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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开始，圣埃克苏佩里走到哪里胸前口袋里都装着一个薄薄的皮面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他对政党路线的不耐烦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去世后，这本笔记以“笔记本”为书名出版了。1935年，他承认“很难区分左翼的目标与右翼的目标”。他感觉双方一直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立场、完全忽略事实的情况下争辩：没有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知道德国正经历着什么；没有一个人民阵线的支持者了解西班牙的苦难。在《笔记本》一书中，他对政治的不信任显而易见；他从根本上反对贴标签的做法，那会限制人的自由。“分别正统和异端，比把一个人卖为奴隶还要不公平一百倍。我可以选择“大米”，也可以选择“西梅”作为标签；情况的恶劣性更加清楚了。”当然，一个人的生活和他的话之间总是存在差异。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记本》读起来像一本政治经济学作品，但他在生活里超脱了纷争。纪德一生涉猎政治，在1930年代初共产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是坚定的信仰者。然而，他也写道，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覆灭后一个月，他读了德语的歌德作品。战争期间，他写道：“夜里，在隆隆炮声中读完了《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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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身边的朋友最能证明他持中立立场。他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外认识的最亲密的朋友，这个时候开始在他人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和莱昂·沃斯在1931年相识。沃斯是小说家和散文家，以艺术批评闻名，他和圣埃克苏佩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沃斯比圣埃克苏佩里大二十二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人。他的所有作品，包括十二本书和大量的杂志文章，都近乎超现实主义。圣埃克苏佩里壮实魁梧，而沃斯棱角分明、体态轻盈。一战中，他在战壕里待了几个月，成为一位和平主义者；1924年，他到了法属印支半岛，因而又成为反殖民主义者。他是一位左翼人士和布尔什维克支持者，因为毫不犹豫地批判斯大林，而作为“狂热的思想家”出名。在思想交流中，他怀着极大的乐趣，很少认为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新闻记者勒内·德朗热介绍两人认识时，他们一见如故。据说两人每隔几天就要见面。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记本》里有不少沃斯的影子；后来，他在三本书中提到了沃斯，并把另外两本献给沃斯。《小王子》的序言是有史以来最动人的献词之一，也为沃斯在法国的一问一答游戏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圣埃克苏佩里在这篇序言里把他称为“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圣埃克苏佩里没能看到停战协定签署，沃斯对埃蒂安港的前负责人让·卢卡说：“没有托尼奥的和平，不是真正完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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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左岸的几年很悠闲，圣埃克苏佩里与沃斯的友谊越来越深厚；比这份友谊更了不起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可以同时与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与德·拉罗克上校交往。让-热拉尔·弗勒里——像大多数人一样，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对政治话语采取开放、折中的态度。他给盛期的圣埃克苏佩里画过一幅肖像，那是在1935年，政治辩论正异常激烈。在沙纳莱莱街公寓的小客厅里，这位前飞行员晚上会接待很多客人，房间里都坐不下。现在，椅子或地上坐的是一名右翼的法兰西行动党拥护者、一名火十字团成员，以及一两个其他人。他们代表着当时政治领域所有的不同观点。讨论自然转向了政治方面。圣埃克苏佩里会认真听完每位客人的话，再向他们提问，引导他们就各自的理念得出一个有逻辑、有说服力的结论。最后他会概括每个人的观点，使出花招让大家相信彼此的理念是一致的。客人们都非常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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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兴趣是普遍性的，他反感教条，在政治上十分天真。