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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到一个月，那时圣埃克苏佩里还在准备海军考试，拉泰科埃尔飞抵拉巴特，他走下莎尔玛生飞机，受到了热烈欢迎。利奥泰元帅——当时还没有被任命为元帅，而是作为摩洛哥无冕国王的将军而为人所知——前来祝贺这位实业家。拉泰科埃尔送给利奥泰一份前一天的巴黎报纸，送给他妻子一束从图卢兹空运过来、装在帽盒里的紫罗兰。拉泰科埃尔从法国来，用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当于乘船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并且航行条件还要非常好。利奥泰从没有这么快收到报纸；这份送达的报纸为拉泰科埃尔赢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利奥泰有自己的经费，他立即从经费中给这位实业家拨了一笔重要补贴。拉泰科埃尔确保了自己在法国邮政业务中的垄断地位，在夏末又签订了向南方开通邮航的合同。拉泰科埃尔招募了几名飞行员；马西米拜访了8月份抵达图卢兹的老战友多拉。这条航线算是运行起来了，虽然不是很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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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1日，多拉主持了图卢兹和卡萨布兰卡之间航线的建成仪式。飞行装备仍然不可靠，但拉泰科埃尔的决心非常坚定；虽然有七架飞机，但只有三架能够起飞。当年12月，一名飞行员驾驶飞机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坠落，这是公司遭遇的第一起伤亡事故。随后发生了大量事故。各种问题相继出现——士气、外交、物资、安全、资金。然而，这些问题似乎与每天的任务无关，任务就是按时起飞和降落。西班牙就像比利牛斯山脉的风一样不可预测和充满敌意：多拉和另一名飞行员秋天分别在西班牙领土紧急降落后被俘，西班牙人称没有人告知他们法国人已经获准登陆西班牙领土。在西班牙，反法情绪高涨，无论是皇室还是军队都对法国这个邻居没有好感；德国人对法国航空的萌芽慷慨相助，并继续在马德里积极游说。对拉泰科埃尔来说，可能今天飞越西班牙领空是合法的，明天就是非法的。晚至1928年，法国驻西班牙大使还给奥赛码头写信提到西班牙人对航线的消极抵抗：“大量证据证明，现有的指令对法国—摩洛哥航线不利，甚至构成障碍；我们经常发现，新上任的部长作出的承诺会被突然收回。”1937年，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因为法国和西班牙仍然不睦，圣埃克苏佩里飞往廷巴克图考察另一条法国—南美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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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故和奇迹之后，拉泰科埃尔的事业稳步发展。1920年，也就是在多拉飞往卡萨布兰卡一年后，公司由十三名飞行员、三十名机械师和六十架飞机组成，占整个法国商业飞行员的五分之一和商用飞机的三分之一。拉泰科埃尔继续拓展业务：1923年，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即将开通，不过困难当然也不少。两年后，这条航线——一条空旷的沙漠航线——正式开通，它靠的是“一系列凭借运气和飞行员的勇气作出的尝试”。但这并没有阻止拉泰科埃尔登上前往里约的船——几乎恰在一个月前，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次出现在多拉面前——看看他是否能在南美洲开辟业务。不到两年时间，一封从巴黎寄出的信八天可以送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所用时间只有拉泰科埃尔1926年登船时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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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拉泰科埃尔运送了二十万封信。十年后，公司的邮政服务扩展到非洲和南美洲，可以运送三千二百万封信。但服务质量和设备质量仍非常不稳定。1927年，飞行员们抱怨他们一半的时间都花在搭救飞机出故障的同事上，每飞三次就会出一次故障。飞机在低空飞行跌跌撞撞，没有爬升动力，能起飞全凭运气。然而，当年的一千四百六十二袋邮件中，只有一袋没有送达目的地，至少公司的年度报告是这么说的。总而言之，无论怎么看，拉泰科埃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30年，公司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航空公司。拉泰科埃尔不屈不挠的个人精神已渗透公司的各个层面；公司夸耀自己的团队精神是其他公司无法匹敌的，认为这是公司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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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邮政航线方面，法国充分利用了其广阔的国土、航空领域的战前成就以及战时工业等优势。另外，法国的土地也在一开始就对拉泰科埃尔的愿景表现出了自然的热情。虽然同胞们可能不完全理解他对速度的重视，但他们欣赏他对文字的热爱，文字在法国是神圣的。法国人爱写信，所以长期以来他们抵制电话，认为电话是侵略性的，凌驾于社交法则之上，即使今天，人们打电话也得找借口。（圣埃克苏佩里对电话没有这些保留意见，他经常打电话。据他看，文字的传播速度总是不够快，即使他写了信，也要打电话去解释或更正他的文字。1930年，他严厉批评勒妮用海运寄信：“如果信走海运，就不值得我们费那么大力气去取邮件了。”）