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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回到巴黎的卡斯特拉内街，不料他们的厄运也跟随而来。圣埃克苏佩里再次从公司休假，不过这一回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年初，他答应加斯东·伽利玛要为新杂志《玛丽安娜》创作一系列航空方面的文章，这本杂志的创刊算是对当时极为成功的右翼作品《老实人》的一个回应。这些文章在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变得低俗不堪的时候接连刊出了——最早的几篇后来成了《风沙星辰》。虽然在每家报纸上空中邮政公司的名字都如陷污泥之中，但圣埃克苏佩里在周刊的前几期上发表了四篇文章，为布尤-拉丰的伟大事业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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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没有任何人对马塞尔·布尤-拉丰的账目感兴趣，倒是特工吕西安·科兰的供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卢科”装作一位公正客观的报纸记者，向布尤-拉丰的儿子安德烈提供了一些文件，据称它们能够证明一位很有势力的法国实业家和法国民航局长——同皮埃尔·拉泰科埃尔和贝波·德·马西米串通——曾密谋获得空中邮政公司的控制权。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将公司交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管理。[35]布尤-拉丰家的一个人非常愤怒，将这些文件交给了国防部长，部长没收了这些文件。其中一封信显然是法国前总理安德烈·塔迪厄写给拉丰的。到目前为止，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已经发展到不仅涉及特工和国际阴谋，还牵涉一些高官的地步。事实上，卢科是警察的线人，他大张旗鼓地做证说，他是按安德烈·布尤-拉丰的指示伪造了这些文件，部分文件甚至是安德烈口述的。经过审讯，安德烈·拉丰被逮捕并判了四个月监禁，他本来也不招人喜欢。到此为止，所有相关的人都清楚，不仅空中邮政已经不复存在，布尤-拉丰也彻底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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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26日，杂志《玛丽安娜》创刊号上满眼都是关于丑闻的文章，里面充斥着卢科的话。杂志第二版则完全给了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员作家”在四篇文章的头一篇里是这样起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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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空中邮政公司陷入了丑闻，但我们不能忘记，飞行员仍然全身心地投入艰难的职业使命中去，而这无关政治和财务问题。从法国到南美，从马赛到阿尔及尔，飞行员们在航线上辛勤工作。每天都有司法听证会，但每天都有飞行员被传唤到另一间法庭，飞行员的工作既非常重要又充满戏剧性，极为特殊。人们将邮件和乘客的生命交付于他，几个小时后，相较于普通法庭审判，他可能不得不以更大的勇气来捍卫邮件和乘客，因为他需要独自面对风暴、山脉和海洋的审判，这是航空公司飞行员面临的最平常的三大危险。我今天不是试图描述我们的工作，只是想说明我们存在的独特性，以及为什么一旦这个由精密航线组成的网络消失，我们会感到自己也随之失去一种特别的思维、感觉和判断。这个网络代表了一个小小的独立文明，它的语言是无法在一夜之间学会的。当我想起同事时，我意识到，如果他们消失，我们将随之失去一个优秀种族，他们秉承空中的传统和习俗，受特殊道德约束，永远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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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圣埃克苏佩里讲述了他与内里的可怕飞行、梅尔莫兹飞越南大西洋的艰难、他在原始沙漠中的神奇遭遇。毫无疑问，他更关注修辞，而不是政治立场，但他的名字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整体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是神圣与亵渎的奇特结合；一面是迅猛传播而又偏狭的指责，一面是圣埃克苏佩里记忆中最为重要的人物，要调和两者绝非易事。后果随之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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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圣埃克苏佩里给破产公司代理董事会的主席拉乌尔·多特里写了一封长信，言辞间充满了愤慨。多特里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在铁路领域声名卓著。梅尔莫兹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他的作品激起了什么样的情绪；他只是巧合的牺牲品，人们却将各种政治动机强加于他。六个月前，他答应伽利玛出版社，为《玛丽安娜》杂志写三篇文章（共刊发四篇）；他不是言而无信之人，依照承诺交了文章。当时，他没有理由认为，《玛丽安娜》杂志发行时，空中邮政公司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他也无法预见他的文章刊出后，该报编辑埃马纽埃尔·贝尔发表了一篇爆炸性文章，呼吁打倒卷入卢科事件的民航局长——多特里的盟友埃马纽埃尔·肖米耶。他不能也不打算讨论布尤-拉丰在财务上的做法，对此他也一无所知，但他确实想捍卫这个崇高的企业。