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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同一时期有许多发明。1937年,他申请了两项无线电导航系统专利和一项油耗测量设备专利。他的阅读越来越偏向技术著作。据B夫人说,他床头柜上的一摞书里有数学家詹姆斯·金斯、英国天文学家亚瑟·艾丁顿、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以及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德布罗意的著作,这些人大多是量子理论的先驱。尤其让他着迷的是对原子性质的研究和“熵”的概念,它们都展现了形而上学的一面。他喜欢与法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费尔南·奥尔韦克热烈讨论。同时,他还开始创作一部他称之为“诗”的作品,这完全不同于他以前的任何作品,而是有着与纪德的《地粮》或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相近的华丽的格言体风格与《圣经》般的呈现形式。这时,他还从法航领薪水。虽然1937年他没怎么演讲,年底时雷诺公司仍然给他提供了航空项目的最新情况和数据,以便他做宣传工作。6月,他升任预备役上尉。他不怎么在意这项荣誉,因为它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圣埃克苏佩里在接下来一年里的表现也说明,他丝毫没有料到自己会穿上空军制服,不过1939年夏天,他半开玩笑地说过,一旦战争爆发,他就准备好戴上上尉的军帽。与所有法国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年底,他加紧准备做第三次长途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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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夫人很早就断言了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实:圣埃克苏佩里准备进行一场当时看来毫无必要的长途飞行,回想起来,这一行为十分愚蠢,因为他与龚苏萝的生活已经难以维持了。从1938年末这对夫妇分居的事实来看,这一断言毫无疑问是对的。早在1936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就计划做一趟美国之旅。最初是孔蒂提议的;1935年,孔蒂对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会做一件法国人还没做过的事——飞越北美洲和南美洲——特别是你对南部航线已经很熟悉了。圣埃克苏佩里发现,从蒙特利尔到蓬塔阿雷纳斯似乎可以画一条纵向直线,因而非常心动。1936年6月,他没有咨询朋友,就把自己的履历寄给了纽约的一位记者,请记者帮忙安排巡回演讲。他提出,4月到5月期间在美国待一个月,用法语演讲“航空与文明”。他还提议,由孔蒂谈一谈欧洲航线和跨大西洋航线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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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联盟在美国的网络投入了这项冒险活动,第二年,该项计划演变为跨越南北美两大洲的飞行,不过没有安排演讲。圣埃克苏佩里从1937年3月开始准备文件,当时他一定已经得知,这次飞行得到了航空部的支持,或许也得到了法航的支持。(他们让一位知名飞行员驾驶自己熟悉的飞机去外国宣传国家的辉煌工业;而在国内,航空业已经腐朽,出现了资金管理松懈,或是自欺欺人的状况。不过,此时法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相信光鲜的外表,而不是更实际的内在。)到1937年秋天,南北美洲之行已经成为现实;航空部通过信件和电报为圣埃克苏佩里办好了飞行所需要的各项许可证,他们称这次飞行为宣传之旅,而在同一时间,女飞行员玛丽斯·巴斯蒂耶从蒙特利尔出发向南飞行。圣埃克苏佩里当年冬天的私人信件包括给雷诺公司及其保险公司的一系列长信,商谈拉科德的花费;这位奈特伦洼地的工程师直到11月,就是利比亚坠机事件发生二十二个月之后,才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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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的第一周,圣埃克苏佩里、安德烈·普雷沃和装箱的西蒙F-ANXR乘坐“法兰西岛号”前往纽约。日程安排和具体行程都发生了变化。为飞行员取得着陆权的法国领事馆工作人员一直认为他定于1937年10月14日从蒙特利尔起飞;11月,普雷沃还在给圣埃克苏佩里写信,告知他对飞机螺旋桨和新的无线电设备的检修工作。12月,航空部认为飞机已经临近出发了;飞行员和机械师直到元旦之后才取得美国签证,那时西蒙飞机的试飞也终于完成了(当时玛丽斯·巴斯蒂耶已经在乌拉圭,正在对南美洲进行友好访问)。