1935年5月，他作为《巴黎晚报》的记者去苏联采访，启程前，他请莱昂-保罗·法尔格给他补补苏联历史课。白俄罗斯流亡者亚历山大·马金斯基很震惊，圣埃克苏佩里甚至不知道最近广为流传的事。比起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他能看到苏联的很多不同之处。193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到东方朝圣，几乎所有人都写自己的旅行。马尔罗探讨了教条，并且常规性地参观了工厂。如果圣埃克苏佩里进入一家苏联工厂，他不会写这次参观。他会写老法国家庭教师，会写满满一火车往东去的波兰工人，会写边防军人还有车站搬运工的故事。他的注意力总是从历史长河转到个人身上。虽然他沉迷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但是他从苏联回来以后对那里的政治并无好感。还有其他保持中立的人，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就是这样一位，但是塞利纳在宣称中立之前贬低过共产主义。在一个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会进行政治解读的国家，圣埃克苏佩里不拥护也不谴责任何一方，任何人都可以解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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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时事消耗着人们的精力。圣埃克苏佩里在混乱中寻找自己能做的事，他一直梦想着逃离此地。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文人朋友，但他怨恨这份成功，因为它妨碍了他追求自己更热爱的事业，使他远离飞行。有一位阿根廷同事，自从他走后，坚持单方面给他写了很多信。现在，他给这位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绝望；他说，在南美洲感受过真正的和平与宁静，现在他一想起来就很痛苦，他已经对重获那种和平与宁静不抱希望了。他写道：“读你的信，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南美广阔的空间，我的心很痛。”他的生活越来越局限在巴黎的两个街区中。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患有相思病的追求者，为了治愈自己，不得不毁掉心爱女子的肖像。4月，他想买一架二手的法曼402，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没有买成。原因可能是由于2月的暴乱，那年春天，航空部新官上任；可能是让作为标志性人物的圣埃克苏佩里，在危险时期在街上活动是很危险的，最后法航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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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希特里是新公司的公关总监，他负责在3月份联系这位前飞行员。他或是他的上司已经认识到，航空业在发展，而圣埃克苏佩里在公众心中与这项事业紧密相连，所以把圣埃克苏佩里冷落在公司外面是多么尴尬。希特里和圣埃克苏佩里在利普餐厅见面，希特里直截了当地问：“你最近没在忙什么事吧？”圣埃克苏佩里说：“没有。”希特里又试探地问：“你不想加入法航的宣传部门吗？”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无异于给西拉诺·德·贝热拉克提供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听后十分生气，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你见过我开飞机，但你见过我开桌子吗？很明显，你并不理解我，虽然我现在相当落魄，我的处境一团糟，但是我还是认为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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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里尽力挽回局面，向圣埃克苏佩里保证，他不用坐在办公桌旁。公司需要一位摄影技术顾问（一部关于马赛—阿尔及尔航线的纪录片已经在讨论中了），一位能够准确回答媒体提问的撰稿人，一位能够出色地介绍法航辉煌历史的发言人。听到这个解释，圣埃克苏佩里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一点，他考虑了一会儿。希特里又提醒他，薪水很丰厚。他问薪水是多少，希特里给了他一个保守的数字。“虽然不多，但是够我买烟了。”圣埃克苏佩里嘟哝道。他后来在4月份收到了一封信，明确地告诉他，没办法给他提供飞行员的职位，他可以作为公关人员在法国或是去国外工作。他每月薪水三千法郎，每飞行一次最少可以拿到一千法郎的津贴（作为拉泰科埃尔公司的试飞员，他每月的基本薪资是五千法郎）。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名气大，所以曾经排斥他的企业请他去做公关，这真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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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圣埃克苏佩里所料，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非常清闲。