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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钟，他醒来，外面下着雨。三十分钟后，他穿好衣服，坐在小手提箱上，在阳台大酒店门前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等电车[22]，这个清晨，电车也被施了魔法。它载来了他以前的生活；他突然有一种濒死的感觉，他感受到了官僚气氛。对此他并没有给予过度的同情。电车里充满陈腐烟草和潮湿衣物的气味；圣埃克苏佩里觉得，“味道就像政府办公室里的灰尘，人的生活陷入其中就仿佛陷入流沙”。每隔五百码左右，电车就会停下来，上来一名公证人、一名警卫或一名海关稽查员。电车隆隆前行，这些人要么立刻进入梦乡，要么悄悄地和邻座抱怨家庭的不幸。圣埃克苏佩里对自己的伪装很得意：他与这些官僚难以区分，不过几个小时后，他们会被锁在办公室里，成为“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繁文缛节和单调生活”的牺牲品，而他却会在天上与巨龙搏斗。电车成了一种茧——自然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形象——人可以破茧而出。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感觉“王国在他心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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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官僚……你们像白蚁，用水泥把阳光可以穿透的每一道缝隙都堵起来，你们觉得这样是宁静的生活。你们团成一个球，里面有优雅的安全、日常，以及守旧生活中令人窒息的陈规，而屏蔽了风、潮汐和星辰。你们决定不受到重大问题烦扰，但忘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命运，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你们不是这座流浪星球上的居民，不要问自己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你们是图卢兹的小资产阶级。没有人抓着你们的肩膀，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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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情这些“旧官僚”，没有谴责他们，因为他明白，他们逃脱不了。没有人来唤醒他们灵魂里隐藏的音乐家、诗人和天文学家。正如圣埃克苏佩里总是迫切要指出的那样，没有培育人的园丁，没有治愈灵魂的医生，没有人像小王子那样，不管玫瑰多么不合作，多么不值得，都愿意保护、荫庇和培育玫瑰。圣埃克苏佩里可能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他在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就像先哲尼采五岁丧父一样——但很明显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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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这群和他一起通勤的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控诉，倒不如说是如释重负的长叹。所有人都屈服于命运，飞行员心知肚明。如果说他在回避这些人，那是因为他害怕被认出来；他躲避这些人，就像亨利五世躲避福斯塔夫。他不会成为一个惯于久坐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小白脸，就是在安稳的工作岗位上身心俱疲的人。拉泰科埃尔公司抓住了他的肩膀，不过还来得及；迪迪埃·多拉是他的园丁。他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偶然参与了20世纪为数不多的几场十字军东征。他天生的谦虚并未阻碍他发现这一相似之处。在多拉那本《风沙星辰》的扉页上，圣埃克苏佩里将题词献给这样一个人，他独自建立了“一种独立的文明，人们在其中感到比在别处更高贵”。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还很谦逊。他知道他可以把这个名字派上用场，用另一名飞行员的话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一位圣杯骑士”。责任感可能是贵族的另一个名字，圣埃克苏佩里发现了贵族精神的最后堡垒。讽刺的是，多拉为了让飞行员们好好工作，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他们只是普通的工人：“记住，想象力和英雄主义不属于这里。你们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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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埃克苏佩里崇尚人民，谴责巴黎的上流社会，极为尊重吉约梅，并投身拉泰科埃尔团队，但事实上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带有明显的不民主色彩。