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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不幸遭遇能令图书大卖,现在报纸已经因此销售火爆。圣埃克苏佩里启程时就登上了头版,当时所有长途飞行和其他航空新闻都是大众报纸头版的热门。巴黎至西贡、巴黎至塔那那利佛长途飞行的新闻时常登上头版;《巴黎晚报》在圣诞周推出一个系列,“查尔斯·林德伯格光辉而戏剧性的一生”。如果说破纪录的飞行能增加报纸销量,那么飞行员失踪的新闻就更不用说了;1日,有报道称圣埃克苏佩里在班加西东部失踪,此后直到3日,因为一点消息都没有,新闻报道量反而剧增。报道说得最多的是,人们正在搜救圣埃克苏佩里。最终,2日深夜,卢卡在皇家桥酒店接到了航空部打来的电话。同时,龚苏萝也接到了电话,是圣埃克苏佩里先生从开罗打来的。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欢呼。那晚,龚苏萝可能又一次晕倒了;若果真如此,她肯定是先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圣埃克苏佩里后来说,那声尖叫永远在他耳畔回响。圣埃克苏佩里跟龚苏萝说,他需要一件换洗衬衫,所有想刷新长途飞行纪录的飞行员,不管成功不成功,着陆时都需要它。一队人从皇家桥酒店走出来,到利普餐厅庆祝了一番,之后又去了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上的公寓,在那里他们彻夜歌唱,邻居们直到清晨5点才能睡着。纪德一直非常担心他的门生圣埃克苏佩里,稍晚他宣告了好消息,整条瓦诺街上的人都醒了。等到时间合适一些,他给皇家桥酒店打电话,但龚苏萝已经休息了。她狂欢了一夜,此时吃了一片安眠药睡下了,她叫人不要打扰她,只醒来一次接丈夫的第二个电话。另一位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早已起床多时,她身着朴素的黑色长裙,尽力回避一位记者的提问,她希望这位记者一会儿去采访她的儿媳。一大早,她就前前后后为儿子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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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时常肯定地对母亲说“这世界很小”的人来说,路上三天恐怕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圣埃克苏佩里和普雷沃离开巴黎已经七十个小时,他们本应该已经到达西贡;然而,他们却正在穿越利比亚沙漠连绵起伏的沙丘,艰难地向东北方向走。他们有指南针,但是他们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所以指南针也没什么用。他们的处境没有改观:在寒夜中露宿,清晨醒来时没有收集到一滴露水。他们的心情也没有改观:不时有搜救飞机从头顶飞过,却发现不了他们。第四天,他们像“在茫茫大海中划独木舟”一样,已经筋疲力尽,整整一天只走了六百码。他们口干舌燥,力气耗尽,连情绪都干涸了。几年后,有人问圣埃克苏佩里,当他在面积是法国三倍的沙漠中迷失时,是否感到恐惧。他回答说:“在骄阳下跋涉三天后,你靠的不再是勇气,而是幻觉……你已经没有什么情绪了。情绪需要水分!”他的喉咙黏住了,舌头像熟石膏一般僵硬;他不敢张嘴,怕舌头缩不回来;他眼冒金星,出现了幻觉。然而,周围却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出现低矮的植物了。最后,两个人意外发现了人的脚印。“沙漠中某处有一支商队,运送着沉重的珍宝”,这一念头激励着他们继续往前迈步。突然,两人出现了同样的幻觉:一个骑骆驼的贝都因人从沙丘后面出现,身后跟着一支商队。圣埃克苏佩里使出全身的力量,搜罗了脑海中所有的阿拉伯知识,冲到那些人面前,大喊着说:“飞机坠落!飞机坠落!”这些贝都因人理解了他的大意;眼前的两个男人马上就要栽倒了。贝都因人立刻给他们端来一盆清水,圣埃克苏佩里和普雷沃趴在地上,脸扎进水里,“像牛犊一样”拼命地喝。贝都因人扶两名法国人坐上骆驼,把他们带回文明世界。行进了大约九英里之后,飞行员和机械师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太虚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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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奈特伦洼地,拉科德夫人正打发孩子们上床睡觉,这时两个贝都因人来到她家门口。他们给她丈夫捎来了急件,拉科德先生是埃及盐汽水有限公司的董事。信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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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帮忙垫付三基尼给向导吗?