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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与随后几年他在《法航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保持着距离，那些文章中只有几篇署名了。它们也是描写空中邮政早期历史的。1935年春发表于这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与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一样，也收进了《风沙星辰》——写的是在他1931年访问法国期间与他见面的三位摩尔人酋长。他们并没有感叹诺曼底和埃菲尔铁塔多么宏伟辉煌，反而对树和牛惊叹。他们被一道瀑布——圣埃克苏佩里说，还有女神游乐厅——彻底迷住了。文章最后几行没有收进《风沙星辰》，他写了摩尔人为重返家园付出的代价、每一位旅行者为开阔眼界付出的代价：“对他们来说，撒哈拉似乎更加空旷了，战争游戏更加虚幻了。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撒哈拉原来是一片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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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他去印支半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似乎热情不高。他飞经大马士革，在19日抵达西贡。到机场接他的是皮埃尔·戈迪埃，戈迪埃是一名水上飞机驾驶员和无线电导航专家，是圣埃克苏佩里在布雷斯特的同学。或许在最初几个小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姐姐西蒙娜。实际上，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在西贡停留多长时间。到达的那天下午，他和戈迪埃在三位同事的陪同下乘坐一架利奥雷-奥利维耶190去了吴哥窟的柬埔寨寺庙。起飞二十分钟后，发动机突然熄火了；圣埃克苏佩里熟练地把飞机降落在湄公河上，越南机械师在水上修理飞机。他们第二次起飞，五分钟之后，一台发动机停止运转，他们又迫降在瓦伊科河和苏拉普河泥泞的交汇处。这片荒野离西贡六十英里，杂树丛生，河水浑浊。他们困在红树林中，不得不在这里过夜。他们知道早晨会有一艘载有缆绳的汽艇来救他们，并送来早餐。戈迪埃只担心圣埃克苏佩里的健康，因为他是五个人里面唯一不适应当地气候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感染疟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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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丝毫没考虑这些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里约热内卢的夜晚，《风沙星辰》的书名正是由此而来。他其实很兴奋，因为在他的不幸遭遇中，还没有深陷蛇和蜘蛛出没的热带沼泽的经历。日落时，他和戈迪埃舒服地坐在机翼上，脚在安静的发动机上晃荡着；同事们在机舱里睡觉。伴随着鱼偶尔的扑通声和蚊子萦绕的嗡嗡声，圣埃克苏佩里给他的朋友讲起了故事。他讲到了男人的世界，这片三角洲似乎并不在其中，他唱起古老的法国民歌，按照亚洲的历史稍微改编了一下。为了这个夜晚，后来在旅途中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次发动机故障的主要原因是油箱缺油。后来圣埃克苏佩里病倒了，坐着别人开的飞机回到巴黎。他在8月12日抵达马赛。他继续在法航领了至少三年薪水，但除了1935年在地中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巡回演讲，写了几篇文章，他没有做过别的事。他虽然紧随潮流，但是用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宣传法航的新事业。在专业领域，他成了“一件艺术纪念品”，这是让·普雷沃在他去世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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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说，他1934年的收入仅有四万八千法郎，是他在阿根廷时收入的五分之一。