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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圣埃克苏佩里如鱼得水。宝玑14——1926年到1927年拉泰科埃尔机群的主力机型，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驾驶它表演过特技——并不比绍尔公司的卡车更复杂。战争期间共制造了五千五百架双翼飞机，装备成轻型轰炸机或侦察机；美国购买了近一百五十架，美国的德哈维兰D.H.4B可能与它最为相近了。这种机型在外观或名气上不能与其他战斗机匹敌；速度不快（它的巡航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是现在法国高速列车的一半），也不容易操作。但宝玑14 A2是当时最安全可靠的飞机，它每飞行一万五千五百英里才会抛锚，或者换一种标准衡量，即使机翼缺损或只有一半的活塞正常运行，它都能飞行。圣埃克苏佩里对驾驶这种机型有一些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维拉库布利与埃斯科的大胆飞行。到达图卢兹几周后，他接受了第一次飞行测试并通过了，不过多拉认为这次飞行“表现平平”。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接下来的飞行训练中，圣埃克苏佩里的进步很稳定。多拉密切关注他的进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日后会成为空中游吟诗人的人特别宠爱，恰恰相反，是因为比起大多数新雇员，他更加担心圣埃克苏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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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托德兰，多拉不是唯一盯着圣埃克苏佩里的人。所有刚刚来到这里的年轻飞行员都会受到老兵们的质疑，他们只是勉强得到了接纳。不过在同一批进入公司的新员工里，圣埃克苏佩里很引人注目。一开始是由于他的名字和明显的出世气质，很快又由于他那出了名的任性。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年轻的飞行员莱昂·安托万早一年进入拉泰科埃尔公司。他还记得有一天早上，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出现在从图卢兹酒店到机场跑道的电车上，这可是大错。有人跑到他的房间里去看他被什么事耽搁了；原来这个旷工者在洗澡时睡着了。他面前还漂着一本书。这种事很快传开了。后来，在西班牙的一座机场，这位要写诗赞美早期航空邮政准时的年轻人，在飞机即将起飞之时，却表示不能按时起飞。“你疯了吗？”机场的负责人问。“没疯，我把手套忘在旅馆了。”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说。“那就不戴手套起飞吧，我的朋友！”负责人嘲讽说。一位研究这一行的历史学家指出，在个人生活中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在处理信件时却能够严格把控时间。不愿遵守这种纪律的人会被同事们强迫去适应它，“就像在宗教团体中失去自我的怀疑论者”。圣埃克苏佩里几乎释然地接受了这一比喻，虽然他并不总能接受这一做法。六年后，他写道：“我加入空中邮政时，感觉自己进入了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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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泰科埃尔“修道院”在图卢兹大广场外，离机场八英里，在罗米吉埃街和卢瓦街的转角处。阳台大酒店是一座五层的粉红色砖砌建筑，每天清晨和傍晚，它将法国西南部的都会映出一片玫瑰色的光芒。酒店客房体面优雅，每晚七法郎。（对特别的客户，比如长相异常英俊的梅尔莫兹，价格可能低至五法郎。）阳台大酒店与另外两家餐厅——赛特和比利牛斯，其中也有飞行员住宿——成了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的修道院。原因很简单，图卢兹当时只有几家酒店，而经济实惠的阳台大酒店正好就在蒙托德兰有轨电车的行驶路线上。（朱比角的机械师托托在法国就像在沙漠中一样爱喝酒，整夜狂欢之后，他拄着一根棍子，敲打着轨道，跌跌撞撞地来到机场。）这里有三个未婚女人，其中两个是姐妹，经营着廉租旅馆。圣埃克苏佩里来到这里时，这家旅馆已经完全属于拉泰科埃尔公司的流浪汉了。对这个新来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家旅馆离图卢兹最好的几家咖啡馆只有数步之遥，而这些咖啡馆都在市政厅广场或威尔逊广场附近。到航线的头六个月里，他频频写信；很多是写给勒妮·德·索西纳的。圣埃克苏佩里很幸运地被安排在阳台大酒店四楼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座壁炉和两扇窗户，从窗口可以俯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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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和妻子住在城里。清晨4点，他坐公司的汽车来到蒙托德兰机场。邮件早晨8点到达，是由通宵火车和卡车从巴黎的奥赛火车站送来的。拉泰科埃尔的员工在阳台大酒店门前等10路电车；电车咔嗒咔嗒地开到酒店门口，一群男人已经在黑暗中聚在人行道上，他们手揣在皮夹克的口袋里，嘴里叼着香烟。电车载着他们到了蒙托德兰机场。在那里，他们的“圣职”封藏在机油里，在那些在冰冷的机库中上的枯燥却至关重要的气象学课里，在对即将做的工作的畏惧里，在对已经完成飞行任务者的敬佩里。（共有一百二十名员工在航空邮政服务中殉职，平均每年约十人。）