加斯东·拉瓦锡在布尔歇机场试飞西蒙飞机,他只记得圣埃克苏佩里情绪不好。他对飞行结果不满,对飞机稳定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也并不感激拉瓦锡就飞机缺陷发出警告。不过,也许他把警告记在心里了,因此在启程前往南美洲之前的几周里,一再提出古怪的要求。在“法兰西岛号”上,他告诉一位熟人,他要出发了,尽管他可能会遭遇一场严重的事故,但他能活下来。在纽约,他告诉一位朋友,他正在做“必须做的事”,又对另一位朋友说,他知道这次飞行是徒劳的自负行为,但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长途飞行机会。他向其他人吐露“这次旅行很危险”,接着又敲一敲木头,说“我运气好,不会有事的”。记录里并没有说,他说这些话时普雷沃是否在场。无论如何,他很快就会知道老板洞悉一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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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入住了巴比松广场酒店二十五楼的房间。他见了一些朋友,也见了尤金·雷纳尔与柯蒂斯·希契科克。希契科克是世纪公司的副总裁,《夜航》就是由这家公司拍成了电影。他1932年就和圣埃克苏佩里在巴黎共进过晚餐,从而相识了。(当时还是龚苏萝给他们当翻译,法尔格担任项目总监,他们一直聊到凌晨。)希契科克和雷纳尔于1932年在巴黎分别与圣埃克苏佩里相识,两人都很欣赏圣埃克苏佩里的工作,现在他们一起经营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公司。一段时间以来,他们渴望签下圣埃克苏佩里这位作家。(1933年底,希契科克曾派一位经纪人和圣埃克苏佩里商谈他的作品在美国的版权。经纪人12月回信说:“几天前,飞机在尼斯附近失事,圣埃克苏佩里被困水下两分钟。待他回到巴黎,我就和他联系。”)大约就在那时候,圣埃克苏佩里答应让这个顽皮而风度翩翩、安静而风趣幽默的人做他在北美的文学经纪人。马克西米利安·贝克尔出生于开罗,毕业于索邦大学,现年三十六岁,有奥地利和法国血统,他以钢琴演奏家的身份来到纽约。到纽约后不久,他在滑冰时摔断了两只手;之后他再也没碰过钢琴(或溜冰鞋),而是开了一家版权代理公司。在他的早期客户中,有西默农和其他几位法国作家;让·普雷沃把他引荐给了圣埃克苏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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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克尔的帮助下,作家现在与全新的编辑合作,出版了一套全新的作品,非常受欢迎。(巴黎的出版商和报业人已经有点厌烦圣埃克苏佩里总是借钱。伽利玛记得,有一次,圣埃克苏佩里去《巴黎晚报》社找让·普鲁沃,把他求施舍的行为推向了极致。普鲁沃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许放他进来,但圣埃克苏佩里还是施展魅力进了老板的办公室。老板只是告诉他,不能再借款了。“你觉得我是谁?上帝吗?”普鲁沃咆哮道。圣埃克苏佩里吃了一惊,回答说:“是的。”最终,他还是拿到支票离开了。)在纽约,他交给尤金·雷纳尔几篇截然不同的新闻稿,说是一本新书的前三四章。雷纳尔法语不大好,但还是能看出来这些文章——极有可能是1932年给《玛丽安娜》杂志的系列文章和投给《巴黎晚报》的几篇文章——非常粗糙,并且毫不连贯。不过,这些文章写得很漂亮,并且圣埃克苏佩里声称南美洲的飞行需要一些特殊装备,于是在贝克尔的帮助下,在与伽利玛的长期合同之外,又签订了一份条件非常优厚的新书合同。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圣埃克苏佩里到达一周后就签了合同,这是他要来的最大一笔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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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发现美国的航空业高度系统化,各方面都比纽约的狂热节奏更令他印象深刻。他尤为感兴趣的是不间断的无线电,飞行员借助它在空中高速路上导航,而这一先进技术尚未传到法国。他声称,他只花了两个小时就熟悉了这个系统,它极为简洁。“有了美国的导航系统,任何游客,就算不熟悉无线电,都可以在夜间十分安全地飞行。”他赞叹道,或许还为他原来那架西蒙飞机感到一点惋惜。于他而言,美国的无线电用起来很方便。在新西蒙飞机试飞时,他提出带上里夏尔·德·鲁西·德·萨勒一起去华盛顿,他当时是《巴黎晚报》驻纽约的记者,刚好要去华盛顿办事。起初,他问鲁西·德·萨勒以前是否坐飞机去过华盛顿,鲁西·德·萨勒回答说,去过很多次。起飞之后,圣埃克苏佩里转过头问他的乘客:“现在,怎么走?”他不能相信这位记者坐飞机去过华盛顿很多次,居然不认识路,而他自己也没带地图。(华盛顿塔上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也难以相信,飞行员降落时竟然没有联系他;对这一疏忽,鲁西·德·萨勒只好通过大使馆设法补救。)西蒙飞机在纽瓦克机场卸载组装,而圣埃克苏佩里则与泛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商讨他的航线。