现在巴黎人每天要寄三封信，法国国内的信件都会第二天准时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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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拉泰科埃尔在1920年代发迹的主要原因不是文化或殖民。没有哪个国家在战后比法国更加鼓励航空发展。与法国相比，英国和美国态度冷淡；德国被和平条约束缚住了。法国设立了国家气象局。法国航空宣传委员会——一个公共关系教育委员会——由实业家安德烈·米其林于1921年创立；它的使命是向每个法国人灌输“飞行精神”。国家帮助训练飞行员、制造飞机。飞行俱乐部遍布全国各地。国家为有兴趣购买私人飞机的人提供补贴，至少40%由国家承担；圣埃克苏佩里可能在1935年受益于这一政策。法国人受到反德精神鼓舞，公开竞争的热情很高，其中航空业的竞争是最光荣的。奥赛码头试图把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各殖民地与外交部的交流速度越快，其总督就越不得不服从巴黎的决策。航空实际上有助于终结外交冒险家的时代。到1930年代中期，飞行员们开始抱怨“美妙的冒险时代”已经结束时，殖民化已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工作领域。法国政府对拉泰科埃尔很慷慨，因为他在部长们面前常表现得跟哥伦布对伊丽莎白女王一样，他们的投资在声望和历史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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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0年代初，政府的赞助变得不可靠，拉泰科埃尔公司的经济基础也开始不稳固，而此时大多数国家都用飞机在城市之间运送邮件。德国和荷兰在运输机械制造方面一直遥遥领先。早在1927年年中，美国邮政就实现了邮件在四十八小时内从纽约送抵旧金山。这一年，林德伯格的飞行改变了美国对航空的冷漠态度。法国还有四条邮政航线，拉泰科埃尔在被卖给旅居南美的法国人马塞尔·布尤-拉丰后有了新名字，叫作空中邮政（它的官方名称是空中邮政总公司）。拉泰科埃尔的头脑风暴在狂热、拥挤的早期航空史上是引人注目而短小的一章；它不是寿命最长的，但可以说是最有野心的航空公司。公司飞行距离有限，技术潜力不足，从某个角度看，它只是一家引人注目的商业公司。即使被轰动一时的丑闻摧毁了，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不合群的飞行员，他书写这家公司英雄时期的文字不可磨灭，尽管他自己并不是，也从未声称自己是这些英雄中的一位。他从未出现在公司的年度报告里，但他为航线所做的，就像《生活》杂志对“水星七杰”的报道一样。[25]历史属于雄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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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对飞越云雾缭绕的山峰、与下冲气流搏斗、在暴风雪中飞行的描写，比圣埃克苏佩里的更生动。1926年12月到1927年1月，他定期飞越比利牛斯山脉，这段时间，他越来越适应飞行员职业的严格纪律和飞机的毫无纪律。他在给勒妮的信中谈到守卫法西边境的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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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山神申请通过权。在九千英尺的高空，你非常自豪。但是山神们会与你为敌，把你拖下去，高度计的示数骤然下跌“9000……7000……5000……4500……3000”，你也在下降；你被迫绕行，因为山比你还高，众神在笑。你试图从山谷中逃脱，却像煎锅里的蛋想从锅里跳出，因为怀着敌意的山神们在打网球，而你就是那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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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飞行后，他说自己用一只手驾驶飞机，另一只手紧紧握住生命；有时，他的飞机会“抓住机会跳一小段查尔斯顿舞”，他就两只手都紧紧握住生命。他在暴风雪中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飞越了两座他看不到的高山。只有指南针为他指引方向；他摆脱了暴风雪，但完全偏离了航线。这次飞行使他注意到指南针和风向标之间不幸的相似。还有一次，他报告说从图卢兹到阿利坎特飞了九个小时，而平时只需要五六个小时。1927年初，航线拓展到卡萨布兰卡，偶尔会到丹吉尔，这种远行使他筋疲力尽。他在四天内的飞行里程可能长达二千五百英里。这类飞行之后，他站起来时会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张口说话时会结结巴巴，他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次，他想到了“英雄”一词，那是在这样一趟艰难的飞行之后，他趁着还没有瘫倒在地，以超人的意志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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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月中旬，他已经飞行了十八个月多一点，他作为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要飞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了。当时这条航线已经启动超过十八个月了。