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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圣埃克苏佩里驾驶一架从法航借来的拉泰科埃尔28，飞往摩洛哥海边的摩加多尔（今索维拉），监督影片《南方邮航》的拍摄工作。这部影片得到了民用和军用公司的支持，圣埃克苏佩里的参与对影片来说更是无比宝贵。然而，在拍摄现场维持秩序很不容易。那里有真正的塞内加尔警卫（由军队提供）、摩尔人（表面上看是由圣埃克苏佩里招来的）、阿拉伯骆驼夫，还有摩加多尔的囚犯（他们被暂时放出来，帮忙拉两架拉泰科埃尔飞机）。让摩尔人明白拍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不容易：第一次拍袭击场面时，摩尔人飞奔过沙丘，真的在吼叫，甚至把摄影机都打翻了。操作人员逃过一劫。圣埃克苏佩里最关心的不是场景是否逼真，而是导演两架拉泰科埃尔；他导演了大部分起飞和降落场景的拍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亲自充当特技替身。有一个场景十分惊心动魄，一架拉泰科埃尔要从相距五十英尺的两座沙丘之间一条二百码长的沙路上起飞。电影中的飞行员测量完距离后，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场拍摄。圣埃克苏佩里主动提出他可以拍。四个人拉住飞机——它没有刹车装置——圣埃克苏佩里开始加油门。四个人放手了，飞机开始滑行，接着机尾下倾，沿着沙路滑行到三分之二的距离。在这紧急关头，飞机触到藏在沙下的石头，被弹射出去，飞机飞起来了。圣埃克苏佩里刚好越过了远处的沙丘。他本不知道那里有一块石头，后来他承认自己当时有点紧张。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证明这项壮举是可以完成的。电影中的飞行员十分震惊，他此前估测起飞成功的可能性只有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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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7日，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在沃邦广场招待客人。来做客的是瑞士作曲家阿蒂尔·奥内热与B夫人。主人不怎么讲话，每过五分钟就离开餐桌去打电话。最终，他对B夫人透露：“梅尔莫兹发来了最后一条消息：‘关闭后置发动机。’”圣埃克苏佩里的这位同事早上和四名机组成员驾驶“南十字座号”水上飞机从达喀尔出发，准备横渡大西洋。起飞三个半小时后，他发来这条消息；令人担忧的不是这条消息本身，而是此后梅尔莫兹陷入沉默。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新消息，于是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无线电台都突然关注此事，全神监听，焦急等待。“平日，因为一个人晚了十分钟而担忧很荒唐，但是在航空邮政服务领域，十分钟意义重大。”圣埃克苏佩里写道。那晚，他整夜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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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和梅尔莫兹曾经因为政治分歧而激烈争吵，但他们最终还是和好如初了，从那以后两人就回避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圣埃克苏佩里因梅尔莫兹失踪深受打击，他经过很长时间才接受了事实，梅尔莫兹真的失踪了。很自然，圣埃克苏佩里成了梅尔莫兹的悼词的主要撰写者：在第一篇悼词里，圣埃克苏佩里列举了一系列侥幸脱险经历。13日，圣埃克苏佩里在《不妥协者》上问：如果吉约梅用了五天时间走出安第斯山脉，雷纳和塞尔在撒哈拉沙漠里消失了几个月之后又毫发无损地出现，二十架飞机搜索利比亚沙漠却没能发现自己下方的两个法国男人，那梅尔莫兹现在会不会还活着？16日，圣埃克苏佩里愿意接受失败，这次是在《玛丽安娜》的头版上。但他还没准备好赋予梅尔莫兹那些逝者会自动具备的美德，他说：“我的朋友，你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缺点，但即使缺点也那么令人喜爱。我等着告诉你，你都有哪些缺点。我现在还不打算仰慕你。在我们去过的那些小酒馆里，我依然会为你留位置。你还会像往常一样迟到，噢，我的朋友，你真让人难以容忍啊……我害怕我再也不能惹你生气了。”这篇悼词透露着他与好友们，比如塞戈涅之间友情的特点，就是感情中夹杂着亲昵的嗔怪和指责。“永远失去一位朋友时，我们悼念的可能正是他的缺点。”圣埃克苏佩里早前不无启发性地说。人数持续减少的空中邮政公司的成员又减少了，圣埃克苏佩里不久就接受了这一点。梅尔莫兹失踪一年后，圣埃克苏佩里动情地说他慢慢地接受了失踪，他说老朋友们不可替代。“老朋友不是一夜之间能结交的……不能早上种下一颗橡果，晚上就拥有一片树荫。”他开始明白这种失去为什么如此令人不安：“梅尔莫兹不在了。