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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人和超人的描绘显然受到运营总监的影响。这位运营总监余生一直在试图与小说中对应的角色脱离关系，却是徒劳。但在认识多拉之前，圣埃克苏佩里就已经创造了这个角色。里维埃是圣埃克苏佩里第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态度冷淡、沉默寡言的贝尼斯有血有肉的化身。第一部小说出版时，他还没有遇见多拉。圣埃克苏佩里童年丧父，因而对这个角色怀着某种偏爱，正如他作为沉迷飞行的反传统贵族，对邮航飞行员那坚忍、坚毅和严谨的职业精神怀有偏爱一样。军人姿态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但忠于职责却意义重大。可以说，他非常欣赏这些品质，因为它们不是他与生俱来的；空中邮政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飞行员的人生，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尤甚。圣埃克苏佩里一直非常尊敬多拉，一直称呼他为多拉先生。多年以后，他才和多拉成为朋友，在多拉面前，他总是像个寻求大人疼爱的小男孩。他把这部小说献给了他，这最终可能成为两个人的遗憾。多拉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圣埃克苏佩里长期以来认定的东西确实存在——他是以柏拉图式的模板来展现它的，也证明了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对这一理想怀着坚定的信念。圣埃克苏佩里的遗作，也是他最雄心勃勃的作品，是对父与子、统治者与民众动态关系的深沉思考，可以说早在《夜航》中他就已经开始这一探究了。1941年，在法国领导人最不知所措的时候，里维埃的创造者以一种黑格尔式的笔调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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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救赎在于什么？领导者。但是我们必须对“领导者”的含义有统一的认识。领导者毫无疑问是管理者。经理也管理——他仲裁、监督——但不是领导者。领导者是需要我们的人，热切地需要我们。他们不能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不仅要求我们努力完成手头的任务，而且要求我们不断创新，从而将我们转变为创造者。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创造……领导者是需要我们，并给予我们足够尊重的人。因为几乎任何身居王位的人都可以下达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但是，一名下士的这些姿态与权威有什么关系呢？权威需要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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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的思想已经有所变化，不再像创作《夜航》时那般非黑即白，但多拉的形象显然仍然闪烁着光芒。与圣埃克苏佩里生命中的大多数人不同，空中邮政公司的上司从未令他失望，而执着于理想的圣埃克苏佩里亦从未让他的上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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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将他的很多特质融入了《夜航》，而不仅仅是将自己的意识吹进了主人公里维埃的鼻孔。这部小说颇有几分自传的味道，毕竟它是以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手的奋斗经历写成的。他又照搬了自己信件中的内容，像在1930年写给母亲的信中描写的那样，刻画了一幅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飞行的情景。他儿时的港湾，他的小床成了欧洲邮航飞行员的港湾，飞行员的妻子抚平床单，“好像神的手使大海平静下来”。里维埃记得他和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之间痛苦的对话，这一情节通过加布丽埃勒在1925年的经历和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姐妹在1924年的经历，早已写进小说《南方邮航》。在小说《夜航》的开头，里维埃无情地解雇了一位名叫罗布莱的机械师，他从1910年就开始在航空业工作，但已经过了有用有为的年岁；现实中，圣埃克苏佩里也不得不辞退了一位同名的老员工，他是梅尔莫兹带到南美洲的，曾经是西圣安东尼奥机场的首席机械师。这个岗位的工作任何人做都觉得繁重，更不必说是花甲之人。故事似乎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神话的尘埃，它很冷静，没有《南方邮航》中的夸张抒情，但仍然闪耀着冰冷的珠宝和埋藏的珍宝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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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几乎每个元素都证明圣埃克苏佩里对抽象的热爱。