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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这次会面时，还是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圣埃克苏佩里都被告知，图卢兹来信请他过去。大家达成一致，工作邀请函会寄到在阿盖的他妹妹家。那周，他在布尔歇机场参加了义务体检，收拾好了行装。在同巴黎的朋友道别时，他情绪并不高涨。他觉得自己被这座向他许下许多承诺却从未兑现过的城市打败了；这样想来，巴黎对他来说只是镀金的囚笼。可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他自己，这样的想法让他更加痛苦：“我不是个好人。我只配独自收拾行囊去往遥远的地方，走得远远的。”他在给勒妮·德·索西纳的便条中写道，还附上了一篇可能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即《舞女玛农》的手稿。这是一个让·里斯似的故事，讲述了皮加勒区的一位舞女和一个年龄有她两倍大的男人的爱恨纠葛，手稿中的意象应该是放进了《南方邮航》。启程之前，他还和从前的一位老师分享过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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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让他身心俱疲。他无法舍弃一堆古怪的物件，它们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却突然让他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需要；他有一大堆琐事要办；他的木箱太沉，保管起来很麻烦。好像是对过去的一种报复，他再也没有在哪里扎下根。一切收拾妥当，他只剩下十五分钟就要动身去车站了。这十五分钟，他独自在马拉盖码头度过。那是傍晚时分；他的朋友们都去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去乡下了，留下他一人。他头痛，可能感冒了；他脑子里想的是勒妮·德·索西纳和他们那段不尽如人意的友谊。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难受地瘫坐在扶手椅上，陷入了深深的忧伤。他这副样子并不像一个终于要着手开创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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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航空公司老板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的信寄到了阿盖，让圣埃克苏佩里去图卢兹郊外的蒙托德兰机场。按照流程，他要带上执照、航空日志和一份去西班牙的有效护照。他必须向公司的运营总监迪迪埃·多拉报到——人们都称呼他多拉先生。圣埃克苏佩里从家里借来路费，坐火车来到图卢兹。14日，他站在多拉面前，这个男人将在他笔下获得永生，小说人物塑造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这位航空公司的总监余生都试图区分自己与小说中的另一个自我。多拉后来帮助圣埃克苏佩里只能算是还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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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迪埃·多拉，凡尔登的英雄。在那场战役中，他获得了十字勋章、五张奖状，还有浑身的弹片；他拿到了飞行执照，身体康复了，在1917年成为战斗机中队的队长；他是1918年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后六十四名飞行员中唯一的幸存者；他能从空中定位打击“大伯莎”；他花了十二年时间，于1930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邮政系统。多拉于1969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他创立了自己的命途多舛的航空公司。他曾担任法航在奥利机场的运营总监。然而，他成就卓著的一生无人探究，人们更在意的是他与圣埃克苏佩里的第一次相见。他以极度精准闻名，他所讲的故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简洁名副其实——据说他与别人谈话从不会超过三分钟——因此保留了许多话没说。多拉是一个永远带着使命感的人，他于1919年8月与拉泰科埃尔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于9月驾飞机运送了第一份图卢兹—拉巴特邮件。对他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改变了战场。他要把一个实业家不切实际的梦想变成现实。“人们每天写信，”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说，“邮政服务如果做不到每天服务就毫无意义。”如果说生活中大部分事情的诀窍是把日常之事变成大事，在日常生活中激起一些不寻常的火花，那么早期航空邮政的挑战则是把日常之事变得稀松平常。