其中超过一半是伽利玛给他的预付稿酬，其余的才是他在法航的薪水。他花的比挣的多。让·梅尔莫兹估计，到1935年底，圣埃克苏佩里大约借走他三十五万法郎，一分钱也没有还过。作为欠钱的人，圣埃克苏佩里是最有魅力也是要求最多的。显然，他实践了蒙田的格言：真正的朋友请你帮忙是你的荣幸，因为每一位朋友都会尽可能找机会让对方高兴。虽然身无分文，但是圣埃克苏佩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弗勒里说，作家会请朋友吃大餐、喝上等红酒，再拿走朋友口袋里一半的钱。（有一天，他问弗勒里带了多少钱，弗勒里承认自己带了六十法郎，他说：“很好，我给你留一半，你给我三十法郎。”）圣埃克苏佩里这几年开的布加迪是加斯东·伽利玛借给他的——伽利玛是一位汽车爱好者——圣埃克苏佩里不能用这辆车的时候，会征用朋友的车，连个招呼都不打。身边有一位律师总是好的，弗勒里就为这位拉泰科埃尔公司的前飞行员服务过两次。圣埃克苏佩里有几次因为粗心和经济拮据惹上麻烦，弗勒里就帮他解决。最严重的一次，弗勒里把圣埃克苏佩里从监狱里领出来，那次圣埃克苏佩里在里面待了四十八个小时，领带和鞋带都被没收了。他的罪行是：忘了处理一系列超速罚单。两名警察在家门口逮捕了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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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花钱大手大脚，她丈夫则是对钱毫无概念，两者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妻子喜欢的东西都很贵，对数字又不敏感。治疗哮喘也需要医疗费和路费；巴黎冬天很冷，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在法国南部给她找房子。住在沙纳莱莱街的时候，这对夫妻很随意地把钱存放在门口的一只花瓶里，据说有一天一位朋友在他们的“家庭银行”里摁灭了一支烟，他们的积蓄就这样灰飞烟灭。1934年，法郎贬值严重，一杯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可能要二十苏，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是20
:1，而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没办法从通胀中受益，也没有什么意外之财。他最不在意的就是钱；他照顾妻子，住在一座充满了各种吸引人注意力的事物的城市里，手上有大把的时间，这些年他就是这么过的。他也没有因为缺钱太难为自己。《玛丽安娜》杂志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别人每天汲汲营营，而他则赞美美好的友谊，它是金钱买不到的。“一趟夜航，看着千千万万颗星星，感受着宁静，在那几个小时里，天空完全属于你，”他在年中这样写道，那时他和妻子已经弹尽粮绝，“那是金钱换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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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埃克苏佩里的困境，朋友们以不同形式伸出了援手。他可以在波拿巴街的雅拉饭店喝一杯，借走五百法郎，他还记得自己从南美给老板寄过几次明信片。伽利玛从某种程度上说挺热心的，克雷米厄评价他说：“如果你要加斯东·伽利玛给你加薪，他会抱怨说负担不起，说生意不景气。但是如果你说在赌桌上输掉了一万法郎，他马上就会给你一万法郎。”沙纳莱莱街的房东就没有这么慷慨了。《玛丽安娜》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他们没交费，被停了天然气和电，而龚苏萝又戏剧性地提出要去找一份擦地板的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把龚苏萝的哈巴狗留给了以前的门房，他们自己则在几家旅馆之间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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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1930年代的唯一固定地址在雷恩街与圣日耳曼大街的交叉口，这里十分热闹。他在这里营业，下午在双叟咖啡馆，晚上在利普餐厅。