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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诞节之前几天，圣埃克苏佩里的试飞员生涯在一架拉泰科埃尔293上彻底结束。拉泰科埃尔293的浮筒设计得稍稍靠下，以辅助飞机起飞，这要求飞行员在着陆时必须将机头抬高。这个操作对海军飞行员来说近乎本能，但是对圣埃克苏佩里这样习惯开尾轮着地的飞机、着陆时要抬高机尾的飞行员来说，并非如此。12月21日，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的拉泰科埃尔293载着一位海军中尉、一位为了此次飞行从巴黎专门派去的工程师，以及一位机械师。他像操作陆上飞机一样在圣拉斐尔湾降落，浮筒的尖端猛扎进海里。由于力量过大，其中一个浮筒碎裂，飞机侧翻了。坐在圣埃克苏佩里旁边的海军中尉看到了发生的事，打开了自己那一侧的舱门，被座位弹射器抛掷出去，掉到了海里。机械师穿过机关枪口，十分幸运地逃生了。巡逻船迅速赶到现场，在船上水手的帮助下强力打开了一扇门，把不会游泳的工程师救出来了。在苔绿色的水里，圣埃克苏佩里什么也看不见，他以为自己摸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但其实那是飞机的地板，他迷失了方向，向机尾移动，吞了好多口海水。他安静地等待死亡。但是他在机尾抓到一只气囊，暂时能呼吸了。他很惊讶，死亡如此温和，而求生如此激烈。他后来感叹道：“实际上，死亡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讨厌。”他观察思考了很多，但没有注意到水有多冷。他在水中只待了几分钟，但那绝对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被同事救起来，他们把呛得晕乎乎的圣埃克苏佩里拉到了巡逻船上。他咳了半天海水才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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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为八百马力的发动机发出感慨，但是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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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飞机飞行员起飞前关注的是空气和水，而不是机器。发动机运转流畅，飞机轻抚着海平面。镰刀状的螺旋桨飞速旋转，在那之下，一簇簇银色的浪花盛开，淹没了浮筒式起落架。浪花拍打着船体两侧，像在敲锣，飞行员可以从自己颤抖的身体感觉到它。他感觉到船积聚能量，在加速。他感觉到了变化，这个十五吨重的庞然大物快要飞起来了。他双手紧握操纵杆，手掌感受着这股力量。这股力量已经成熟，飞行员不过像采撷一朵花儿一样轻盈地提拉一下，船就脱离了水面，腾空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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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在《空军飞行员》中顺便影射了在圣拉斐尔的这次死里逃生，他想象着一名侦察机飞行员看到自己的飞机突然起火时会是什么感受。圣埃克苏佩里的朋友们都听说了这个故事，都在感叹这次死里逃生时他是多么平静，因为他后来承认在水下的时候，他梳理了头发。他对伽利玛说，比起绞尽脑汁地求生，回到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向死亡屈服真是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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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完假回到巴黎，他继续奋斗。2月份，他为多拉游说多特里。由于没有工作，他给法国航空的新任运营总监福阿先生写了一封紧急长信。在航空公司眼里，他还要为出名付出代价，他对此很生气，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他说，《夜航》本该是对航空公司有利的，不论里维埃身上是否有多拉的影子；它的创作远早于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他跟多特里已经解释得够多了；新公司没有他的职位；最后他只能为了生存，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做了一份拿薪水的工作。他不得不说得夸张一些，这使得他的痛苦变得可悲了：我为公司做了这么多，你们怎么可以拒绝我回来上班？我付出了一切，在偏远的异教地区，没有无线电设备，也没有护航机，为了寻找雷纳和塞尔，我降落了十次以上。他不顾脸面地乞求，说“公司对我而言应该像家一样”。那封信，像前前后后的这种对话一样，石沉大海。福阿坚持上级的路线，称公司没有条件雇用候补人员，雇用圣埃克苏佩里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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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钱财少了，但名气更大了。《夜航》出版一年之后，成功进入法国大多数公立高中和大学的阅读书单；法国飞行学员数量迅速翻倍。截至1933年初，《夜航》卖了将近十五万册。1934年3月，克拉伦斯·布朗根据这本书拍的电影在巴黎上映，放映了十周。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这些人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出版商。法国文化以生活中美好事物之名保存下来了：1862年，福楼拜的《萨朗波》引起了轰动，人们用书名命名了一种小蛋糕；夏多布里昂和布里亚-萨瓦兰在烹饪方式中留下名字。1933年，娇兰新出了一款味道特别大胆的辣味香水，瓶身饰有醒目的螺旋桨图案。它是为圣埃克苏佩里以及他的同事们设计的，命名为“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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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这款香水的看法并没有什么记录，但是他常常怀念夜航。