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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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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不朽，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要在世上死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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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看哪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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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法国是一个昏睡的国度。环顾四周，她似乎是欧洲自由民主最后的厚望之一，但她常常不敢环顾。人们纷纷议论佛朗哥、墨索里尼、希特勒；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西班牙内战占据了报纸。但是，关于西班牙合法政府受到威胁、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一再侵略别国的所有谈论，确切地说终为空谈。做这空谈的民族混乱而分裂，她为自身的问题所累，为自身的阴谋所困，为她不愿重蹈覆辙的战争所伤害。在英吉利海峡对面，鲍德温和张伯伦的两届政府对欧洲事务冷眼旁观，深信丘吉尔的警告是无聊的夸大其词；理所当然，法国并不急于单枪匹马捍卫欧洲的民主。早在1935年，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有的甚至相当明显。那一年，让·季洛杜写了《虎临城下》，这部剧以机智、温和的方式大声宣告，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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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再次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法国选择了另一条路，这是法国第一次有机会阻止希特勒，可以说此后法国再也没有如此行动的强大军力了。但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法国又一次退缩了，她担心自己一旦介入就要直接与意大利和德国对抗。法国一直竭力避免冲突，但冲突的影响分毫未减：它极大地动摇了暂时联合的稳定性，而莱昂·布卢姆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34年的浪潮中建立，两年后靠着人民的热情支持在选举中获胜——正是以这一联合为基础的。西班牙政府军同布卢姆商谈，寻求武器支持，没有遭到不假思索的拒绝，这一信息披露后，情况就不妙了，新总理只好违背自己的原则，羞愧地坚持中立。因为对佛朗哥太过畏首畏尾，他失去了左翼的支持——他们经常喊叫“给西班牙飞机！”。而右翼亟须找到解散政府的理由，他们指责布卢姆决不愿和解。其中的极端分子称呼布卢姆为一名好战者。当时，法国饱受内斗之苦，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看不出来布卢姆的本能反应是在黑暗的日子里，不畏艰难投给自由、友爱与平等的支持票，却将这一反应当作一位狡猾政客的颠覆性举动，认为他一心想让法国与德国发生冲突，因为他是犹太人，出于个人原因不想与希特勒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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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3月希特勒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到1938年3月他吞并奥地利，人们已经能清晰地听到远处沉重的脚步声。在巴黎，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不过是咖啡杯里的涟漪罢了。当权者一心追寻自己的政治目标；巴黎的名流们欢快地斟满一杯又一杯陈年美酒，举办一场又一场舞会，他们谈论着新奇的事；街上的人则关注着国内迫在眉睫的问题。法国仍然没有成功地摆脱大萧条，这些年，经济上的坏消息司空见惯。失业率飙升。1936年，已经疲软的法郎又贬值了（到1939年夏天，一法郎甚至值不了三便士）；1937年6月初，股市崩盘。人们认定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那二百个家族是罪魁祸首，天天谴责他们。人们对人民阵线寄予的厚望很快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背水一战的绝望。尽管到处是罢工、骚乱和失业，日子还是照旧，但到了1937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德国重整军备。西班牙政府竭力阻抗佛朗哥的军队。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击败了国际联盟。法国得过且过。当时，人们对经济已经死心，所以当2月份人民阵线要暂时搁置野心勃勃、耗资巨大的改革时，无人感到意外。