他在这里安排会议、工作、吃饭、交际；这两家咖啡馆成了他的办公室、画室，他的社交俱乐部，他的庇护所，是他三十多岁时的大阳台。圣埃克苏佩里的一位朋友后来说，他们十年的友情是在一连串公共场所中感受的；其中大部分成了《风沙星辰》的内容，这本书就是在双叟咖啡馆写的。这些年，圣埃克苏佩里很多时候都静静坐着，在大部分1934年和随后五年里所画的肖像画中，他都是在这里喝酒、讲故事、生气、讲解、校对文章，还有给两家店关门。他这么做有很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位三十多岁的作家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能在这里工作。让-保罗·萨特解释说，为了理解自己对事物的矛盾心理，他更喜欢“坐在一把不属于任何人（或者，你可以说是属于所有人）的椅子上，面对一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桌子：这就是我到咖啡馆工作的原因，我能进入一种孤独和抽象”。圣埃克苏佩里也是这类人，他家里没有几件家具。不止他一个人把利普餐厅当作自己的总部。莱昂-保罗·法尔格是圣日耳曼最能言善辩的游吟诗人，或许也是学识最渊博的浪子，他在写到餐厅时说：一个人不每周至少在这家咖啡馆待一晚上，就不可能在巴黎的报纸上写出三十行字，也不能画画，甚至不能产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利普餐厅当然是这样一个地方，或许是唯一的地方，只要花一杯生啤的钱就能获得对法国当天政治和知识界中大事最真实、最完整的总结。他自己是这里的深夜常客，他和这家餐厅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父亲是一家玻璃器皿厂的老板——他至今还靠父亲的财富生活——设计了餐厅的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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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法尔格与圣埃克苏佩里有那么一点相似。大家都知道，法尔格常会迟到数小时（到达之后又妙语连珠），咖啡馆要打烊了，出租车在大街上空跑，而他还在谈笑风生；圣埃克苏佩里很快也以这些习惯闻名。不用鼓励，圣埃克苏佩里马上就学着法尔格过起了巴黎夜猫子的生活。法尔格经常在利普餐厅关门后到另一家餐厅去，有时候还带着圣埃克苏佩里这位作家兼飞行员。一次，他给圣埃克苏佩里颁发了一张证书，说：“我，签名者莱昂-保罗·法尔格，法兰西科学院官员［非事实］，证明我让万物的指挥官圣埃克苏佩里度过了荒唐的时光，因为我一见到他就不肯放他走。”通常，两人只在受到咖啡馆服务员或者旅馆行李搬运工打扰时才会分开。他们结伴在巴黎做美食之旅。布莱兹·桑德拉尔想起他第一次在利普餐厅瞥见圣埃克苏佩里的那一刻：“午夜过后，仰慕者围绕着法尔格，听他讲故事，圣埃克苏佩里也在其中，他比其他人笑得更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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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绝不是巫师的唯一学徒。状态好的时候，他不仅能用魔咒举起整张桌子，还能举起整个餐厅。写了《南方邮航》的序言之后，他和伯克莱的友谊更进了一步。伯克莱谈到，在一个漫长的夏夜，他们和法尔格、另一位朋友，还有一位模特同游，模特似乎是陪伴圣埃克苏佩里或是那位朋友的。五个人挤上了一辆出租车，从双叟咖啡馆的露台出发去寻找一家大家都喜欢的餐厅。他们挨个巡视附近的街区，从城市的东边开到西边又开回来，显然很享受彼此陪伴着——尤其是坐在彼此的大腿上——在城市里游荡。他们急切地要坐下来吃饭，等漂亮的伴游终于饥饿难耐时，他们在纳伊饭店停下来。开饭前，法尔格讲了一个故事，他还答应在吃甜点时给大家朗读手中的打字稿。圣埃克苏佩里被他的话触动了，在心里编织着一个美丽的童话。法尔格抑扬顿挫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客人们一桌接一桌地安静下来。伯克莱回忆说，他讲完了，观众们都瘫坐着，好像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演完，人们呆呆地看着片尾的演职员表。