一方面，他声称自己最欣赏那位踏实肯干的园丁，那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另一方面，他又厌恶那种个人屈从于工作的恶臭气息。他对一位地上的宇宙园丁的想法完全是精英主义的。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部作品具有宗教性质，他在其中为寡头政治做了充分的辩护。他知道是普世价值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但他始终批判这一标准的低劣。他不明白为什么是皮兰德娄而不是易卜生，是爵士乐而不是莫扎特，是廉价的印刷品而不是梵高或塞尚的作品最终获得成功。他喜欢军营的生活，但常常住在营外；在图卢兹，他很快就搬出阳台大酒店，住进了附近阿尔萨斯-洛林街上的一间公寓，虽然这种情况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员工中并不像在斯特拉斯堡那样少见。他享受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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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飞行结束后不久，他在图卢兹的一家咖啡馆里给一位朋友写信。他坐在一张他已经连续坐了好几个晚上的桌子旁，打量着一屋子默默玩纸牌的人。他们安静地喝着开胃酒；他在角落里沉思。他们在考虑下一步出什么牌；他在憧憬摩尔人和飞机。“老板和侍者已经摸熟了我的习惯；他们为我拉出椅子，对着我加进咖啡里的三块糖微笑，在我随后点了一杯啤酒时笑容洋溢，到了晚上10点整我要抽烟时他们乐呵呵地提醒我‘先生，您的烟’。他们觉得二十年后还能在这里看到我。我要让他们多么失望啊！”他向勒妮·德·索西纳描述他每天走的“小路”。他一日日平淡地生活，直到再也压抑不住逃跑和探索新领域的欲望，就换到一家新的咖啡馆，坐到一个新的座位上，从新的卖报小贩那里买报纸，用新的套话招呼小贩。他承认自己害怕习惯，习惯让人成为“蘑菇”。他可以谦逊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却无法屈从于一成不变。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天生如此，也没有悔意；如今他渐渐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拉泰科埃尔的一些员工认为多拉留下圣埃克苏佩里纯粹是因为他的名字，他们这么想有很多理由，但并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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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与这位杰出人物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愉快。在他第一次飞往阿利坎特的那个早晨，雨下个不停。机场地面上的小水坑被风吹起层层涟漪。“你觉得天气坏吗？”圣埃克苏佩里问多拉。多拉望着窗外，好像他是第一次这么做，喃喃地说：“这没什么影响。”圣埃克苏佩里不禁纳闷，什么天气才叫坏。突然，他觉得吉约梅灌输给他的信心消失殆尽。有一句话萦绕在他心头。吉约梅说过，他很同情这个不了解整条航线的人，尤其是在暴风雪即将来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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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冒雨起飞了。五个小时后，经过在巴塞罗那的短暂停留，他降落在欧洲最温暖的城市阿利坎特。他后来写道，只有在这里，“枣子成熟了”。除了比利牛斯山脉毫无威胁的积雪，他没有看到别的雪。第二天返程稍微有些波折。他再次顺利地翻越了群山，但到傍晚时分，他在卡尔卡松和图卢兹之间遇上了大雾。在离蒙托德兰几英里的地方，飞机在一片田地里迫降。搜寻队立即开车出发，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他。多拉的副手雷蒙·瓦尼埃在潮湿的草地上发现了坐在机翼下面的飞行员。“先生，”圣埃克苏佩里说道，“飞机完好无损。很抱歉，第一次邮航飞行没有圆满完成任务；我尽力了。”而这和他在波舒哀失去了桌子后写下那首诗时的心境，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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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八章 