“在我看来，”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试图胜过责难方的偏狭，“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文章绝不代表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可以同时欣赏多拉、布尤-拉丰和肖米耶，虽然这在当时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三人正在全力互相攻击，但事实上他真的如此，他欣赏第一位是出于工作和声誉，欣赏第二位是出于公司和财富，欣赏第三位是出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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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接着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因为党派偏见而受到指责。他称，由于文学上的罪过，他被“以残忍和痛苦的方式”调离了马赛—阿尔及尔航线。《夜航》很难算作一本政治小册子，因为在事件发生前一年书就写出来了，但现在人们认为《夜航》写的就是这件事。难道没有人注意到这本让他失去工作的小书实际上为公司打了广告吗？他绝对无意争论，也从没有沾过多拉的光。（在这封信中，他没有说他相信多拉是无辜的。不过他在其他地方说过，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观点。）毫无疑问，他从梅尔莫兹那里听说，他因不再飞行而遭到指责。“但在我看来，”他抗议道，“若非韦迪朗先生把我调回巴黎，我现在还在那条我热爱的、最艰苦的航线上飞行。他调回我的唯一目的不过是在与多拉的对战中多一枚筹码，就好像我是人质一样，就好像是公司而不是多拉无法考虑到我不求回报地［为公司］所做的一切，而让我安安静静地工作，让我远离批评一样。”他现在不想重返岗位，不“平息那些偏狭的怨恨”他是不会回去的。出于礼貌，连同这封信一起寄去的还有他为《玛丽安娜》写的第二篇文章，它将于11月2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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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刊出一周后——在这篇文章里，圣埃克苏佩里写了他初到图卢兹的情景、他第一次见到沙漠，还有努瓦克肖特迷人的夜晚——多特里回了信。虽然代理董事会对圣埃克苏佩里对公司的赞美之词并不特别满意，但得知他能够超越政治论争层面来看待问题还是很高兴。多特里巧妙地指出，如果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牵连进丑闻，那将带来“无尽的遗憾”。至于他被派到马赛—阿尔及尔航线，空中邮政公司只是遵照了多拉的指示。马赛—阿尔及尔航线事故频出；虽然空中邮政公司很欣赏圣埃克苏佩里渴望冒险的精神，但是没有人愿意冒险派去一名对于水上飞机业务不熟的飞行员。得知自己被调离马赛不是因为政治理念问题，而是因为飞行技术不行，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更好受一些。多特里优雅圆滑地转而谈到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鉴于他在小说中那么重视纪律，想必会赞同这样的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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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夜航》成了一场损失惨重的胜利。当圣埃克苏佩里再次给多特里写信时——1933年2月20日，他在信中热烈地为多拉辩护——他手头有充裕的时间，他已经失业四个月了。雪上加霜的是，《夜航》的灵感来自儒勒·凡尔纳的一部作品，来自圣埃克苏佩里对他的庇护所——童年小床的记忆，故而仍旧难逃人们的政治解读。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许多人突然觉得《夜航》读起来像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1932年9月，克利夫顿·法迪曼在《国家报》上评论这部小说，就这一点发出了警示，称《夜航》是一本“危险的书”。在法迪曼看来，书中对里维埃的尊崇非常危险，像是对墨索里尼的宣扬；这部小说尤为危险，因为它写得很优美，美化了意志的胜利。（更糟糕的是，这部小说在德国也非常成功，而且此后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也被德国人视为法国文学精品。）有关这本书的一切似乎都受到诅咒了。就连纪德也抱怨说，他的序言遭到误引和曲解，不过纪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这样抱怨一回，似乎还有些乐在其中。1933年秋天，克拉伦斯·布朗的电影《夜航》在美国影院上映。约翰·巴里莫尔演里维埃，莱昂内尔·巴里莫尔最终扮演了罗比诺；演员阵容包括海伦·海斯、克拉克·盖博、罗伯特·蒙哥马利和玛娜·洛伊。《名利场》的评论员称“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表演”，也不无道理。对于克拉伦斯·布朗来说，《夜航》的拍摄过程要比它得到的评论更令人不快：约翰·巴里莫尔常常在片场醉醺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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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好坏，空中邮政公司最终登上银幕之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1933年8月30日，空中邮政公司与法国其他四家航空公司合并为一家临时公司，其中四分之一归国有。这家临时公司后来成了法航。空中邮政公司从此融入新公司之中，这一操作意味着，布尤-拉丰要么罪责深重，要么清白无辜。现代历史很容易掠过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的愿景，达至法航的成熟发达，历史不曾停下来纪念他那份资本家的雄心。