法尔格把打字稿放回大衣口袋，说了一句：“一颗流星刚刚落进了我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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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1930年代的许多咖啡馆里、许多餐桌上，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选择不多，除了1933年在圣拉斐尔湾、1936年在利比亚沙漠死里逃生的经历之外，没有什么新故事可讲。其实，他是在试讲《风沙星辰》的草稿，但当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为自己在他讲演的时候在场而觉得荣幸。他不浮夸，不做作。他既不令人厌倦，也不滔滔不绝，他不像法尔格那样有丰富的辞藻供调遣使用。相反，他用词简单，声音平淡而微微颤抖，这种声音使他精准的形象生动起来。亨利·让松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讽刺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十分欣赏他，他像所有人一样为圣埃克苏佩里那并不是很特别的效果征服：“如果他的故事是冷的，那你就感觉冷，如果是热的，那你就会擦掉额头上的汗水。你要渴死了，一定会有人踮着脚尖去开窗户。”只要有合适的人陪伴，他就可以通宵滔滔不绝地讲，他从巴黎的一家俱乐部来到另一家，直到吃早饭才讲完，或者在沙纳莱莱街的公寓中通宵朗读胡乱放在帽盒里的那些稿子。很有影响力的、激进的左翼编辑让·加尔捷-布瓦西埃详细记录了这些年的事情。他可能是在1936年空军部的一次官方宴会上第一次见到圣埃克苏佩里的。让松也在那里，还有一些飞行高手，包括莫里斯·贝隆特。两个不飞行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跟表情严肃、穿着讲究的酒店领班逗乐，给大家凑趣。他们觉得其他人都在奉承部长，这让宴会变得很糟糕。最后他们得到了一直安静坐在角落里的圣埃克苏佩里的帮助。他吃着花式小蛋糕，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在沙漠中度过的日子，讲述吉约梅战胜安第斯山脉的故事。这场聚会到清晨4点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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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松把圣埃克苏佩里介绍给加尔捷-布瓦西埃，还把他介绍给路易·茹韦和加斯东·贝热里，不过尽管他认识了新朋友，他的圏子仍然很小。他喜欢熟悉的面孔。有一天，他和让·普雷沃坐在离沙纳莱莱街几分钟路程的圣多米尼克街吃午餐。他们在煮鱼和炸鱼之间犹豫不决，这时伯克莱和让·季洛杜走进来了；四个人决定以后要常常一起吃午饭，每年三到四次，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有一次，他们在一家俄罗斯餐馆相聚，让·普雷沃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抢着说话。”幸好他们对大多数事情看法一致，尤其是都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友好了。圣埃克苏佩里喃喃地说：“最重要的是活着。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但现在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自我防御，就好像受到了威胁一样。”他对老朋友依然忠诚，他不让埃斯科去睡觉。圣埃克苏佩里把他拖到了蒙马特区的一家通宵酒馆，在那里埃斯科努力保持清醒，而圣埃克苏佩里写了一页又一页代数方程。埃斯科更喜欢圣埃克苏佩里画的其他顾客的漫画，但是这样做有时候也会引来麻烦。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引起了邻桌一个男人的注意，因为他盯着那人的妻子看了很久。圣埃克苏佩里友好地站起来解释；而他站起来时的身量就足以平息妒火中烧的邻桌男人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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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内里、吉约梅和同伴也会说服圣埃克苏佩里到右岸去喝咖啡，他们常去香榭丽舍大街的咖啡馆，因为那里靠近法航位于乔治五世大街和马尔伯夫街交叉口的办公室。有一天，他由女飞行员玛丽斯·巴斯蒂耶陪伴，去了位于克里希广场附近的一家工作室，见了一群舞蹈演员和体操运动员。纳迪亚·布朗热的工作室就在附近，他有时也去那里参观。