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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在法国根深蒂固，这是一个以“人民极度热衷政治论辩”而闻名的国家。（戴高乐则将法国人民的这一特质表述得近乎浪漫，他说“热爱分歧是高卢的传统”。）这一特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充分表现，在二十二年里，法国共经历了四十三届政府。时至今天，空中邮政公司丑闻背后仍然有很多秘密，但很少有人会不认同让-热拉尔·弗勒里的说法，即它恰切地体现了“法国右翼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分歧，以及党派和集团的分歧”。从很早开始，每一步都是政治性的，从布尤-拉丰所谓的管理不善被左翼视为有力武器，用来对付皮埃尔·赖伐尔政府，到国有化的本能引导并最终解决了这一事件，都表明在那几年里，政府关系是公认的航空公司的最大资产。（应该说，早在1930年12月就有人秘密地提出了国有化的设想，但是如果布尤-拉丰可以选择的话，他定会全力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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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莫兹说：“我们的国家不崇尚热情、展露信念和合作精神。”布尤-拉丰掌管着世界上最有雄心的航空公司，他争取到了进入三大洲的机会，并于1930年获得了在亚速尔群岛的独家登陆权。亚速尔群岛在北大西洋地区位置极其重要，因此也是进入第四个大洲的钥匙。它炫目的繁荣并没有让相关各方满意。在法国，企业家精神似乎很陌生，未经翻译直接引入的这个词含义发生了改变：在法语中，“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是指承包商。无论出于何种政治或经济原因，尤为重要的是，1932年法国牺牲掉了布尤-拉丰——不论他是否存在经济违法行为——而不是将宝贵的国家利益置于他一人手中。空中邮政公司虽然不总是盈利，但前途光明，如今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了，布尤-拉丰也被一同牺牲掉了。空中邮政公司破产的最大受益方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其中最大的利益是北大西洋地区，梅尔莫兹原本是有希望在1930年代中期开通这条航线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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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丑闻在很大程度上将灰心失望的梅尔莫兹推入了右翼政党火十字团的怀抱。对于航空公司的烂摊子，他非常愤怒。1936年，他发表的一些政治演说，明显带有早先愤怒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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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的权力仅次于上帝。我们渴望有一位船长，可得到他时，我们却把时间花费在批评和评判上。在我们中间，在航空公司里，一位领导者，我们的船长，不会受到批评，不会受到评判。在任何机组中，副驾驶可能是人民阵线成员，机械师可能是共产党员，而领航员则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人在乎别人的政治信仰。我们知道前面有七千五百英里的航程，也就是要飞行六十小时……当然，当我回到地面上的生活时，我也习惯了常见的背信弃义和懦弱无能。这是我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但是只要人有目标，有理想，就可以探索前行，不惧沿途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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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也赞同领导者的奥秘，但他为了寻找一个替代品，走上了自己选定的方向；空中邮政公司解散对他影响甚大，他从此断绝了与政治的联系。后来他非常清楚，他在发表于《玛丽安娜》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所宣扬的“优秀种族”，实际上未能在塑造了他们的这家企业中生存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不想再次卷入1932年的那种钩心斗角和暗中伤人；面对法国沦陷，他试图扮演一个中立角色。无疑，若非他现在遭受了恶果的折磨，他就不会在1940年急于将保持中立当作头等大事。1932年，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秋天，他写信给多特里说：“在这样的时刻，要忠于自我，不与任何党派牵连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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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一章 