他曾是我们密不可分的一员，因此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痛心。这种痛心很陌生，我们头一次体验到：这是对衰老的隐秘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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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完全有理由产生一种不真实之感。不仅空中邮政和它往日的荣光已不复存在，1936年的法国找不到方向、不再辉煌，而且空中邮政事业的开拓者也在迅速减少。梅尔莫兹失踪后，空中邮政的早期飞行员就只剩下吉约梅、雷纳、塞尔和圣埃克苏佩里了。圣诞节之前几天，圣埃克苏佩里一定非常激动，因为时任航空部长的皮埃尔·科特同意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非洲宣传之旅申请，而且《不妥协者》同意承担此次活动的费用，条件是圣埃克苏佩里要为其撰写关于此次飞行的报道。科特批给了这位作家飞行员四万法郎作为资助，并且同意让政府为他买保险。法航会为他到通布图的飞行提供燃料支持。（他们大概希望圣埃克苏佩里走另外一条法国至达喀尔的路线，不是先沿海岸飞至卡萨布兰卡，而是经由奥兰在内陆飞行，那样可以彻底避免飞越西班牙的领地。）1937年1月29日，圣埃克苏佩里在布尔歇机场做了飞行前体检。几天后，他和普雷沃出发了，途中经过马赛和卡萨布兰卡。这次飞行，两人飞越了一片完完全全的处女地。“白沙茫茫，令人眼睛疲劳，没有任何生命的踪迹。”圣埃克苏佩里这么描述它。在这趟长达五千五百英里的沙漠之旅中，两人没有遭遇任何故障。（这次飞行，两人还是没有配备无线电；也许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圣埃克苏佩里之前去申请过一次，但是他的请求被难说话的法国政府拒绝了，理由是普雷沃不具备操控无线电的资质。）此外，这趟非洲之旅中，圣埃克苏佩里收养了一头小狮子，想带回法国。但这头幼兽不太习惯坐飞机，所以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朝北边飞，这样一来，一系列的俯冲和爬升使这只幼兽在机舱中左碰右撞，变得安静又虚弱。他觉得这有趣极了，事后回忆尤觉如此。但是普雷沃肯定不这么想，幼兽到处乱挠，他胳膊和手上的抓痕就是证据。除此之外，普雷沃还患上了疟疾。他对圣埃克苏佩里如此死心塌地，圣埃克苏佩里注定得报答他，为他付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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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方面来看，这次飞行很顺利，圣埃克苏佩里恢复了自信，他又相信自己正如诺埃勒·吉约梅所说，是“一个属于天空和沙漠的人”。2月中旬，圣埃克苏佩里从阿尔及利亚寄出了几封信，透露着心满意足。他从奥兰给B夫人写信，说他对这趟飞行很满意，他全程都没按已有的路线飞，虽然他本可以那样做。“我很自信，每件事都做得轻轻松松，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计算能力……我对这趟飞行、对我自己都满意……高山、风暴和沙，它们是我的守护神。”几天之后，他从阿尔及尔给吉约梅写信，夸耀自己用顶级的设备完成了一趟完美的飞行。好天气确实为圣埃克苏佩里的这趟飞行助力了，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在飞越成千上万英里的未知地带时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精准无误。在给吉约梅的信中，他是那个乐天的圣埃克苏佩里。“我刚刚重温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几个小时。”他在信末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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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沙漠有一笔账要算。”圣埃克苏佩里启程去通布图之前这样说。这笔账算清了；但是对以写作为生这件事，他显然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他向《不妥协者》承诺的文章一篇也没写出来。他也许和报社商议出了一个替换策略：4月的第一周，《不妥协者》的头版刊登了一篇讲述吉约梅在安第斯山脉的遭遇的文章，这篇文章原本准备放在《风沙星辰》中，还未定稿。显然，圣埃克苏佩里更愿意在时间上和近期发生的事保持距离。他把写他在撒哈拉沙漠紧急迫降经历的文章《海市蜃楼》卖给了超现实主义杂志《弥诺陶洛斯》。4月末，他完成了电影剧本《镭》的收尾——这部剧本从未拍成电影、不为人知，他还要求《玛丽安娜》给他安排任务。3月末，他回到巴黎时，发现一份哗众取宠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利比亚事故是他策划出来的。他对新闻界的美好幻想完全破灭了。