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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写道，那天晚上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自豪离开了多拉的办公室。不过他并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等待他的危险。对驾驶宝玑14敞开式驾驶舱飞机的飞行员来说，比利牛斯山脉的湍流、雾和暴风雪是巨大的挑战，飞机的飞行高度上限是一万三千五百英尺；在山区更容易迷路，更危险，也更难实现紧急着陆。此外，比利牛斯山脉绝不普通；从驾驶小飞机的飞行员的角度看，它比高得多的阿尔卑斯山脉更加可怕。这里潜藏着急始磁暴、湍流，还有一年四季笼罩的高云。就在前一年，比利时的王牌飞行员维利·科庞在飞越比利牛斯山脉时，同行的飞行员提醒他要抖擞精神、做好准备；上一位和他同飞的乘客命丧于此。同样的厄运降临在皮埃尔·雅拉迪厄身上，他在圣埃克苏佩里之前来到朱比角。圣埃克苏佩里听说自己要飞处女航了，那天晚上，他到阳台大酒店找到吉约梅，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温习一下路线。吉约梅问新人感觉如何，还拿出两只玻璃杯和一瓶波特酒。“没你想得那么困难。”飞行老兵向他保证。他穿着衬衫，把圣埃克苏佩里的地图摊在面前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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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上了一节他一生中最不正规的地理课，这也是他第一次喜欢地理课。他记得：“吉约梅不是把西班牙当作知识讲给我听，他让我和这个国家成了好朋友。他不跟我谈省份、人和牲畜。”飞行老兵也没有提到骤风或无线电导航。拉泰科埃尔公司提供的地图是最基本的米其林地图或普通的调查地图；圣埃克苏佩里说，他曾因为原野无礼地拒绝按照他资料上的标示排布而斥责它。在多拉的坚持下，飞行员总是在云层下，沿着边界的自然地标飞行，即使这意味着可能要跳过树顶。吉约梅向圣埃克苏佩里介绍了另外一种观察地表情况的方法。他说到了一排高高的橘子树；说到了只住着一对农民夫妇的偏僻山坡，他们就像照亮飞行员航线的灯塔；说到了一条蜿蜒经过紧急降落点的静静的小溪，它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说到了一群绵羊，大约三十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跑到飞机轮子边上。他教圣埃克苏佩里辨认河流的颜色，飞行员可以凭它判断在附近降落是安全的，还是会陷进沼泽里。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地理，吉约梅的地理则是维吉尔式的。“渐渐地，在灯光下，地图上的西班牙变成了仙境。”他后来写道。以吉约梅的这次教导为原型，圣埃克苏佩里写出了《南方邮航》中的一个场景，在其中，埃涅阿斯没有说出能够使他免于一死的秘密。吉约梅描绘的橘园、溪流和牧羊女们却知道。这些智慧来自一种秘密语言，它是圣让庄园老师所不懂的，与圣莫里斯阁楼上的秘密语言却是相似的。圣埃克苏佩里喜欢他那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自然世界，这是靠凭视觉和直觉飞行——或者用一位机械师的话说，是凭“感觉”飞行——得到的。像所有法国贵族一样，他对土地有着持久的依恋；像所有早期的飞行员一样，他对天空同样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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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阳台大酒店的那个夜晚不仅对圣埃克苏佩里本人，而且对他与吉约梅的友谊都很关键。圣埃克苏佩里后来所著的法国版《风沙星辰》就是献给吉约梅的。在蒙托德兰，据说多拉无处不在，发生的一切他都能听到，也能看到；当然也包括这次两人的促膝长谈。多拉的叙述可能比圣埃克苏佩里的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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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看见圣埃克苏佩里坐在吉约梅身旁；他们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摆在面前的一张地图。少言寡语的吉约梅开始讲话了，语气越来越激动。他说的是他的王国，幅员辽阔，因他独特的发现而辽阔……谈话越来越深入，吉约梅显露出一位诗人的灵魂。他在与圣埃克苏佩里的交流中发现了自我。我立刻明白，两人之间诞生了一份珍贵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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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采访中，多拉比平时更健谈一些。他承认，在灯光昏黄的客厅里，他看到吉约梅热心解答圣埃克苏佩里的问题，而圣埃克苏佩里在地图上仔细地做着标记。只有在那一刻，他才觉得录用叙杜尔的这名学生的决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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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冬夜，圣埃克苏佩里离开吉约梅的住处，轻快地散步。从深夜漫步开始，之后的十二小时为他的人生观奠定了基调，至少回头看是这样的。1926年，他仍然更关心自己的进化，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进化，但是在他的才能得到施展、视野得到拓宽之后，这一点发生了变化。正如他所见——圣埃克苏佩里常常能够洞悉事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十二小时显明了工作、技艺和使命的力量，并使他超越了自我。（他确实一直在读尼采的书——“我非常喜欢这位作家。”