书中人物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行走的道德实体。他为资深的领导者多拉创造了一个陪衬——罗比诺，这是一位小气的督察。（罗比诺是按照一位真实的督察塑造的，据传他借走了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收集的一些石头，没有归还，因此圣埃克苏佩里在他身上发泄怨恨。在书中，罗比诺被写成湿疹患者，愚蠢可悲；他只想把公司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最终只是找到了一枚生锈的螺丝钉。他被飞行员们孤立。一次是因为他下达了命令，但那是他的工作呀；还有一次是因为他的命令没有为他赢得里维埃受到的那种尊重。不管怎么样，圣埃克苏佩里还是赋予了他一点超验的色彩；他给了小说中的罗比诺一套石头，作为“打开神秘之门的护身符”。罗比诺渴望与他人分享石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有石头对他还不错。”圣埃克苏佩里写道。后来他也承认自己这样直接地表达不满很好笑。）往欧洲运送邮件的法比安和另一名飞行员被描绘成年轻的天使长，他们都没有面孔，其中一个连名字也没有。他们的妻子是小说中仅有的两个女人，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适用不同规则的世界，圣埃克苏佩里将它设置得与里维埃的世界截然不同。圣埃克苏佩里再次探讨了他所看到的英雄竞技场和家庭领域之间的差异。小说中有一个场景，飞行员的妻子深夜为丈夫的夜航做准备，这可能是圣埃克苏佩里为一对男女写下的最温柔的一幕。但这位贤良的妻子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充其量是一个小女孩。丈夫穿上厚重的盔甲，她则因职责的召唤隐退到一边。当法比安的妻子出现在机场，为丈夫迟迟不归要一个解释时，里维埃甚至不敢面对她；她所代表的与其说是失踪飞行员的妻子，莫如说是“另一种生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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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深入《夜航》中寻找自传的痕迹，不过对自传的符号却不必如此，因为它们都在小说的表层，表现为角色。这部作品细致地描写了天空，除此以外，完全没有空间感。作品丝毫无关南美洲，如果气象条件可以复制，这个故事同样可以发生在火星的天空中。圣埃克苏佩里清空了舞台，我们因而得以更好地进入这些人的心灵和头脑。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一部伤感的自传体作品。在《夜航》这部作品中，他开始追寻道德基础，而道德基础将成为他以后所有作品的锚，这些作品更准确地说应归为散文而不是小说——《小王子》可能例外——最终又将从散文演变为寓言故事。他的书迷们喜欢说，圣埃克苏佩里抛弃了小说的形式，是因为他因《夜航》遭到了广泛的误解；事实上，即使在《夜航》中，他显然也走向了道德家的领地，成为追寻更高境界的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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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航》中，圣埃克苏佩里以他最纯熟的技法将活跃和沉思融合在一起，《夜航》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无疑是他在不知不觉之中，通过一系列叙事手法达成的。它们不是纯文学，他不可能写出《吉姆老爷》那样的作品。这个故事以电报、闪回、情感特写，以及一种类似文学蒙太奇的形式讲述，这一切会让评论家产生一种从摄像镜头观看世界的印象。更准确地说，这是飞行员的视角。法比安和叙述者创作了夜空之诗；里维埃以多拉式的电报速记思考和交流，但总的来说那是航空业发展初期的情况，圣埃克苏佩里和内里在飞行中的交流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部小说的对话极为精简，以至于更像一部剧本，但最终这种风格用在小说中甚至比用在银幕上效果更好，一部分原因在于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斗争的主题和语言都极为微妙。圣埃克苏佩里澄澈的散文看似简单，实则不然，最早发现这一特点的是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他翻译过《尤利西斯》，凯瑞丝·克罗斯比把他引荐给圣埃克苏佩里，希望他能将《夜航》翻译成英文。吉尔伯特对一位早期的圣埃克苏佩里传记作者说，事实证明澄澈的文字初看简单，实则难以处理。“在翻译完之前，我拿着一些段落去问乔伊斯：‘如果是你，你怎么翻译？’乔伊斯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再看看……’然后，他会把那几页修改一番，还给我。”然而，经过乔伊斯润色的吉尔伯特译文仍然未能赢得英语评论家的赞扬，考虑到吉尔伯特才华卓越，这也算是间接地称赞了圣埃克苏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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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把自己的书看作对黑暗的探索；我们知道他开始写这本书时，想到的是自己童年时期在圣莫里斯的夜晚。