迅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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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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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就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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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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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遭遇在拉泰科埃尔的早期历史中无足轻重，这段历史充满精湛的技术，也充满灾难，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其他时候，这段早期历史不过是一部飞行员版的默片。战争结束后，法国的航空业不仅在全世界最具生产力，而且拥有一万二千名飞行员和数量相当的飞机。这些情况引起了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的注意，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在完成工程学校的学业后，回到家族做木材生意，并且一直在寻找机会创立自己的企业。最初，他制造火车，取得了巨大成功。1917年，他三十四岁，由于视力差，不能去前线，他清楚地认识到，铁路已经是19世纪的事物了。当年10月份，据估计工厂（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工厂）生产第一架全新系列的飞机至少需要三个月，他与政府签订合同，答应在年内制造一千架莎尔玛生侦察机。他首次交付六百架飞机时延迟了，但只延迟了一点点。根据合同条款，他发了大财，他从停战协定中得到的好处和从战争中得到的一样多。他甚至在战争后期开始考虑飞机在战后世界中的潜力；他需要一个新的挑战，他天生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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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拉泰科埃尔与童年的玩伴贝波·德·马西米分享了他的想法，贝波有在战时飞行的经验，而拉泰科埃尔自己从未驾驶过飞机，他很看重贝波的经验。他没有考虑从巴黎到伦敦或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简单的航线；这些城市之间已有铁路连接。他也没有考虑过民航，因为这对有着开放驾驶舱的宝玑飞机和莎尔玛生侦察机来说并不适合。他把目光转向法国南部和美洲，思考20世纪初帝国广泛的商业利益。当时，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国；仅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就接近四百万平方英里[23]，是法国本土面积的十五倍还多。法国与摩洛哥的贸易是法国殖民王冠上的璀璨宝石，在战前的四年里增长至三倍。战争——下一场会更加激烈——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殖民地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拉泰科埃尔想象着一张交通网络，将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经西班牙海岸与法国相连，这条线后来向南延伸，穿过里奥德奥罗港，沿毛里塔尼亚海岸延伸到塞内加尔的圣路易以及达喀尔——法属西非帝国的行政中心。达喀尔是一座繁忙的、气候恶劣的城市，有四万人口；虽然当地法国人不多，但它是法国的第三大港口。航线的出现使达喀尔一跃成为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好的城市之一；达喀尔与新世界相隔的一千六百二十海里[24]一夜之间缩短了。拉泰科埃尔设想这张网络时，想到的是改装能飞越四百英里的战斗机；当新技术终于赶上他的设想时，他认为达喀尔的维德角半岛位于非洲最西端，可以作为飞往美洲的起跳点。飞机可以继续途经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蒙得维的亚，最终飞往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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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5月，拉泰科埃尔向马西米提出了大胆的计划，从此启动了风车，他正是因此被后人铭记。根据这位意大利人的说法，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我重新核算了所有数字。它们证实了专家的意见：办不成。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放手去做。”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拉泰科埃尔向英国政府大胆提议创建商业航空公司；他认为最大限度上可以把从图卢兹到卡萨布兰卡的时间缩短到两天（当时，信件从巴黎通过火车和轮船运送到卡萨布兰卡需要七到十一天，这取决于季节），把从图卢兹到达喀尔的时间从十二到十四天缩短到五天。