我没有本地货币。我和我的机械师在沙漠中走了五天[原文如此],滴水未进,我们刚刚终于走到了一片小绿洲。我们正骑骆驼到您家去,但是已经没有力气再骑下去了。您能好心地快快派一辆车或者一艘船来接我们吗?我们的向导会告诉您位置。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先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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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德夫人糊涂了,她丈夫正在亚历山大。她知道圣埃克苏佩里是谁,也知道上个月他在开罗。他又来了,这说不通;奈特伦洼地有点消息不灵通,她还没有听说这趟长途飞行。(如果她看看纸的背面,就会发现一条线索:上面整齐地列出了中东地区的起降跑道。)这里离水好几英里,这位知名的作家要船做什么呢?她没多想,立刻派了一辆公司的卡车载着向导出发。晚上6点,两名法国人坐着卡车来了。圣埃克苏佩里和普雷沃开始诉说他们的处境,但是他们的话不好听懂:两个人的神经都极度疲劳,说话颠三倒四,他们互相插话,也说不清时间。就在这时,拉科德先生回来了。他手里拿着报纸,上面登着两名飞行员失踪的消息,而他打开门,惊讶地发现他们竟坐在他家的客厅里抽烟。他进屋时听见圣埃克苏佩里对他妻子说:“你没有什么好期待的时候,就离死不远了。”拉科德提议两名飞行员一会儿再讲,先喝点茶,吃点东西。“对,茶,还有威士忌,”圣埃克苏佩里说,“我们在沙漠里渴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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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拉科德开车送两人去开罗,他请了一位拿了武器的贝都因人护送。这趟旅程像是对过去几天的重现:离金字塔还有四英里的时候,拉科德的车没油了。因此过了很久,他才在距离开罗十五英里的吉萨的一家酒店找到一部电话。他先打给了法国驻开罗大使,但对方并不相信他。皮埃尔·德·维塔斯已经睡下一会儿了;他到办公室接电话的时候,助理提醒他:“别忘了,先生,现在已经过了午夜,而电话是从酒吧打来的。”不过,维塔斯还是同意代表圣埃克苏佩里给航空部打个电话;剩下几通电话似乎是圣埃克苏佩里到了开罗之后才打的。拉科德把两个人放到大陆酒店的台阶前,消失了几分钟,大概是去停车了。这样一来,两位法国人遇到了这趟漫长旅程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搞定酒店的门童。门童看了一眼他们褴褛的衣衫、脏乱的胡楂,说酒店不收容乞丐。此时,一队衣着考究、样貌堂堂的参会者恰好路过。原来,开罗正在举办一场国际外科手术会议,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打着白色领带,胸前挂满奖牌——刚刚在医学院参加完宴会,正要到城市的花街柳巷去。此时,歌剧院广场上酒店前的争吵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两个人被门童拦住,瘫坐在台阶上,像是两个醉汉。“我迷路了,我想要一间房,我是圣埃克斯。”个头大一点的那位一遍遍地重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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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圣埃克苏佩里不仅住进了房间、洗了澡、喝了威士忌酒,还有一队全世界最优秀的外科医生给他做全身检查:监测心跳和脉搏,检查眼睛。(记录上没有说普雷沃是否也得到了关注,只是提到他在酒店大厅里喝了一杯香槟。普雷沃一般不愿与记者搭话,可能因为他遵守着几年前多拉给空中邮政公司飞行员的建议,就是关于名字登报的建议。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利比亚坠机事件中的重大事故之一就是,他那普通的名字每次出现在报纸上时拼法都不一样,而且没有一次拼对过。)又过了几分钟,拉科德回来了,他可以解释清楚圣埃克苏佩里是怎么走出沙漠,怎么匿名出现在大陆酒店的台阶上的——不过后来没人在意这个解释。加布里埃尔·达尔多是《不妥协者》的记者,他从第一刻起就目睹了酒店里发生之事,立即把圣埃克苏佩里获救的消息告知了报社。可是他震惊地得知,没有人想看他报道这次事件,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已经与报社签了独家合同。圣埃克苏佩里当晚不想写稿子,达尔多就听任他去睡觉了。结果,《巴黎晚报》成了第一份报道救援新闻的报纸,1月3日他们以专刊的形式刊登了对飞行员的采访。那天上午将近11点的时候,达尔多在酒店露台上找到了圣埃克苏佩里。达尔多按照报社的要求直言提醒飞行员,他对报纸作出过承诺,报社也已经预付了长途飞行报道的大部分稿费。