这是办事有条不紊的多拉的成就；这是他给一群身处窘境的退伍军人和年轻的土耳其人灌输的使命。在图卢兹，他们像《指环王》里的人物一样聚集起来，后来成为法国第一批一战后的英雄。这些人就包括现在站在多拉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他不懂求职的学问，在面试时迟到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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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前，身材矮胖的多拉在机场简朴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圣埃克苏佩里。多拉叼着一支香烟，办公桌上堆满了杂乱的纸张；他身后是一幅巨大的西班牙地图，上面画着许多彩色的线。他的典型着装，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是一顶软塌塌的毡帽，一件皱巴巴的雨衣，还有早晨5点钟投下的身影。多拉之前接待其他飞行员的态度堪称冷淡；圣埃克苏佩里收到的问候恐怕也并不热情，因为这位总监后来承认他对这个细皮嫩肉的新人有些顾虑。多拉在回忆录中写道，圣埃克苏佩里的航空日志很薄，写得还不如业余飞行员让人印象深刻。两年前，多拉对让·梅尔莫兹六百小时的飞行时长都不屑一顾，这可是圣埃克苏佩里当时飞行时长的两倍。（相比之下，同样从1922年开始飞行的查尔斯·林德伯格，到那年秋天已经飞行了近两千小时。）圣埃克苏佩里的航空日志中应该包括他在布尔歇机场发生的那起事故，这位总监应该也问及此事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多拉发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在精神和智力上明显与众不同；他似乎更喜欢做梦，而不是飞行”。他声音柔和，更像一位诗人。在这个容易滋生傲慢的领域，他肯定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举止笨拙；多拉还发现他缺乏风度，而这是那些适婚少女的母亲们非常关注的。多拉希望能在飞行员身上看到机敏或老练等特质。他是最早对“合适员工”作出判断的行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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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飞行员与其说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不如说是冒险家。公众仍然认为飞行员是边缘人；不久前，有人告诉路易·布勒盖，造飞机还不如纵情饮酒好。没有人给予航空运输业绝对信任，据多拉观察，其中信心最小的就是飞行员。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脆弱机器的极限；他们无法想象这些不可靠的装置有一天要飞越大洋。在运送邮件的头几年，多拉曾不得不解雇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在从卡萨布兰卡返回图卢兹途中，天气恶劣，这位飞行员在西班牙的一处海岸迫降，他很不明智地建议乘客说：“你们应该坐船！那安全得多。”多拉没有办法相信圣埃克苏佩里的专业技能；也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圣埃克苏佩里具有从事这份工作所需要的自信、平和、坚韧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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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总监还有更深层的顾虑。叙杜尔——多拉在前线时与他熟识——确实为这位学生说过好话。但是，据多拉后来观察，这些推荐只是好话而已。尽管修士夸赞了圣埃克苏佩里，但这话在机场跑道上远没有当时在第六区文化村时那么有分量，圣埃克苏佩里似乎更属于那里。更重要的是，多拉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即圣埃克苏佩里是通过他的贵族同事来找他的。对此，他简短地评论道：“马西米向我推荐了他，他们都有贵族头衔。”马西米抛弃了往日的贵族头衔，但多拉注意到叙杜尔的这位学生在签字时并不会忘记自己的贵族头衔。在约七十名飞行员中，圣埃克苏佩里是唯一这么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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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为什么要接纳圣埃克苏佩里，至少是暂时接纳他，还让他参加了所有飞行员都必须首先接受的培训？或许是因为他对圣埃克苏佩里感兴趣；或许是出于某种程度的同情，不过多拉似乎并不拥有这一美德；又或许只是因为他需要一名飞行员（在1923年至1926年间招募的一百二十六名飞行员中，五十五人离开了公司，七人因公殉职）。他和任何人一样清楚，优秀的飞行员往往不问出处，招募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损失。他说，在简短的会面中，他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圣埃克苏佩里对成功的渴望。