那年秋天他这么说——但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他漫步在图卢兹的街道上，竖起衣领抵御寒风，陶醉在一种混合了自豪和焦虑的甜蜜之中，像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人。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不知道，他们将把自己珍视的希望、宝贵的商业利益交给眼前的这个人，他要带着它们飞越高山和国界；他是一个牧羊人、一名战士，又是一位魔术师。“我独自与星星为知己。”他心想，品味着要承担的新责任，还有这份工作的宗教意义。他走过亮着灯的商店橱窗前，发现自己身处“美好事物的天堂”，却只能品尝到“一种疏离的陶醉”。他不需要这些尘世间的小玩意，此时他正“笼罩着友谊的光环，像平安夜的一个孩子，期待着惊喜，为幸福时刻的到来满心欢喜地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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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钟，他醒来，外面下着雨。三十分钟后，他穿好衣服，坐在小手提箱上，在阳台大酒店门前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等电车[22]，这个清晨，电车也被施了魔法。它载来了他以前的生活；他突然有一种濒死的感觉，他感受到了官僚气氛。对此他并没有给予过度的同情。电车里充满陈腐烟草和潮湿衣物的气味；圣埃克苏佩里觉得，“味道就像政府办公室里的灰尘，人的生活陷入其中就仿佛陷入流沙”。每隔五百码左右，电车就会停下来，上来一名公证人、一名警卫或一名海关稽查员。电车隆隆前行，这些人要么立刻进入梦乡，要么悄悄地和邻座抱怨家庭的不幸。圣埃克苏佩里对自己的伪装很得意：他与这些官僚难以区分，不过几个小时后，他们会被锁在办公室里，成为“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繁文缛节和单调生活”的牺牲品，而他却会在天上与巨龙搏斗。电车成了一种茧——自然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形象——人可以破茧而出。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感觉“王国在他心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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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官僚……你们像白蚁，用水泥把阳光可以穿透的每一道缝隙都堵起来，你们觉得这样是宁静的生活。你们团成一个球，里面有优雅的安全、日常，以及守旧生活中令人窒息的陈规，而屏蔽了风、潮汐和星辰。你们决定不受到重大问题烦扰，但忘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命运，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你们不是这座流浪星球上的居民，不要问自己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你们是图卢兹的小资产阶级。没有人抓着你们的肩膀，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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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情这些“旧官僚”，没有谴责他们，因为他明白，他们逃脱不了。没有人来唤醒他们灵魂里隐藏的音乐家、诗人和天文学家。正如圣埃克苏佩里总是迫切要指出的那样，没有培育人的园丁，没有治愈灵魂的医生，没有人像小王子那样，不管玫瑰多么不合作，多么不值得，都愿意保护、荫庇和培育玫瑰。圣埃克苏佩里可能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他在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就像先哲尼采五岁丧父一样——但很明显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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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这群和他一起通勤的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控诉，倒不如说是如释重负的长叹。所有人都屈服于命运，飞行员心知肚明。如果说他在回避这些人，那是因为他害怕被认出来；他躲避这些人，就像亨利五世躲避福斯塔夫。他不会成为一个惯于久坐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小白脸，就是在安稳的工作岗位上身心俱疲的人。拉泰科埃尔公司抓住了他的肩膀，不过还来得及；迪迪埃·多拉是他的园丁。他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偶然参与了20世纪为数不多的几场十字军东征。他天生的谦虚并未阻碍他发现这一相似之处。在多拉那本《风沙星辰》的扉页上，圣埃克苏佩里将题词献给这样一个人，他独自建立了“一种独立的文明，人们在其中感到比在别处更高贵”。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还很谦逊。他知道他可以把这个名字派上用场，用另一名飞行员的话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一位圣杯骑士”。责任感可能是贵族的另一个名字，圣埃克苏佩里发现了贵族精神的最后堡垒。讽刺的是，多拉为了让飞行员们好好工作，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他们只是普通的工人：“记住，想象力和英雄主义不属于这里。你们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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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埃克苏佩里崇尚人民，谴责巴黎的上流社会，极为尊重吉约梅，并投身拉泰科埃尔团队，但事实上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带有明显的不民主色彩。