后圣埃克苏佩里会迎娶一位年轻寡妇。他兴趣盎然,不过年轻寡妇让他又等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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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又开始从朋友那里寻求慰藉。不过让他沮丧的是,这群人慢慢地成了军官、专业人员和丈夫。(塞戈涅今年结婚了;从去年开始,博纳维不仅通过了中央考试,还成了一名陆军中尉;索西纳后来加入了海军,1924年升为军官。)他更加依恋勒妮·德·索西纳了,不过她对此毫无察觉。整个夏天,勒妮定期来看望圣埃克苏佩里。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文学作品的早期读者。后来,圣埃克苏佩里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这种爱与他过去和现在对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爱完全不同,更像是自友情发展而来的爱情。塞戈涅很快察觉了;但是由于经历过和路易丝失败的感情经历,圣埃克苏佩里拒绝承认这份感情。1926年下半年,他经常写信给勒妮,说自己对她的孤僻感到恼火,再也不会给她写信了。但不到一周,他又坐下给勒妮写信。1927年,他准备向勒妮承认自己爱她,也承认自己投入了“太多真心”,感到伤心失望。(勒妮·德·索西纳那一年开始以音乐会小提琴手的身份在欧洲和南美赢得赞誉,后来又出版了几部作品,包括一本帕格尼尼的传记。她一生未婚。)在巴黎,圣埃克苏佩里靠着微薄的薪水生活,居无定所,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比独身还要孤独。他在给加布丽埃勒的信中写道:“我苦苦追求科莱特们、波莱特们、露西们、黛西们和加比们,她们都差不多,都是不到两个小时就让我厌倦。”他把这些女人称为他的“候车室”。他和雅克·贝尼斯一样,也在路边摊等待遇到一段故事。随后,9月,等待突然壮烈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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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洗礼的生意并不景气,圣埃克苏佩里在法航的薪水无法解决他的经济问题。在1926年,一名飞行员要谋生,最好的路子是从事航空邮政工作。战后不久,航空邮政开始运营,现在正掀起一股热潮,尤其是在法国,那里的航空邮政十分领先。客运不再是一项可以得到航班提供的热水瓶、手套、护目镜和大衣的体验,不过仍旧奢侈、震耳欲聋、充满刺激又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既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寒冷——这项体验与其说是舒适,不如说是时髦。客运刚刚具备了运营的可行性,因此对商业飞行员的需求主要来自蓬勃发展的邮政业。1926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说服了叙杜尔修士,他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波舒哀中学的老师,经常鼓励他创作,两人一直保持联系。他的老朋友贝波·德·马西米是法国最成功的邮航公司拉泰科埃尔公司的总经理。他向马西米推荐了圣埃克苏佩里。就这样,圣埃克苏佩里无意中遵循了战后一份评估最赚钱职业的报告提出的建议。该杂志吹捧工商业是未来最有前景的行业,又提醒道,所有的理想工作都是靠影响、赞助和运气获得的,圣埃克苏佩里正是如此。到了9月,叙杜尔已经安排圣埃克苏佩里接受拉泰科埃尔公司经理的面试,显然这是圣埃克苏佩里一再纠缠他的结果。同月,查尔斯·林德伯格乘一架一战期间的德哈维兰双翼飞机将纽约的邮件从圣路易送到芝加哥,这架飞机就像他一周前在伊利诺伊机场坠毁的那架一样破旧。他开始思考,有了足够的燃料和时间,他能用一架更可靠的飞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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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杜尔和马西米都是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在索姆河的战壕里相识。在那里,服役的修士和意大利伯爵(马西米曾作为志愿兵驾驶飞机)曾谈论文学。战后他们的关系依然密切;马西米把儿子送到波舒哀,托付给叙杜尔。修士并没有为他教导过的学生的专业技能背书,却向经理高度赞扬了学生的文学素养。他还说,除了在文学领域的前途,圣埃克苏佩里唯一的抱负就是成为一名航空公司飞行员。这引起了马西米的兴趣,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剧作家和翻译家。在拉泰科埃尔任职七年间,他为公司雇用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战时的优秀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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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0月初,马西米在巴黎遇到了朋友的门生,他从来没有忘记对圣埃克苏佩里的印象:“这个高大的年轻人似乎对自己的身材非常在意,他为坐进椅子时占了太多空间而恼火。”他似乎患上了健忘症;他不能讨论任何对他有好处的事情。只有谈到航空公司及其日常运营时,他才精神头十足。不然,这场面试可能会以失败告终。马西米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他必须在公司下面的图卢兹基地接受一系列测试。如果他飞得好,就可以在公司预期要开通的航线上飞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应试者问,声音有些焦虑。“然后……好吧!”意大利人大吃一惊,顿了一顿,“我们的运营主管需要一名副手。”圣埃克苏佩里打断了他的话,脸涨得通红,唾沫飞溅:“先生,我特别想飞……只想飞。”他明确表示他愿意当晚就动身前往图卢兹。对马西米来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面试,他被圣埃克苏佩里的热情打动了。他不能给这位应试者任何明确的许诺,不过同意给图卢兹那边打个电话,看看能做些什么安排。