《伏尔泰》杂志1月份就声称，圣埃克苏佩里悄悄到开罗郊区，用沙子掩埋好西蒙飞机的机翼以制造假象，然后跌跌撞撞走进市区，把他编造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拉科德把两人扔在大陆酒店台阶上一事助长了这项指责——直到1987年，圣埃克苏佩里的支持者们还是在为他辩护——虽然大家都知道，《伏尔泰》向来爱无中生有。圣埃克苏佩里对《伏尔泰》发起了诉讼，轻易地胜诉了。法院查明他受到了诽谤，判他获赔一万五千法郎（约合1994年的九千美元）。然而，他被整个事件深深地伤害了。那年春天，曾经声称高山、风暴和沙是他的守护神的那个男人发现，他不是在利比亚沙漠中主动为生存而战，而是在被动地与人作战，这些人有时比从空中看见的还要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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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三章 城中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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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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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不朽，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要在世上死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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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看哪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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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法国是一个昏睡的国度。环顾四周，她似乎是欧洲自由民主最后的厚望之一，但她常常不敢环顾。人们纷纷议论佛朗哥、墨索里尼、希特勒；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西班牙内战占据了报纸。但是，关于西班牙合法政府受到威胁、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一再侵略别国的所有谈论，确切地说终为空谈。做这空谈的民族混乱而分裂，她为自身的问题所累，为自身的阴谋所困，为她不愿重蹈覆辙的战争所伤害。在英吉利海峡对面，鲍德温和张伯伦的两届政府对欧洲事务冷眼旁观，深信丘吉尔的警告是无聊的夸大其词；理所当然，法国并不急于单枪匹马捍卫欧洲的民主。早在1935年，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有的甚至相当明显。那一年，让·季洛杜写了《虎临城下》，这部剧以机智、温和的方式大声宣告，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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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再次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法国选择了另一条路，这是法国第一次有机会阻止希特勒，可以说此后法国再也没有如此行动的强大军力了。但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法国又一次退缩了，她担心自己一旦介入就要直接与意大利和德国对抗。法国一直竭力避免冲突，但冲突的影响分毫未减：它极大地动摇了暂时联合的稳定性，而莱昂·布卢姆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34年的浪潮中建立，两年后靠着人民的热情支持在选举中获胜——正是以这一联合为基础的。西班牙政府军同布卢姆商谈，寻求武器支持，没有遭到不假思索的拒绝，这一信息披露后，情况就不妙了，新总理只好违背自己的原则，羞愧地坚持中立。因为对佛朗哥太过畏首畏尾，他失去了左翼的支持——他们经常喊叫“给西班牙飞机！”。而右翼亟须找到解散政府的理由，他们指责布卢姆决不愿和解。其中的极端分子称呼布卢姆为一名好战者。当时，法国饱受内斗之苦，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看不出来布卢姆的本能反应是在黑暗的日子里，不畏艰难投给自由、友爱与平等的支持票，却将这一反应当作一位狡猾政客的颠覆性举动，认为他一心想让法国与德国发生冲突，因为他是犹太人，出于个人原因不想与希特勒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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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3月希特勒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到1938年3月他吞并奥地利，人们已经能清晰地听到远处沉重的脚步声。