“我的谈话对象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帮我转告他们,这次事故不包含在合同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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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沙漠八十七个小时之后,圣埃克苏佩里终于返回人类世界。一大早就有大批记者登门造访;他们发现圣埃克苏佩里精神振奋、心情愉悦,只有在谈到他猜想妻子会多么担忧时,才会流露出些许伤感。只有衣着表明圣埃克苏佩里曾陷于危难。经过跋涉,他的衣服已经破烂,所以记者们开始采访时他穿的是浴袍,采访要结束时他换上了服务员送来的衬衫,但没有打领带,也没有系袖扣。除此以外,他状态良好,体重轻了十八磅,比以往更健谈。他收到了许多电报,包括一份家里发来的,上面写道“好高兴”,他无比感动。(他回复:“一切都好爱你们。”)圣埃克苏佩里被便条、信件和名片淹没了。他一边与记者说话,一边刮胡子、理发。他表现得像一个死里得活的人。据说,维塔斯早上来看他时,发现房间地上摆着三个瓶子,香槟、威士忌和维希矿泉水。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说,三个瓶子代表了人生的三个时期,显然,维希矿泉水代表理性时期。“几小时的睡眠让他的头脑恢复了清醒。”《费加罗报》的记者报道说。达尔多看着圣埃克苏佩里开怀享用丰盛的早餐,认为此话完全正确。圣埃克苏佩里边吃早餐,边高兴地说:沙漠里的早餐实在太昂贵了;为了获得一点露水,他不得不牺牲掉价值六千二百法郎的降落伞。他没有表现出一丝尴尬和失意,新闻报道也都在赞扬他英勇无畏。(《马赛晨报》甚至拿他目标单纯的壮举与法国当选官员的精密谋划做对比。)他还和记者谈到,很想再试一次。在给母亲的回信中,他写道:“我读着您的来信哭了,那封信意味深长,我曾在沙漠中呼唤您。人们的缺席和沉默令我气愤,我就呼唤母亲……龚苏萝是我回来的一点原因,但把我拉回来的人是您,母亲。”之前,维塔斯曾经按照法国外交部的要求,从开罗一家殡仪馆订了两口铅衬棺材,现在他取消了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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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喝下了许多杯祝贺的酒,他一定记得约瑟夫·勒布里的话,勒布里被救出沙漠后,发誓说在他神志不清之时,曾看见他一生中拒绝过的所有的酒都装在结霜的杯子里,结队从他面前经过。那天临近中午,勒布里又和七八位法国人喝了好几杯,其中有一位是驻开罗的年轻工程师,他当时是空军预备役军官,一直密切关注法国航空新闻。3日,保罗·巴尔特-德让来到大陆酒店,他带着一本《夜航》,圣埃克苏佩里匆匆签名。他先画了一个懒洋洋地靠着书名的小人,接着在小人下面认真题字,不过他后来把这段题字划掉了。在此处之上,他潦草地写道:“我要写点什么,可写不出来。与其费尽心思写一段做作的话,我宁愿承认我喝多了。但是我发誓,我在沙漠里表现很好。”这显然是一段很诚挚的题词,但是圣埃克苏佩里写完之后又划掉了。巴尔特-德让邀请这位新朋友以及其他几个人到他父母在开罗的家里去,他家的努比亚厨师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还配了香槟,圣埃克苏佩里吃得开心极了。玩着纸牌戏法吃完饭,圣埃克苏佩里完全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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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早上6点,由三辆车组成的远征队出发前往位于开罗以西四小时车程的奈特伦洼地,去查看那架坠毁的西蒙飞机。圣埃克苏佩里和雷诺保险公司的理算员坐在前面的那辆车里,朋友们和记者们坐在后面的两辆车里;普雷沃已经先于大家到达,从1月3日开始,他就着手处理那架飞机的事了。飞行员和机械师好几天没见面了,两人握手时非常激动。机身的情况让巴尔特-德让印象深刻,机翼、螺旋桨、引擎罩、门和窗都不见了,机身光秃秃趴在沙地上。圣埃克苏佩里叫大家离远一点,他小心地擦掉了自己之前写下的幼稚告别语。随后,他在这里召开了一场小型新闻发布会,解释自己怎样努力寻找开罗,他当时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尼罗河。保险专家认为这些残骸已经没什么用了,但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说应该把这架可怜飞机的零件抢救出来。一些零件被当作纪念品分掉了;接下来的两周,拉科德家成了操作基地,普雷沃在那里拆解了西蒙飞机的剩余部分。后来在拉科德的帮助下,这些残骸运到了亚历山大,之后海运回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后来把这项转运工作称为一个“壮举”。