马西米对外交很感兴趣，而且相比把希望都放在拉泰科埃尔身上，他愿意进行更多外交实践，在政府明确表明立场之前，他已经被派往西班牙，就授权飞越西班牙领空和建造、装备海岸线上的飞机跑道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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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拉泰科埃尔在比利牛斯山脉上空的一架莎尔玛生飞机上庆祝了圣诞节。他和他的飞行员首次从图卢兹飞到巴塞罗那，距离二百英里。两个月后，马西米从图卢兹飞往位于巴塞罗那以南二百五十英里的阿利坎特，他让人在那里准备好一条六百米长的降落跑道。不幸的是，他的要求被误解为准备好一条六百平方米的跑道；在飞机坠地前后，马西米开始流鼻血时，他惊叫道：“这是手帕，不是飞机降落跑道！”他和他的飞行员立即着手清理出一条合适的跑道。拉泰科埃尔本人也在飞行途中，庆幸的是，拉泰科埃尔延迟了着陆。他的飞行员在比利牛斯山脉的湍流中弄丢了眼镜，飞过了巴塞罗那。飞机本应在巴萨罗那降落加油，然而飞行员没有看到那座城市。飞机耗尽燃油后降落在从巴塞罗那到阿利坎特大约三分之一路程的一片沙地上。飞行员和拉泰科埃尔在这里设法给飞机加了油，继续赶路。在乘客的帮助下，飞行员辨认出阿利坎特机场的跑道，但看不清风向标，此时风向标显示飞机顺着强风降落。飞机在新修的跑道上急速滑行，结果在跑道尽头撞上了石头。从飞机残骸中被救出后，不可救药的拉泰科埃尔总结说：“事情没那么糟。我们得修理这几架飞机。一个月后向摩洛哥出发。”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当晚乘火车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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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到一个月，那时圣埃克苏佩里还在准备海军考试，拉泰科埃尔飞抵拉巴特，他走下莎尔玛生飞机，受到了热烈欢迎。利奥泰元帅——当时还没有被任命为元帅，而是作为摩洛哥无冕国王的将军而为人所知——前来祝贺这位实业家。拉泰科埃尔送给利奥泰一份前一天的巴黎报纸，送给他妻子一束从图卢兹空运过来、装在帽盒里的紫罗兰。拉泰科埃尔从法国来，用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当于乘船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并且航行条件还要非常好。利奥泰从没有这么快收到报纸；这份送达的报纸为拉泰科埃尔赢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利奥泰有自己的经费，他立即从经费中给这位实业家拨了一笔重要补贴。拉泰科埃尔确保了自己在法国邮政业务中的垄断地位，在夏末又签订了向南方开通邮航的合同。拉泰科埃尔招募了几名飞行员；马西米拜访了8月份抵达图卢兹的老战友多拉。这条航线算是运行起来了，虽然不是很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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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1日，多拉主持了图卢兹和卡萨布兰卡之间航线的建成仪式。飞行装备仍然不可靠，但拉泰科埃尔的决心非常坚定；虽然有七架飞机，但只有三架能够起飞。当年12月，一名飞行员驾驶飞机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坠落，这是公司遭遇的第一起伤亡事故。随后发生了大量事故。各种问题相继出现——士气、外交、物资、安全、资金。然而，这些问题似乎与每天的任务无关，任务就是按时起飞和降落。西班牙就像比利牛斯山脉的风一样不可预测和充满敌意：多拉和另一名飞行员秋天分别在西班牙领土紧急降落后被俘，西班牙人称没有人告知他们法国人已经获准登陆西班牙领土。在西班牙，反法情绪高涨，无论是皇室还是军队都对法国这个邻居没有好感；德国人对法国航空的萌芽慷慨相助，并继续在马德里积极游说。对拉泰科埃尔来说，可能今天飞越西班牙领空是合法的，明天就是非法的。晚至1928年，法国驻西班牙大使还给奥赛码头写信提到西班牙人对航线的消极抵抗：“大量证据证明，现有的指令对法国—摩洛哥航线不利，甚至构成障碍；我们经常发现，新上任的部长作出的承诺会被突然收回。”1937年，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因为法国和西班牙仍然不睦，圣埃克苏佩里飞往廷巴克图考察另一条法国—南美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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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故和奇迹之后，拉泰科埃尔的事业稳步发展。1920年，也就是在多拉飞往卡萨布兰卡一年后，公司由十三名飞行员、三十名机械师和六十架飞机组成，占整个法国商业飞行员的五分之一和商用飞机的三分之一。拉泰科埃尔继续拓展业务：1923年，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即将开通，不过困难当然也不少。两年后，这条航线——一条空旷的沙漠航线——正式开通，它靠的是“一系列凭借运气和飞行员的勇气作出的尝试”。