一方面，他声称自己最欣赏那位踏实肯干的园丁，那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另一方面，他又厌恶那种个人屈从于工作的恶臭气息。他对一位地上的宇宙园丁的想法完全是精英主义的。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部作品具有宗教性质，他在其中为寡头政治做了充分的辩护。他知道是普世价值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但他始终批判这一标准的低劣。他不明白为什么是皮兰德娄而不是易卜生，是爵士乐而不是莫扎特，是廉价的印刷品而不是梵高或塞尚的作品最终获得成功。他喜欢军营的生活，但常常住在营外；在图卢兹，他很快就搬出阳台大酒店，住进了附近阿尔萨斯-洛林街上的一间公寓，虽然这种情况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员工中并不像在斯特拉斯堡那样少见。他享受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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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飞行结束后不久，他在图卢兹的一家咖啡馆里给一位朋友写信。他坐在一张他已经连续坐了好几个晚上的桌子旁，打量着一屋子默默玩纸牌的人。他们安静地喝着开胃酒；他在角落里沉思。他们在考虑下一步出什么牌；他在憧憬摩尔人和飞机。“老板和侍者已经摸熟了我的习惯；他们为我拉出椅子，对着我加进咖啡里的三块糖微笑，在我随后点了一杯啤酒时笑容洋溢，到了晚上10点整我要抽烟时他们乐呵呵地提醒我‘先生，您的烟’。他们觉得二十年后还能在这里看到我。我要让他们多么失望啊！”他向勒妮·德·索西纳描述他每天走的“小路”。他一日日平淡地生活，直到再也压抑不住逃跑和探索新领域的欲望，就换到一家新的咖啡馆，坐到一个新的座位上，从新的卖报小贩那里买报纸，用新的套话招呼小贩。他承认自己害怕习惯，习惯让人成为“蘑菇”。他可以谦逊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却无法屈从于一成不变。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天生如此，也没有悔意；如今他渐渐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拉泰科埃尔的一些员工认为多拉留下圣埃克苏佩里纯粹是因为他的名字，他们这么想有很多理由，但并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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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与这位杰出人物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愉快。在他第一次飞往阿利坎特的那个早晨，雨下个不停。机场地面上的小水坑被风吹起层层涟漪。“你觉得天气坏吗？”圣埃克苏佩里问多拉。多拉望着窗外，好像他是第一次这么做，喃喃地说：“这没什么影响。”圣埃克苏佩里不禁纳闷，什么天气才叫坏。突然，他觉得吉约梅灌输给他的信心消失殆尽。有一句话萦绕在他心头。吉约梅说过，他很同情这个不了解整条航线的人，尤其是在暴风雪即将来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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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冒雨起飞了。五个小时后，经过在巴塞罗那的短暂停留，他降落在欧洲最温暖的城市阿利坎特。他后来写道，只有在这里，“枣子成熟了”。除了比利牛斯山脉毫无威胁的积雪，他没有看到别的雪。第二天返程稍微有些波折。他再次顺利地翻越了群山，但到傍晚时分，他在卡尔卡松和图卢兹之间遇上了大雾。在离蒙托德兰几英里的地方，飞机在一片田地里迫降。搜寻队立即开车出发，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他。多拉的副手雷蒙·瓦尼埃在潮湿的草地上发现了坐在机翼下面的飞行员。“先生，”圣埃克苏佩里说道，“飞机完好无损。很抱歉，第一次邮航飞行没有圆满完成任务；我尽力了。”而这和他在波舒哀失去了桌子后写下那首诗时的心境，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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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八章 迅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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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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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就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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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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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遭遇在拉泰科埃尔的早期历史中无足轻重，这段历史充满精湛的技术，也充满灾难，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其他时候，这段早期历史不过是一部飞行员版的默片。