在同年莫里斯·布尔代出版的一部航空史的序言中，圣埃克苏佩里记得清晨的天空多么净化心灵，尤其是在飞行员们驾驶邮政飞机向北由达喀尔到卡萨布兰卡的途中：“当你慢慢迈下星星的阶梯，向黎明走去的时候，你感到心灵被净化了……发动机节流怠速，飞行员朝着机场缓缓飘降。看着人们居住的城市，充满苦难、经济忧虑、卑鄙、嫉妒、怨恨的城市，他感到内心纯净，任何事情都无法伤害他。”他的四页纸像布尔代的书一样，是为另一个时代和地方写的颂歌，其中提到法国在军用航空领域已经落后，而德国汉莎航空却在大步向前。圣埃克苏佩里心里还有另一种逝去的荣光。航空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飞行员也成为技术人员。对他来说，飞机仍旧不是一个“参数的集合，而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活物”，这或许是他不能成为优秀试飞员的原因。在飞行的日子里，他被法国人所说的猜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能所困，被思考，而不是计算所困。那些日子现在已经结束了。他在1920年代劝告过勒妮·德·索西纳，说：“在写作之前，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似乎在空中邮政公司停飞的时候他也死去了。法航的诞生使他成了一名作家。1934年，他申请了一本护照，职业一栏写着“飞行员”。六年后，圣埃克苏佩里得到了一本新护照，职业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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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给福阿写信之后四天，巴黎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暴乱。一年半以前，人们就开始抗议赋税太高、生活成本不断上涨。1934年2月6日，数十万巴黎人走上街头，聚集在协和广场，拿起地上的砖来表达他们对政府腐败、对国家支持诈骗活动的强烈不满；空中邮政公司的纷乱绝对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警方朝着人群开火，那天成了“流血的星期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二十人，但在协和广场上机关枪发射了二千多枚子弹，许多人受伤。第二年，人们分析斯塔维斯基事件与相关的政治形势，最终莱昂·布卢姆的人民阵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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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左岸开了店，在7月和龚苏萝搬到了沙纳莱莱街一套不起眼的公寓里。他并没有避过这场政治风潮，也没有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被风潮扫除。他读马克思，还见到了维克多·谢尔盖和雄辩的独立代表加斯东·贝热里。像别人一样，在漫长的夜晚，他在咖啡桌上谈论法国向左翼的转变与邻国们令人担忧的右翼倾向。暴乱后第二天，在韦伯咖啡馆的阳台上，他与一个新认识的人讨论2月6日的事件，一直谈到天亮。安德烈·纪德曾支持共产主义，并在新闻里赞扬共产主义。安德烈·马尔罗在12月凭借《人类的命运》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整个巴黎为之庆祝。他在1934年至1935年间去过几次莫斯科，做了九十八场精彩的演讲。巴黎富裕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受到共产主义影响，圣埃克苏佩里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尽管对理论着迷，但是对加入任何政党都兴趣不大。他的名字和出身可能会使他更倾向于右翼，但是他不是墨守成规的人，不会赞同他们的信条。他的表弟安德烈·德·丰斯科隆贝表示，如果说圣埃克苏佩里更痴迷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更有智慧。然而，拥有“德·圣埃克苏佩里”这样姓氏的人，要做一位马克思主义绅士并不容易。梅尔莫兹与新法西斯主义者德·拉罗克上校的正式关系始于1935年，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法国航空业现状的觉察，虽然圣埃克苏佩里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追随德·拉罗克的脚步。他在2月给福阿的信中写道：“我对争辩毫无兴趣。”接下来的几年里，所有法国人都在整天争辩，但圣埃克苏佩里坚守自己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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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开始，圣埃克苏佩里走到哪里胸前口袋里都装着一个薄薄的皮面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他对政党路线的不耐烦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去世后，这本笔记以“笔记本”为书名出版了。1935年，他承认“很难区分左翼的目标与右翼的目标”。他感觉双方一直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立场、完全忽略事实的情况下争辩：没有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知道德国正经历着什么；没有一个人民阵线的支持者了解西班牙的苦难。在《笔记本》一书中，他对政治的不信任显而易见；他从根本上反对贴标签的做法，那会限制人的自由。“分别正统和异端，比把一个人卖为奴隶还要不公平一百倍。我可以选择“大米”，也可以选择“西梅”作为标签；情况的恶劣性更加清楚了。”当然，一个人的生活和他的话之间总是存在差异。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记本》读起来像一本政治经济学作品，但他在生活里超脱了纷争。纪德一生涉猎政治，在1930年代初共产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是坚定的信仰者。