当时，人们早已习惯执政者的不稳定，所以当6月中旬执政才一年的布卢姆政府倒台时，人们也并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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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尽管动荡不安，仍是凡间乐园。然而，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像愚人的天堂。1937年，巴黎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官方名称为“艺术与技术世界博览会”）。夏末，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辉煌灿烂，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喷泉和灯光一同营造出了许多“彩色电子喷泉”。若说法国做不了别的事，举办一场盛大聚会还是没问题的：1937年世博会售出了两亿张门票，创下了当时此类大型活动的纪录。8月下旬，圣埃克苏佩里也买了一张世博会门票；他甚至还挑战了蹦极，从荣军院广场上一座一百英尺高的塔跳下，据他讲，这是他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刻。（他患有眩晕症。）因为表现出的勇气，他获得了一份证书，他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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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博会并非一开始就顺利。按照计划，1937年世博会于5月1日开幕，展区设在塞纳河岸上从荣军院直到埃菲尔铁塔的几英里，可惜它因几场相互配合的罢工活动延期了。（年底，左翼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平息罢工。亨利·让松喜欢各种怪谈，他不会放过这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饶有兴致地写了新闻报道。）5月1日，荣军院广场仍然是一片泥泞的荒地；只有四个国家的展馆完工了。民主的这个广告非常蹩脚，其中三个国家正是皮埃尔·拉扎雷夫所说的“三个独裁政权”：德国、意大利和苏联。5月24日，尽管还远未准备好，世博会还是正式开幕了。场馆里随处可见建筑物的框架；大量展览用灯直到8月才全部亮起来。阿尔伯特·斯佩尔雄心勃勃的德国展馆是首批完工的建筑之一，它雄伟地矗立在塞纳河右岸的耶拿桥脚下。展馆之上是一座一百七十英尺高的塔，上面站着一只巨大的金鹰，爪子里抓着万字符。巴黎闪耀着金黄和翡翠绿，从未如此美丽。但是，从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尤其在沃邦广场一栋六层公寓的露台上——都可以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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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德朗热注意到，在沃邦广场，圣埃克苏佩里对与法国政治家们交谈开始稍微表现出一点耐心了。在达韦将军的印象中，圣埃克苏佩里为自己没有认真看待政治局势有些难堪；显然，两人共同的朋友梅尔莫兹曾和很多人交谈，从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雅克·多里奥到巴黎公爵，最后才决定加入火十字团。更可能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出于对朋友的尊重装作难堪，因为没有记载表明他曾后悔积极参与政治，而相反的证据却很多。不管怎样，这年春天，他开始上政治意识的速成课，就算课程没能使他形成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也至少证实了他的信念，即战争不能解决任何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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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巴黎晚报》向圣埃克苏佩里开出八万法郎的天价（约合1994年的三万二千美元），请他重回西班牙为《巴黎晚报》发十篇新闻。他同意了，于4月11日乘坐报社的飞机抵达西班牙边境。第二天，他在瓦伦西亚度过，整理文章思路并申请了介绍信，以便前往马德里采访共和政府军的前线。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对参观城市不感兴趣，即使是一座炮火中的城市。我对在旅馆里用餐、住宿也不感兴趣。我绝无兴趣采访将军。”去往前线和返回的途中、在大轰炸期间，他确曾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不过他似乎没有和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或聚在那里的其他外国记者有过交集。他确实在马德里见到了时任讽刺周刊《鸭鸣报》记者的让松。让松全力帮助圣埃克苏佩里出了城：他认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位领导人的安排下，让松和圣埃克苏佩里这两名记者被送到了前线。布维那文图拉·杜鲁提为两位法国人配了劳斯莱斯汽车和司机，很和气地为他们送行，并祝他们在西班牙过得愉快。司机和人们想象中的无政府主义司机一样：他在通往城市西南边界的崎岖道路上飞奔，一边唱着情歌，一边兴高采烈地玩着司机们发明的游戏。遇上其他车时，两辆车就一起加速；当车速接近九十英里时，他们松开挡泥板，让泥水飞溅到对方车身上，那是他们彼此问候的方式。