他没有抱怨，也不为这份小恩小惠而不安。6月之前他都无事可做。到了6月，他和希特里、导演费利克斯·福雷斯捷、法航在马赛地区的负责人，以及两名记者飞到阿尔及尔去制作纪录片。希特里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和他提起过这部纪录片，最后上映时是《阿尔及尔的周末》。圣埃克苏佩里对这项工作很投入，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希特里又安排他与福雷斯捷合作第二部纪录片。《南大西洋》是一部纪念空中邮政早期岁月的电影，在1936年7月人类第一百次横跨南大西洋时上映。据希特里说，这部三十分钟的纪录片主要是由圣埃克苏佩里导演的，它后来在电影院上映了将近十二年。这部纪录片没有给圣埃克苏佩里这位前飞行员带来任何收益，他也不想在片子上署名。他常与自己参与制作的纪录片保持着距离，那过于追求多元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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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与随后几年他在《法航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保持着距离，那些文章中只有几篇署名了。它们也是描写空中邮政早期历史的。1935年春发表于这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与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一样，也收进了《风沙星辰》——写的是在他1931年访问法国期间与他见面的三位摩尔人酋长。他们并没有感叹诺曼底和埃菲尔铁塔多么宏伟辉煌，反而对树和牛惊叹。他们被一道瀑布——圣埃克苏佩里说，还有女神游乐厅——彻底迷住了。文章最后几行没有收进《风沙星辰》，他写了摩尔人为重返家园付出的代价、每一位旅行者为开阔眼界付出的代价：“对他们来说，撒哈拉似乎更加空旷了，战争游戏更加虚幻了。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撒哈拉原来是一片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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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他去印支半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似乎热情不高。他飞经大马士革，在19日抵达西贡。到机场接他的是皮埃尔·戈迪埃，戈迪埃是一名水上飞机驾驶员和无线电导航专家，是圣埃克苏佩里在布雷斯特的同学。或许在最初几个小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姐姐西蒙娜。实际上，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在西贡停留多长时间。到达的那天下午，他和戈迪埃在三位同事的陪同下乘坐一架利奥雷-奥利维耶190去了吴哥窟的柬埔寨寺庙。起飞二十分钟后，发动机突然熄火了；圣埃克苏佩里熟练地把飞机降落在湄公河上，越南机械师在水上修理飞机。他们第二次起飞，五分钟之后，一台发动机停止运转，他们又迫降在瓦伊科河和苏拉普河泥泞的交汇处。这片荒野离西贡六十英里，杂树丛生，河水浑浊。他们困在红树林中，不得不在这里过夜。他们知道早晨会有一艘载有缆绳的汽艇来救他们，并送来早餐。戈迪埃只担心圣埃克苏佩里的健康，因为他是五个人里面唯一不适应当地气候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感染疟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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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丝毫没考虑这些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里约热内卢的夜晚，《风沙星辰》的书名正是由此而来。他其实很兴奋，因为在他的不幸遭遇中，还没有深陷蛇和蜘蛛出没的热带沼泽的经历。日落时，他和戈迪埃舒服地坐在机翼上，脚在安静的发动机上晃荡着；同事们在机舱里睡觉。伴随着鱼偶尔的扑通声和蚊子萦绕的嗡嗡声，圣埃克苏佩里给他的朋友讲起了故事。他讲到了男人的世界，这片三角洲似乎并不在其中，他唱起古老的法国民歌，按照亚洲的历史稍微改编了一下。为了这个夜晚，后来在旅途中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次发动机故障的主要原因是油箱缺油。后来圣埃克苏佩里病倒了，坐着别人开的飞机回到巴黎。他在8月12日抵达马赛。他继续在法航领了至少三年薪水，但除了1935年在地中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巡回演讲，写了几篇文章，他没有做过别的事。他虽然紧随潮流，但是用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宣传法航的新事业。