他介绍同伴们，至少是与他最要好的几位彼此认识；根据不同关系，有的（妻子和家人）叫他托尼奥，有的（大多数与他相识的女性）叫他安托万，也有的（空中邮政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他出名后认识的人，不过他并不喜欢与他们相熟）叫他圣埃克斯。他骄傲地把吉约梅介绍给沃斯，只简短地说了一句“这是吉约梅”。他们最远去过凡尔赛宫，安德烈·尚松是作家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他担任馆长后常于周日在那里招待他们。他和龚苏萝来到凯瑞丝·克罗斯比位于尚蒂伊森林边的家，在那里龚苏萝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话。然而当她丈夫讲话时，她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她本人很健谈，嫉妒丈夫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是，她常常有自己的计划和听众。圣埃克苏佩里招呼一群人去远足，他说是去朋友在郊外的房子；原来，他所说的房子是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在奇特雷的庄园。加斯东·伽利玛和圣埃克苏佩里去奇特雷游玩，有一天，两人开车出门，作家意识到他们就在庄园附近。两人都衣着随便；圣埃克苏佩里驾轻就熟地来到大门口，在等待进入的时候从用人那里借了一条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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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时候，人们可以在左岸、蒙帕纳斯或者圣日耳曼瞥见圣埃克苏佩里的身影，他在那些地方最有名。虽然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但是只在边缘徘徊。他好像没有参加1935年6月的国际作家文化保护会议，这是一次反法西斯主义集会，是19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但他两周前确实参加了费尔南德斯主持的马尔罗研讨会。之后，他去了双叟咖啡馆，又到他最喜欢的餐厅之一圣伯努瓦参加了晚宴，在座的有马尔罗、盖埃诺、费尔南德斯、纪德等，大家围绕着一张户外长餐桌就餐。在左岸，世界真的很小：从沙纳莱莱街到伽利玛的办公室，到利普餐厅，到圣伯努瓦餐厅，到纪德在瓦诺街的公寓，到莱斯特朗热家，到莱昂·沃斯家，都只需要走十分钟的路。这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厌恶所有形式的运动。有一天，他打电话给住在阿萨斯街的沃斯说：“我很想见到你，但是我行动不便。”他手头有钱的时候，简直是出租车司机的福星，即使路程很短，他也会叫出租车，还会关掉里程表聊天。乔治·佩利西耶是圣埃克苏佩里在1931年结识的一位医生朋友。有一晚，他与圣埃克苏佩里坐在出租车里，一直待在酒店外面——几小时之前，他们就让司机选择目的地了——整个后半夜，他都在听圣埃克苏佩里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他怎么寻找上帝。司机在前座上睡着了。如果圣埃克苏佩里开车，那就是一场噩梦，他会载着客人在巴黎城里风驰电掣。1932年，他与他的美国出版商柯蒂斯·希契科克第一次见面时正是如此，而他因此受到希契科克欣赏。贝尔纳·拉莫特在一次短途旅行之后，终于到达穹顶餐厅，他气喘吁吁地说：“那一天我明白了什么是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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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乐于评论圣埃克苏佩里的趣味，哪怕只是因为他喜欢的东西为长篇大论提供了素材。伯克莱说：他最喜欢唱歌、乔装改扮，还有表演纸牌戏法。伯克莱在别处还写道：他喜欢诚实、女人、奶酪和恶作剧。这一评价在法语中完美地押着头韵。人们很容易认出朱比角机场的负责人：“他喜欢乔装改扮、文字游戏、散步、简单低俗的法语老歌、简洁、文学真理。他喜欢巴赫、尼采、艾利·福尔、普契尼、安德烈·纪德、爵士乐、电影、幽默、孤独，还喜欢与朋友相聚，聚会上要有一位彬彬有礼的醉汉，而且这醉汉实际没有看上去醉得那么厉害。”可能因为块头大，他酒量很好，而且他三十多岁，无所事事，便常常想喝酒。他也是个老烟枪。他喜欢一家餐馆的美味奶酪，喜欢右岸一家小酒吧里热情老板切下的大片火腿，喜欢安德鲁埃餐厅这座奶酪的殿堂。他会爬上楼梯去享用精心烹制的烤猪脚。