在巴黎，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不过是咖啡杯里的涟漪罢了。当权者一心追寻自己的政治目标；巴黎的名流们欢快地斟满一杯又一杯陈年美酒，举办一场又一场舞会，他们谈论着新奇的事；街上的人则关注着国内迫在眉睫的问题。法国仍然没有成功地摆脱大萧条，这些年，经济上的坏消息司空见惯。失业率飙升。1936年，已经疲软的法郎又贬值了（到1939年夏天，一法郎甚至值不了三便士）；1937年6月初，股市崩盘。人们认定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那二百个家族是罪魁祸首，天天谴责他们。人们对人民阵线寄予的厚望很快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背水一战的绝望。尽管到处是罢工、骚乱和失业，日子还是照旧，但到了1937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德国重整军备。西班牙政府竭力阻抗佛朗哥的军队。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击败了国际联盟。法国得过且过。当时，人们对经济已经死心，所以当2月份人民阵线要暂时搁置野心勃勃、耗资巨大的改革时，无人感到意外。当时，人们早已习惯执政者的不稳定，所以当6月中旬执政才一年的布卢姆政府倒台时，人们也并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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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尽管动荡不安，仍是凡间乐园。然而，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像愚人的天堂。1937年，巴黎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官方名称为“艺术与技术世界博览会”）。夏末，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辉煌灿烂，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喷泉和灯光一同营造出了许多“彩色电子喷泉”。若说法国做不了别的事，举办一场盛大聚会还是没问题的：1937年世博会售出了两亿张门票，创下了当时此类大型活动的纪录。8月下旬，圣埃克苏佩里也买了一张世博会门票；他甚至还挑战了蹦极，从荣军院广场上一座一百英尺高的塔跳下，据他讲，这是他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刻。（他患有眩晕症。）因为表现出的勇气，他获得了一份证书，他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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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博会并非一开始就顺利。按照计划，1937年世博会于5月1日开幕，展区设在塞纳河岸上从荣军院直到埃菲尔铁塔的几英里，可惜它因几场相互配合的罢工活动延期了。（年底，左翼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平息罢工。亨利·让松喜欢各种怪谈，他不会放过这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饶有兴致地写了新闻报道。）5月1日，荣军院广场仍然是一片泥泞的荒地；只有四个国家的展馆完工了。民主的这个广告非常蹩脚，其中三个国家正是皮埃尔·拉扎雷夫所说的“三个独裁政权”：德国、意大利和苏联。5月24日，尽管还远未准备好，世博会还是正式开幕了。场馆里随处可见建筑物的框架；大量展览用灯直到8月才全部亮起来。阿尔伯特·斯佩尔雄心勃勃的德国展馆是首批完工的建筑之一，它雄伟地矗立在塞纳河右岸的耶拿桥脚下。展馆之上是一座一百七十英尺高的塔，上面站着一只巨大的金鹰，爪子里抓着万字符。巴黎闪耀着金黄和翡翠绿，从未如此美丽。但是，从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尤其在沃邦广场一栋六层公寓的露台上——都可以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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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德朗热注意到，在沃邦广场，圣埃克苏佩里对与法国政治家们交谈开始稍微表现出一点耐心了。