他打算再和圣埃克苏佩里聊聊他的作品,但《空军飞行员》的作者已经打开门准备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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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这次会面时,还是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圣埃克苏佩里都被告知,图卢兹来信请他过去。大家达成一致,工作邀请函会寄到在阿盖的他妹妹家。那周,他在布尔歇机场参加了义务体检,收拾好了行装。在同巴黎的朋友道别时,他情绪并不高涨。他觉得自己被这座向他许下许多承诺却从未兑现过的城市打败了;这样想来,巴黎对他来说只是镀金的囚笼。可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他自己,这样的想法让他更加痛苦:“我不是个好人。我只配独自收拾行囊去往遥远的地方,走得远远的。”他在给勒妮·德·索西纳的便条中写道,还附上了一篇可能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即《舞女玛农》的手稿。这是一个让·里斯似的故事,讲述了皮加勒区的一位舞女和一个年龄有她两倍大的男人的爱恨纠葛,手稿中的意象应该是放进了《南方邮航》。启程之前,他还和从前的一位老师分享过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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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让他身心俱疲。他无法舍弃一堆古怪的物件,它们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却突然让他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需要;他有一大堆琐事要办;他的木箱太沉,保管起来很麻烦。好像是对过去的一种报复,他再也没有在哪里扎下根。一切收拾妥当,他只剩下十五分钟就要动身去车站了。这十五分钟,他独自在马拉盖码头度过。那是傍晚时分;他的朋友们都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去乡下了,留下他一人。他头痛,可能感冒了;他脑子里想的是勒妮·德·索西纳和他们那段不尽如人意的友谊。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难受地瘫坐在扶手椅上,陷入了深深的忧伤。他这副样子并不像一个终于要着手开创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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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航空公司老板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的信寄到了阿盖,让圣埃克苏佩里去图卢兹郊外的蒙托德兰机场。按照流程,他要带上执照、航空日志和一份去西班牙的有效护照。他必须向公司的运营总监迪迪埃·多拉报到——人们都称呼他多拉先生。圣埃克苏佩里从家里借来路费,坐火车来到图卢兹。14日,他站在多拉面前,这个男人将在他笔下获得永生,小说人物塑造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这位航空公司的总监余生都试图区分自己与小说中的另一个自我。多拉后来帮助圣埃克苏佩里只能算是还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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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迪埃·多拉,凡尔登的英雄。在那场战役中,他获得了十字勋章、五张奖状,还有浑身的弹片;他拿到了飞行执照,身体康复了,在1917年成为战斗机中队的队长;他是1918年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后六十四名飞行员中唯一的幸存者;他能从空中定位打击“大伯莎”;他花了十二年时间,于1930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邮政系统。多拉于1969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他创立了自己的命途多舛的航空公司。他曾担任法航在奥利机场的运营总监。然而,他成就卓著的一生无人探究,人们更在意的是他与圣埃克苏佩里的第一次相见。他以极度精准闻名,他所讲的故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简洁名副其实——据说他与别人谈话从不会超过三分钟——因此保留了许多话没说。多拉是一个永远带着使命感的人,他于1919年8月与拉泰科埃尔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于9月驾飞机运送了第一份图卢兹—拉巴特邮件。对他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改变了战场。他要把一个实业家不切实际的梦想变成现实。“人们每天写信,”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说,“邮政服务如果做不到每天服务就毫无意义。”如果说生活中大部分事情的诀窍是把日常之事变成大事,在日常生活中激起一些不寻常的火花,那么早期航空邮政的挑战则是把日常之事变得稀松平常。这是办事有条不紊的多拉的成就;这是他给一群身处窘境的退伍军人和年轻的土耳其人灌输的使命。在图卢兹,他们像《指环王》里的人物一样聚集起来,后来成为法国第一批一战后的英雄。这些人就包括现在站在多拉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他不懂求职的学问,在面试时迟到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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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前,身材矮胖的多拉在机场简朴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圣埃克苏佩里。多拉叼着一支香烟,办公桌上堆满了杂乱的纸张;他身后是一幅巨大的西班牙地图,上面画着许多彩色的线。他的典型着装,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是一顶软塌塌的毡帽,一件皱巴巴的雨衣,还有早晨5点钟投下的身影。