在最怡人的夜晚，他在瓦诺街和沙纳莱莱拐角的酒馆消磨时光，上甜点的时候，人们会大喊“托尼奥，唱吧！”，他便乐意演唱一曲。他感兴趣的话题不胜枚举：他与法尔格谈论巴尔扎克、中世纪、杰拉德·德·奈瓦尔、马拉美、罗斯福、拳击、漫画书、马克思主义、神话、势利、毕加索、精神分析、美第奇家族；与佩利西耶谈论遗传学、天文学、社会学、神秘主义、巴赫、梵高；与伯克莱谈论斯宾诺莎、希腊美人、诗歌、自由恋爱、代数、文字游戏、社会结构；他在笔记本上写基督教、资本主义、银行、税收、化学、爱因斯坦、普朗克、牛顿、自由、正义、语言等问题。当有人告诉他一些新东西时，他会聚精会神地听，稍稍张开嘴，耸起长长的眉毛，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第二天再打电话核对一遍。他经常一边说话一边速写，或是——更恣意的话——拍着大腿疯狂打手势。他的话以一连串“你注意到了吗？”“这提醒了我”开场，这样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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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沉思，用莱昂·沃斯的话说，是“比空气还轻”，但他玩起喜欢的游戏时非常严肃。他的纸牌戏法令人难忘。表演难度很高，圣埃克苏佩里让人选定一张牌，他自己不碰牌，却能挑出那人选定的牌。表演的时候，他选一名志愿者，比如一位女士，女士越漂亮他就发挥得越好。圣埃克苏佩里会请她反复洗牌然后从中选定一张；她再把牌反扣在桌子上，圣埃克苏佩里就像有什么神秘力量似的，能在不看到牌面的情况下，挑出一张反扣的牌，而这张牌正是女士刚才选定的。虽然见识过表演的人都啧啧称奇——综合理工学院的一个人把圣埃克苏佩里叫到旁边，小声说：“你是巫师，对吗？”圣埃克苏佩里对他的这种反应非常满意——但圣埃克苏佩里的戏法，任何一个理解力强、手指灵活、愿意多加练习的纸牌魔术师都能掌握。因此，他喜欢用新牌，并且不愿在疑心很重的人面前表演，因为那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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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纸牌是一个很方便的逃避人们关注的方式，比圣埃克苏佩里采取的傲慢态度效果更好。有一天，一个女人问他累计飞行了多长时间，他尴尬地回答说：“不知道。你计算过自己在电梯里度过的时间吗？”玩纸牌能让他散发魅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也能助他激发一些天真的好奇心，而这正是世人所缺的。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一片印支半岛的沼泽或者一座撒哈拉沙漠的沙丘就能完成；只要心情合适，在哪里都行。他就是这样做的，让·普雷沃感叹道：“他玩纸牌的时间比写作还要多。”他喜欢发明纸牌游戏和其他一些难题，伯克莱记得有一个火柴游戏、一个字谜，还有一个用桌面上的开胃酒酒渍玩的游戏。他设计心理测试，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需要搞清楚一切，另一类相信奇迹存在。他喜欢拿老问题来折磨熟人：为什么勺子上的映象是水平方向颠倒，而不是竖直方向颠倒？你意识到你正在创造自己的过去了吗？——他问一位空中邮政的同事。他对眼药水滴管的原理十分痴迷。他仍然喜欢小工具，在美国的时候他就很痴迷。他热衷各种发明，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38]他设想了早期的按次收费电视，向佩利西耶描述了光电管的原理，提出了遗传密码的概念。1934年底，他申请了人生中第一项专利，一台无线电盲降设备。他一生共申请了十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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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所吃所喝所热爱的东西很多。他真正能对之敞开心扉的朋友很少。这些年待在他身边的人主要有吉约梅、沃斯和老友塞戈涅。伯克莱、普雷沃、安德烈·尚松、让松、让·卢卡、法尔格和拉蒙·费尔南德斯是他的密友。他慢慢打开心扉；圣埃克苏佩里和安德烈·莫鲁瓦相识十年后，才在战争期间在美国成为朋友。他的个人生活始终是一本合上的书，至少对男性朋友来说是这样的，尽管圣埃克苏佩里自己也承认这是个问题。他不关心别人，对于闲话容忍度很低，别人还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已经发火了。