有轨电车把飞行员送到离机场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最后一段路需要步行。圣埃克苏佩里习惯在这段路尽头的赛特餐厅待一会儿。目光敏锐的机械师马里于斯·法布尔注意到，这位飞行员早餐习惯吃两个羊角面包喝一杯咖啡：圣埃克苏佩里没钱的时候，会拘谨地和机械师们坐在赛特餐厅里，他知道他们会为他买一份一法郎的早餐。“不过，他手头宽裕时会很大方，不仅为我们这一桌，也为其他人买早餐。”法布尔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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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满怀热情地迎接新生活的挑战，尽管工作并不总是卓越超凡的，甚至远谈不上风光。机械师实习期满之后，他不定期地驾驶宝玑飞机送邮件。周五，下着大雨，圣埃克苏佩里驾驶一架新飞机在三百英尺的高空试飞了一个小时。这次飞行就像洗澡一样。周日，他清晨6点醒来，驾驶另一架飞机，但十分钟后就迫降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飞机“表达了回到地面的迫切愿望”），因此他一整天都在无聊和昏昏欲睡中度过。他买了火柴、香烟和邮票，想找点事做。圣埃克苏佩里说他的房间里已经有三十盒火柴和能用上四十年的邮票。他每月的薪水大概是一千法郎——他从图卢兹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是他最后一封要钱的信。不过，他一旦上了飞机，就发现工作日、周末和假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去年，梅尔莫兹报告说，他每天飞行六百英里，七个小时，每工作两天休息一天。不过，圣埃克苏佩里一点也不伤心。黎明时，邮政飞机在蒙蒙细雨中起航，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他很快就欣赏起这种与其说是一项运动，不如说是一场战斗的航空飞行。危险、冒险的先驱性、为了崇高且抽象的事业而作出牺牲，以及短暂的生活方式，使人超脱了自我。圣埃克苏佩里曾抱怨说，他很难独立完成这些事情。“一个人有时能力有限。”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出于更大的责任，他加入了团队，慢慢从阴郁中走出来。一个苛刻的家庭，以其自身的信条发动了一场非常私人的战争，要抵御这三重诱惑是不容易的，圣埃克苏佩里——他可能比拉泰科埃尔公司大多数人更需要这些构件——买了钩子、线和铅锤。尽管所有人都看到了宗教的装饰，他却开始提炼和浪漫化新生活的精神方面。这一次，那个曾经什么都不加入的人——找到了符合理想的事业，或者说他只是没有别的选择——成了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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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了几周新飞机，并且多次飞往距图卢兹不到两小时航程的佩皮尼昂之后，圣埃克苏佩里乘坐飞机，被送往图卢兹—巴塞罗那—阿利坎特航线，途经卡萨布兰卡。驾驶飞机的是亨利·吉约梅，是梅尔莫兹1925年冬天带到公司来的，两人在军队服役期间相识。吉约梅曾获得拉泰科埃尔公司史上最难获得的两项荣誉。多拉认为吉约梅在他认识的所有飞行员中最为优秀。这位严厉的总监认为，飞行员一旦结婚，对公司的价值就会降低四分之三，不过他承认，吉约梅例外。（这更像是对吉约梅夫人的赞扬。）吉约梅比圣埃克苏佩里小两岁，是一个没有明显自我意识的人。他坦率、谦逊、沉默寡言。梅尔莫兹也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位英雄——在无数次惊险的特技表演中，有一次是为一具尸体冒险——不过有些虚荣。这不能怪他，毕竟梅尔莫兹惊为天人，他刚到图卢兹的时候，连多拉都想夸赞他那一头绝伦的鬈发。他因人品和功绩而受人尊敬；如果睡在他身边的女人得知第二天早上他们的感情就将结束，女人一定会痛苦得想自杀。在两人中，梅尔莫兹是更显眼的那个，他更突出一些：正如后来在拉泰科埃尔公司流传一时的话一样，“梅尔莫兹开垦，吉约梅耕作”。如果说吉约梅在如今已经人满为患的法国飞行员神殿中占有一席之地，部分功劳要归于圣埃克苏佩里，他讲述了吉约梅的故事。梅尔莫兹则靠自己的功过被人铭记，也被人遗忘。[21]圣埃克苏佩里在1926年的大多数起步活动都是在吉约梅的监督下进行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多拉参与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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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约梅驾驶飞机带圣埃克苏佩里两次往返图卢兹和阿利坎特之后，多拉给这名新飞行员派了第一份送件差事。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个晚上，多拉在办公室里向他宣布了这个消息，他们的对话内容几乎被圣埃克苏佩里原封不动地记录到了《风沙星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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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明天飞。”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等着他让我走。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你知道规定吧？”那时候的发动机跟今天的不一样。它可能毫无预兆，就发出一阵瓶瓶罐罐碰撞的乒乒乓乓声，突然坏掉了。一个人就这样把命交出去：撞上西班牙坚硬的岩石就没什么救了……不过，最要紧的是不要撞上山体；在山区的云海中盲目飞行后果不堪设想。