在专业领域，他成了“一件艺术纪念品”，这是让·普雷沃在他去世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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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说，他1934年的收入仅有四万八千法郎，是他在阿根廷时收入的五分之一。其中超过一半是伽利玛给他的预付稿酬，其余的才是他在法航的薪水。他花的比挣的多。让·梅尔莫兹估计，到1935年底，圣埃克苏佩里大约借走他三十五万法郎，一分钱也没有还过。作为欠钱的人，圣埃克苏佩里是最有魅力也是要求最多的。显然，他实践了蒙田的格言：真正的朋友请你帮忙是你的荣幸，因为每一位朋友都会尽可能找机会让对方高兴。虽然身无分文，但是圣埃克苏佩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弗勒里说，作家会请朋友吃大餐、喝上等红酒，再拿走朋友口袋里一半的钱。（有一天，他问弗勒里带了多少钱，弗勒里承认自己带了六十法郎，他说：“很好，我给你留一半，你给我三十法郎。”）圣埃克苏佩里这几年开的布加迪是加斯东·伽利玛借给他的——伽利玛是一位汽车爱好者——圣埃克苏佩里不能用这辆车的时候，会征用朋友的车，连个招呼都不打。身边有一位律师总是好的，弗勒里就为这位拉泰科埃尔公司的前飞行员服务过两次。圣埃克苏佩里有几次因为粗心和经济拮据惹上麻烦，弗勒里就帮他解决。最严重的一次，弗勒里把圣埃克苏佩里从监狱里领出来，那次圣埃克苏佩里在里面待了四十八个小时，领带和鞋带都被没收了。他的罪行是：忘了处理一系列超速罚单。两名警察在家门口逮捕了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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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花钱大手大脚，她丈夫则是对钱毫无概念，两者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妻子喜欢的东西都很贵，对数字又不敏感。治疗哮喘也需要医疗费和路费；巴黎冬天很冷，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在法国南部给她找房子。住在沙纳莱莱街的时候，这对夫妻很随意地把钱存放在门口的一只花瓶里，据说有一天一位朋友在他们的“家庭银行”里摁灭了一支烟，他们的积蓄就这样灰飞烟灭。1934年，法郎贬值严重，一杯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可能要二十苏，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是20
:1，而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没办法从通胀中受益，也没有什么意外之财。他最不在意的就是钱；他照顾妻子，住在一座充满了各种吸引人注意力的事物的城市里，手上有大把的时间，这些年他就是这么过的。他也没有因为缺钱太难为自己。《玛丽安娜》杂志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别人每天汲汲营营，而他则赞美美好的友谊，它是金钱买不到的。“一趟夜航，看着千千万万颗星星，感受着宁静，在那几个小时里，天空完全属于你，”他在年中这样写道，那时他和妻子已经弹尽粮绝，“那是金钱换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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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埃克苏佩里的困境，朋友们以不同形式伸出了援手。他可以在波拿巴街的雅拉饭店喝一杯，借走五百法郎，他还记得自己从南美给老板寄过几次明信片。伽利玛从某种程度上说挺热心的，克雷米厄评价他说：“如果你要加斯东·伽利玛给你加薪，他会抱怨说负担不起，说生意不景气。但是如果你说在赌桌上输掉了一万法郎，他马上就会给你一万法郎。”沙纳莱莱街的房东就没有这么慷慨了。《玛丽安娜》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他们没交费，被停了天然气和电，而龚苏萝又戏剧性地提出要去找一份擦地板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把龚苏萝的哈巴狗留给了以前的门房，他们自己则在几家旅馆之间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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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1930年代的唯一固定地址在雷恩街与圣日耳曼大街的交叉口，这里十分热闹。他在这里营业，下午在双叟咖啡馆，晚上在利普餐厅。他在这里安排会议、工作、吃饭、交际；这两家咖啡馆成了他的办公室、画室，他的社交俱乐部，他的庇护所，是他三十多岁时的大阳台。圣埃克苏佩里的一位朋友后来说，他们十年的友情是在一连串公共场所中感受的；其中大部分成了《风沙星辰》的内容，这本书就是在双叟咖啡馆写的。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很多时候都静静坐着，在大部分1934年和随后五年里所画的肖像画中，他都是在这里喝酒、讲故事、生气、讲解、校对文章，还有给两家店关门。他这么做有很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位三十多岁的作家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能在这里工作。