后来，他称自己所受的文学影响来自儒勒·凡尔纳鲜为人知的作品《黑印度》，他说他十岁时读过这一作品：“人们通常认为这本书冗长乏味，但在我看来，它是一部宏伟而神秘的作品。”书中的奇异意象多年来一直留在他脑海中。1941年，他回忆说：“故事发生在地面以下几千英尺深的通道里，阳光从未照射到的那里。”据一位评论家统计，“夜晚”在小说中共出现了六十三次，它诚如纪德在短序中所说，称得上对“夜晚的黑暗背叛”之沉思。只有一种意象更普遍：《夜航》多处提及远洋。书中满是海洋、海浪、锚、潜艇、潮汐、船、潜水员和港口等众多有关航海的隐喻。圣埃克苏佩里飞越南美海岸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我们不由得想到1929年的短暂夏天，他在布雷斯特和水手们在一起，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夜航》的评论者禁不住将圣埃克苏佩里与康拉德相比，将《夜航》和《台风》相比，这是完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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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两岸，圣埃克苏佩里被誉为古典主义者，这一定让一本航空书——即使书的名字绝对老派——的作者笑了。1932年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时，被誉为“经久不衰的现代经典”、“现代勇气”的精彩写照、描写飞行最成功的出版物，时至今日它仍然担得起这些殊荣。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褒贬参半的公告中，路易斯·克罗嫩伯格承认：“不管怎么说，飞机总算第一次和艺术沾了边。”有些朋友是这部作品忠实的拥趸：本杰明·克雷米厄先后两次，先是9月在《年鉴》上，又于10月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书评。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发现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一名飞行员写书做什么。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在1931年是有利于圣埃克苏佩里的——还有纪德的序言、好评以及伽利玛出版社的认可，在法国要赢得大奖，伽利玛出版社的认可即便不是必备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11月，有传言称该书是法国最负盛名的费米娜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不足为奇。另一本入围作品是雅克·沙尔多纳的《克莱尔》；据说两人都在竞争龚古尔文学奖。在两位候选人中，圣埃克苏佩里名气小一些，也是唯一在评审团斟酌选票时还在卡萨布兰卡和埃蒂安港之间运送邮件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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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他收到了至少三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费米娜奖评审团以十二票对三票的投票结果，将这个奖项授予了他。第二封电报，空中邮政公司允许他回巴黎接受这一荣誉，但按原计划他要把南美的邮件运往图卢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梅尔莫兹对他表达了由衷的祝贺。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圣埃克苏佩里于月中抵达图卢兹，他浑身沾满机油，胡子三天没刮，人们都快认不出他来了。这位1931年费米娜文学奖的得主穿着破烂的帆布鞋、脏乎乎的裤子、蓝色的棉大衣，大衣敞着怀，用一根绳子系在腰上。两个小时后，他准备了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坐上开往巴黎的火车。到了巴黎，他入住了鲁特西亚酒店，这是一家位于左岸的宏伟老建筑，龚苏萝和他母亲也来这里和他碰面。一位侍者负责整理他的衣橱，还有一位理发师来到他的房间，好让这名飞行员看起来不那么像现代版的鲁滨孙·克鲁索。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他在费米娜奖招待会上更自在一些，无疑他不再感到自豪，而是变得笨拙，红着脸不发一言，就像每一次遇到这种场合时一样。“如果这时走来一位朋友，”一位在此后十年多次看到他经历这种折磨的女人说，“他会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朋友的手，默默地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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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圣埃克苏佩里似乎能够很好地掌控双重身份。他仿佛一个得到双份祝福的人：在文学和航空领域他都是稀客，都备受珍视。一份报纸讶异于费米娜文学奖得主竟然不是专业作家，另一份报纸则发现，他喜欢和飞行员同事们讨论瓦莱里、斯宾诺莎和德国浪漫主义。不幸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很快就会发现，这比在星空飞行更难找到平衡，这更需要解释的才华，而不是斯多葛式的寡言。