两人都沉浸在中间时代的荣光之中，而这个时代在历史记录中被极力抹去了，已经不再有人提及。（布尤-拉丰很少出现在《拉鲁斯百科全书》里。）迪迪埃·多拉会复职，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1944年死于里约热内卢一间破旧的酒店房间内，死因可能是心脏衰竭。1933年7月31日，多特里在巴黎为空中邮政公司办了告别午宴，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受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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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在法国根深蒂固，这是一个以“人民极度热衷政治论辩”而闻名的国家。（戴高乐则将法国人民的这一特质表述得近乎浪漫，他说“热爱分歧是高卢的传统”。）这一特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充分表现，在二十二年里，法国共经历了四十三届政府。时至今天，空中邮政公司丑闻背后仍然有很多秘密，但很少有人会不认同让-热拉尔·弗勒里的说法，即它恰切地体现了“法国右翼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分歧，以及党派和集团的分歧”。从很早开始，每一步都是政治性的，从布尤-拉丰所谓的管理不善被左翼视为有力武器，用来对付皮埃尔·赖伐尔政府，到国有化的本能引导并最终解决了这一事件，都表明在那几年里，政府关系是公认的航空公司的最大资产。（应该说，早在1930年12月就有人秘密地提出了国有化的设想，但是如果布尤-拉丰可以选择的话，他定会全力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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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莫兹说：“我们的国家不崇尚热情、展露信念和合作精神。”布尤-拉丰掌管着世界上最有雄心的航空公司，他争取到了进入三大洲的机会，并于1930年获得了在亚速尔群岛的独家登陆权。亚速尔群岛在北大西洋地区位置极其重要，因此也是进入第四个大洲的钥匙。它炫目的繁荣并没有让相关各方满意。在法国，企业家精神似乎很陌生，未经翻译直接引入的这个词含义发生了改变：在法语中，“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是指承包商。无论出于何种政治或经济原因，尤为重要的是，1932年法国牺牲掉了布尤-拉丰——不论他是否存在经济违法行为——而不是将宝贵的国家利益置于他一人手中。空中邮政公司虽然不总是盈利，但前途光明，如今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了，布尤-拉丰也被一同牺牲掉了。空中邮政公司破产的最大受益方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其中最大的利益是北大西洋地区，梅尔莫兹原本是有希望在1930年代中期开通这条航线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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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丑闻在很大程度上将灰心失望的梅尔莫兹推入了右翼政党火十字团的怀抱。对于航空公司的烂摊子，他非常愤怒。1936年，他发表的一些政治演说，明显带有早先愤怒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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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的权力仅次于上帝。我们渴望有一位船长，可得到他时，我们却把时间花费在批评和评判上。在我们中间，在航空公司里，一位领导者，我们的船长，不会受到批评，不会受到评判。在任何机组中，副驾驶可能是人民阵线成员，机械师可能是共产党员，而领航员则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人在乎别人的政治信仰。我们知道前面有七千五百英里的航程，也就是要飞行六十小时……当然，当我回到地面上的生活时，我也习惯了常见的背信弃义和懦弱无能。这是我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但是只要人有目标，有理想，就可以探索前行，不惧沿途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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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也赞同领导者的奥秘，但他为了寻找一个替代品，走上了自己选定的方向；空中邮政公司解散对他影响甚大，他从此断绝了与政治的联系。后来他非常清楚，他在发表于《玛丽安娜》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所宣扬的“优秀种族”，实际上未能在塑造了他们的这家企业中生存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不想再次卷入1932年的那种钩心斗角和暗中伤人；面对法国沦陷，他试图扮演一个中立角色。无疑，若非他现在遭受了恶果的折磨，他就不会在1940年急于将保持中立当作头等大事。