但这并没有阻止拉泰科埃尔登上前往里约的船——几乎恰在一个月前，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次出现在多拉面前——看看他是否能在南美洲开辟业务。不到两年时间，一封从巴黎寄出的信八天可以送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所用时间只有拉泰科埃尔1926年登船时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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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拉泰科埃尔运送了二十万封信。十年后，公司的邮政服务扩展到非洲和南美洲，可以运送三千二百万封信。但服务质量和设备质量仍非常不稳定。1927年，飞行员们抱怨他们一半的时间都花在搭救飞机出故障的同事上，每飞三次就会出一次故障。飞机在低空飞行跌跌撞撞，没有爬升动力，能起飞全凭运气。然而，当年的一千四百六十二袋邮件中，只有一袋没有送达目的地，至少公司的年度报告是这么说的。总而言之，无论怎么看，拉泰科埃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30年，公司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航空公司。拉泰科埃尔不屈不挠的个人精神已渗透公司的各个层面；公司夸耀自己的团队精神是其他公司无法匹敌的，认为这是公司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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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邮政航线方面，法国充分利用了其广阔的国土、航空领域的战前成就以及战时工业等优势。另外，法国的土地也在一开始就对拉泰科埃尔的愿景表现出了自然的热情。虽然同胞们可能不完全理解他对速度的重视，但他们欣赏他对文字的热爱，文字在法国是神圣的。法国人爱写信，所以长期以来他们抵制电话，认为电话是侵略性的，凌驾于社交法则之上，即使今天，人们打电话也得找借口。（圣埃克苏佩里对电话没有这些保留意见，他经常打电话。据他看，文字的传播速度总是不够快，即使他写了信，也要打电话去解释或更正他的文字。1930年，他严厉批评勒妮用海运寄信：“如果信走海运，就不值得我们费那么大力气去取邮件了。”）现在巴黎人每天要寄三封信，法国国内的信件都会第二天准时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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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拉泰科埃尔在1920年代发迹的主要原因不是文化或殖民。没有哪个国家在战后比法国更加鼓励航空发展。与法国相比，英国和美国态度冷淡；德国被和平条约束缚住了。法国设立了国家气象局。法国航空宣传委员会——一个公共关系教育委员会——由实业家安德烈·米其林于1921年创立；它的使命是向每个法国人灌输“飞行精神”。国家帮助训练飞行员、制造飞机。飞行俱乐部遍布全国各地。国家为有兴趣购买私人飞机的人提供补贴，至少40%由国家承担；圣埃克苏佩里可能在1935年受益于这一政策。法国人受到反德精神鼓舞，公开竞争的热情很高，其中航空业的竞争是最光荣的。奥赛码头试图把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各殖民地与外交部的交流速度越快，其总督就越不得不服从巴黎的决策。航空实际上有助于终结外交冒险家的时代。到1930年代中期，飞行员们开始抱怨“美妙的冒险时代”已经结束时，殖民化已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工作领域。法国政府对拉泰科埃尔很慷慨，因为他在部长们面前常表现得跟哥伦布对伊丽莎白女王一样，他们的投资在声望和历史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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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0年代初，政府的赞助变得不可靠，拉泰科埃尔公司的经济基础也开始不稳固，而此时大多数国家都用飞机在城市之间运送邮件。德国和荷兰在运输机械制造方面一直遥遥领先。早在1927年年中，美国邮政就实现了邮件在四十八小时内从纽约送抵旧金山。这一年，林德伯格的飞行改变了美国对航空的冷漠态度。法国还有四条邮政航线，拉泰科埃尔在被卖给旅居南美的法国人马塞尔·布尤-拉丰后有了新名字，叫作空中邮政（它的官方名称是空中邮政总公司）。拉泰科埃尔的头脑风暴在狂热、拥挤的早期航空史上是引人注目而短小的一章；它不是寿命最长的，但可以说是最有野心的航空公司。公司飞行距离有限，技术潜力不足，从某个角度看，它只是一家引人注目的商业公司。即使被轰动一时的丑闻摧毁了，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不合群的飞行员，他书写这家公司英雄时期的文字不可磨灭，尽管他自己并不是，也从未声称自己是这些英雄中的一位。他从未出现在公司的年度报告里，但他为航线所做的，就像《生活》杂志对“水星七杰”的报道一样。[25]历史属于雄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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