在多拉看来，这个年轻人唯一取得一些进展的方面是社会活动；不过，他不知道这已经是很明显的成功了。他怀疑，他起初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的矫揉造作，其实只是羞怯与单纯。虽然他并不希望在圣埃克苏佩里这样的人身上看到这些特点，但与自负和妄自菲薄等他厌恶的品质相比，谦逊更有前途。（梅尔莫兹驾驶宝玑14第一次试飞时，擅作主张为多拉表演了特技。他因此差点还没入职就被解雇了。）这位苛刻的总监是出了名地守时，他毕生的心血都投入于此，可他原谅了这位中午才来参加11点面试的申请人。圣埃克苏佩里一定很快就意识到了迟到的严重性。在多拉的提点之下，他多少悔悟了，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天上班的情形：“我认识到，任何延误都是可耻的，无论缘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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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圣埃克苏佩里先从机械师做起。多拉设计这一实习期的目的是调教最初占据了航空公司大部分职位的战争老兵。他们大部分还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多拉觉得很有必要帮他们卸下巨大而笨重的“骄傲盔甲”，教会他们习惯例行程序、单调的工作和团队合作。许多老兵觉得这种训练有失身份，不过这位前绍尔员工不这么觉得。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工作的头几周里，圣埃克苏佩里又一次穿上了蓝色工装，他学会了使用扳手、拆卸发动机、检查机油和水的泄漏情况，懂得了如何防止连杆断裂，如何焊接和清洗汽缸。多拉惊喜地发现，新雇员曾经精心护理的双手快速地发生了变化。手的蜕变代表着人的蜕变。多拉认为，前期的磨炼让他把热情转化为职业性。更重要的是，圣埃克苏佩里显见的笨拙无法掩盖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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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圣埃克苏佩里如鱼得水。宝玑14——1926年到1927年拉泰科埃尔机群的主力机型，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驾驶它表演过特技——并不比绍尔公司的卡车更复杂。战争期间共制造了五千五百架双翼飞机，装备成轻型轰炸机或侦察机；美国购买了近一百五十架，美国的德哈维兰D.H.4B可能与它最为相近了。这种机型在外观或名气上不能与其他战斗机匹敌；速度不快（它的巡航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是现在法国高速列车的一半），也不容易操作。但宝玑14 A2是当时最安全可靠的飞机，它每飞行一万五千五百英里才会抛锚，或者换一种标准衡量，即使机翼缺损或只有一半的活塞正常运行，它都能飞行。圣埃克苏佩里对驾驶这种机型有一些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维拉库布利与埃斯科的大胆飞行。到达图卢兹几周后，他接受了第一次飞行测试并通过了，不过多拉认为这次飞行“表现平平”。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接下来的飞行训练中，圣埃克苏佩里的进步很稳定。多拉密切关注他的进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日后会成为空中游吟诗人的人特别宠爱，恰恰相反，是因为比起大多数新雇员，他更加担心圣埃克苏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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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托德兰，多拉不是唯一盯着圣埃克苏佩里的人。所有刚刚来到这里的年轻飞行员都会受到老兵们的质疑，他们只是勉强得到了接纳。不过在同一批进入公司的新员工里，圣埃克苏佩里很引人注目。一开始是由于他的名字和明显的出世气质，很快又由于他那出了名的任性。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年轻的飞行员莱昂·安托万早一年进入拉泰科埃尔公司。他还记得有一天早上，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出现在从图卢兹酒店到机场跑道的电车上，这可是大错。有人跑到他的房间里去看他被什么事耽搁了；原来这个旷工者在洗澡时睡着了。他面前还漂着一本书。这种事很快传开了。后来，在西班牙的一座机场，这位要写诗赞美早期航空邮政准时的年轻人，在飞机即将起飞之时，却表示不能按时起飞。“你疯了吗？”机场的负责人问。“没疯，我把手套忘在旅馆了。”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说。“那就不戴手套起飞吧，我的朋友！”负责人嘲讽说。一位研究这一行的历史学家指出，在个人生活中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在处理信件时却能够严格把控时间。不愿遵守这种纪律的人会被同事们强迫去适应它，“就像在宗教团体中失去自我的怀疑论者”。