然而，他也写道，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覆灭后一个月，他读了德语的歌德作品。战争期间，他写道：“夜里，在隆隆炮声中读完了《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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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身边的朋友最能证明他持中立立场。他在拉泰科埃尔公司外认识的最亲密的朋友，这个时候开始在他人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和莱昂·沃斯在1931年相识。沃斯是小说家和散文家，以艺术批评闻名，他和圣埃克苏佩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沃斯比圣埃克苏佩里大二十二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人。他的所有作品，包括十二本书和大量的杂志文章，都近乎超现实主义。圣埃克苏佩里壮实魁梧，而沃斯棱角分明、体态轻盈。一战中，他在战壕里待了几个月，成为一位和平主义者；1924年，他到了法属印支半岛，因而又成为反殖民主义者。他是一位左翼人士和布尔什维克支持者，因为毫不犹豫地批判斯大林，而作为“狂热的思想家”出名。在思想交流中，他怀着极大的乐趣，很少认为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新闻记者勒内·德朗热介绍两人认识时，他们一见如故。据说两人每隔几天就要见面。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记本》里有不少沃斯的影子；后来，他在三本书中提到了沃斯，并把另外两本献给沃斯。《小王子》的序言是有史以来最动人的献词之一，也为沃斯在法国的一问一答游戏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圣埃克苏佩里在这篇序言里把他称为“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圣埃克苏佩里没能看到停战协定签署，沃斯对埃蒂安港的前负责人让·卢卡说：“没有托尼奥的和平，不是真正完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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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左岸的几年很悠闲，圣埃克苏佩里与沃斯的友谊越来越深厚；比这份友谊更了不起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可以同时与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与德·拉罗克上校交往。让-热拉尔·弗勒里——像大多数人一样，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对政治话语采取开放、折中的态度。他给盛期的圣埃克苏佩里画过一幅肖像，那是在1935年，政治辩论正异常激烈。在沙纳莱莱街公寓的小客厅里，这位前飞行员晚上会接待很多客人，房间里都坐不下。现在，椅子或地上坐的是一名右翼的法兰西行动党拥护者、一名火十字团成员，以及一两个其他人。他们代表着当时政治领域所有的不同观点。讨论自然转向了政治方面。圣埃克苏佩里会认真听完每位客人的话，再向他们提问，引导他们就各自的理念得出一个有逻辑、有说服力的结论。最后他会概括每个人的观点，使出花招让大家相信彼此的理念是一致的。客人们都非常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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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兴趣是普遍性的，他反感教条，在政治上十分天真。1935年5月，他作为《巴黎晚报》的记者去苏联采访，启程前，他请莱昂-保罗·法尔格给他补补苏联历史课。白俄罗斯流亡者亚历山大·马金斯基很震惊，圣埃克苏佩里甚至不知道最近广为流传的事。比起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他能看到苏联的很多不同之处。193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到东方朝圣，几乎所有人都写自己的旅行。马尔罗探讨了教条，并且常规性地参观了工厂。如果圣埃克苏佩里进入一家苏联工厂，他不会写这次参观。他会写老法国家庭教师，会写满满一火车往东去的波兰工人，会写边防军人还有车站搬运工的故事。他的注意力总是从历史长河转到个人身上。虽然他沉迷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但是他从苏联回来以后对那里的政治并无好感。还有其他保持中立的人，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就是这样一位，但是塞利纳在宣称中立之前贬低过共产主义。在一个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会进行政治解读的国家，圣埃克苏佩里不拥护也不谴责任何一方，任何人都可以解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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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时事消耗着人们的精力。圣埃克苏佩里在混乱中寻找自己能做的事，他一直梦想着逃离此地。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文人朋友，但他怨恨这份成功，因为它妨碍了他追求自己更热爱的事业，使他远离飞行。有一位阿根廷同事，自从他走后，坚持单方面给他写了很多信。现在，他给这位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绝望；他说，在南美洲感受过真正的和平与宁静，现在他一想起来就很痛苦，他已经对重获那种和平与宁静不抱希望了。他写道：“读你的信，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南美广阔的空间，我的心很痛。”他的生活越来越局限在巴黎的两个街区中。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患有相思病的追求者，为了治愈自己，不得不毁掉心爱女子的肖像。