那时,泛美航空有一条每周飞三次的航线,从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飞往危地马拉城,然后飞往巴拿马;公司的代表建议圣埃克苏佩里使用这条向南的走廊,之后他可以沿着南美洲西海岸继续前往蓬塔阿雷纳斯。圣埃克苏佩里对这个合理的建议有些迟疑,他的初衷是从佛罗里达飞到古巴,再到巴拿马,然后飞到厄瓜多尔,但驾驶单引擎飞机在加勒比海上空持续飞行似乎并不可取。“我宁愿在水面上飞行,也不愿在一堆我不熟悉的石头之间迷失。”他评论道。然而,他来美国是做友好访问的,而不是创造飞行纪录的——他的保险只涵盖前者——于是他决定谨慎行事,采用泛美航空飞往南美的航线,虽然这条航线略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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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飞机在纽瓦克至少试飞了四次,没有任何故障,但圣埃克苏佩里和普雷沃两次尝试进行九千英里飞行时,都遭遇大雨而失败了。2月15日周二早上,尽管天气还没有完全放晴,但圣埃克苏佩里不愿再等,他第三次出发了。由于大雾和逆风,他被迫在亚特兰大和休斯敦降落。(后来他吹嘘说,无线电导航系统确实出色,从纽约到亚特兰大,他没看过一次地图。在最后一刻,他肯定没有看过一眼地图:柯蒂斯·希契科克证明,在出发前夕他什么也没想,只顾着把玩刚刚得到的精致手表。)休斯敦以南的天气没有问题,圣埃克苏佩里只是按计划在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短暂停留。B夫人事先得到了沿海所有机场的电话号码,按照他的要求,在沿海城镇给他打电话。听到她的声音,圣埃克苏佩里欣喜若狂;通话时,她可以听到机场的噪声。西蒙飞机继续前往危地马拉城,在那里,飞行员想必在最后一刻突然决定停留。他的初衷是从韦拉克鲁斯飞过危地马拉,直接飞往尼加拉瓜——这条路线之前已告知法国驻中美洲公使,不过说得有些晚。圣埃克苏佩里于16日下午12点半左右降落在危地马拉城的拉奥罗拉机场,他在地面短暂休息时,再次修改了行程。他提议持续飞行到巴拿马运河区,但与泛美航空在拉奥罗拉的工作人员商量后,他改变了主意。工作人员提醒他,如果他装载足够飞到巴拿马的燃料,可能很难起飞;拉奥罗拉机场的海拔适合更轻的飞机。他相应地修改了飞行计划(使馆工作人员已经很明智地为他取得了他有可能会降落的各个国家的签证),并将这个消息用电报发给《巴黎晚报》驻纽约的记者,因为他们在追踪报道这次行程:“海拔太高,无法携带足够燃料,机场跑道也不平整。将在马那瓜稍事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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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两人钻进西蒙飞机。圣埃克苏佩里开始操作飞机助跑,下午1点半左右在一英里长的跑道上滑行。那是一个炎热无风的下午。机场北端低矮的栅栏外有一个废弃的砾石坑,远处矗立着一座渡槽。飞机离它们越来越近,但还没有达到起飞速度。快到机场尽头时,圣埃克苏佩里试图拉升飞机——他也别无他法——但飞机又降了下来。他向左转,以避开迎面而来的栅栏,试图将飞机弹到空中,可飞机还是从大约七英尺的高度再次颤动着落回地面,它撞上了栅栏柱,撞掉了部分左翼和左副翼。机头冲向砾石坑,机身沿着地面颠簸滑行了大约四十英尺,扭转了大约一百八十度,随后普雷沃跌落下来,最后发动机熄火,飞机终于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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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圣埃克苏佩里没有从飞机残骸中跳出来。人们发现他仍然坐在毁坏了的驾驶舱里。美国驻危地马拉公使馆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十五分钟赶到现场。据他说,仪表盘、防火墙和发动机都七零八落,驾驶舱前部完全敞开。在坠机现场的照片上,这些都看不太清楚,西蒙飞机像一块废铁,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出它是一架飞机。圣埃克苏佩里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把我从飞机里拉出来时,我是最大的一块残骸。”后来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多亏西蒙飞机不牢固,他想若是在一架更牢固的飞机上,自己会被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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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来了一辆救护车,将两人送往一家军队医院。按理说,西蒙飞机会爆炸起火,剧烈燃烧,尤其在失事地到处是燃油的情况下。圣埃克苏佩里和普雷沃被抬出来,他们还清醒着,不过看起来不是特别幸运。第一拨新闻报道认为,两人都活不下来。