圣埃克苏佩里几乎释然地接受了这一比喻，虽然他并不总能接受这一做法。六年后，他写道：“我加入空中邮政时，感觉自己进入了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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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泰科埃尔“修道院”在图卢兹大广场外，离机场八英里，在罗米吉埃街和卢瓦街的转角处。阳台大酒店是一座五层的粉红色砖砌建筑，每天清晨和傍晚，它将法国西南部的都会映出一片玫瑰色的光芒。酒店客房体面优雅，每晚七法郎。（对特别的客户，比如长相异常英俊的梅尔莫兹，价格可能低至五法郎。）阳台大酒店与另外两家餐厅——赛特和比利牛斯，其中也有飞行员住宿——成了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的修道院。原因很简单，图卢兹当时只有几家酒店，而经济实惠的阳台大酒店正好就在蒙托德兰有轨电车的行驶路线上。（朱比角的机械师托托在法国就像在沙漠中一样爱喝酒，整夜狂欢之后，他拄着一根棍子，敲打着轨道，跌跌撞撞地来到机场。）这里有三个未婚女人，其中两个是姐妹，经营着廉租旅馆。圣埃克苏佩里来到这里时，这家旅馆已经完全属于拉泰科埃尔公司的流浪汉了。对这个新来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家旅馆离图卢兹最好的几家咖啡馆只有数步之遥，而这些咖啡馆都在市政厅广场或威尔逊广场附近。到航线的头六个月里，他频频写信；很多是写给勒妮·德·索西纳的。圣埃克苏佩里很幸运地被安排在阳台大酒店四楼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座壁炉和两扇窗户，从窗口可以俯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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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和妻子住在城里。清晨4点，他坐公司的汽车来到蒙托德兰机场。邮件早晨8点到达，是由通宵火车和卡车从巴黎的奥赛火车站送来的。拉泰科埃尔的员工在阳台大酒店门前等10路电车；电车咔嗒咔嗒地开到酒店门口，一群男人已经在黑暗中聚在人行道上，他们手揣在皮夹克的口袋里，嘴里叼着香烟。电车载着他们到了蒙托德兰机场。在那里，他们的“圣职”封藏在机油里，在那些在冰冷的机库中上的枯燥却至关重要的气象学课里，在对即将做的工作的畏惧里，在对已经完成飞行任务者的敬佩里。（共有一百二十名员工在航空邮政服务中殉职，平均每年约十人。）有轨电车把飞行员送到离机场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最后一段路需要步行。圣埃克苏佩里习惯在这段路尽头的赛特餐厅待一会儿。目光敏锐的机械师马里于斯·法布尔注意到，这位飞行员早餐习惯吃两个羊角面包喝一杯咖啡：圣埃克苏佩里没钱的时候，会拘谨地和机械师们坐在赛特餐厅里，他知道他们会为他买一份一法郎的早餐。“不过，他手头宽裕时会很大方，不仅为我们这一桌，也为其他人买早餐。”法布尔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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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满怀热情地迎接新生活的挑战，尽管工作并不总是卓越超凡的，甚至远谈不上风光。机械师实习期满之后，他不定期地驾驶宝玑飞机送邮件。周五，下着大雨，圣埃克苏佩里驾驶一架新飞机在三百英尺的高空试飞了一个小时。这次飞行就像洗澡一样。周日，他清晨6点醒来，驾驶另一架飞机，但十分钟后就迫降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飞机“表达了回到地面的迫切愿望”），因此他一整天都在无聊和昏昏欲睡中度过。他买了火柴、香烟和邮票，想找点事做。圣埃克苏佩里说他的房间里已经有三十盒火柴和能用上四十年的邮票。他每月的薪水大概是一千法郎——他从图卢兹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是他最后一封要钱的信。不过，他一旦上了飞机，就发现工作日、周末和假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去年，梅尔莫兹报告说，他每天飞行六百英里，七个小时，每工作两天休息一天。不过，圣埃克苏佩里一点也不伤心。黎明时，邮政飞机在蒙蒙细雨中起航，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他很快就欣赏起这种与其说是一项运动，不如说是一场战斗的航空飞行。危险、冒险的先驱性、为了崇高且抽象的事业而作出牺牲，以及短暂的生活方式，使人超脱了自我。圣埃克苏佩里曾抱怨说，他很难独立完成这些事情。“一个人有时能力有限。”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出于更大的责任，他加入了团队，慢慢从阴郁中走出来。一个苛刻的家庭，以其自身的信条发动了一场非常私人的战争，要抵御这三重诱惑是不容易的，圣埃克苏佩里——他可能比拉泰科埃尔公司大多数人更需要这些构件——买了钩子、线和铅锤。尽管所有人都看到了宗教的装饰，他却开始提炼和浪漫化新生活的精神方面。