他当时还在休假，就和龚苏萝在圣莫里斯度过了圣诞节，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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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米娜奖评审团投票前，圣埃克苏佩里读了几篇《夜航》的书评，不太开心。他从埃蒂安港给克雷米厄写了一封颇为苦闷的信。克雷米厄很可能是在征得作者许可后，在12月15日的《年鉴》上刊出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没有作家会对批评免疫，但圣埃克苏佩里尤其在意，在赞美的洪流中，他偏偏只关注那些反对的声音。他是一个不知满足的人：他对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说，他很失望赢得的是费米娜奖，而不是龚古尔奖，不过她对此并未表示同情。[34]11月的这封信在他被提名获得费米娜奖后才刊出，因此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自此，他开始了一段不停辩解的生活，那段时间，《夜航》的作者做了很多解释，而飞行则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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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埃克苏佩里的批评有三个方面，但充满矛盾。他因作品中的某种神秘主义而受到指责，这一点他无法否认，也从未在作品中否认。不过，他的确驳斥了他是泰戈尔追随者的说法，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当年风靡一时。更令他愤愤不平的是，评论认为他的意象虽然奇特，却有些矫揉造作。他不禁问道，还有什么比在极端危险的情势下，来不及理性思考，突然想到的意象更自然的呢？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提到与内里一起执行任务的那个夜晚——他先是写进了信里——当时两人已经“迷失在星际空间”。他们把一颗又一颗星星当作航向标，因为总得有目标。经过多次尝试后，他心里说：“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居住的那颗星球了！”正像他反复说的那样，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一个可居住的星球”这个意象，这是他的头脑，也是他的身体的发明。他认为，在同等严苛的环境中，即便是最原始的人类也能进入超越语言的纯净幻想世界；这样的结果代表了要理解自己所处情境的近乎潜意识的尝试。还有一次，他看不到地平线或是人工地平线，在星星之间颠簸着向前飞行，一个意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抓着从星星上垂下的绳索，在荡秋千。这个意象听起来可能很奇特，但绝不是文学捏造，因为他像任何人一样鄙弃捏造的文学意象。他对评论家们说“农民夜里的梦也充满诗意”，可惜评论家们肯定同他一样对此所知不多。他回应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问题：他的确是在驾驶飞机时想出来这些意象的；不知为何，他能够借助那些“闪耀着清冷光辉的钻石”来导航。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他与大多数飞行员迥乎不同，那些飞行员的想法——特别是在凌晨2点，浓雾弥漫，无边无际，燃料即将耗尽，还迷失了方向的时候——局限于技术问题，他们不会坠入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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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针对另一项指责为自己辩护，有人指责他不该写自己的职业。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职业分工更严格：法国出租车司机就算写作，也很少出版回忆录；有抱负的文人不管何时能出头，都不会开出租车来维持生计。“那么，只有阉人才能谈爱情吗？或者说文学评论家就不能谈书吗？”圣埃克苏佩里不失理性地发问。一位乡村铁匠写关于砧铁的书很糟糕，他若是写他对其一无所知的庄园生活，怕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圣埃克苏佩里有点回避问题。他很清楚，他正在用他的飞行员生活挑战文学世界的界限。他同样清楚，没有一位乡村铁匠会冲到圣日耳曼领取1932年的费米娜奖。他受益于文学和航空两个领域中成员规则的漏洞，现在逐渐认识到涉足两个领域最终只会在哪一个里面也站不住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有点像疲于一边安抚教会，一边安抚国家的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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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过后，由于空中邮政公司仍然在拆解，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回到非洲航线。相反，在2月中旬，他和梅尔莫兹前往马赛报到，开始在马赛—阿尔及尔航线工作。在这里，他会读到对围绕着布尤-拉丰的政治、工业阴谋的无数报道，现在这场阴谋比任何时候都更丑陋了。依照安排，他要作为副驾驶往返飞行两次，之后他将参加训练，以获得水上飞机运输执照。