他们浑身是血;圣埃克苏佩里头部受了重伤,普雷沃右腿粉碎性骨折。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飞行。法国驻中美洲公使拉翁代斯先生在飞机失事几小时后向奥赛码头发来消息,说两人都想告诉家人他们还活着。普雷沃提供了父亲的姓名和地址;圣埃克苏佩里要求联系B夫人。之后不久,他便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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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原计划的九千英里友好访问之旅也登上了除《巴黎晚报》之外其他报纸的头条。他飞行三千四百英里后坠机,在许多国家都成为新闻,不过法国记者大多回避事故的原因:尽管泛美航空曾发出警告,西蒙飞机的油箱还是太满了。普雷沃以为危地马拉加仑和美制加仑相等,而事实上,危地马拉采用的英制加仑约为五升,美制加仑约为四升。无论如何,作为西蒙的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有责任检查油箱。法国记者为了替他开脱责任,将关注点放在危地马拉机场的缺陷上,结果引发中美洲城市对法国航空,特别是法国飞机产生不满,这违反了航空部赞助友好访问使团的初衷。在某些方面,历史会重演,成为闹剧。圣埃克苏佩里具有很强的幽默感,但很难容忍愚蠢的行为,这也许是他从未在作品中提及这次空难的原因,其实比起其他事件,这次空难最能够体现他的特质。他一定忍不住觉得有些难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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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他会提起漫长的恢复期,他在危地马拉城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据他自己说,他昏迷了许多天,但没有官方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他每天都与B夫人联系这一事实似乎足以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被送到医院时的确处于昏迷状态,表现出严重脑震荡的症状;醒来后他迷迷糊糊,毫无疑问,语言障碍、高烧和一系列其他伤病也加重了迷糊。医院负责人上校埃切维里亚·阿维拉医生列出了如下损伤,包括右手腕、肘部和左前臂的严重擦伤,以及左眼的损伤(圣埃克苏佩里特别担心自己的视力),额头的左侧、下唇、左肩和胸部的损伤。他的心跳特别快。另外,还有几处骨折医生没注意到——圣埃克苏佩里一直觉得有至少八处骨折,现在更加确定至少有十六处——包括左肩的骨折,它愈合得很不好,从那以后他的左臂再也无法举过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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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给《哈珀的集市》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危地马拉医院“浓重的糖浆气味”里飘回现实世界。一天晚上,他醒过来,浑身冰冷,央求护士拿来一床“治愈伤痛”的毯子。护士回嘴说,哪有这样的东西。他极力想象自己在整理军营里的床铺,看到有上面的和底下的毯子,但没有中间的那层,他想护士说得没错。尽管如此,坠机后的一天,他发现自己回到了里昂,来到了通往富维耶圣母大教堂的缆索铁道顶部的那个小车站。出口处还张贴着他小时候熟悉的广告,其中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吉拉多特的亚麻床单——有效抚慰你的伤痛”。圣埃克苏佩里写道,这一意象“留在我记忆深处已经近三十年了”。事实上,床单不是,也永远不会叠得整整齐齐。作为温柔行为的象征,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床单总是铺得很平整,或者总是给人安慰,从短篇故事《舞女玛农》以来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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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一位朋友——美国教授皮埃尔·德·拉吕——2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这起坠机事故。当时,他正在进行巡回演讲,决定取消一周的工作安排,从克利夫兰出发,不辞辛苦赶赴危地马拉城。他知道圣埃克苏佩里没有生命危险,但一定很孤独,疼痛难忍。(火车从路易斯维尔南部出发,他在车上一直在读蒙田的好友拉博埃西的书,这简直太完美了。)22日,一位危地马拉上校陪同他到医院,将他带到一楼的一间病房。病房窗外是郁郁葱葱的庭院,那里不断传来喧闹声。圣埃克苏佩里的房间尽管连一扇门也没有,却很安静。拉吕不仅是一位坚定而博学的朋友,西班牙语也讲得比圣埃克苏佩里强两倍,还会拉丁语、法语,再加上他有无限魅力,圣埃克苏佩里见到他来一定欣喜若狂。