他有点不安，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到拉泰科埃尔公司仅一个月，摩尔人就杀掉了他两名同事。他获知这个消息后又过了几周才真的被派去达喀尔，这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他后来说，无所事事让他感到害怕。他打包好行李，闷闷不乐地搬进他住过的最整洁的房间，一直待到2月初。自从搬到阿尔萨斯-洛林街上的公寓后，他就开始与女房东的陶瓷塑像“斗智斗勇”。他常常把塑像放在壁橱里，回来时却发现它们非常神奇地出现在壁炉台上。这两尊塑像，驼背的轻步兵和牧羊女，代表了他非常抗拒的生活；如今他让它们赢得胜利，统治他堆满箱子的凄凉房间。他说这两个庸俗的神发出的命令让人痛苦，所以他尽可能少待在住所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即将离家前往寄宿学校，出发前他把所有记忆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收藏起来。1月的一天，可能是在他打包好行李前，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到图卢兹看望他，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他闷闷不乐。他说这是因为他无法让母亲高兴起来，母亲当时对他不太满意。在离开之前，他悔恨地写道，等回到法国他一定要偿还所有债务，成为一个适合结婚的人，成为她理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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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圣埃克苏佩里驾驶一架空载飞机，飞往位于卡萨布兰卡和朱比角之间的阿加迪尔。从阿加迪尔，他作为乘客坐飞机前往达喀尔。7日，吉约梅和一名口译员带着邮件乘宝玑飞机从阿加迪尔出发；勒内·里盖勒和圣埃克苏佩里乘坐另一架飞机出发。戏剧性的一幕是，两架飞机飞过锡斯内罗斯城后失去了联系，但它们先后在埃蒂安港着陆，加了油，很快再次起飞，这是距离第二长的一次飞行。虽然很兴奋，但圣埃克苏佩里还是热得晕晕乎乎睡着了，他醒了一小会儿，看到飞机偏离了航线一英里左右，原来里盖勒为了降温把飞机开到了海面上。对此他不太高兴——他想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们肯定会淹死的——但他还是又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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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一阵撞击声和突然的寂静惊醒，紧接着听到里盖勒说：“该死！掉了一根连杆！”我从座位上欠身，遗憾地看了一眼白色的海岸线，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珍贵。里盖勒生气地喊叫，让我坐好别动。我知道里盖勒把飞机开到海上是错误的；我正要说这件事；但我现在对我们所处的困境感到一种完全的、带着恶意的满足。“这件事，”我心里想，“会给他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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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满足的优越感显然不会持续太久。里盖勒驾驶飞机沿一条长长的对角线向地面飞去，我们离沙漠不到六十英尺——在这个高度，找一个降落点不成问题。飞机在一座沙丘上撞掉了两只轮子，在另一座沙丘上折断了一侧机翼，接着又突然撞上第三座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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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受伤了吗？”里盖勒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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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没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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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说的航行！”他兴高采烈地吹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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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撞向沙丘；圣埃克苏佩里告诉塞戈涅，这是一次“很酷的坠机”。圣埃克苏佩里给许多人写过信，提到这趟难忘的撒哈拉处女航，塞戈涅是其中之一。圣埃克苏佩里手脚并用，从废墟中爬出来；他确实没有受伤，只是浑身疼。他估计，他们距离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有好几百英里，他们有两把左轮手枪、三罐食物，至于水，就只有宝玑飞机水箱里的水。（梅尔莫兹在前一年发现了这种饮料的害处，当时他困在朱比角附近，到第三天就只能喝水箱里的水了。他这么做是对的，与被摩尔人俘虏遭受的痛苦相比，这种酸性液体对肠胃造成的伤害不算什么。）里盖勒向圣埃克苏佩里保证，吉约梅会来救他们；不出所料，吉约梅很快就降落在里盖勒要去的平坦沙地上。