让松不赞成这种问候方式，劝司机要爱护崭新的劳斯莱斯车。圣埃克苏佩里可没帮什么忙：他居心叵测地告诉司机，每卸掉一块挡泥板，他的朋友奖励司机五百比塞塔。听到这里，司机哼起了《国际歌》，加大了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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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作家同样表现得无所畏惧，他玩起了无政府主义者发明的俄罗斯轮盘赌，用一根点燃的炸药棒来表演。他的勇敢还表现在有时会掉以轻心，对此他也毫不掩饰地写进了报道。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在瓜达拉哈拉战线的前线战壕里，他突然点了一支烟。两只有力的手掐灭了烟，阻止了他的愚蠢行为，他们听到敌方的子弹呼啸而来。“前方有敌人时，不能点烟。”圣埃克苏佩里总结道。还有一次，凌晨3点，他溜进禁区，发现无政府主义者正将一批物资装进货运列车。不知怎么回事，他自以为在黑暗中对方看不到他；结果他错了，一支枪抵住了他的胸口。他高举双手，等待无政府主义者开枪（他写道：“那是一个仓促决断的时刻。”），但他们没有开枪。他们用枪顶着他，带他去了一个昏暗的地下警卫室。他们对他进行了搜查，用加泰罗尼亚语讨论该如何处置他。他不懂这种语言。他的相机似乎成了罪证，被搜走了。他试图向逮捕者表明自己是一名记者，但他们问他要证件时，他只好照实说留在旅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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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圣埃克苏佩里一直不愿使用“勇气”这个词，但与此同时又执着于一个老问题，也就是他多年前在朱比角向亨利·德洛内提出的问题。一天晚上，在卡拉班切尔前线，他看着大家为发起进攻做准备，随后进攻又被叫停。原本要指挥这次进攻的中士被一群士兵和法国人叫醒。他们都坐在他的床上，告诉他一个消息，当天早上他不用冲出去送死。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这位中士带着死亡判决睡去，醒来时却获得了赦免。“人是如何接受生命馈赠的呢？我可以回答。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缓缓地点头，然后抬起头看着天花板说：‘这是我的命运。’”他写道。在他心中，他只想问这位军官一个问题：“中士，是什么让你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当然，他有一些关于这一疑问的经历促使他提出问题。在多拉的领导下，他打过这样的仗，了解它的魅力；一战中体会到的战友情、纪律以及航线的崇高召唤影响至今。他热爱假想的战争之深，就像他现在厌恶真正的战争之切，但他很快发现，所有人都渴望一种共情，渴望一项事业。所有意识形态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为了满足深层的渴望。他说，人们借助自己最喜欢的形象满足这份渴望，从而实现自我：它让人破茧而出，它唤醒人内心沉睡的王子，这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鳗鱼成群捅向大海，野生瞪羚从牢笼重返大漠。他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很容易受到这种“共患难的兄弟情谊”感染；多年来，他一直歌颂这种情谊带来的自由力量。“飞行员为递送同一份邮件勠力同心；登山者为登上同一座山峰并肩而行。人们不会因为单单走向彼此而团结起来，只会因为为同一个信仰忘我奋斗而团结起来。”他指出，任何人的基本需求，比如饮水，都不应当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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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两次掉以轻心，险些酿祸，但他从中发现了另一种共情。敌人的炮火熄灭了他的香烟后，他目睹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场景，他在给莱昂·沃斯讲述时稍加了改动。记者点亮的火柴招来呼啸的子弹后，一名政府军士兵说：“对面的小伙子们好像都醒了。”“你认为他们今晚会说话吗？我们想和他们聊天。”石墙后面，一名政府军哨兵向敌人喊话：“安东尼奥！你睡着了吗？安东尼奥！是我！利奥！”对方并没有开枪，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说：“安静！睡觉去！该睡觉了！”听到敌人母亲般的劝告后，政府军士兵高兴地冲夜空开了几枪。听起来他接受了法国记者的劝导，他大声喊道：“安东尼奥，你为什么而战？”“为西班牙！你呢？”“为兄弟们的面包。”政府军士兵回应道。随后两人互道了晚安。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中写道：“他们言语不同，但他们的真实情况是相似的。”对党派之争的这份厌烦，使他多年前在沙纳莱莱街的那个夜晚充当了调停者。往火车上装货的无政府主义者将他带到警卫室，一队百无聊赖的卫兵监视着他。卫兵们极为冷漠，他看不出自己命运如何，十分焦虑。又是一支香烟扭转了局面。一名卫兵在抽烟；圣埃克苏佩里笑了笑，示意他也想抽支烟。卫兵有些讶异，仔细地打量他一番，也冲他笑了笑。圣埃克苏佩里写道，这个简单的交流，“好似破晓”。