拉吕看到病人平躺在床上,双手缠着绷带,病情有所好转,但身体还是很虚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脸上的伤口,从眉毛一直到眼睑,受伤的左眼红肿发炎、血迹斑斑。圣埃克苏佩里抱怨身体里面痛,他要动一动上半身都非常困难;他感觉烧心,除了牛奶和肉,对其他东西一概没有胃口。此外,由于打了破伤风针,他身上满是针眼,像个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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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住处倒是不错,很像医院员工的宿舍,想到危地马拉政府已经抢着为圣埃克苏佩里支付了医疗费用,这也合乎情理。护工由着他,帮他把床推到电话旁,这样他就可以给巴黎的朋友打电话了。从墨西哥派来了一名法国医生,他参观完危地马拉城的诊所后,认定圣埃克苏佩里最好离开这里。病人很痛苦,常常呻吟;拉吕偷偷给了他一些阿司匹林,这是医生禁止的,但也是拉吕能够送给朋友的唯一礼物,要知道圣埃克苏佩里常常给拉吕念尚未完成的散文,带给拉吕午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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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不到四十八个小时,拉吕就离开了,留下圣埃克苏佩里自己照顾自己。当然,他天生是最麻烦的病人:危地马拉给他留下了一些长期伤痛,其中一些因他的想象而显得更加严重。佩利西耶自己也是一位医生,他回忆说,1939年,他带朋友去巴黎看一位名医,那时圣埃克苏佩里只要直起腰就背疼。医生做了诊断,给圣埃克苏佩里开了处方,帮助他缓解病情。乘车离开时,圣埃克苏佩里逐条批驳医生的诊断,撕毁了处方,还把碎纸片撒到风中。他在危地马拉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保住严重感染的左臂,军医本打算为他做截肢。也许他要保住左臂的要求得到了妻子龚苏萝的支持,她于3月5日乘坐“怀俄明州号”抵达危地马拉。她后来声称自己挽救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手臂,但这样说的女人不止她一位。陪丈夫待了几天后,她前往萨尔瓦多探望家人,圣埃克苏佩里在18日出院后跟随她逗留了十天,那大概是圣埃克苏佩里第一次见自己的姻亲。据龚苏萝回忆,她父亲热情欢迎她丈夫:“来这里住吧。我们会给你好多种植园,即便你开着大马力的汽车跑上一天也跑不完。”圣埃克苏佩里恭敬地回答说:“亲爱的岳父,亲爱的岳母,我现在学种咖啡豆怕是为时已晚。我的职业在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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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乘坐泛美航空DC-3飞回纽约,飞机上有卧室,他发现还挺宽敞舒适的。他对美国人夜航水平之高感到惊讶:从达拉斯飞往纽约时,天气非常糟糕,DC-3的飞行员依靠仪表飞完了整个航程。圣埃克苏佩里震惊地发现,其他乘客对这种做法习以为常。他于3月28日抵达纽约,投入了吉约梅的怀抱,当时吉约梅正在美国处理法航的业务。在纽约,B夫人也见了他,并安排他借住在B夫人的一位密友,二战时期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J.多诺万上校在比克曼广场的公寓。多诺万女儿的房间景色最好,面朝东河,圣埃克苏佩里就在她的亮黄色房间里住下了,继续疗养。朋友陪了他大约一个月,盯着他治疗,每天带他去看骨科医生。这一次,X光片显示危地马拉医院忽视了多处骨折,飞行员发现甚至他的酒量也没以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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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很快就下床四处走动了。他用鞋底摩擦多诺万的地毯生出静电来,摸索着漆黑公寓的门钥匙,熟悉那些在他看来种类繁多的美国小物件,这些物件在比克曼广场的公寓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他请房主开办的多诺万律师事务所安排出售他的专利,这是一种低能见度着陆设备,他一直想卖出这项专利。他第一次大胆尝试在美国购物,欣喜地发现,语言障碍让他有机会和一群漂亮的女售货员打情骂俏。从利比亚回来后,他的体重就减轻了。现在,他与刘易斯·加朗蒂埃共进午餐,鲁西·德·萨勒兄弟、雷纳尔与希契科克早在坠机事故发生前就介绍他们认识了。加朗蒂埃在美联储工作,曾经帮海明威找到了他在巴黎的第一套公寓(由于不重视加上缺乏远见,加朗蒂埃在圈子里干得不如让·普雷沃)。他是在巴黎接受教育的,还把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译成了法文。他还涉足文学批评和小说。现在,他负责翻译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并帮助他寻找合适的叙事手法,以整合杂乱的作品。