超越职责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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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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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命的真意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造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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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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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有第二幕的话，它是在1933年初拉开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位飞行员虽然有很多离开巴黎新家的理由，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离开的机会。这是他从事商业飞行的最后几年。他活成了很多人渴望成为的模样：一位巴黎文人、利普餐厅和双叟咖啡馆的常客、文学国度的正式成员。在动乱的1930年代，法国政府更迭频繁，但文学国度坚固而强盛。这几年里，他记录以前的事，这段时间的生活反而没有记录下来。这几年过得很懈怠，圣埃克苏佩里也一定这样觉得，他做事是出于自保和需要，而不是出于热爱。一个在1930年代与他共事的人说：“圣埃克斯没有一点个人抱负。”他就像克尔凯郭尔笔下最不幸福的人的化身，把未来抛在身后，把过去置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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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迪迪埃·多拉安排圣埃克苏佩里回到图卢兹，成为拉泰科埃尔公司的试飞员，那时公司的业务只剩下飞机制造了。在这项工作中，圣埃克苏佩里取得了成功，也遭遇过失败。一位同事说，试飞需要高度关注细节，并不是他的强项。但是，这项工作报酬丰厚，在经济萧条时期尤其如此。圣埃克苏佩里四个月的薪水总额达到了三万三千法郎，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六千美元。那年7月，他试飞了四十架海军定制的鱼雷水上飞机。这批拉泰科埃尔290如果能够在蒙托德兰通过试飞，将被送到南边的圣洛朗-德拉萨朗克。到了那里，还会给它们安装浮筒，然后在附近湖面再次试飞。路易·马蒂在1933年是蒙托德兰的首席机械师，他回忆道：圣埃克苏佩里一开始在飞机降落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很快适应了，并积累了二百多小时水上飞机飞行时间。四十架飞机测试后顺利交付给海军。圣埃克苏佩里和马蒂在这期间经常一起吃午餐，现在他们喝了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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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其他任务时，圣埃克苏佩里就没有这么成功了。一天，他驾驶拉泰科埃尔350起飞，在跑道上发动机就发出了异响，爬升时又冒出了火花和浓烟。等飞机降落时，一大块金属从机身脱落，旋转着掉在地上。原来是舱门，他在起飞前忘记关上了。还有一次，他驾驶另外一架拉泰科埃尔350飞往巴黎，一群空军部官员要在那里检测这架飞机。但是在巴黎城外飞机就由于机械故障紧急降落了。（很不幸，拉泰科埃尔350一直停留在样机阶段。）还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试飞，当时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着拉泰科埃尔28，这批飞机是委内瑞拉定制的。他要驾驶每架飞机到达海拔一万英尺的高空，全速飞行三英里，记录下发生的所有故障。一次试飞回来后，他报告飞机严重倾斜，差点就失控了。但他完全说不清飞机是怎么倾斜的。一检查飞行便签本，上面却画着一位美女，而它本该用来记录他观察到的情况。让·戈诺尔在5月的头几周里和圣埃克苏佩里一同在公司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在他心里留下了“不问世事之人”的印象。戈诺尔记得，在驾驶舱里，圣埃克苏佩里总是笔不离身，他吞吞吐吐地说这是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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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诺尔和圣埃克苏佩里同住在佩皮尼昂的法兰西酒店，这里离位于圣劳伦的试飞中心七英里远。他们晚上在棋桌上一决胜负。两人吃过晚饭就开始玩，到了午夜，圣埃克苏佩里会离开一会儿去给龚苏萝打电话。半个小时后，他回到棋桌上。小小的胜利并没有让他喜欢上试飞员的生活。他对一位巴黎的朋友描述道：耳边机器嗡嗡响，手上沾满黑乎乎的机油，佩皮尼昂长夜漫漫。他伏在咖啡桌上，怀着厌世的情绪写道：“我谁都不认识，也不想认识谁。传进耳朵的笑声和谈话声折磨着我。这些人像蒸锅一样，似乎在慢慢蒸煮，直到死去，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话他在给勒妮·德·索西纳的信中说过，那是1926年，他在图卢兹的咖啡馆写的信，索西纳当时还以为圣埃克苏佩里是那里的常客。不过在佩皮尼昂，圣埃克苏佩里不用和比利牛斯人或者摩尔人争斗；他一定担心乏味会传染。圣埃克苏佩里的两位朋友（很可能是塞戈涅和他妻子），一对幸福的夫妻，来看望他，但他并没有因此心情好一点，而是觉得他们喜乐的家庭生活令自己窒息。圣埃克苏佩里承认，这种家庭生活里有一种平静，一种安全感，那是他讨厌的。