之后，他将被派去执行每趟用时五小时的飞越地中海任务，在圣埃克苏佩里眼中，倘若天气好，那不过是一场“午后漫步”，但每年都有一两名飞行员在这项任务中丧生。马赛不像里奥德奥罗，甚至不像阿根廷那样吸引人，但它的确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是离阿盖和尼斯不远，那时龚苏萝就住在那边。加布丽埃勒·德·阿盖的小女儿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舅舅突然驾驶飞机俯冲下来，停在海湾上。在四岁孩子的眼中，飞机就像一只“胖乎乎的绿蚊子”。孩子们抛下正在修建的沙滩城堡，海滩上的一群人也被吸引过来。她没有一下子认出来那个戴着头盔和护目镜大步走上岸的人是舅舅，等她认出来时，舅舅告诉她要带她母亲去飞一圈，她不太高兴。圣埃克苏佩里和加布丽埃勒笑着走了，加布丽埃勒在泳衣外罩了一件夹克，以免受凉。女儿看到飞机起飞时，紧紧地抓住她父亲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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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圣埃克苏佩里那年春天比较快乐的时刻了，当时有人开始指责他创作不该与自己的职业有关。圣埃克苏佩里突然在文学界出名了，这让很多同事难以接受，他们觉得名气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赢得的。像谚语所说的，“梅尔莫兹开垦，吉约梅耕作”，现在看起来是圣埃克苏佩里一个人收割了。飞行员们也对神化运营总监感到不满，因为运营总监很少出生入死。圣日耳曼的人们认为，作家应该远离体力活；而空中邮政公司的飞行员们则禁不住觉得，费米娜奖的得主都自命不凡。圣埃克苏佩里总是有点格格不入，有点心不在焉，有点让人捉摸不透，还有一点过于精细，他开始为此付出代价了，虽然他已经在空中邮政公司工作多年。他不大可能因为《夜航》获得成功而大摇大摆起来，倒是更有可能因为违反职业的基本规则而遭到责备。迪迪埃·多拉让手下们意识到，他们不过是体力劳动者、公众的服务人员。他对圣埃克苏佩里说：“你的名字只可能上一次报纸，就是在你太不小心把自己害死的那天。”圣埃克苏佩里没有理会他。他最终可能是使他们事业不朽的功臣，但现在他为了企业的辉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30年代初，他在一些同行中——飞行员比机械师要多——很受欢迎，就像约翰·格伦在早期的宇航员中受欢迎一样。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公众的喜爱，却违反了兄弟间的沉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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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那些同事，没一个人承认那年春天冷落了他，但圣埃克苏佩里写了好几封信，痛苦地说同事们待他冷若冰霜。他转而寻求吉约梅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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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了这本倒霉的书，我注定要与贫穷为伴，与同事为敌了。梅尔莫兹会告诉你，那些我曾经非常喜爱，但现在已经与我不相来往的人，都说了我什么。他们会告诉你，我是多么自命不凡。从图卢兹到达喀尔，人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我最担心的是债务。我有时付不起煤气费，身上的衣服是三年前买的……一次次幻想破灭，这样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令我不敢写信给你。或许，你也会觉得我变了。我无法忍受需要向我视为兄弟的人解释……如果我最好的朋友们也背弃我，如果在犯下写作《夜航》的大罪后，我还在继续飞行已经成了丑闻，那么我的整个人生也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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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年后，他称自己不再有勇气踏上布尔歇。他心碎了，给吉约梅写信道：“你不知道，你无法想象，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受了多少苦……生活的确是无情的……”他选择的时机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在最糟糕的时间点写了一本似乎为迪迪埃·多拉唱赞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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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进一步升级，公司被迫发行了一本二十五页的小册子为自己辩护，即《空中邮政公司实情》。6月，情况更糟了，多拉被指控破坏邮件。27日，多拉接受阿贝尔·韦迪朗（一年前贝波·德·马西米辞职后，他接任了总经理）询问，被问到为什么截留、私拆，并最终烧毁了那些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邮件。记录显示，大多数时候他只会激动地吵着“污蔑！”“诽谤！”。