遇上麻烦的飞行员淹没在白色羊毛一般的云层之中，可能会浑然不知地直冲向山峰。因此，那天晚上，那个谨慎的声音反复提醒我：“靠着指南针，在西班牙上空的云海中飞行很棒，潇洒自在，但是——”我被一幅清晰的图景震动了，“但是你要记住，云海之下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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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写道，那天晚上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自豪离开了多拉的办公室。不过他并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等待他的危险。对驾驶宝玑14敞开式驾驶舱飞机的飞行员来说，比利牛斯山脉的湍流、雾和暴风雪是巨大的挑战，飞机的飞行高度上限是一万三千五百英尺；在山区更容易迷路，更危险，也更难实现紧急着陆。此外，比利牛斯山脉绝不普通；从驾驶小飞机的飞行员的角度看，它比高得多的阿尔卑斯山脉更加可怕。这里潜藏着急始磁暴、湍流，还有一年四季笼罩的高云。就在前一年，比利时的王牌飞行员维利·科庞在飞越比利牛斯山脉时，同行的飞行员提醒他要抖擞精神、做好准备；上一位和他同飞的乘客命丧于此。同样的厄运降临在皮埃尔·雅拉迪厄身上，他在圣埃克苏佩里之前来到朱比角。圣埃克苏佩里听说自己要飞处女航了，那天晚上，他到阳台大酒店找到吉约梅，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温习一下路线。吉约梅问新人感觉如何，还拿出两只玻璃杯和一瓶波特酒。“没你想得那么困难。”飞行老兵向他保证。他穿着衬衫，把圣埃克苏佩里的地图摊在面前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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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上了一节他一生中最不正规的地理课，这也是他第一次喜欢地理课。他记得：“吉约梅不是把西班牙当作知识讲给我听，他让我和这个国家成了好朋友。他不跟我谈省份、人和牲畜。”飞行老兵也没有提到骤风或无线电导航。拉泰科埃尔公司提供的地图是最基本的米其林地图或普通的调查地图；圣埃克苏佩里说，他曾因为原野无礼地拒绝按照他资料上的标示排布而斥责它。在多拉的坚持下，飞行员总是在云层下，沿着边界的自然地标飞行，即使这意味着可能要跳过树顶。吉约梅向圣埃克苏佩里介绍了另外一种观察地表情况的方法。他说到了一排高高的橘子树；说到了只住着一对农民夫妇的偏僻山坡，他们就像照亮飞行员航线的灯塔；说到了一条蜿蜒经过紧急降落点的静静的小溪，它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说到了一群绵羊，大约三十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跑到飞机轮子边上。他教圣埃克苏佩里辨认河流的颜色，飞行员可以凭它判断在附近降落是安全的，还是会陷进沼泽里。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地理，吉约梅的地理则是维吉尔式的。“渐渐地，在灯光下，地图上的西班牙变成了仙境。”他后来写道。以吉约梅的这次教导为原型，圣埃克苏佩里写出了《南方邮航》中的一个场景，在其中，埃涅阿斯没有说出能够使他免于一死的秘密。吉约梅描绘的橘园、溪流和牧羊女们却知道。这些智慧来自一种秘密语言，它是圣让庄园老师所不懂的，与圣莫里斯阁楼上的秘密语言却是相似的。圣埃克苏佩里喜欢他那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自然世界，这是靠凭视觉和直觉飞行——或者用一位机械师的话说，是凭“感觉”飞行——得到的。像所有法国贵族一样，他对土地有着持久的依恋；像所有早期的飞行员一样，他对天空同样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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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阳台大酒店的那个夜晚不仅对圣埃克苏佩里本人，而且对他与吉约梅的友谊都很关键。圣埃克苏佩里后来所著的法国版《风沙星辰》就是献给吉约梅的。在蒙托德兰，据说多拉无处不在，发生的一切他都能听到，也能看到；当然也包括这次两人的促膝长谈。多拉的叙述可能比圣埃克苏佩里的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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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看见圣埃克苏佩里坐在吉约梅身旁；他们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摆在面前的一张地图。少言寡语的吉约梅开始讲话了，语气越来越激动。他说的是他的王国，幅员辽阔，因他独特的发现而辽阔……谈话越来越深入，吉约梅显露出一位诗人的灵魂。他在与圣埃克苏佩里的交流中发现了自我。我立刻明白，两人之间诞生了一份珍贵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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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采访中，多拉比平时更健谈一些。他承认，在灯光昏黄的客厅里，他看到吉约梅热心解答圣埃克苏佩里的问题，而圣埃克苏佩里在地图上仔细地做着标记。只有在那一刻，他才觉得录用叙杜尔的这名学生的决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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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冬夜，圣埃克苏佩里离开吉约梅的住处，轻快地散步。