几年前，圣埃克苏佩里夫人问龚苏萝关于纪德和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的事，龚苏萝在回答时略去了一些负面的评价。他知道后，写信给母亲说：“我很难原谅她说闲话，与您分享私生活的细节，而这些不关别人的事。我要批评您问起这些事，我希望您忘掉它们。”正如让松所说，他在朋友中间可能是慢热的，要过几个小时才能加入谈话，甚至会一个人在旁边神游一段时间。圣埃克苏佩里不愿容忍傻瓜，只要他们一出现，他就会沉默。让松写道，在这种场合，“他会出于礼貌，留下自己的躯壳，等讨厌的人走了，他再回过神来”。像他那个时代健谈的科克托和马尔罗一样，他思维敏捷、天马行空。当他感觉自己在公众场合吸引了注意力时，会把头埋在报纸里，或是看向远方，就像一个问题学生想要隐身一样。1930年代，人们经常请他签名，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红着脸礼貌地同他们交谈，同时紧张地摩挲着耳朵。亨利·让松知道有一招百分之百能惹毛圣埃克苏佩里。如果他在圣日耳曼见到作家在散步，就大老远高声喊“圣埃克苏佩里！圣埃克苏佩里！”，他的朋友一定会惊慌地朝他跑过来，求他别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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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擅长应对自己的名气，就像不擅长政治一样。那几年真快乐呀。晚上，圣埃克苏佩里会坐在小桌子前，手边一杯酒，手里一支烟，静静地在纸上写东西。他是一只笼中鸟，行为也像一只笼中鸟：他会唱歌。到1938年，他已经基本写完了《风沙星辰》——全部章节都发表在杂志上，大部分是迫于生计而写的——这本书中没有巴黎，没有他平淡生活的影子。有一次，布莱兹·桑德拉尔从咖啡馆对面悄悄观察他，他正忙着核对单页校稿。就像人们给三十多岁的圣埃克苏佩里绘制的许多肖像一样，桑德拉尔的这幅也是一张静物写生：他挥动着左手，不像在背诵，而像在驱散飞机讨厌的影子，这些影子正像苍蝇一样围绕着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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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巴黎晚报》的两位编辑埃尔韦·米勒和皮埃尔·拉扎雷夫提议，圣埃克苏佩里作为这份创刊四年的报纸的特约记者前往苏联。两位编辑考虑让圣埃克苏佩里来执行这项任务，可能是因为莫斯科计划举行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飞行表演来庆祝五一劳动节。为《玛丽安娜》写了一系列文章后，三年来他只为《新法兰西评论》写过一篇文章——1933年4月发表的对蓬塔阿雷纳斯的四页描写，它们写在皇家饭店和利普餐厅的信笺上——还为《玛丽安娜》写过三篇关于航空的短文。《巴黎晚报》的任务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意味着向前迈出一大步，他为此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巴黎晚报》极为成功地结合了轰动性报道、严肃新闻和照片，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报纸，它的发行量是《玛丽安娜》的十倍多。《巴黎晚报》是让·普鲁沃的财富（让·普雷沃曾把圣埃克苏佩里引荐给他），即使圣埃克苏佩里可能不是这项任务的当然之选，他也很乐意在自家报纸上看到一位知名作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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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埃克苏佩里一贯的作风，他没有迫不及待地去抓住这个机会。但是，他也没有其他工作可选，只好恶补了一通俄国历史——毫无疑问，他也请教了表弟安德烈·德·丰斯科隆贝，表弟是半个俄国人——乘火车去了莫斯科。他在4月29日抵达。他总是抗议说，他做新闻工作有失身份——在他看来，写报道和写剧本是吸文学生命的血——然而，他在这次短途旅行中发的新闻稿都是很成功的作品。圣埃克苏佩里竭力藐视交稿期限，在最后一刻还要修改文章。（他甚至干过拿酒灌醉印刷工，给自己争取时间修改文章的事情。）他的苏联报道通过电话传到巴黎，这些是最新的报道；其中少了诗意，多了对人的关注，少了华丽，多了生机。他到达莫斯科三天后用电话传回第一篇报道，描述了他差点错过的五一节；在第二篇报道中，他说自己“彻底屈服于头条的压力”。