卫兵递给他一支烟，“坚冰融化，其他卫兵也变成了人；我看着他们的笑脸，如同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国度……我们超越语言、种姓和党派的界限，面带微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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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特别的瞬间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周围的人都忙于划清界限、宣示差异时，他却在寻求共同的纽带。一方面，本能的谦卑使他免于沦为政治动物。他曾如此生动地描写他需要的柔情，因而也清楚人是多么脆弱：“人总是表现得很有气派，但在内心深处，人是犹豫、怀疑和痛苦的。”另一方面，他很单纯，把从航空公司得到的经验教训用到政治上。贵族身份使他能够超越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救了他；他说，我热爱人类，而不是普罗大众。他从不相信体制——他自负地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矛盾，而不在于一致，在于怀疑，而不在于确定，在于需要，而不在于拥有——在他看来，政治党派不过是人们为了逃避孤独而发明出来的结构。他强烈厌恶战争，在马德里时不明白人类为什么会热衷战争。对于佛朗哥，他没有丝毫敬意——据让松说，他听到佛朗哥的名字就会火冒三丈——从西班牙回来后，他成了不可知论者，之后从未改变。达韦将军认为，他对保皇派的勇气怀有敬意，也比较认同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尽管当时有很大困难——德国支持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第二天，圣埃克苏佩里离开了西班牙——他还是坚持一个立场：支持个体反抗威胁其自主性的一切事物。他在笔记本上写道：“佛朗哥的士兵是崇高的，他的对手亦如此。我谴责任何为了迎合一贯的认知，而将敌军贬损为一帮强盗或愚蠢的乌合之众的想法。”这是那些年里他对自己政治立场最为直白的陈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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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圣埃克苏佩里回到巴黎，不同于从前，他能够熟练地区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但他没有给《巴黎晚报》投来一份稿件。眼看5月即将过去，亨利·米勒和让·普鲁沃仍未见到稿件，他们开始担心：战争会在《巴黎晚报》发表特派记者报道之前结束吗？弗勒里当时也受雇于《巴黎晚报》，被派去探望圣埃克苏佩里。他每天都打电话催促，而懒惰的圣埃克苏佩里每天都有好借口拖延交稿。最后，弗勒里获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邀请圣埃克苏佩里吃饭，费用由报社出。“太棒了，”圣埃克苏佩里回答道，“我们吃点鹅肝酱！”几天后，弗勒里亲自把圣埃克苏佩里写的头几页稿子带回了报社。不过，米勒非常了解这位撰稿人，并没有马上刊发，而是谨慎行事，以免文章没有下文。果不其然，圣埃克苏佩里又停笔了；直到6月底，米勒才拿到三篇文章。从6月27日开始，文章陆续刊出。第四篇文章原定7月初交稿，但圣埃克苏佩里又拖稿了；米勒焦急得直咬指甲，两天过去了，圣埃克苏佩里终于打来电话，说文章写好了。米勒马上安排第二天发表，并派人骑自行车去取。下午快5点时，米勒刚刚读完文章，作家大步走进报社。他要撤回文章，解释说他忘了写要增加的内容。米勒把稿件还给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撕碎了那几页纸，把纸片塞进口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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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米勒只拿到了约定十篇报道中的三篇，它们都已经预付了稿酬。其余的西班牙报道，圣埃克苏佩里一直保密到第二年，一部分原因是他拖延太久，没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打造报道。后来，这些稿子略微修改后，大部分收入了《风沙星辰》。（《慕尼黑协定》签订后，1938年10月2日、3日、4日，《巴黎晚报》刊发了他的另外三篇文章，想必没有再次付给他稿费。）圣埃克苏佩里许多完美主义的故事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传出的：在他的朋友当中，让松并不是唯一被圣埃克苏佩里拦住，要求马上给出客观评价的人（尽管圣埃克苏佩里似乎根据自己的直觉来修改，即便有些朋友大胆提出建议，他也不会遵照采取）；米勒也不是唯一亲眼看见他撕毁自己稿件的编辑。伽利玛也曾眼看圣埃克苏佩里的一篇文章马上要在《玛丽安娜》见刊，他突然删去十余行，用笔在校稿上圈圈画画，又追到印厂修改整篇稿子。他执着地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被读者完全理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接受”。他一再拖延，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拼凑出一份草稿，再一遍又一遍修改，他自己也很痛苦。简单来说，他是以飞行员反复无常的风格来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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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圣埃克苏佩里发现，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最好遵守规则。