他身处的环境只是让他感受到他所惧怕的一成不变；圣劳伦散发着腐烂海藻的气味，这正是他内心境况的写照。他写道，他最痴迷近在眼前却不可得的东西，这是他冒险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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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诞节之前几天，圣埃克苏佩里的试飞员生涯在一架拉泰科埃尔293上彻底结束。拉泰科埃尔293的浮筒设计得稍稍靠下，以辅助飞机起飞，这要求飞行员在着陆时必须将机头抬高。这个操作对海军飞行员来说近乎本能，但是对圣埃克苏佩里这样习惯开尾轮着地的飞机、着陆时要抬高机尾的飞行员来说，并非如此。12月21日，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的拉泰科埃尔293载着一位海军中尉、一位为了此次飞行从巴黎专门派去的工程师，以及一位机械师。他像操作陆上飞机一样在圣拉斐尔湾降落，浮筒的尖端猛扎进海里。由于力量过大，其中一个浮筒碎裂，飞机侧翻了。坐在圣埃克苏佩里旁边的海军中尉看到了发生的事，打开了自己那一侧的舱门，被座位弹射器抛掷出去，掉到了海里。机械师穿过机关枪口，十分幸运地逃生了。巡逻船迅速赶到现场，在船上水手的帮助下强力打开了一扇门，把不会游泳的工程师救出来了。在苔绿色的水里，圣埃克苏佩里什么也看不见，他以为自己摸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但其实那是飞机的地板，他迷失了方向，向机尾移动，吞了好多口海水。他安静地等待死亡。但是他在机尾抓到一只气囊，暂时能呼吸了。他很惊讶，死亡如此温和，而求生如此激烈。他后来感叹道：“实际上，死亡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讨厌。”他观察思考了很多，但没有注意到水有多冷。他在水中只待了几分钟，但那绝对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被同事救起来，他们把呛得晕乎乎的圣埃克苏佩里拉到了巡逻船上。他咳了半天海水才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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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为八百马力的发动机发出感慨，但是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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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飞机飞行员起飞前关注的是空气和水，而不是机器。发动机运转流畅，飞机轻抚着海平面。镰刀状的螺旋桨飞速旋转，在那之下，一簇簇银色的浪花盛开，淹没了浮筒式起落架。浪花拍打着船体两侧，像在敲锣，飞行员可以从自己颤抖的身体感觉到它。他感觉到船积聚能量，在加速。他感觉到了变化，这个十五吨重的庞然大物快要飞起来了。他双手紧握操纵杆，手掌感受着这股力量。这股力量已经成熟，飞行员不过像采撷一朵花儿一样轻盈地提拉一下，船就脱离了水面，腾空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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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在《空军飞行员》中顺便影射了在圣拉斐尔的这次死里逃生，他想象着一名侦察机飞行员看到自己的飞机突然起火时会是什么感受。圣埃克苏佩里的朋友们都听说了这个故事，都在感叹这次死里逃生时他是多么平静，因为他后来承认在水下的时候，他梳理了头发。他对伽利玛说，比起绞尽脑汁地求生，回到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向死亡屈服真是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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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完假回到巴黎，他继续奋斗。2月份，他为多拉游说多特里。由于没有工作，他给法国航空的新任运营总监福阿先生写了一封紧急长信。在航空公司眼里，他还要为出名付出代价，他对此很生气，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他说，《夜航》本该是对航空公司有利的，不论里维埃身上是否有多拉的影子；它的创作远早于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他跟多特里已经解释得够多了；新公司没有他的职位；最后他只能为了生存，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做了一份拿薪水的工作。他不得不说得夸张一些，这使得他的痛苦变得可悲了：我为公司做了这么多，你们怎么可以拒绝我回来上班？我付出了一切，在偏远的异教地区，没有无线电设备，也没有护航机，为了寻找雷纳和塞尔，我降落了十次以上。他不顾脸面地乞求，说“公司对我而言应该像家一样”。那封信，像前前后后的这种对话一样，石沉大海。福阿坚持上级的路线，称公司没有条件雇用候补人员，雇用圣埃克苏佩里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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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钱财少了，但名气更大了。《夜航》出版一年之后，成功进入法国大多数公立高中和大学的阅读书单；法国飞行学员数量迅速翻倍。截至1933年初，《夜航》卖了将近十五万册。1934年3月，克拉伦斯·布朗根据这本书拍的电影在巴黎上映，放映了十周。