他发现苏联的官僚机构和其他地方的一样，都与人们格格不入，他说他没有得到参加红场庆典的观众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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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个起床，却发现萨沃伊酒店的门已经锁得严严实实。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被屏蔽在四百万莫斯科人即将做的事情之外了。一千架飞机飞临莫斯科上空，这足以催促他挣脱束缚；他爬出酒店的窗户，来到街上。飞机列队从头顶呼啸而过，人群像一块巨大的浮冰一样通过冰冷的街道，向红场挺进。人们在行进中受警察和看门人指挥；圣埃克苏佩里看到，人群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可能是要等另一条街上来的另一块浮冰先通过，到红场去。等待漫长而冰冷。法国人注意到一个神奇的现象：“结成坚实整体的人群融化了，分散成了一个个单独的人。”在向红场行进的路上，成千上万的男女围成不规则的圆圈，唱起歌跳起舞。在那一刻，莫斯科在圣埃克苏佩里眼中——他选择忘记身边的雪——“就像7月14日夜晚巴黎的街区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收起乐器，举起横幅，排好队，继续肃穆地行进，向斯大林致敬。即使在陌生的灰色面孔汇成的海洋中，圣埃克苏佩里也只关注单独的人；他早在报道中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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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一天，圣埃克苏佩里才发来下一篇报道，据说是因为莫斯科没有好烟，圣埃克苏佩里写不出东西来。或许他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借口；几年后，他向美国出版商耐心解释说，《空军飞行员》有一章延迟交稿了，因为他的守护天使出现了，让他先去做另一个项目。这位天使一直待在他身边说话，他也不好请天使离开！显然，得到尼古丁制品之后——或许是法国大使给的，或许是约瑟夫·克塞尔当记者的兄弟乔治给的，圣埃克苏佩里抵达莫斯科当天，乔治就在车站与他见面了，还带他游览了莫斯科——他于13日打电话给巴黎，发去了最著名的那篇报道。报道表面上在讲述他的苏联之行，他写道，列车“笔直地穿过这片被焦虑和敌意撕裂的欧洲大陆”，无视当前发生的事件。三等车厢里挤满了波兰工人，他们在新的排外潮流中被驱逐出了萧条的法国。这是公共交通第二次令圣埃克苏佩里顿悟，他在这些工人身上看到了蒙昧和失败，看到了“黏土块”，当年他在图卢兹的电车上所见也是如此。然而在1935年，他不仅像天空的英雄，还像一位贵族那样思考。他坐在一对夫妻对面，惊奇地发现一个可爱的金发孩子正睡在父母中间。“从这些迟钝的渣滓中，产生了这个快乐优雅的奇迹。”1935年，他在法国一篇醒目的头版文章中这样说。（他忘记了，这些“黏土块”是矿工、园丁、铁匠，他曾在别的地方歌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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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上午，埃尔韦·米勒在《巴黎晚报》的办公室焦急地等待圣埃克苏佩里发来第二篇报道。他在等第二天头版的文章，因为印刷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最后，快到中午的时候，他的通讯员来电话了，为了节省时间，米勒让圣埃克苏佩里直接和社里最能干的秘书拉罗莎女士通电话，她一边听圣埃克苏佩里说，一边把内容打字打出来。米勒坐在她旁边的小隔间里，从她身后读她打出来的内容。直到拉罗莎打到第三页，写到那位金发孩子的故事时，一切都很顺利。“这是幼年的莫扎特。这是前景光明的一生。传说故事中的小王子们就是这样的。”她把这些话打字打出来，米勒可能会用这一行当文章的标题。圣埃克苏佩里继续说道：“这位小莫扎特在臭烘烘的沟渠中夜潜时肯定喜欢听劣质音乐。这位小莫扎特是被诅咒的。”但是拉罗莎一动不动，米勒问：“怎么了？”她抽泣着说：“我打不下去了，我做不到。写得太美了。”她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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