他说那些责难他的人都是原先就嫌恶他的（其中一位是埃德蒙·塞尔，他声称1928年他困在沙漠里时写给妻子的信被拆开过），难道他会在勤勤恳恳地服务了十二年后，堕落到去做那样的事情吗？韦迪朗反驳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应这些指控呢？双方商定，多拉将于29日周三中午在图卢兹辞职。那天早上，他从容地来到办公室，又在平日的午饭时间离开。两小时后他回来时发现，办公室的锁已经换了。显然，他在门前呆呆站了一分钟。然后，不露一点感情，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他的崇拜者并不像他一样克制。其中梅尔莫兹当即大声争辩，要求给多拉恢复原职。7月15日，公司的临时管理层询问圣埃克苏佩里、梅尔莫兹和吉约梅，他们希望看到哪些改进。梅尔莫兹回答说，如果多拉留任原职，自然就会有改进。圣埃克苏佩里说，他当时也替多拉和吉约梅说了话。（多拉被塞尔取代了。1933年初，原运营总监多拉打赢了官司，讨回了公司欠他的薪水，到了夏天，他被重新雇用，只是职位降低了。）梅尔莫兹说起多拉时态度模糊：“他有明显的缺点，但他的道德不容置疑，他的正直无可指摘。”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过，他坚信公司应当属于创建它的人，在他心中，运营总监多拉正是最重要的创建人之一。圣埃克苏佩里不想卷入多拉事件的旋涡，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自然而然地卷入其中了。他写了一本现在看来特别政治化的书，在书中他不惧争议，公然支持前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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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被调离马赛，后来他将此归咎于他的文学罪过。他并没有受到同事们欢迎。“我那些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成了他们制造戏剧性事件的借口。”他谈起在那座港口城市短暂工作时说道。当时的情况极有可能是，他被调回后非常愤怒，请假要离开公司。当时出于私人原因，他可以申请休假：这一年，他母亲终于把圣莫里斯庄园卖给了里昂市——它成了孩子们的避暑胜地——因此需要把房子腾出来。7月，圣埃克苏佩里回来帮忙打包行李。经历了失落和混乱，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早些时候他就说过，圣莫里斯是他心中唯一的家园，没有了它，他和姐妹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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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离开马赛，显然那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和空中邮政公司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根据月底他收到的一封来自图卢兹的信，他要求从7月1日起休两周假，之后又申请了延期，不过他从来没有费心等待公司批准。他也没在机场露面。图卢兹方面要求他告知返回的日期，并明白地提醒说，他正在享受无薪休假。可能仅仅是为了拿到薪水，接到那封信后没多久，他匆匆赶回了蒙托德兰。到了8月，他回到摩洛哥，与龚苏萝一起住进位于卡萨布兰卡诺利街上的一套公寓里。龚苏萝常常哮喘发作；圣埃克苏佩里之所以需要这份为期两个月的派驻工作，和她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现在，他又回到了得知获得费米娜奖消息的地方，但彼时的喜悦已所剩无几。他士气低落，尤其是感到自己飞行完全是为了赚钱，而薪水又抵不上他和龚苏萝的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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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埃蒂安港写了很多沮丧的信。他甚至对母亲也冷淡了，或许是因为母亲并不完全赞同儿子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他的婚姻也有些不满。他极力向母亲保证，她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她不会再失去一个儿子。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母亲的温情：“母亲，我越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多难的国家、艰难的生活、苦难的人们，越觉得它是唯一的美德。”他在8月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失去了平衡，曾经充满魅力的异域风俗无法再给他力量，大概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职位低微。秋天，龚苏萝在尼斯遭遇严重车祸，他的财务状况因此进一步恶化。事故的责任在龚苏萝，单是夫妇两人的布加迪汽车的维修费用就高达三千六百法郎，随后的诉讼费用更高，他们不得不出租乃至最终卖掉了位于西米耶的别墅。这是圣埃克苏佩里这年冬天失去的第二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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