让-保罗·萨特解释说，为了理解自己对事物的矛盾心理，他更喜欢“坐在一把不属于任何人（或者，你可以说是属于所有人）的椅子上，面对一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桌子：这就是我到咖啡馆工作的原因，我能进入一种孤独和抽象”。圣埃克苏佩里也是这类人，他家里没有几件家具。不止他一个人把利普餐厅当作自己的总部。莱昂-保罗·法尔格是圣日耳曼最能言善辩的游吟诗人，或许也是学识最渊博的浪子，他在写到餐厅时说：一个人不每周至少在这家咖啡馆待一晚上，就不可能在巴黎的报纸上写出三十行字，也不能画画，甚至不能产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利普餐厅当然是这样一个地方，或许是唯一的地方，只要花一杯生啤的钱就能获得对法国当天政治和知识界中大事最真实、最完整的总结。他自己是这里的深夜常客，他和这家餐厅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父亲是一家玻璃器皿厂的老板——他至今还靠父亲的财富生活——设计了餐厅的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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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法尔格与圣埃克苏佩里有那么一点相似。大家都知道，法尔格常会迟到数小时（到达之后又妙语连珠），咖啡馆要打烊了，出租车在大街上空跑，而他还在谈笑风生；圣埃克苏佩里很快也以这些习惯闻名。不用鼓励，圣埃克苏佩里马上就学着法尔格过起了巴黎夜猫子的生活。法尔格经常在利普餐厅关门后到另一家餐厅去，有时候还带着圣埃克苏佩里这位作家兼飞行员。一次，他给圣埃克苏佩里颁发了一张证书，说：“我，签名者莱昂-保罗·法尔格，法兰西科学院官员［非事实］，证明我让万物的指挥官圣埃克苏佩里度过了荒唐的时光，因为我一见到他就不肯放他走。”通常，两人只在受到咖啡馆服务员或者旅馆行李搬运工打扰时才会分开。他们结伴在巴黎做美食之旅。布莱兹·桑德拉尔想起他第一次在利普餐厅瞥见圣埃克苏佩里的那一刻：“午夜过后，仰慕者围绕着法尔格，听他讲故事，圣埃克苏佩里也在其中，他比其他人笑得更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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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绝不是巫师的唯一学徒。状态好的时候，他不仅能用魔咒举起整张桌子，还能举起整个餐厅。写了《南方邮航》的序言之后，他和伯克莱的友谊更进了一步。伯克莱谈到，在一个漫长的夏夜，他们和法尔格、另一位朋友，还有一位模特同游，模特似乎是陪伴圣埃克苏佩里或是那位朋友的。五个人挤上了一辆出租车，从双叟咖啡馆的露台出发去寻找一家大家都喜欢的餐厅。他们挨个巡视附近的街区，从城市的东边开到西边又开回来，显然很享受彼此陪伴着——尤其是坐在彼此的大腿上——在城市里游荡。他们急切地要坐下来吃饭，等漂亮的伴游终于饥饿难耐时，他们在纳伊饭店停下来。开饭前，法尔格讲了一个故事，他还答应在吃甜点时给大家朗读手中的打字稿。圣埃克苏佩里被他的话触动了，在心里编织着一个美丽的童话。法尔格抑扬顿挫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客人们一桌接一桌地安静下来。伯克莱回忆说，他讲完了，观众们都瘫坐着，好像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演完，人们呆呆地看着片尾的演职员表。法尔格把打字稿放回大衣口袋，说了一句：“一颗流星刚刚落进了我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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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1930年代的许多咖啡馆里、许多餐桌上，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选择不多，除了1933年在圣拉斐尔湾、1936年在利比亚沙漠死里逃生的经历之外，没有什么新故事可讲。其实，他是在试讲《风沙星辰》的草稿，但当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为自己在他讲演的时候在场而觉得荣幸。他不浮夸，不做作。他既不令人厌倦，也不滔滔不绝，他不像法尔格那样有丰富的辞藻供调遣使用。相反，他用词简单，声音平淡而微微颤抖，这种声音使他精准的形象生动起来。亨利·让松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讽刺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十分欣赏他，他像所有人一样为圣埃克苏佩里那并不是很特别的效果征服：“如果他的故事是冷的，那你就感觉冷，如果是热的，那你就会擦掉额头上的汗水。你要渴死了，一定会有人踮着脚尖去开窗户。”只要有合适的人陪伴，他就可以通宵滔滔不绝地讲，他从巴黎的一家俱乐部来到另一家，直到吃早饭才讲完，或者在沙纳莱莱街的公寓中通宵朗读胡乱放在帽盒里的那些稿子。很有影响力的、激进的左翼编辑让·加尔捷-布瓦西埃详细记录了这些年的事情。他可能是在1936年空军部的一次官方宴会上第一次见到圣埃克苏佩里的。让松也在那里，还有一些飞行高手，包括莫里斯·贝隆特。两个不飞行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跟表情严肃、穿着讲究的酒店领班逗乐，给大家凑趣。他们觉得其他人都在奉承部长，这让宴会变得很糟糕。最后他们得到了一直安静坐在角落里的圣埃克苏佩里的帮助。