1938年,飞机残骸卖给了一位瓦朗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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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月18日,圣埃克苏佩里才乘坐埃及船“卡萨尔号”离开亚历山大。那时,他已经完成了之前承诺给《不妥协者》写的六篇文章中的大部分,这是他文学生涯中创作力最强的时期之一。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圣埃克苏佩里都是新闻热点;到了1月9日,他的新闻才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林德伯格抵达欧洲、豪普特曼审判、雅皮创造新的飞行纪录,以及霍华德·休斯15日驾驶诺斯罗普的伽马飞机飞越美洲大陆的消息,他这趟飞行用时九小时二十七分钟。记者渴望了解这场事故的一切细节,他们调查了普雷沃的家庭情况(他来自皮卡第大区,父亲也是一名机械师),甚至走访了救下两位法国人的几个贝都因人。圣埃克苏佩里仓促启程,这一点尽人皆知;然而,他依然被尊为真正的英雄、勇气的象征,是拉布吕耶尔所说的那种“真正伟大”的人。当然,也有少数人看法不同:航空杂志《机翼》对这场事故持怀疑态度,暗示没有哪名飞行员可以如此疏忽,又如此走运地活下来。圣埃克苏佩里频繁登上头条还使出版商伽利玛从中获利,他登出《夜航》和《南方邮航》的广告,附上圣埃克苏佩里的照片。但是,与圣埃克苏佩里自己对沙漠的描述相比,所有报道都逊色了,他的文章是《沙漠监狱》,从1月30日开始在《不妥协者》上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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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告别普雷沃,1月21日,他独自抵达马赛。妻子、母亲、姐姐,还有一帮记者在码头迎接他。快到中午的时候,“卡萨尔号”缓缓驶入港口,圣埃克苏佩里站在游步甲板上朝人群挥手。龚苏萝哭了,喊道:“你终于回来了!”人们一见到圣埃克苏佩里,都围住他提问;圣埃克苏佩里现在已经比较习惯受人关注了,他对着话筒念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龚苏萝陪在他身边。随后,在“卡萨尔号”的吸烟室里,人们为圣埃克苏佩里办了一场欢迎会,庆祝他归来;傍晚,普罗旺斯航空俱乐部设宴款待他。到处摆着《夜航》和《南方邮航》,书上都尽责地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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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庆祝活动继续在圣日耳曼大街附近开展。利普餐厅的老板忘不了在他店里举办的欢迎回家活动。圣埃克苏佩里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街区,朋友们纷纷来到利普餐厅,举杯祝他健康。店里挤满了人,这些人离开的时候理应各自付钱。但是到凌晨3点聚会结束的时候,狂喜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付钱的。圣埃克苏佩里就像一个在沙漠中困了三天的人一样狼吞虎咽,他吃了猪血香肠、鞑靼牛排、蒜蓉蛋黄酱和巧克力。他不觉得这么吃喝有什么问题,他对法尔格说:“我那时口渴极了,我和机械师发誓说我们余生有酒便喝。”可是万事难全。飞行员虽然英雄归来,但还是身无分文;这次飞行本是为赚钱的,但到头来还倒贴了不少。回来几天后,他打电话给让松,问他能不能来双叟咖啡馆见他。他想求让松帮个大忙。让松急忙来到咖啡馆,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说,他不敢一个人回沙纳莱莱街。他欠了好几个月房租,如果门房看到有人陪他一起来,也许会有所顾忌,不会骂他。他还不敢回公寓去。让松说他想多了;他已经连上了好几周报纸。“你的门房,她肯定会伸出双臂环抱你,亲吻你,给你端过酒来的!”“可能吧,”圣埃克苏佩里回答道,“但也不好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和我一起去吧。”事实证明让松猜对了。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多拉的断言,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只会被小事打垮的人。后来让松问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找自己陪他做这件事。圣埃克苏佩里承认,这件事令人难堪,他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但还有一个原因,圣埃克苏佩里告诉让松:“如果我找其他朋友,他们会借钱给我,但是你——感谢你的好意——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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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巴黎当晚,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和贝尔纳夫妇共进了晚餐,去的是长途飞行前一晚他们去的那家餐馆。