从深夜漫步开始，之后的十二小时为他的人生观奠定了基调，至少回头看是这样的。1926年，他仍然更关心自己的进化，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进化，但是在他的才能得到施展、视野得到拓宽之后，这一点发生了变化。正如他所见——圣埃克苏佩里常常能够洞悉事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十二小时显明了工作、技艺和使命的力量，并使他超越了自我。（他确实一直在读尼采的书——“我非常喜欢这位作家。”那年秋天他这么说——但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他漫步在图卢兹的街道上，竖起衣领抵御寒风，陶醉在一种混合了自豪和焦虑的甜蜜之中，像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人。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不知道，他们将把自己珍视的希望、宝贵的商业利益交给眼前的这个人，他要带着它们飞越高山和国界；他是一个牧羊人、一名战士，又是一位魔术师。“我独自与星星为知己。”他心想，品味着要承担的新责任，还有这份工作的宗教意义。他走过亮着灯的商店橱窗前，发现自己身处“美好事物的天堂”，却只能品尝到“一种疏离的陶醉”。他不需要这些尘世间的小玩意，此时他正“笼罩着友谊的光环，像平安夜的一个孩子，期待着惊喜，为幸福时刻的到来满心欢喜地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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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钟，他醒来，外面下着雨。三十分钟后，他穿好衣服，坐在小手提箱上，在阳台大酒店门前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等电车[22]，这个清晨，电车也被施了魔法。它载来了他以前的生活；他突然有一种濒死的感觉，他感受到了官僚气氛。对此他并没有给予过度的同情。电车里充满陈腐烟草和潮湿衣物的气味；圣埃克苏佩里觉得，“味道就像政府办公室里的灰尘，人的生活陷入其中就仿佛陷入流沙”。每隔五百码左右，电车就会停下来，上来一名公证人、一名警卫或一名海关稽查员。电车隆隆前行，这些人要么立刻进入梦乡，要么悄悄地和邻座抱怨家庭的不幸。圣埃克苏佩里对自己的伪装很得意：他与这些官僚难以区分，不过几个小时后，他们会被锁在办公室里，成为“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繁文缛节和单调生活”的牺牲品，而他却会在天上与巨龙搏斗。电车成了一种茧——自然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形象——人可以破茧而出。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感觉“王国在他心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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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官僚……你们像白蚁，用水泥把阳光可以穿透的每一道缝隙都堵起来，你们觉得这样是宁静的生活。你们团成一个球，里面有优雅的安全、日常，以及守旧生活中令人窒息的陈规，而屏蔽了风、潮汐和星辰。你们决定不受到重大问题烦扰，但忘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命运，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你们不是这座流浪星球上的居民，不要问自己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你们是图卢兹的小资产阶级。没有人抓着你们的肩膀，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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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情这些“旧官僚”，没有谴责他们，因为他明白，他们逃脱不了。没有人来唤醒他们灵魂里隐藏的音乐家、诗人和天文学家。正如圣埃克苏佩里总是迫切要指出的那样，没有培育人的园丁，没有治愈灵魂的医生，没有人像小王子那样，不管玫瑰多么不合作，多么不值得，都愿意保护、荫庇和培育玫瑰。圣埃克苏佩里可能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他在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就像先哲尼采五岁丧父一样——但很明显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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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这群和他一起通勤的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控诉，倒不如说是如释重负的长叹。所有人都屈服于命运，飞行员心知肚明。如果说他在回避这些人，那是因为他害怕被认出来；他躲避这些人，就像亨利五世躲避福斯塔夫。他不会成为一个惯于久坐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小白脸，就是在安稳的工作岗位上身心俱疲的人。拉泰科埃尔公司抓住了他的肩膀，不过还来得及；迪迪埃·多拉是他的园丁。他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偶然参与了20世纪为数不多的几场十字军东征。