4月，他想买一架二手的法曼402，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没有买成。原因可能是由于2月的暴乱，那年春天，航空部新官上任；可能是让作为标志性人物的圣埃克苏佩里，在危险时期在街上活动是很危险的，最后法航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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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希特里是新公司的公关总监，他负责在3月份联系这位前飞行员。他或是他的上司已经认识到，航空业在发展，而圣埃克苏佩里在公众心中与这项事业紧密相连，所以把圣埃克苏佩里冷落在公司外面是多么尴尬。希特里和圣埃克苏佩里在利普餐厅见面，希特里直截了当地问：“你最近没在忙什么事吧？”圣埃克苏佩里说：“没有。”希特里又试探地问：“你不想加入法航的宣传部门吗？”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无异于给西拉诺·德·贝热拉克提供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听后十分生气，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你见过我开飞机，但你见过我开桌子吗？很明显，你并不理解我，虽然我现在相当落魄，我的处境一团糟，但是我还是认为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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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里尽力挽回局面，向圣埃克苏佩里保证，他不用坐在办公桌旁。公司需要一位摄影技术顾问（一部关于马赛—阿尔及尔航线的纪录片已经在讨论中了），一位能够准确回答媒体提问的撰稿人，一位能够出色地介绍法航辉煌历史的发言人。听到这个解释，圣埃克苏佩里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一点，他考虑了一会儿。希特里又提醒他，薪水很丰厚。他问薪水是多少，希特里给了他一个保守的数字。“虽然不多，但是够我买烟了。”圣埃克苏佩里嘟哝道。他后来在4月份收到了一封信，明确地告诉他，没办法给他提供飞行员的职位，他可以作为公关人员在法国或是去国外工作。他每月薪水三千法郎，每飞行一次最少可以拿到一千法郎的津贴（作为拉泰科埃尔公司的试飞员，他每月的基本薪资是五千法郎）。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名气大，所以曾经排斥他的企业请他去做公关，这真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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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圣埃克苏佩里所料，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非常清闲。他没有抱怨，也不为这份小恩小惠而不安。6月之前他都无事可做。到了6月，他和希特里、导演费利克斯·福雷斯捷、法航在马赛地区的负责人，以及两名记者飞到阿尔及尔去制作纪录片。希特里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和他提起过这部纪录片，最后上映时是《阿尔及尔的周末》。圣埃克苏佩里对这项工作很投入，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希特里又安排他与福雷斯捷合作第二部纪录片。《南大西洋》是一部纪念空中邮政早期岁月的电影，在1936年7月人类第一百次横跨南大西洋时上映。据希特里说，这部三十分钟的纪录片主要是由圣埃克苏佩里导演的，它后来在电影院上映了将近十二年。这部纪录片没有给圣埃克苏佩里这位前飞行员带来任何收益，他也不想在片子上署名。他常与自己参与制作的纪录片保持着距离，那过于追求多元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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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与随后几年他在《法航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保持着距离，那些文章中只有几篇署名了。它们也是描写空中邮政早期历史的。1935年春发表于这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与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一样，也收进了《风沙星辰》——写的是在他1931年访问法国期间与他见面的三位摩尔人酋长。他们并没有感叹诺曼底和埃菲尔铁塔多么宏伟辉煌，反而对树和牛惊叹。他们被一道瀑布——圣埃克苏佩里说，还有女神游乐厅——彻底迷住了。文章最后几行没有收进《风沙星辰》，他写了摩尔人为重返家园付出的代价、每一位旅行者为开阔眼界付出的代价：“对他们来说，撒哈拉似乎更加空旷了，战争游戏更加虚幻了。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撒哈拉原来是一片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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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他去印支半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似乎热情不高。他飞经大马士革，在19日抵达西贡。到机场接他的是皮埃尔·戈迪埃，戈迪埃是一名水上飞机驾驶员和无线电导航专家，是圣埃克苏佩里在布雷斯特的同学。或许在最初几个小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姐姐西蒙娜。实际上，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在西贡停留多长时间。到达的那天下午，他和戈迪埃在三位同事的陪同下乘坐一架利奥雷-奥利维耶190去了吴哥窟的柬埔寨寺庙。起飞二十分钟后，发动机突然熄火了；圣埃克苏佩里熟练地把飞机降落在湄公河上，越南机械师在水上修理飞机。