月中，他驾驶西蒙飞机与B夫人去旅行了几天。两人先去了阿姆斯特丹，然后去了柏林，在那里，圣埃克苏佩里惊讶地发现法国空军专员在机场等他。德国的大部分领空已经宣布禁飞，他要么不知道，要么选择忽视了这件事。他没有上报飞行计划；西蒙飞机被发现后，有人打电话通知了法国大使馆。他的过失还不止这些。圣埃克苏佩里和同伴从柏林飞往法兰克福，打算去拜访在郊区吕德斯海姆的朋友。在德国中部，在卡塞尔上空约六千英尺，飞机里突然充满了异味。似乎是油漆着火了；无奈之下，圣埃克苏佩里在城市上空盘旋，他知道，在那里他可以安全地紧急着陆。他把B夫人留在了控制台，自己检查座位后面，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虽然一直有异味，但他没有在西蒙飞机上找到任何故障迹象，于是在空中盘旋了五六圈之后，继续向法兰克福飞去。朋友告诉他，附近的威斯巴登机场比法兰克福机场漂亮；这正是他们现在驾驶着西蒙飞机要去的地方。圣埃克苏佩里估计他们会看到漂亮的跑道，但实际的景象却非常不真实，机场是很漂亮，但是并未标记，一片荒芜。那天很热，一只风向标在微风中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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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降落后发现，在威斯巴登机场自己一点也不孤单。一群赤膊、穿着黑色短裤的希特勒青年团士兵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兴奋地说着什么，将西蒙飞机围了起来，飞行员和乘客被困住了。很快，一名军官赶到现场，要审问这名外国飞行员，但他听得似懂非懂。圣埃克苏佩里试着用他会的所有语言来回答，但他不会说德语。经过艰难的交流，他终于明白自己降落在了一座严格管制的军用机场。他打起手势——这似乎比说阿拉伯语或普罗旺斯方言更有效——表示他会马上起飞，到法兰克福降落。军官回答说，无论如何都不行，他又重复了一遍关于卡塞尔、间谍和柏林的话。原来，卡塞尔有一家重要的化工厂，圣埃克苏佩里在城市上空闻到异味的原因正在于它，而德国人认为法国人行为可疑的原因也在于它。圣埃克苏佩里只好改变策略，和对方商谈，希望能获准先从机舱里出来。毕竟天气酷热，但这显然不是他汗流浃背的唯一原因。虽然B夫人未曾提及自己当时和飞行员在一起，但她所写的圣埃克苏佩里传记中对这个下午的记述是我们了解当时情况的仅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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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无数辩解后，双方商定，先将飞机“推到机场边”，两名嫌疑人可以坐在机翼下等待判决。当时正值中午。那个可爱的夏日是这样度过的：圣埃克苏佩里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有时大笑，有时烦恼，他不停地抽烟，喝光了机场飞行员送来的啤酒，而这些人都是未来的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快到晚上6点时，一位老军官开车过来，朝飞机走去。他用磕磕巴巴的法语解释说，圣埃克苏佩里因在卡塞尔上空盘旋拍照，随后又来威斯巴登的军用机场侦察，而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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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B夫人的人脉，两人最终获准继续飞往法兰克福。尽管有法国驻柏林大使担保他们无罪，德国人还是派了一名军官陪同飞行，他坐在西蒙飞机唯一的乘客座位上。B夫人则挤坐在飞行员和德国军官中间。起飞时，圣埃克苏佩里看到希特勒青年团的士兵们集合起来，目送他们离开。他忍不住又绕机场飞了一圈，做了一个俯冲，从士兵们头顶掠过。在飞机起落架正下方，五十名士兵行了纳粹礼。飞机上，德国军官坐在座位上，有些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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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圣埃克苏佩里坐在俯瞰莱茵河的一张桌子前，一边喝啤酒、抽烟，一边和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士谈论民族社会主义。现在做这样的理论探讨为时未晚；一个法国人仍然可以坐在德国餐馆里，谈论德国的民族精神，就如同法国人坐在法国咖啡馆里讨论1930年代法国民族精神存在的问题一样。很多法国人开始说出内心的疑惑，想知道德国人的经验是什么：法国现在步履蹒跚，而德国正突飞猛进，要取代法国成为欧洲领袖。晚至1938年3月，珍妮特·弗兰纳在《纽约客》的报道中说，只要还没有爆发战争，法国人就愿意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固执地专注于国内问题——特别是法郎的状况——仿佛如果没有法国人关注嘈杂的欧洲局势，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就会烟消云散。夏秋时节好像经历了一场精神分裂症；德国艺术周在爱丽舍宫隆重地拉开序幕，纳粹官方的宣传周正式开始。许多德国家庭越过边境来参加艺术周，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东边，莱茵河上克尔桥的法国这头竖起了一座奇怪的炮塔。