在比克曼广场,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开始整理他三十多岁时写的新闻稿,以便结集成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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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圣埃克苏佩里乘坐“诺曼底号”返回法国,看起来仍然很憔悴。西蒙飞机的残余部分已经安排好怎么处理了,或出售或运回。7月,圣埃克苏佩里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向巴黎海关检查员解释,他要带回法国的指南针为什么不需要缴关税。这位检查员简直是他的克星。圣埃克苏佩里咬牙切齿地向他解释,这个装置明显是西蒙飞机的一个原装零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零件,飞机就不可能出厂,没办法导航”。一些寓有情感的零件——比如拉吕去年在布尔歇机场特别喜欢的一块红色金属——都从事故现场抢救出来,用报纸包好运回纽约。这些物品中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飞行员的地图和文件,它们通过大使馆送回了法国,过一段时间返还给他了。这些物品寄到时,他打电话找佩利西耶来和他一起拆包裹。他们扯开包装纸;从他放地图的人造革公文包里,掉出来很多危地马拉的泥土和已经干了的血块。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总的来说,西蒙飞机的回归很安静,不是登上新闻头条的那种回归,圣埃克苏佩里也安静地度过了两个月,直到在精神和身体都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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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天,他焦躁不安地四处走动。7月,尤金·雷纳尔带着新婚妻子来到巴黎;三人在里茨餐厅享用了一顿悠长而愉快的午餐,可爱的伊丽莎白·雷纳尔做了出色的翻译,她讲法语和讲英语一样自如。圣埃克苏佩里身体状态很好,这对于签下他,又眼见他住进了危地马拉城医院的出版商而言,这无疑令人宽慰。他和雷纳尔夫妇在餐桌上聊了很久。这对度蜜月的人正准备做环法旅行;他们的这位新作家执意要为他们安排一趟完美的美食之旅,首先从里昂城外一家四星级饭店开始。第二天上午11点,雷纳尔夫妇就在品尝法式鹅肝了。提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后,他们受到热情招待,一直吃到了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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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英王乔治六世和王后伊丽莎白在月中访问巴黎时,圣埃克苏佩里正在阿盖。这次访问是停战以来最盛大的公开活动。法国政府原本想通过这场活动作出维护欧洲和平的姿态,因此不惜花费超过二千四百万法郎,结果活动却变成了为期四天的派对,其间只有巴黎那些穿制服的人像是在做实际工作。在阿盖,圣埃克苏佩里和妹妹加布丽埃勒的孩子们熟悉了,他搞到一辆很大很酷的新车,载着孩子们到处玩。外甥女米雷耶觉得,这辆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仪表盘上有一个电动剃须刀。舅舅解释说,对于迟到的男人来说,这是非常实用的。他还兴高采烈地展示了一边刮胡子一边开车的本领。他为米雷耶画了一幅她未来丈夫的速写,以鼓励她学画画。这幅英俊的年轻男子的肖像下面写着“米雷耶的丈夫,尊敬的舅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绘”。他建议米雷耶将这幅画挂在床头,每晚睡觉前仔细看看,这样当她遇见未来的丈夫时便能够一眼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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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又去了日内瓦,重游他童年常去的地方,弗里堡和圣莫里斯-德雷芒庄园。8月,他与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在奇特雷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的言谈仍然让安德烈·纪德倾倒,他的纸牌戏法表演如此纯熟,以至于导师深信他能够透视。他在法国东南部的一座小镇短暂停留,拜访圣莫里斯从前的管家玛格丽特·沙佩,她将成为《风沙星辰》中有名的“织物女王”。那年夏天,他很可能还和B夫人去了索莱姆的本笃会修道院,圣埃克苏佩里记得这家修道院,小时候他尤其陶醉于晚祷时优美的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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