吃完晚餐,圣埃克苏佩里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他翻了一会儿本子,开始朗读有关那场事故以及他奇迹归来的文字。谁都没有想到,这段在沙漠中的艰难经历在圣埃克苏佩里笔下化为了如此华丽的诗篇。三人是最早的听众。龚苏萝立马哭起来。贝尔纳觉得这是他朋友写出的最美的文字。与此同时,达韦将军和让-热拉尔·弗勒里在香榭丽舍大街一家咖啡馆废弃的地下室里,也读到了圣埃克苏佩里写的东西。他们也被深深触动。1月30日到2月4日,《不妥协者》刊出了他的六篇文章,轰动一时:圣埃克苏佩里在法国的声名此时达到了巅峰,后来这些文章浓缩为《人的大地》中篇幅最长的一个部分,他再次声名大震。(《人的大地》英文版是《风沙星辰》,其中这部分几乎没有改写。)圣埃克苏佩里前往西贡的理由再世俗不过;虽说后来没能到达印支半岛,他却成了一位英雄,这个转折相当怪异,当然同样怪异的还有:圣埃克苏佩里因为给空中邮政增光而受到公司排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圣埃克苏佩里收到了大量信件,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他请了马德莱娜·瓜索来当秘书,后来他又让朋友帮忙请了一位专业人士。随后几个月,严谨认真的扎克拉夫小姐替他处理那些源源不断、要求颇高的来信:请问圣埃克苏佩里能来第戎参加《安妮-玛丽》的首映吗?来南锡呢?圣埃克苏佩里能来法国航空联合会观看《夜航》吗?能来里摩日参加庆典吗?能来外省的航空俱乐部做讲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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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不一定是招人待见的租客,相比收容一位法国英雄和他古怪的妻子,圣埃克苏佩里的房东显然更在意收到租金。2月9日,沙纳莱莱街的房子租约到期。这对夫妇仅有的几件家具——依据法律,它们已经用来抵押欠缴的税款,属于政府了——一直到月末才移到仓库里。圣埃克苏佩里暂时搬到了位于皇家桥酒店旁边的鲁特西亚酒店;龚苏萝1月份住在皇家桥酒店之前,还在弗鲁瓦德沃大街一套简朴的公寓里住过,公寓对面是蒙帕纳斯公墓,那里的空气是整个巴黎最洁净的。从这对夫妇流浪般的生活方式看——2月份有一段时间,圣埃克苏佩里在法国南部写作,一年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到处旅行——丈夫的搬家举动是说得通的,但它对于缓解经济压力于事无补。他一直为房租发愁,不过在1936年这份殚精竭虑最远也只是把他带到了利比亚。(坠机事件似乎让圣埃克苏佩里明白了一点,即这些忧虑真的不重要。那些年的酒店账单很多都没有付清。)他抱怨自己经济紧张,但心情是愉快的。据说当时法国的全部财富掌握在二百个家族手中。搬到鲁特西亚酒店之后,有一天圣埃克苏佩里看着自己磨损的袖口,对电影《南方邮航》拍摄现场的场记弗朗索瓦·吉鲁说:“聪明人应该想办法去这样的家族待上八天,刚好够他‘更新自己的衣橱’。”几年之后,普雷沃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他发现了一架售价三十万法郎的二手西蒙飞机。“我要写信告诉他,我宁愿听到他说他找到了三十万法郎,我会承担起寻找那架西蒙飞机的任务。”圣埃克苏佩里这么告诉佩利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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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天,各种罢工运动使巴黎陷入瘫痪。虽然圣埃克苏佩里活着回到了巴黎,但是生活不尽如人意。圣埃克苏佩里发现自己在艺术上陷入了恶性循环。他没法拒绝找上门的新闻采访和电影剧本创作请求,只好勉强应下。“我感觉自己像一名花费时间编篮子的囚犯,而我明明可以在其他方面发挥更大的价值,赚到更多的钱。”那年晚些时候他在给B夫人的信里这么写道。他发现这样的工作不能给他满足感:每写一部电影剧本,就不仅要减少一个写书的机会,还要再增加一个写电影剧本的机会。这不能带来一点安慰。龚苏萝给不了他安慰,她更在意丈夫的声名,而不是事业。3月初,埃米尔·拉科德写信给圣埃克苏佩里说,他看到一架红色小型飞机飞过奈特伦洼地上空,这使他想起了圣埃克苏佩里。他还随信附上了几张拖拉西蒙飞机时拍的照片。3月20日,圣埃克苏佩里回了一封热忱的信,并附寄了一只小指南针,表示他永远感激。他没有忘记他们一家人温情款待自己。“此外,我已经开始怀念奈特伦洼地和那里的宁静了。”