他吃着花式小蛋糕，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在沙漠中度过的日子，讲述吉约梅战胜安第斯山脉的故事。这场聚会到清晨4点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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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松把圣埃克苏佩里介绍给加尔捷-布瓦西埃，还把他介绍给路易·茹韦和加斯东·贝热里，不过尽管他认识了新朋友，他的圏子仍然很小。他喜欢熟悉的面孔。有一天，他和让·普雷沃坐在离沙纳莱莱街几分钟路程的圣多米尼克街吃午餐。他们在煮鱼和炸鱼之间犹豫不决，这时伯克莱和让·季洛杜走进来了；四个人决定以后要常常一起吃午饭，每年三到四次，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有一次，他们在一家俄罗斯餐馆相聚，让·普雷沃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抢着说话。”幸好他们对大多数事情看法一致，尤其是都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友好了。圣埃克苏佩里喃喃地说：“最重要的是活着。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但现在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自我防御，就好像受到了威胁一样。”他对老朋友依然忠诚，他不让埃斯科去睡觉。圣埃克苏佩里把他拖到了蒙马特区的一家通宵酒馆，在那里埃斯科努力保持清醒，而圣埃克苏佩里写了一页又一页代数方程。埃斯科更喜欢圣埃克苏佩里画的其他顾客的漫画，但是这样做有时候也会引来麻烦。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引起了邻桌一个男人的注意，因为他盯着那人的妻子看了很久。圣埃克苏佩里友好地站起来解释；而他站起来时的身量就足以平息妒火中烧的邻桌男人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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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内里、吉约梅和同伴也会说服圣埃克苏佩里到右岸去喝咖啡，他们常去香榭丽舍大街的咖啡馆，因为那里靠近法航位于乔治五世大街和马尔伯夫街交叉口的办公室。有一天，他由女飞行员玛丽斯·巴斯蒂耶陪伴，去了位于克里希广场附近的一家工作室，见了一群舞蹈演员和体操运动员。纳迪亚·布朗热的工作室就在附近，他有时也去那里参观。他介绍同伴们，至少是与他最要好的几位彼此认识；根据不同关系，有的（妻子和家人）叫他托尼奥，有的（大多数与他相识的女性）叫他安托万，也有的（空中邮政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他出名后认识的人，不过他并不喜欢与他们相熟）叫他圣埃克斯。他骄傲地把吉约梅介绍给沃斯，只简短地说了一句“这是吉约梅”。他们最远去过凡尔赛宫，安德烈·尚松是作家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他担任馆长后常于周日在那里招待他们。他和龚苏萝来到凯瑞丝·克罗斯比位于尚蒂伊森林边的家，在那里龚苏萝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话。然而当她丈夫讲话时，她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她本人很健谈，嫉妒丈夫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是，她常常有自己的计划和听众。圣埃克苏佩里招呼一群人去远足，他说是去朋友在郊外的房子；原来，他所说的房子是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在奇特雷的庄园。加斯东·伽利玛和圣埃克苏佩里去奇特雷游玩，有一天，两人开车出门，作家意识到他们就在庄园附近。两人都衣着随便；圣埃克苏佩里驾轻就熟地来到大门口，在等待进入的时候从用人那里借了一条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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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时候，人们可以在左岸、蒙帕纳斯或者圣日耳曼瞥见圣埃克苏佩里的身影，他在那些地方最有名。虽然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但是只在边缘徘徊。他好像没有参加1935年6月的国际作家文化保护会议，这是一次反法西斯主义集会，是19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但他两周前确实参加了费尔南德斯主持的马尔罗研讨会。之后，他去了双叟咖啡馆，又到他最喜欢的餐厅之一圣伯努瓦参加了晚宴，在座的有马尔罗、盖埃诺、费尔南德斯、纪德等，大家围绕着一张户外长餐桌就餐。在左岸，世界真的很小：从沙纳莱莱街到伽利玛的办公室，到利普餐厅，到圣伯努瓦餐厅，到纪德在瓦诺街的公寓，到莱斯特朗热家，到莱昂·沃斯家，都只需要走十分钟的路。这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厌恶所有形式的运动。有一天，他打电话给住在阿萨斯街的沃斯说：“我很想见到你，但是我行动不便。”他手头有钱的时候，简直是出租车司机的福星，即使路程很短，他也会叫出租车，还会关掉里程表聊天。