在达韦将军的印象中，圣埃克苏佩里为自己没有认真看待政治局势有些难堪；显然，两人共同的朋友梅尔莫兹曾和很多人交谈，从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雅克·多里奥到巴黎公爵，最后才决定加入火十字团。更可能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出于对朋友的尊重装作难堪，因为没有记载表明他曾后悔积极参与政治，而相反的证据却很多。不管怎样，这年春天，他开始上政治意识的速成课，就算课程没能使他形成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也至少证实了他的信念，即战争不能解决任何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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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巴黎晚报》向圣埃克苏佩里开出八万法郎的天价（约合1994年的三万二千美元），请他重回西班牙为《巴黎晚报》发十篇新闻。他同意了，于4月11日乘坐报社的飞机抵达西班牙边境。第二天，他在瓦伦西亚度过，整理文章思路并申请了介绍信，以便前往马德里采访共和政府军的前线。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对参观城市不感兴趣，即使是一座炮火中的城市。我对在旅馆里用餐、住宿也不感兴趣。我绝无兴趣采访将军。”去往前线和返回的途中、在大轰炸期间，他确曾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不过他似乎没有和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或聚在那里的其他外国记者有过交集。他确实在马德里见到了时任讽刺周刊《鸭鸣报》记者的让松。让松全力帮助圣埃克苏佩里出了城：他认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位领导人的安排下，让松和圣埃克苏佩里这两名记者被送到了前线。布维那文图拉·杜鲁提为两位法国人配了劳斯莱斯汽车和司机，很和气地为他们送行，并祝他们在西班牙过得愉快。司机和人们想象中的无政府主义司机一样：他在通往城市西南边界的崎岖道路上飞奔，一边唱着情歌，一边兴高采烈地玩着司机们发明的游戏。遇上其他车时，两辆车就一起加速；当车速接近九十英里时，他们松开挡泥板，让泥水飞溅到对方车身上，那是他们彼此问候的方式。让松不赞成这种问候方式，劝司机要爱护崭新的劳斯莱斯车。圣埃克苏佩里可没帮什么忙：他居心叵测地告诉司机，每卸掉一块挡泥板，他的朋友奖励司机五百比塞塔。听到这里，司机哼起了《国际歌》，加大了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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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作家同样表现得无所畏惧，他玩起了无政府主义者发明的俄罗斯轮盘赌，用一根点燃的炸药棒来表演。他的勇敢还表现在有时会掉以轻心，对此他也毫不掩饰地写进了报道。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在瓜达拉哈拉战线的前线战壕里，他突然点了一支烟。两只有力的手掐灭了烟，阻止了他的愚蠢行为，他们听到敌方的子弹呼啸而来。“前方有敌人时，不能点烟。”圣埃克苏佩里总结道。还有一次，凌晨3点，他溜进禁区，发现无政府主义者正将一批物资装进货运列车。不知怎么回事，他自以为在黑暗中对方看不到他；结果他错了，一支枪抵住了他的胸口。他高举双手，等待无政府主义者开枪（他写道：“那是一个仓促决断的时刻。”），但他们没有开枪。他们用枪顶着他，带他去了一个昏暗的地下警卫室。他们对他进行了搜查，用加泰罗尼亚语讨论该如何处置他。他不懂这种语言。他的相机似乎成了罪证，被搜走了。他试图向逮捕者表明自己是一名记者，但他们问他要证件时，他只好照实说留在旅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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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圣埃克苏佩里一直不愿使用“勇气”这个词，但与此同时又执着于一个老问题，也就是他多年前在朱比角向亨利·德洛内提出的问题。一天晚上，在卡拉班切尔前线，他看着大家为发起进攻做准备，随后进攻又被叫停。原本要指挥这次进攻的中士被一群士兵和法国人叫醒。他们都坐在他的床上，告诉他一个消息，当天早上他不用冲出去送死。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这位中士带着死亡判决睡去，醒来时却获得了赦免。“人是如何接受生命馈赠的呢？我可以回答。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缓缓地点头，然后抬起头看着天花板说：‘这是我的命运。’”他写道。在他心中，他只想问这位军官一个问题：“中士，是什么让你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当然，他有一些关于这一疑问的经历促使他提出问题。