多拉之前接待其他飞行员的态度堪称冷淡;圣埃克苏佩里收到的问候恐怕也并不热情,因为这位总监后来承认他对这个细皮嫩肉的新人有些顾虑。多拉在回忆录中写道,圣埃克苏佩里的航空日志很薄,写得还不如业余飞行员让人印象深刻。两年前,多拉对让·梅尔莫兹六百小时的飞行时长都不屑一顾,这可是圣埃克苏佩里当时飞行时长的两倍。(相比之下,同样从1922年开始飞行的查尔斯·林德伯格,到那年秋天已经飞行了近两千小时。)圣埃克苏佩里的航空日志中应该包括他在布尔歇机场发生的那起事故,这位总监应该也问及此事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多拉发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在精神和智力上明显与众不同;他似乎更喜欢做梦,而不是飞行”。他声音柔和,更像一位诗人。在这个容易滋生傲慢的领域,他肯定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举止笨拙;多拉还发现他缺乏风度,而这是那些适婚少女的母亲们非常关注的。多拉希望能在飞行员身上看到机敏或老练等特质。他是最早对“合适员工”作出判断的行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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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飞行员与其说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不如说是冒险家。公众仍然认为飞行员是边缘人;不久前,有人告诉路易·布勒盖,造飞机还不如纵情饮酒好。没有人给予航空运输业绝对信任,据多拉观察,其中信心最小的就是飞行员。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脆弱机器的极限;他们无法想象这些不可靠的装置有一天要飞越大洋。在运送邮件的头几年,多拉曾不得不解雇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在从卡萨布兰卡返回图卢兹途中,天气恶劣,这位飞行员在西班牙的一处海岸迫降,他很不明智地建议乘客说:“你们应该坐船!那安全得多。”多拉没有办法相信圣埃克苏佩里的专业技能;也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圣埃克苏佩里具有从事这份工作所需要的自信、平和、坚韧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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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总监还有更深层的顾虑。叙杜尔——多拉在前线时与他熟识——确实为这位学生说过好话。但是,据多拉后来观察,这些推荐只是好话而已。尽管修士夸赞了圣埃克苏佩里,但这话在机场跑道上远没有当时在第六区文化村时那么有分量,圣埃克苏佩里似乎更属于那里。更重要的是,多拉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即圣埃克苏佩里是通过他的贵族同事来找他的。对此,他简短地评论道:“马西米向我推荐了他,他们都有贵族头衔。”马西米抛弃了往日的贵族头衔,但多拉注意到叙杜尔的这位学生在签字时并不会忘记自己的贵族头衔。在约七十名飞行员中,圣埃克苏佩里是唯一这么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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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为什么要接纳圣埃克苏佩里,至少是暂时接纳他,还让他参加了所有飞行员都必须首先接受的培训?或许是因为他对圣埃克苏佩里感兴趣;或许是出于某种程度的同情,不过多拉似乎并不拥有这一美德;又或许只是因为他需要一名飞行员(在1923年至1926年间招募的一百二十六名飞行员中,五十五人离开了公司,七人因公殉职)。他和任何人一样清楚,优秀的飞行员往往不问出处,招募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损失。他说,在简短的会面中,他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圣埃克苏佩里对成功的渴望。在多拉看来,这个年轻人唯一取得一些进展的方面是社会活动;不过,他不知道这已经是很明显的成功了。他怀疑,他起初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的矫揉造作,其实只是羞怯与单纯。虽然他并不希望在圣埃克苏佩里这样的人身上看到这些特点,但与自负和妄自菲薄等他厌恶的品质相比,谦逊更有前途。(梅尔莫兹驾驶宝玑14第一次试飞时,擅作主张为多拉表演了特技。他因此差点还没入职就被解雇了。)这位苛刻的总监是出了名地守时,他毕生的心血都投入于此,可他原谅了这位中午才来参加11点面试的申请人。圣埃克苏佩里一定很快就意识到了迟到的严重性。在多拉的提点之下,他多少悔悟了,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天上班的情形:“我认识到,任何延误都是可耻的,无论缘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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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圣埃克苏佩里先从机械师做起。多拉设计这一实习期的目的是调教最初占据了航空公司大部分职位的战争老兵。他们大部分还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多拉觉得很有必要帮他们卸下巨大而笨重的“骄傲盔甲”,教会他们习惯例行程序、单调的工作和团队合作。许多老兵觉得这种训练有失身份,不过这位前绍尔员工不这么觉得。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工作的头几周里,圣埃克苏佩里又一次穿上了蓝色工装,他学会了使用扳手、拆卸发动机、检查机油和水的泄漏情况,懂得了如何防止连杆断裂,如何焊接和清洗汽缸。多拉惊喜地发现,新雇员曾经精心护理的双手快速地发生了变化。手的蜕变代表着人的蜕变。多拉认为,前期的磨炼让他把热情转化为职业性。更重要的是,圣埃克苏佩里显见的笨拙无法掩盖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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