他在信里写道,“这里的世界看上去不是沙漠,但其实更像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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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接到一件新工作,圣埃克苏佩里都能马上把钱花掉。“钱在他手里发烫。”龚苏萝这样公开评论丈夫。但圣埃克苏佩里从来不公开评论她的任何习惯。年初,有人想把他的第一部小说搬上银幕;几个月之后,让松把他的另一部作品拍成了电影;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不妥协者》请他写一个系列。所有项目他都答应下来了,因为他身负债务,不得不这么做:到了夏初,他和龚苏萝正在装修一套豪华的两层公寓,它位于沃邦广场上一座装饰艺术风格的新建筑里——租金是沙纳莱莱街那套公寓的三倍——7月,夫妇俩搬了进去。圣埃克苏佩里要了一楼,龚苏萝要了二楼,这套公寓比以往任何住处都更适合两人日渐失去交集的关系;龚苏萝安抚圣埃克苏佩里说,自己是在给他放“伴侣假”。两个人各有一部电话。这套公寓俯瞰荣军院广场,远处是右岸;那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有时会在露台上露营。他们的管家是一位样貌堂堂的苏联流亡者,名叫鲍里斯,家里由他做主,圣埃克苏佩里因此出了不少力。镜子挂在墙上,地毯铺在地下,墙壁拆除,壁橱悬空,书柜装妥,公寓全部粉刷一遍。这一切是在5月份雇来的一位建筑设计师的监督下完成的。然而,家具方面很节约,说得好听一点是不拘一格;很多都是朋友们捐赠的。起居室里摆着绿色的草坪椅,两个架子支起一块木板权当书桌;书架的外框做好了,但搁板一直没安装,因此书房一片杂乱。沃邦广场的这套公寓代表了圣埃克苏佩里和中产阶级生活的唯一联系,它完工了一半,只维持了两年多。这是他生活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作为一座骨子里最富中产阶级情调的法国城市的居民——他从来没有掌握这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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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天,人民阵线政府在热烈的气氛中上台,此时圣埃克苏佩里将《南方邮航》改编为电影剧本。弗朗索瓦·吉鲁当时和他一起从事这项工作,她每天在他位于鲁特西亚酒店的房间里把各种版本的剧本打印出来。后来,她成了法国有名的记者和作家。傍晚,他们去双叟咖啡馆或者是花神咖啡馆喝一杯,通常再接着去街区的小餐馆吃晚饭。圣埃克苏佩里和吉鲁待在一起时明显很自在,吉鲁的性别和年龄吸引着他(吉鲁那时十八岁);他给她写优美的散文诗,给她画画,与她分享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曲目,还经常给她讲自己的奇遇。吉鲁记得他始终一文不名,他身无长物,只有债务。他成了吉鲁的守护神。秋天,皮埃尔·比永导演的《南方邮航》在摩洛哥南部拍摄。关于应该不应该让吉鲁跟着三十个男人去沙漠中拍摄三周,大家意见不一。在她马上就要被一名男场记替代的时候,圣埃克苏佩里挺身而出,成功地挽回了局面。“让她去,”他说,“我做她的监护人。”在摩加多尔酒店,圣埃克苏佩里坚持把吉鲁的房间安排在自己房间旁边,以便保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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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出色地扮演了身披闪亮盔甲的骑士,却没有当好饱受指责的丈夫。吉鲁和大家一样,知道在1936年他“被妻子折磨,他爱着妻子,但妻子对他不忠”。以前即便两人同处一屋,他都要给妻子写信,现在他只在必要时才写。在早期的信中——他因她的任性、她忘记两人的约会、她深夜不归而心痛——他的口吻像一位失望的父亲。(“我愿为你骄傲。”“规矩一点,这样我会永远、永远信任你。”)现在,他的信带着一种受到爱人冷落而生出的暴怒和痛苦。(“噢,这些等你的不眠之夜……在心里,我还是那个深爱着你的年轻人——但你还是那个抛弃家庭的龚苏萝。”)他也不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知道尺度,至少自己移情分心时是小心翼翼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本应该更了解龚苏萝了,但他还是希望妻子能渐渐懂得收敛。他当初娶她是因为她充满活力、不循常规,她会在7月裹着一件及地的貂皮大衣,即使成了伯爵夫人,她仍在进门时大声叫嚷。在她发表了一些极其不谨慎的言论之后,圣埃克苏佩里耐心地恳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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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恳求有一天你能懂得真正的尊严和真正的高贵,谈论那些事既没有尊严,也不高贵。你现在是一座小小宅邸的女主人了,你必须克制自己,不能再像女孩子一样说话做事。