他们第二次起飞，五分钟之后，一台发动机停止运转，他们又迫降在瓦伊科河和苏拉普河泥泞的交汇处。这片荒野离西贡六十英里，杂树丛生，河水浑浊。他们困在红树林中，不得不在这里过夜。他们知道早晨会有一艘载有缆绳的汽艇来救他们，并送来早餐。戈迪埃只担心圣埃克苏佩里的健康，因为他是五个人里面唯一不适应当地气候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感染疟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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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丝毫没考虑这些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里约热内卢的夜晚，《风沙星辰》的书名正是由此而来。他其实很兴奋，因为在他的不幸遭遇中，还没有深陷蛇和蜘蛛出没的热带沼泽的经历。日落时，他和戈迪埃舒服地坐在机翼上，脚在安静的发动机上晃荡着；同事们在机舱里睡觉。伴随着鱼偶尔的扑通声和蚊子萦绕的嗡嗡声，圣埃克苏佩里给他的朋友讲起了故事。他讲到了男人的世界，这片三角洲似乎并不在其中，他唱起古老的法国民歌，按照亚洲的历史稍微改编了一下。为了这个夜晚，后来在旅途中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次发动机故障的主要原因是油箱缺油。后来圣埃克苏佩里病倒了，坐着别人开的飞机回到巴黎。他在8月12日抵达马赛。他继续在法航领了至少三年薪水，但除了1935年在地中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巡回演讲，写了几篇文章，他没有做过别的事。他虽然紧随潮流，但是用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宣传法航的新事业。在专业领域，他成了“一件艺术纪念品”，这是让·普雷沃在他去世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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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说，他1934年的收入仅有四万八千法郎，是他在阿根廷时收入的五分之一。其中超过一半是伽利玛给他的预付稿酬，其余的才是他在法航的薪水。他花的比挣的多。让·梅尔莫兹估计，到1935年底，圣埃克苏佩里大约借走他三十五万法郎，一分钱也没有还过。作为欠钱的人，圣埃克苏佩里是最有魅力也是要求最多的。显然，他实践了蒙田的格言：真正的朋友请你帮忙是你的荣幸，因为每一位朋友都会尽可能找机会让对方高兴。虽然身无分文，但是圣埃克苏佩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弗勒里说，作家会请朋友吃大餐、喝上等红酒，再拿走朋友口袋里一半的钱。（有一天，他问弗勒里带了多少钱，弗勒里承认自己带了六十法郎，他说：“很好，我给你留一半，你给我三十法郎。”）圣埃克苏佩里这几年开的布加迪是加斯东·伽利玛借给他的——伽利玛是一位汽车爱好者——圣埃克苏佩里不能用这辆车的时候，会征用朋友的车，连个招呼都不打。身边有一位律师总是好的，弗勒里就为这位拉泰科埃尔公司的前飞行员服务过两次。圣埃克苏佩里有几次因为粗心和经济拮据惹上麻烦，弗勒里就帮他解决。最严重的一次，弗勒里把圣埃克苏佩里从监狱里领出来，那次圣埃克苏佩里在里面待了四十八个小时，领带和鞋带都被没收了。他的罪行是：忘了处理一系列超速罚单。两名警察在家门口逮捕了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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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花钱大手大脚，她丈夫则是对钱毫无概念，两者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妻子喜欢的东西都很贵，对数字又不敏感。治疗哮喘也需要医疗费和路费；巴黎冬天很冷，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在法国南部给她找房子。住在沙纳莱莱街的时候，这对夫妻很随意地把钱存放在门口的一只花瓶里，据说有一天一位朋友在他们的“家庭银行”里摁灭了一支烟，他们的积蓄就这样灰飞烟灭。1934年，法郎贬值严重，一杯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可能要二十苏，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是20
:1，而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没办法从通胀中受益，也没有什么意外之财。他最不在意的就是钱；他照顾妻子，住在一座充满了各种吸引人注意力的事物的城市里，手上有大把的时间，这些年他就是这么过的。他也没有因为缺钱太难为自己。《玛丽安娜》杂志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别人每天汲汲营营，而他则赞美美好的友谊，它是金钱买不到的。“一趟夜航，看着千千万万颗星星，感受着宁静，在那几个小时里，天空完全属于你，”他在年中这样写道，那时他和妻子已经弹尽粮绝，“那是金钱换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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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埃克苏佩里的困境，朋友们以不同形式伸出了援手。他可以在波拿巴街的雅拉饭店喝一杯，借走五百法郎，他还记得自己从南美给老板寄过几次明信片。伽利玛从某种程度上说挺热心的，克雷米厄评价他说：“如果你要加斯东·伽利玛给你加薪，他会抱怨说负担不起，说生意不景气。但是如果你说在赌桌上输掉了一万法郎，他马上就会给你一万法郎。”沙纳莱莱街的房东就没有这么慷慨了。《玛丽安娜》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他们没交费，被停了天然气和电，而龚苏萝又戏剧性地提出要去找一份擦地板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把龚苏萝的哈巴狗留给了以前的门房，他们自己则在几家旅馆之间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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