这一次，那个曾经什么都不加入的人——找到了符合理想的事业，或者说他只是没有别的选择——成了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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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了几周新飞机，并且多次飞往距图卢兹不到两小时航程的佩皮尼昂之后，圣埃克苏佩里乘坐飞机，被送往图卢兹—巴塞罗那—阿利坎特航线，途经卡萨布兰卡。驾驶飞机的是亨利·吉约梅，是梅尔莫兹1925年冬天带到公司来的，两人在军队服役期间相识。吉约梅曾获得拉泰科埃尔公司史上最难获得的两项荣誉。多拉认为吉约梅在他认识的所有飞行员中最为优秀。这位严厉的总监认为，飞行员一旦结婚，对公司的价值就会降低四分之三，不过他承认，吉约梅例外。（这更像是对吉约梅夫人的赞扬。）吉约梅比圣埃克苏佩里小两岁，是一个没有明显自我意识的人。他坦率、谦逊、沉默寡言。梅尔莫兹也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位英雄——在无数次惊险的特技表演中，有一次是为一具尸体冒险——不过有些虚荣。这不能怪他，毕竟梅尔莫兹惊为天人，他刚到图卢兹的时候，连多拉都想夸赞他那一头绝伦的鬈发。他因人品和功绩而受人尊敬；如果睡在他身边的女人得知第二天早上他们的感情就将结束，女人一定会痛苦得想自杀。在两人中，梅尔莫兹是更显眼的那个，他更突出一些：正如后来在拉泰科埃尔公司流传一时的话一样，“梅尔莫兹开垦，吉约梅耕作”。如果说吉约梅在如今已经人满为患的法国飞行员神殿中占有一席之地，部分功劳要归于圣埃克苏佩里，他讲述了吉约梅的故事。梅尔莫兹则靠自己的功过被人铭记，也被人遗忘。[21]圣埃克苏佩里在1926年的大多数起步活动都是在吉约梅的监督下进行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多拉参与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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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约梅驾驶飞机带圣埃克苏佩里两次往返图卢兹和阿利坎特之后，多拉给这名新飞行员派了第一份送件差事。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个晚上，多拉在办公室里向他宣布了这个消息，他们的对话内容几乎被圣埃克苏佩里原封不动地记录到了《风沙星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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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明天飞。”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等着他让我走。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你知道规定吧？”那时候的发动机跟今天的不一样。它可能毫无预兆，就发出一阵瓶瓶罐罐碰撞的乒乒乓乓声，突然坏掉了。一个人就这样把命交出去：撞上西班牙坚硬的岩石就没什么救了……不过，最要紧的是不要撞上山体；在山区的云海中盲目飞行后果不堪设想。遇上麻烦的飞行员淹没在白色羊毛一般的云层之中，可能会浑然不知地直冲向山峰。因此，那天晚上，那个谨慎的声音反复提醒我：“靠着指南针，在西班牙上空的云海中飞行很棒，潇洒自在，但是——”我被一幅清晰的图景震动了，“但是你要记住，云海之下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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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写道，那天晚上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自豪离开了多拉的办公室。不过他并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等待他的危险。对驾驶宝玑14敞开式驾驶舱飞机的飞行员来说，比利牛斯山脉的湍流、雾和暴风雪是巨大的挑战，飞机的飞行高度上限是一万三千五百英尺；在山区更容易迷路，更危险，也更难实现紧急着陆。此外，比利牛斯山脉绝不普通；从驾驶小飞机的飞行员的角度看，它比高得多的阿尔卑斯山脉更加可怕。这里潜藏着急始磁暴、湍流，还有一年四季笼罩的高云。就在前一年，比利时的王牌飞行员维利·科庞在飞越比利牛斯山脉时，同行的飞行员提醒他要抖擞精神、做好准备；上一位和他同飞的乘客命丧于此。同样的厄运降临在皮埃尔·雅拉迪厄身上，他在圣埃克苏佩里之前来到朱比角。圣埃克苏佩里听说自己要飞处女航了，那天晚上，他到阳台大酒店找到吉约梅，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温习一下路线。吉约梅问新人感觉如何，还拿出两只玻璃杯和一瓶波特酒。“没你想得那么困难。”飞行老兵向他保证。他穿着衬衫，把圣埃克苏佩里的地图摊在面前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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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上了一节他一生中最不正规的地理课，这也是他第一次喜欢地理课。他记得：“吉约梅不是把西班牙当作知识讲给我听，他让我和这个国家成了好朋友。他不跟我谈省份、人和牲畜。”飞行老兵也没有提到骤风或无线电导航。