那样他们就会说:“那个小龚苏萝多么高贵、多么得体。她的那份矜持多么令人钦佩。她以前犯过很多错,但是她变化很大!”这些话和他们听到你卖弄我们的私事时说的话一定不一样。我想保护你,但是首先你自己要有所改变,这也算帮我一个忙。请原谅我,又对你说了这些,但是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你应有的样子:一位羞涩的、诗意的年轻女子,惹人喜爱又言行谨慎,而不是超现实主义小酒吧的缪斯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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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夫妇都不是好相处的人,龚苏萝同样被圣埃克苏佩里折磨。龚苏萝不仅喜怒无常,还自尊心强、爱嫉妒,她因圣埃克苏佩里的朋友们对她不耐烦而伤心。她对人抱怨——那人是被安排来密切关注她的——她和圣埃克苏佩里深受流言之苦。她在追求自己乐趣的同时,还会因为丈夫不断爆出绯闻而蒙羞。龚苏萝曾毫不犹豫地公开批评B夫人,B夫人处境十分尴尬,以至于她的家人赶紧写信让她尽力把这件事平息下来。龚苏萝或许知道,又或许不知道,丈夫的情感生活比这更杂乱,至少从书面上看是这样的:他没有放弃过对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迷恋,他在远方溺爱着她。1930年代中期,他还给前未婚妻写信,表达柔情爱意:“今晚入梦时,请温柔地对自己说,有一个人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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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底,龚苏萝给一位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是她的一位雕塑家朋友推荐的。律师正在去维希的路上,他要到那里疗养;龚苏萝说,她的这件事不能拖,并提出去维希找他。在律师下榻酒店的大厅里,龚苏萝开门见山地说她想离婚。“你有情人吗?”律师问。“没有。”龚苏萝回答。“你有钱吗?”律师又问。“没有。”龚苏萝又回答。“你想再婚吗?”律师再问。龚苏萝还是给了否定的回答。“那你为什么想离婚?”这位讲求实际的律师问道。“我能去打个电话吗?”龚苏萝如此回应,她礼貌地告辞了。不一会儿,有人听到她打电话说:“别担心,我不会和你离婚的。”圣埃克苏佩里也考虑过离婚,但是觉得他的情况不适合离婚;他还承认——后来他对另一个女人说——再婚的念头令他烦透了。他无法打消一个想法,就是他最应该对任性的妻子负责,从这一现实情况看,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他也像龚苏萝一样忍受这段婚姻。这个办法适合他,于是他常常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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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6月初,圣埃克苏佩里开着借来的飞机,或者搭乘别人的飞机,去了一趟德国和罗马尼亚。圣埃克苏佩里有望用利比亚事故后得到的保险金买一架新的西蒙飞机,于是在1936年7月,他申请做一趟长途飞行,从巴黎出发,途经苏联,抵达东京。(尽管1935年法苏两国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但这个申请还是被拒绝了。)8月10日,《不妥协者》头版登出新闻,圣埃克苏佩里已乘公司的飞机前往巴塞罗那。两天后,他在巴塞罗那和莱里达前线写的五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刊出了。这几篇西班牙报道的主题都是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写的——从双方来看,这场战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政府军和叛军无视个人尊严的行为令人震惊;他对按照政治立场划分人深恶痛绝——总体上看没什么创见。采访佩潘的文章是个例外,佩潘是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反教会工作者,不知何故,他承担起与革命者谈判、要求释放法国教士的工作。实现目标后,他又反过头来辱骂那些他刚刚还为之冒生命危险的教士;而教士们的回应是,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的拯救者。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这一切正体现了局面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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