战争结束后，法国的航空业不仅在全世界最具生产力，而且拥有一万二千名飞行员和数量相当的飞机。这些情况引起了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的注意，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在完成工程学校的学业后，回到家族做木材生意，并且一直在寻找机会创立自己的企业。最初，他制造火车，取得了巨大成功。1917年，他三十四岁，由于视力差，不能去前线，他清楚地认识到，铁路已经是19世纪的事物了。当年10月份，据估计工厂（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工厂）生产第一架全新系列的飞机至少需要三个月，他与政府签订合同，答应在年内制造一千架莎尔玛生侦察机。他首次交付六百架飞机时延迟了，但只延迟了一点点。根据合同条款，他发了大财，他从停战协定中得到的好处和从战争中得到的一样多。他甚至在战争后期开始考虑飞机在战后世界中的潜力；他需要一个新的挑战，他天生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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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拉泰科埃尔与童年的玩伴贝波·德·马西米分享了他的想法，贝波有在战时飞行的经验，而拉泰科埃尔自己从未驾驶过飞机，他很看重贝波的经验。他没有考虑从巴黎到伦敦或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简单的航线；这些城市之间已有铁路连接。他也没有考虑过民航，因为这对有着开放驾驶舱的宝玑飞机和莎尔玛生侦察机来说并不适合。他把目光转向法国南部和美洲，思考20世纪初帝国广泛的商业利益。当时，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国；仅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就接近四百万平方英里[23]，是法国本土面积的十五倍还多。法国与摩洛哥的贸易是法国殖民王冠上的璀璨宝石，在战前的四年里增长至三倍。战争——下一场会更加激烈——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殖民地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拉泰科埃尔想象着一张交通网络，将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经西班牙海岸与法国相连，这条线后来向南延伸，穿过里奥德奥罗港，沿毛里塔尼亚海岸延伸到塞内加尔的圣路易以及达喀尔——法属西非帝国的行政中心。达喀尔是一座繁忙的、气候恶劣的城市，有四万人口；虽然当地法国人不多，但它是法国的第三大港口。航线的出现使达喀尔一跃成为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好的城市之一；达喀尔与新世界相隔的一千六百二十海里[24]一夜之间缩短了。拉泰科埃尔设想这张网络时，想到的是改装能飞越四百英里的战斗机；当新技术终于赶上他的设想时，他认为达喀尔的维德角半岛位于非洲最西端，可以作为飞往美洲的起跳点。飞机可以继续途经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蒙得维的亚，最终飞往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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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5月，拉泰科埃尔向马西米提出了大胆的计划，从此启动了风车，他正是因此被后人铭记。根据这位意大利人的说法，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我重新核算了所有数字。它们证实了专家的意见：办不成。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放手去做。”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拉泰科埃尔向英国政府大胆提议创建商业航空公司；他认为最大限度上可以把从图卢兹到卡萨布兰卡的时间缩短到两天（当时，信件从巴黎通过火车和轮船运送到卡萨布兰卡需要七到十一天，这取决于季节），把从图卢兹到达喀尔的时间从十二到十四天缩短到五天。马西米对外交很感兴趣，而且相比把希望都放在拉泰科埃尔身上，他愿意进行更多外交实践，在政府明确表明立场之前，他已经被派往西班牙，就授权飞越西班牙领空和建造、装备海岸线上的飞机跑道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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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拉泰科埃尔在比利牛斯山脉上空的一架莎尔玛生飞机上庆祝了圣诞节。他和他的飞行员首次从图卢兹飞到巴塞罗那，距离二百英里。两个月后，马西米从图卢兹飞往位于巴塞罗那以南二百五十英里的阿利坎特，他让人在那里准备好一条六百米长的降落跑道。不幸的是，他的要求被误解为准备好一条六百平方米的跑道；在飞机坠地前后，马西米开始流鼻血时，他惊叫道：“这是手帕，不是飞机降落跑道！”他和他的飞行员立即着手清理出一条合适的跑道。拉泰科埃尔本人也在飞行途中，庆幸的是，拉泰科埃尔延迟了着陆。他的飞行员在比利牛斯山脉的湍流中弄丢了眼镜，飞过了巴塞罗那。飞机本应在巴萨罗那降落加油，然而飞行员没有看到那座城市。飞机耗尽燃油后降落在从巴塞罗那到阿利坎特大约三分之一路程的一片沙地上。飞行员和拉泰科埃尔在这里设法给飞机加了油，继续赶路。在乘客的帮助下，飞行员辨认出阿利坎特机场的跑道，但看不清风向标，此时风向标显示飞机顺着强风降落。飞机在新修的跑道上急速滑行，结果在跑道尽头撞上了石头。从飞机残骸中被救出后，不可救药的拉泰科埃尔总结说：“事情没那么糟。我们得修理这几架飞机。一个月后向摩洛哥出发。”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当晚乘火车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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