拉泰科埃尔公司提供的地图是最基本的米其林地图或普通的调查地图；圣埃克苏佩里说，他曾因为原野无礼地拒绝按照他资料上的标示排布而斥责它。在多拉的坚持下，飞行员总是在云层下，沿着边界的自然地标飞行，即使这意味着可能要跳过树顶。吉约梅向圣埃克苏佩里介绍了另外一种观察地表情况的方法。他说到了一排高高的橘子树；说到了只住着一对农民夫妇的偏僻山坡，他们就像照亮飞行员航线的灯塔；说到了一条蜿蜒经过紧急降落点的静静的小溪，它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说到了一群绵羊，大约三十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跑到飞机轮子边上。他教圣埃克苏佩里辨认河流的颜色，飞行员可以凭它判断在附近降落是安全的，还是会陷进沼泽里。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地理，吉约梅的地理则是维吉尔式的。“渐渐地，在灯光下，地图上的西班牙变成了仙境。”他后来写道。以吉约梅的这次教导为原型，圣埃克苏佩里写出了《南方邮航》中的一个场景，在其中，埃涅阿斯没有说出能够使他免于一死的秘密。吉约梅描绘的橘园、溪流和牧羊女们却知道。这些智慧来自一种秘密语言，它是圣让庄园老师所不懂的，与圣莫里斯阁楼上的秘密语言却是相似的。圣埃克苏佩里喜欢他那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自然世界，这是靠凭视觉和直觉飞行——或者用一位机械师的话说，是凭“感觉”飞行——得到的。像所有法国贵族一样，他对土地有着持久的依恋；像所有早期的飞行员一样，他对天空同样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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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阳台大酒店的那个夜晚不仅对圣埃克苏佩里本人，而且对他与吉约梅的友谊都很关键。圣埃克苏佩里后来所著的法国版《风沙星辰》就是献给吉约梅的。在蒙托德兰，据说多拉无处不在，发生的一切他都能听到，也能看到；当然也包括这次两人的促膝长谈。多拉的叙述可能比圣埃克苏佩里的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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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看见圣埃克苏佩里坐在吉约梅身旁；他们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摆在面前的一张地图。少言寡语的吉约梅开始讲话了，语气越来越激动。他说的是他的王国，幅员辽阔，因他独特的发现而辽阔……谈话越来越深入，吉约梅显露出一位诗人的灵魂。他在与圣埃克苏佩里的交流中发现了自我。我立刻明白，两人之间诞生了一份珍贵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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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采访中，多拉比平时更健谈一些。他承认，在灯光昏黄的客厅里，他看到吉约梅热心解答圣埃克苏佩里的问题，而圣埃克苏佩里在地图上仔细地做着标记。只有在那一刻，他才觉得录用叙杜尔的这名学生的决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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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冬夜，圣埃克苏佩里离开吉约梅的住处，轻快地散步。从深夜漫步开始，之后的十二小时为他的人生观奠定了基调，至少回头看是这样的。1926年，他仍然更关心自己的进化，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进化，但是在他的才能得到施展、视野得到拓宽之后，这一点发生了变化。正如他所见——圣埃克苏佩里常常能够洞悉事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十二小时显明了工作、技艺和使命的力量，并使他超越了自我。（他确实一直在读尼采的书——“我非常喜欢这位作家。”那年秋天他这么说——但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他漫步在图卢兹的街道上，竖起衣领抵御寒风，陶醉在一种混合了自豪和焦虑的甜蜜之中，像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人。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不知道，他们将把自己珍视的希望、宝贵的商业利益交给眼前的这个人，他要带着它们飞越高山和国界；他是一个牧羊人、一名战士，又是一位魔术师。“我独自与星星为知己。”他心想，品味着要承担的新责任，还有这份工作的宗教意义。他走过亮着灯的商店橱窗前，发现自己身处“美好事物的天堂”，却只能品尝到“一种疏离的陶醉”。他不需要这些尘世间的小玩意，此时他正“笼罩着友谊的光环，像平安夜的一个孩子，期待着惊喜，为幸福时刻的到来满心欢喜地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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