在多拉的领导下，他打过这样的仗，了解它的魅力；一战中体会到的战友情、纪律以及航线的崇高召唤影响至今。他热爱假想的战争之深，就像他现在厌恶真正的战争之切，但他很快发现，所有人都渴望一种共情，渴望一项事业。所有意识形态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为了满足深层的渴望。他说，人们借助自己最喜欢的形象满足这份渴望，从而实现自我：它让人破茧而出，它唤醒人内心沉睡的王子，这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鳗鱼成群捅向大海，野生瞪羚从牢笼重返大漠。他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很容易受到这种“共患难的兄弟情谊”感染；多年来，他一直歌颂这种情谊带来的自由力量。“飞行员为递送同一份邮件勠力同心；登山者为登上同一座山峰并肩而行。人们不会因为单单走向彼此而团结起来，只会因为为同一个信仰忘我奋斗而团结起来。”他指出，任何人的基本需求，比如饮水，都不应当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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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两次掉以轻心，险些酿祸，但他从中发现了另一种共情。敌人的炮火熄灭了他的香烟后，他目睹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场景，他在给莱昂·沃斯讲述时稍加了改动。记者点亮的火柴招来呼啸的子弹后，一名政府军士兵说：“对面的小伙子们好像都醒了。”“你认为他们今晚会说话吗？我们想和他们聊天。”石墙后面，一名政府军哨兵向敌人喊话：“安东尼奥！你睡着了吗？安东尼奥！是我！利奥！”对方并没有开枪，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说：“安静！睡觉去！该睡觉了！”听到敌人母亲般的劝告后，政府军士兵高兴地冲夜空开了几枪。听起来他接受了法国记者的劝导，他大声喊道：“安东尼奥，你为什么而战？”“为西班牙！你呢？”“为兄弟们的面包。”政府军士兵回应道。随后两人互道了晚安。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中写道：“他们言语不同，但他们的真实情况是相似的。”对党派之争的这份厌烦，使他多年前在沙纳莱莱街的那个夜晚充当了调停者。往火车上装货的无政府主义者将他带到警卫室，一队百无聊赖的卫兵监视着他。卫兵们极为冷漠，他看不出自己命运如何，十分焦虑。又是一支香烟扭转了局面。一名卫兵在抽烟；圣埃克苏佩里笑了笑，示意他也想抽支烟。卫兵有些讶异，仔细地打量他一番，也冲他笑了笑。圣埃克苏佩里写道，这个简单的交流，“好似破晓”。卫兵递给他一支烟，“坚冰融化，其他卫兵也变成了人；我看着他们的笑脸，如同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国度……我们超越语言、种姓和党派的界限，面带微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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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特别的瞬间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周围的人都忙于划清界限、宣示差异时，他却在寻求共同的纽带。一方面，本能的谦卑使他免于沦为政治动物。他曾如此生动地描写他需要的柔情，因而也清楚人是多么脆弱：“人总是表现得很有气派，但在内心深处，人是犹豫、怀疑和痛苦的。”另一方面，他很单纯，把从航空公司得到的经验教训用到政治上。贵族身份使他能够超越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救了他；他说，我热爱人类，而不是普罗大众。他从不相信体制——他自负地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矛盾，而不在于一致，在于怀疑，而不在于确定，在于需要，而不在于拥有——在他看来，政治党派不过是人们为了逃避孤独而发明出来的结构。他强烈厌恶战争，在马德里时不明白人类为什么会热衷战争。对于佛朗哥，他没有丝毫敬意——据让松说，他听到佛朗哥的名字就会火冒三丈——从西班牙回来后，他成了不可知论者，之后从未改变。达韦将军认为，他对保皇派的勇气怀有敬意，也比较认同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尽管当时有很大困难——德国支持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第二天，圣埃克苏佩里离开了西班牙——他还是坚持一个立场：支持个体反抗威胁其自主性的一切事物。他在笔记本上写道：“佛朗哥的士兵是崇高的，他的对手亦如此。我谴责任何为了迎合一贯的认知，而将敌军贬损为一帮强盗或愚蠢的乌合之众的想法。”这是那些年里他对自己政治立场最为直白的陈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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