1932年，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秋天，他写信给多特里说：“在这样的时刻，要忠于自我，不与任何党派牵连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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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一章 超越职责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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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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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命的真意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造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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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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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有第二幕的话，它是在1933年初拉开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位飞行员虽然有很多离开巴黎新家的理由，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离开的机会。这是他从事商业飞行的最后几年。他活成了很多人渴望成为的模样：一位巴黎文人、利普餐厅和双叟咖啡馆的常客、文学国度的正式成员。在动乱的1930年代，法国政府更迭频繁，但文学国度坚固而强盛。这几年里，他记录以前的事，这段时间的生活反而没有记录下来。这几年过得很懈怠，圣埃克苏佩里也一定这样觉得，他做事是出于自保和需要，而不是出于热爱。一个在1930年代与他共事的人说：“圣埃克斯没有一点个人抱负。”他就像克尔凯郭尔笔下最不幸福的人的化身，把未来抛在身后，把过去置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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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迪迪埃·多拉安排圣埃克苏佩里回到图卢兹，成为拉泰科埃尔公司的试飞员，那时公司的业务只剩下飞机制造了。在这项工作中，圣埃克苏佩里取得了成功，也遭遇过失败。一位同事说，试飞需要高度关注细节，并不是他的强项。但是，这项工作报酬丰厚，在经济萧条时期尤其如此。圣埃克苏佩里四个月的薪水总额达到了三万三千法郎，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六千美元。那年7月，他试飞了四十架海军定制的鱼雷水上飞机。这批拉泰科埃尔290如果能够在蒙托德兰通过试飞，将被送到南边的圣洛朗-德拉萨朗克。到了那里，还会给它们安装浮筒，然后在附近湖面再次试飞。路易·马蒂在1933年是蒙托德兰的首席机械师，他回忆道：圣埃克苏佩里一开始在飞机降落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很快适应了，并积累了二百多小时水上飞机飞行时间。四十架飞机测试后顺利交付给海军。圣埃克苏佩里和马蒂在这期间经常一起吃午餐，现在他们喝了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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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其他任务时，圣埃克苏佩里就没有这么成功了。一天，他驾驶拉泰科埃尔350起飞，在跑道上发动机就发出了异响，爬升时又冒出了火花和浓烟。等飞机降落时，一大块金属从机身脱落，旋转着掉在地上。原来是舱门，他在起飞前忘记关上了。还有一次，他驾驶另外一架拉泰科埃尔350飞往巴黎，一群空军部官员要在那里检测这架飞机。但是在巴黎城外飞机就由于机械故障紧急降落了。（很不幸，拉泰科埃尔350一直停留在样机阶段。）还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试飞，当时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着拉泰科埃尔28，这批飞机是委内瑞拉定制的。他要驾驶每架飞机到达海拔一万英尺的高空，全速飞行三英里，记录下发生的所有故障。一次试飞回来后，他报告飞机严重倾斜，差点就失控了。但他完全说不清飞机是怎么倾斜的。一检查飞行便签本，上面却画着一位美女，而它本该用来记录他观察到的情况。让·戈诺尔在5月的头几周里和圣埃克苏佩里一同在公司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在他心里留下了“不问世事之人”的印象。戈诺尔记得，在驾驶舱里，圣埃克苏佩里总是笔不离身，他吞吞吐吐地说这是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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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诺尔和圣埃克苏佩里同住在佩皮尼昂的法兰西酒店，这里离位于圣劳伦的试飞中心七英里远。他们晚上在棋桌上一决胜负。两人吃过晚饭就开始玩，到了午夜，圣埃克苏佩里会离开一会儿去给龚苏萝打电话。半个小时后，他回到棋桌上。小小的胜利并没有让他喜欢上试飞员的生活。他对一位巴黎的朋友描述道：耳边机器嗡嗡响，手上沾满黑乎乎的机油，佩皮尼昂长夜漫漫。他伏在咖啡桌上，怀着厌世的情绪写道：“我谁都不认识，也不想认识谁。传进耳朵的笑声和谈话声折磨着我。这些人像蒸锅一样，似乎在慢慢蒸煮，直到死去，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话他在给勒妮·德·索西纳的信中说过，那是1926年，他在图卢兹的咖啡馆写的信，索西纳当时还以为圣埃克苏佩里是那里的常客。不过在佩皮尼昂，圣埃克苏佩里不用和比利牛斯人或者摩尔人争斗；他一定担心乏味会传染。圣埃克苏佩里的两位朋友（很可能是塞戈涅和他妻子），一对幸福的夫妻，来看望他，但他并没有因此心情好一点，而是觉得他们喜乐的家庭生活令自己窒息。圣埃克苏佩里承认，这种家庭生活里有一种平静，一种安全感，那是他讨厌的。他身处的环境只是让他感受到他所惧怕的一成不变；圣劳伦散发着腐烂海藻的气味，这正是他内心境况的写照。他写道，他最痴迷近在眼前却不可得的东西，这是他冒险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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