乔治·佩利西耶是圣埃克苏佩里在1931年结识的一位医生朋友。有一晚，他与圣埃克苏佩里坐在出租车里，一直待在酒店外面——几小时之前，他们就让司机选择目的地了——整个后半夜，他都在听圣埃克苏佩里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他怎么寻找上帝。司机在前座上睡着了。如果圣埃克苏佩里开车，那就是一场噩梦，他会载着客人在巴黎城里风驰电掣。1932年，他与他的美国出版商柯蒂斯·希契科克第一次见面时正是如此，而他因此受到希契科克欣赏。贝尔纳·拉莫特在一次短途旅行之后，终于到达穹顶餐厅，他气喘吁吁地说：“那一天我明白了什么是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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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乐于评论圣埃克苏佩里的趣味，哪怕只是因为他喜欢的东西为长篇大论提供了素材。伯克莱说：他最喜欢唱歌、乔装改扮，还有表演纸牌戏法。伯克莱在别处还写道：他喜欢诚实、女人、奶酪和恶作剧。这一评价在法语中完美地押着头韵。人们很容易认出朱比角机场的负责人：“他喜欢乔装改扮、文字游戏、散步、简单低俗的法语老歌、简洁、文学真理。他喜欢巴赫、尼采、艾利·福尔、普契尼、安德烈·纪德、爵士乐、电影、幽默、孤独，还喜欢与朋友相聚，聚会上要有一位彬彬有礼的醉汉，而且这醉汉实际没有看上去醉得那么厉害。”可能因为块头大，他酒量很好，而且他三十多岁，无所事事，便常常想喝酒。他也是个老烟枪。他喜欢一家餐馆的美味奶酪，喜欢右岸一家小酒吧里热情老板切下的大片火腿，喜欢安德鲁埃餐厅这座奶酪的殿堂。他会爬上楼梯去享用精心烹制的烤猪脚。在最怡人的夜晚，他在瓦诺街和沙纳莱莱拐角的酒馆消磨时光，上甜点的时候，人们会大喊“托尼奥，唱吧！”，他便乐意演唱一曲。他感兴趣的话题不胜枚举：他与法尔格谈论巴尔扎克、中世纪、杰拉德·德·奈瓦尔、马拉美、罗斯福、拳击、漫画书、马克思主义、神话、势利、毕加索、精神分析、美第奇家族；与佩利西耶谈论遗传学、天文学、社会学、神秘主义、巴赫、梵高；与伯克莱谈论斯宾诺莎、希腊美人、诗歌、自由恋爱、代数、文字游戏、社会结构；他在笔记本上写基督教、资本主义、银行、税收、化学、爱因斯坦、普朗克、牛顿、自由、正义、语言等问题。当有人告诉他一些新东西时，他会聚精会神地听，稍稍张开嘴，耸起长长的眉毛，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第二天再打电话核对一遍。他经常一边说话一边速写，或是——更恣意的话——拍着大腿疯狂打手势。他的话以一连串“你注意到了吗？”“这提醒了我”开场，这样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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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沉思，用莱昂·沃斯的话说，是“比空气还轻”，但他玩起喜欢的游戏时非常严肃。他的纸牌戏法令人难忘。表演难度很高，圣埃克苏佩里让人选定一张牌，他自己不碰牌，却能挑出那人选定的牌。表演的时候，他选一名志愿者，比如一位女士，女士越漂亮他就发挥得越好。圣埃克苏佩里会请她反复洗牌然后从中选定一张；她再把牌反扣在桌子上，圣埃克苏佩里就像有什么神秘力量似的，能在不看到牌面的情况下，挑出一张反扣的牌，而这张牌正是女士刚才选定的。虽然见识过表演的人都啧啧称奇——综合理工学院的一个人把圣埃克苏佩里叫到旁边，小声说：“你是巫师，对吗？”圣埃克苏佩里对他的这种反应非常满意——但圣埃克苏佩里的戏法，任何一个理解力强、手指灵活、愿意多加练习的纸牌魔术师都能掌握。因此，他喜欢用新牌，并且不愿在疑心很重的人面前表演，因为那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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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纸牌是一个很方便的逃避人们关注的方式，比圣埃克苏佩里采取的傲慢态度效果更好。有一天，一个女人问他累计飞行了多长时间，他尴尬地回答说：“不知道。你计算过自己在电梯里度过的时间吗？”玩纸牌能让他散发魅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也能助他激发一些天真的好奇心，而这正是世人所缺的。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一片印支半岛的沼泽或者一座撒哈拉沙漠的沙丘就能完成；只要心情合适，在哪里都行。他就是这样做的，让·普雷沃感叹道：“他玩纸牌的时间比写作还要多。”他喜欢发明纸牌游戏和其他一些难题，伯克莱记得有一个火柴游戏、一个字谜，还有一个用桌面上的开胃酒酒渍玩的游戏。他设计心理测试，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需要搞清楚一切，另一类相信奇迹存在。他喜欢拿老问题来折磨熟人：为什么勺子上的映象是水平方向颠倒，而不是竖直方向颠倒？你意识到你正在创造自己的过去了吗？——他问一位空中邮政的同事。他对眼药水滴管的原理十分痴迷。他仍然喜欢小工具，在美国的时候他就很痴迷。他热衷各种发明，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38]他设想了早期的按次收费电视，向佩利西耶描述了光电管的原理，提出了遗传密码的概念。1934年底，他申请了人生中第一项专利，一台无线电盲降设备。他一生共申请了十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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