他天生的谦虚并未阻碍他发现这一相似之处。在多拉那本《风沙星辰》的扉页上，圣埃克苏佩里将题词献给这样一个人，他独自建立了“一种独立的文明，人们在其中感到比在别处更高贵”。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还很谦逊。他知道他可以把这个名字派上用场，用另一名飞行员的话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一位圣杯骑士”。责任感可能是贵族的另一个名字，圣埃克苏佩里发现了贵族精神的最后堡垒。讽刺的是，多拉为了让飞行员们好好工作，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他们只是普通的工人：“记住，想象力和英雄主义不属于这里。你们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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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埃克苏佩里崇尚人民，谴责巴黎的上流社会，极为尊重吉约梅，并投身拉泰科埃尔团队，但事实上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带有明显的不民主色彩。一方面，他声称自己最欣赏那位踏实肯干的园丁，那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另一方面，他又厌恶那种个人屈从于工作的恶臭气息。他对一位地上的宇宙园丁的想法完全是精英主义的。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部作品具有宗教性质，他在其中为寡头政治做了充分的辩护。他知道是普世价值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但他始终批判这一标准的低劣。他不明白为什么是皮兰德娄而不是易卜生，是爵士乐而不是莫扎特，是廉价的印刷品而不是梵高或塞尚的作品最终获得成功。他喜欢军营的生活，但常常住在营外；在图卢兹，他很快就搬出阳台大酒店，住进了附近阿尔萨斯-洛林街上的一间公寓，虽然这种情况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员工中并不像在斯特拉斯堡那样少见。他享受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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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飞行结束后不久，他在图卢兹的一家咖啡馆里给一位朋友写信。他坐在一张他已经连续坐了好几个晚上的桌子旁，打量着一屋子默默玩纸牌的人。他们安静地喝着开胃酒；他在角落里沉思。他们在考虑下一步出什么牌；他在憧憬摩尔人和飞机。“老板和侍者已经摸熟了我的习惯；他们为我拉出椅子，对着我加进咖啡里的三块糖微笑，在我随后点了一杯啤酒时笑容洋溢，到了晚上10点整我要抽烟时他们乐呵呵地提醒我‘先生，您的烟’。他们觉得二十年后还能在这里看到我。我要让他们多么失望啊！”他向勒妮·德·索西纳描述他每天走的“小路”。他一日日平淡地生活，直到再也压抑不住逃跑和探索新领域的欲望，就换到一家新的咖啡馆，坐到一个新的座位上，从新的卖报小贩那里买报纸，用新的套话招呼小贩。他承认自己害怕习惯，习惯让人成为“蘑菇”。他可以谦逊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却无法屈从于一成不变。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天生如此，也没有悔意；如今他渐渐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拉泰科埃尔的一些员工认为多拉留下圣埃克苏佩里纯粹是因为他的名字，他们这么想有很多理由，但并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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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与这位杰出人物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愉快。在他第一次飞往阿利坎特的那个早晨，雨下个不停。机场地面上的小水坑被风吹起层层涟漪。“你觉得天气坏吗？”圣埃克苏佩里问多拉。多拉望着窗外，好像他是第一次这么做，喃喃地说：“这没什么影响。”圣埃克苏佩里不禁纳闷，什么天气才叫坏。突然，他觉得吉约梅灌输给他的信心消失殆尽。有一句话萦绕在他心头。吉约梅说过，他很同情这个不了解整条航线的人，尤其是在暴风雪即将来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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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冒雨起飞了。五个小时后，经过在巴塞罗那的短暂停留，他降落在欧洲最温暖的城市阿利坎特。他后来写道，只有在这里，“枣子成熟了”。除了比利牛斯山脉毫无威胁的积雪，他没有看到别的雪。第二天返程稍微有些波折。他再次顺利地翻越了群山，但到傍晚时分，他在卡尔卡松和图卢兹之间遇上了大雾。在离蒙托德兰几英里的地方，飞机在一片田地里迫降。搜寻队立即开车出发，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他。多拉的副手雷蒙·瓦尼埃在潮湿的草地上发现了坐在机翼下面的飞行员。“先生，”圣埃克苏佩里说道，“飞机完好无损。很抱歉，第一次邮航飞行没有圆满完成任务；我尽力了。”而这和他在波舒哀失去了桌子后写下那首诗时的心境，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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