珍妮特·弗兰纳写道：“如果这座炮塔里有东西的话，那东西会突然伸出来，瞄准桥那头的德国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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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奇诺防线的庇护下，法国似乎可以高枕无忧，她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当然是最薄弱的。在航空领域尤其如此。如果街头的民众认为希特勒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任何与航空业沾边的法国人都有正当理由同意这样的看法。1935年，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空军部队。两年来，尽管财政预算大幅增加，法国的飞机产量却有所下降，月产三十七架飞机。与此同时，德国每月生产八百至一千架一线战斗机。许多法国航空专家去了英国；航空业因国有化而陷入瘫痪——一度有超过十五万工人罢工，整个航空制造业陷入停顿——法国在调整生产计划的同时，尝试从美国购买飞机。国家不稳定使得航空业受到影响：在过去八年中，法国先后换过九位航空部长和八位空军参谋长。到1937年，法国没有几项航空方面的纪录了，在航空工程上也没什么创新。法国在世界航空领域的影响更多是一种象征，已经停滞不前了：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一架拉泰科埃尔521被命名为“巴黎韦索中尉号”，这是法国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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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设计时，这一型号的拉泰科埃尔是豪华飞机，主舱四壁都刷了红漆，非常精美，十六间豪华客舱（每间客舱都以一个星座命名）内都有床和浴室；其中的银器来自皮福尔卡。1936年在佛罗里达海岸沉没后，这一型号的水上飞机现在不那么奢华了，但1937年底，在吉约梅手里，它仍然创造了五项世界纪录。然而，不变的事实是，1935年生产的“巴黎韦索中尉号”制造用时三年，费用超过一百五十万美元。由于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在早期帮助法国获得了成功——法国在二战前夕仍然未能制造出廉价、量产的飞机或汽车。（1937年秋，第三十一届汽车沙龙在巴黎举办，展出了许多小汽车，但由于出现得太晚，产量太小，这些汽车并未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一战中飞机材料的主要生产商，1939年底，法国发现自己的生产速度和能力都已经落后了，这件事至关重要。至于“巴黎韦索中尉号”，它的表现比类似的“诺曼底号”略胜一筹。这架水上飞机在法国沦陷前曾短暂用于海上监视，1944年德军撤退时把它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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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即将过去，圣埃克苏佩里除了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外，别无长处，他在思索什么呢？他在西班牙目睹了流血，他遭遇了希特勒青年团。他看到了法国失去航空领先地位，他听到了梅尔莫兹、吉约梅、多拉以及许多不同政治派别的朋友和航空部官员讲述这场战争悲剧。他以更高的境界看待这些问题，还有当时的其他问题。在笔记本里，他探讨经济理论及其社会影响，探讨任何以强迫服从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的荒谬，也探讨政治不公。他以思索，而不是争辩的方式记下这些想法；这些纸页上满是矛盾，从来不为示人，只是写给自己看。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记录很有价值，它们告诉我们圣埃克苏佩里在不参加晚宴座谈，不抨击当时的法国政府，不参与航空部戏剧性事件的时刻，身在哪里，在做什么。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与沃斯讨论一位部长的新政策，他打断朋友说：“小心，我想我们把这些政策拟人化了……”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到爱因斯坦，他对那个时代的智识议题很着迷，但是他1930年代末的笔记很少涉及时事，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几乎不可能知晓他对时事的态度。在这些漫无边际的讨论中，他始终关注几个问题：如何调和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与社会公益；如何在常常由暴君统治的世界里获得最大的自由；如何将空中邮政的幸福经验应用于社会机构；如何在机器时代培养人，激励人。塞戈涅记得，圣埃克苏佩里从莫斯科回来，对哲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作速度的差异特别着迷。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哲学家更快地思考——这造福最广——都只能让技术人员更快地生产。圣埃克苏佩里认为，其结果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时代，但我们还没有为这个时代做好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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