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这些人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出版商。法国文化以生活中美好事物之名保存下来了：1862年，福楼拜的《萨朗波》引起了轰动，人们用书名命名了一种小蛋糕；夏多布里昂和布里亚-萨瓦兰在烹饪方式中留下名字。1933年，娇兰新出了一款味道特别大胆的辣味香水，瓶身饰有醒目的螺旋桨图案。它是为圣埃克苏佩里以及他的同事们设计的，命名为“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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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这款香水的看法并没有什么记录，但是他常常怀念夜航。在同年莫里斯·布尔代出版的一部航空史的序言中，圣埃克苏佩里记得清晨的天空多么净化心灵，尤其是在飞行员们驾驶邮政飞机向北由达喀尔到卡萨布兰卡的途中：“当你慢慢迈下星星的阶梯，向黎明走去的时候，你感到心灵被净化了……发动机节流怠速，飞行员朝着机场缓缓飘降。看着人们居住的城市，充满苦难、经济忧虑、卑鄙、嫉妒、怨恨的城市，他感到内心纯净，任何事情都无法伤害他。”他的四页纸像布尔代的书一样，是为另一个时代和地方写的颂歌，其中提到法国在军用航空领域已经落后，而德国汉莎航空却在大步向前。圣埃克苏佩里心里还有另一种逝去的荣光。航空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飞行员也成为技术人员。对他来说，飞机仍旧不是一个“参数的集合，而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活物”，这或许是他不能成为优秀试飞员的原因。在飞行的日子里，他被法国人所说的猜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能所困，被思考，而不是计算所困。那些日子现在已经结束了。他在1920年代劝告过勒妮·德·索西纳，说：“在写作之前，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似乎在空中邮政公司停飞的时候他也死去了。法航的诞生使他成了一名作家。1934年，他申请了一本护照，职业一栏写着“飞行员”。六年后，圣埃克苏佩里得到了一本新护照，职业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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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给福阿写信之后四天，巴黎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暴乱。一年半以前，人们就开始抗议赋税太高、生活成本不断上涨。1934年2月6日，数十万巴黎人走上街头，聚集在协和广场，拿起地上的砖来表达他们对政府腐败、对国家支持诈骗活动的强烈不满；空中邮政公司的纷乱绝对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警方朝着人群开火，那天成了“流血的星期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二十人，但在协和广场上机关枪发射了二千多枚子弹，许多人受伤。第二年，人们分析斯塔维斯基事件与相关的政治形势，最终莱昂·布卢姆的人民阵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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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左岸开了店，在7月和龚苏萝搬到了沙纳莱莱街一套不起眼的公寓里。他并没有避过这场政治风潮，也没有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被风潮扫除。他读马克思，还见到了维克多·谢尔盖和雄辩的独立代表加斯东·贝热里。像别人一样，在漫长的夜晚，他在咖啡桌上谈论法国向左翼的转变与邻国们令人担忧的右翼倾向。暴乱后第二天，在韦伯咖啡馆的阳台上，他与一个新认识的人讨论2月6日的事件，一直谈到天亮。安德烈·纪德曾支持共产主义，并在新闻里赞扬共产主义。安德烈·马尔罗在12月凭借《人类的命运》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整个巴黎为之庆祝。他在1934年至1935年间去过几次莫斯科，做了九十八场精彩的演讲。巴黎富裕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受到共产主义影响，圣埃克苏佩里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尽管对理论着迷，但是对加入任何政党都兴趣不大。他的名字和出身可能会使他更倾向于右翼，但是他不是墨守成规的人，不会赞同他们的信条。他的表弟安德烈·德·丰斯科隆贝表示，如果说圣埃克苏佩里更痴迷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更有智慧。然而，拥有“德·圣埃克苏佩里”这样姓氏的人，要做一位马克思主义绅士并不容易。梅尔莫兹与新法西斯主义者德·拉罗克上校的正式关系始于1935年，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法国航空业现状的觉察，虽然圣埃克苏佩里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追随德·拉罗克的脚步。他在2月给福阿的信中写道：“我对争辩毫无兴趣。”接下来的几年里，所有法国人都在整天争辩，但圣埃克苏佩里坚守自己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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