不过，飞机上位置不够，不能搭乘三个人，于是他们决定让圣埃克苏佩里先留下，等吉约梅和里盖勒将信件安全送达后再回来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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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哈拉沙漠的第一天，圣埃克苏佩里在浩瀚的沙漠中全副武装，里盖勒和吉约梅告诉他，如果看到任何东西，马上开枪。他们把多余的子弹交给他，防备最坏的情况，但他记得当时的感觉完全不同。他孤孤单单——在首次描述时，他把那个下午称为“孤独的洗礼”——能感觉到沙漠的神秘和寂静的嗡嗡声。沙漠具有老房子一样的魅力。他远离巴黎，甚至远离图卢兹。“我坐在沙丘上，把枪和五只弹夹放在身边。自从出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的生命是自己的，我要对它负责。”他爬上沙丘，像船长从船上眺望大海一样眺望地平线，被四周空旷的沙海迷住了。一只瞪羚出现了，在金黄色的夕阳铺洒开来的时候，吉约梅也出现了。“你不害怕吗？”飞行老兵问，他没有提起把同事丢在撒哈拉沙漠中最安全的地带，也就是在毛里塔尼亚境内。圣埃克苏佩里回忆道：“我说不害怕，我觉得瞪羚并不可怕。”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若无其事地写道：“处女航很顺利，只是飞机出了故障，坠毁在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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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不太在意自己的居住条件。只有他对2月8日晚上的描述得以保存下来，但是版本很多，所以很容易判断描述的准确性。圣埃克苏佩里从一个主题变化出许多描写版本，这表明他可以从一个具象的事物提炼出大量叙事和精神层面的戏剧性内容。里盖勒很幸运，坠机地点离位于毛里塔尼亚海岸上努瓦克肖特的法国要塞不远，而努瓦克肖特现在是毛里塔尼亚的首都。一名法国中士带领十五名塞内加尔士兵在这所岗哨驻扎了几年；在这处“异域法国”，没有谁比三位爱国志士更受欢迎了，对法国中士来说，他们就像天赐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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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六个月没见过一个法国人了；早年这里通信不畅，中士每年只能收到两次信件，因此他的回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生活中的奢侈品就是几支蜡烛，他靠这些蜡烛在简朴的卧室里写着迟迟不能送出的信。在一个描写版本中，圣埃克苏佩里说，中士看到客人时哭了。在所有版本中，他向祖国来的使者倾吐心声，并倾尽自己所有招待他们。他自豪地请飞行员们享用他地窖里最好的食物，随后他们来到要塞的矮护墙前，谈起天上的星星。（圣埃克苏佩里写道：“它们一直都在，发挥了很大作用。”）四个人抽着烟，望着天空，在月光下倾吐心事。吉约梅和里盖勒回忆起他们在法国认识的女人，称赞她们很有魅力；为了不露怯，圣埃克苏佩里给自己“编造了”一位女朋友。中士谈到了他的中尉和上尉，他有几个月没见过他们了；他们是他仅有的访客，一年见两次。圣埃克苏佩里意识到，对于困在沙漠里的人来说，这些就是爱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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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周里，圣埃克苏佩里从达喀尔给塞戈涅写了一封热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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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睡在沙上，但快到凌晨3点时，我们的羊毛毯变得又薄又凉。月亮施了邪恶的咒语。凌晨3点，我们冻得要命，不得不起床。我们回到要塞，坐在墙上；中士在睡觉，我们三个人看守沙漠。我可以告诉你那天晚上有多少只豺狼和鬣狗在月下交配；可以告诉你中士睡着后天上划过多少颗流星：三颗。那时我许下心愿：第一颗，愿这一夜延续千年；第二颗落在北面，愿每个人都写信给我；第三颗，愿全世界所有女人都更温柔。这是一个多么宁静，多么美妙的夜晚，我不敢再去惊动星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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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戈涅保留了这封信，觉得信里的文字特别精巧；他当时猜测，这封信是什么作品的手稿。他猜对了：这件事出现在两部作品，《南方邮航》和《风沙星辰》中。虽然塞戈涅无疑读到了对那个夜晚最具个人风格、最富有诗意的描述，但这五个版本的描述都是对第六个更抽象版本，即《小王子》的演练。在《南方邮航》中，圣埃克苏佩里将角色缩减为两个，其中一人穿过星际来拜访另一人；在沙漠中，孤独的两人分享了各自星球的秘密。贝尼斯跟着中士走到矮护墙前，去抽一支烟。“你是星星上的中士吗？”他问。中士没有回答。月光下，两人高声唱起儿歌《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他们唱完的时候天亮了，中士帮贝尼斯修好飞机，心情沉重地送走了这位“年轻的神”。中士心里想：“这么英俊的使者究竟是从沙漠之外的哪个天堂无声无息降临的呢？”十六年后，这个谜题将困扰《小王子》的叙述者，他的寓言有很多方面在努瓦克肖特就得到了预示，在那里天文学沿着一条不同的路线发展。在早期版本的手稿中，圣埃克苏佩里甚至为埃蒂安港总督——他与驻守在努瓦克肖特的中士很相像——安排了一位妻子。傍晚时分，在沙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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