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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再和他的美国出版商们联系过，这让他们非常绝望。初秋，希契科克每天都给贝克尔打电话，询问圣埃克苏佩里的消息，但音信全无。不过到了10月，圣埃克苏佩里已经准备好投稿他在雅罗餐厅拼凑起来的一万字。10月7日，他给贝克尔写信说“我认为，最后一章体现了这本书的广度”，并发电报说稿子将由“诺曼底号”送到纽约。“我本周分三期在《巴黎晚报》上刊出文章，试了试水，结果非常受欢迎。”它们其实是一些迟发的谈对西班牙印象的文章；1938年10月，这些文章似乎特别适时，它们主要关注人类和战争问题，而不是西班牙问题。在文章刊出之前三天，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达成协定，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很少有人对此抱有幻想。协定签署后，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回到巴黎时在机场受到群众欢迎；他最初以为他们是来谴责他的。达拉第非常清楚，他为短暂延迟不可避免之事付出了巨大代价。他发现群众竟是来支持他的，低声说：“白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事情鼓掌！”尽管自3月份以来，马奇诺防线沿线已经驻扎了军队，但法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开战。57%的人赞成《慕尼黑协定》，巴黎最大的两家晚报《不妥协者》和《巴黎晚报》持同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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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和人们一样对事态发展感到不安——“我们认为和平受到威胁时，就觉得战争可憎。我们认为已经避免了战争时，又品尝到了和平的耻辱”。圣埃克苏佩里写信给贝克尔，建议他的经纪人把这些具有时事意义的文章卖给美国杂志来变现。他提议修改一下文章的开头，再写几句法国人如何焦虑地关注着中欧形势。在雅罗餐厅，圣埃克苏佩里和米勒又凑出了六篇写沙漠冒险的文章，大部分是从1932年《玛丽安娜》的系列文章和法航文章改写出来的。这些文章11月在《巴黎晚报》刊出，获得非凡赞誉，后来几乎逐字逐句地收进了《风沙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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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报酬可观，虽然它让加朗蒂埃陷入绝望。加朗蒂埃做事很快，他一边翻译一边帮助作家修订书稿。他非常忙，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对大大小小的很多事情非常执着，另外圣埃克苏佩里文笔灵活多变，虽然这些年他的作品已经清爽多了，但他翻译《风沙星辰》并不比当年斯图尔特·吉尔伯特翻译《夜航》时容易多少。法译英是一个简化行为：法语表达任何事情需要的单词都更多，法译英时，译者会发现大量的微妙差别消失了，因为英语更明确，它是一门工作语言，而非交际艺术。鲁西·德·萨勒谈到另一门学问时说得最恰切：“美国和法国的菜谱明显不同，前者描述非常准确，后者则非常模糊。法国菜谱很少会告诉你制作黄油薄饼需要多少盎司[42]黄油，或者沙拉酱里要放多少勺油……美国的菜谱更像医生的处方。”圣埃克苏佩里感情充沛、意象丰富的散文也是如此：法语中一段丰沛的描写——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都是这种风格——译成英语就变得华而不实。加朗蒂埃翻译的圣埃克苏佩里作品就免去了这样的尴尬，他作为译者所付出的辛劳是显而易见的。他曾对圣埃克苏佩里说：“翻译你有点像翻译兰波。”私下，两人之间爆发了小小的拉锯战，编辑与作家之间常常如此，加上两人相距遥远，加上圣埃克苏佩里不断修订——圣埃克苏佩里想删去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而加朗蒂埃坚持要在美国版本中保留它们——再加上作品规模巨大，他们之间的拉锯战就格外激烈了。之前，加朗蒂埃就告诉过圣埃克苏佩里，他对自己文章的判断力很差。第二次合作之后，他说圣埃克苏佩里实际上无法独自完成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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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圣埃克苏佩里遵从加朗蒂埃的要求，同意增加一章。临近年末时，在希契科克的建议下，他又写了自己常常讲起的巴塔哥尼亚飓风的故事，而希契科克很可能之前就听他讲过这些故事。增加的这章是“天气”（Elements），成了英文版《风沙星辰》和法文原版《人的大地》之间最大的区别：英文版有这一章，而法文版则没有。虽然书里这样说，但这一章绝不是单单写一场小飓风：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早已就绪，圣埃克苏佩里还在反复撰写、重写这十四页。后来他解释说，写这一章的困难在于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当时的搏斗，他需要简化语言，以突出这场战斗的艰巨。他要求加朗蒂埃从头到尾审读英文译本时，他仍在写这一章的结尾。那时大概是11月，他让加朗蒂埃看看译本是否流畅，是否不太像收集到一起的系列文章，看看最让他骄傲的最后一节是否“登峰造极”。他特别希望整部作品不是一本历险记，而是对战争的道德警示，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将“天气”这一章前移，以使读者感受到两位榜样吉约梅和梅尔莫兹带来的鼓舞。这不是加朗蒂埃的想法。赋予作品哲学意义显然会让它显得落伍，但作者想这么做。圣埃克苏佩里写道，此外，作品还给读者施加了一点压力，纪德赞同他的这一做法。（据说，在创作《风沙星辰》之前，又或是创作期间，纪德曾将康拉德1906年的作品《大海如镜》塞到圣埃克苏佩里手中。这部小说证明，把零散的文章结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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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英译本非常着迷，他说年底要来纽约与加朗蒂埃一起写最后几章。他想，坐船去美国时，恰好可以在海上休息几天，抵达后继续深入美国的腹地，他希望在那里开始写一部新小说。（贝克尔鼓励他朝这个方向努力，说他有希望在《风沙星辰》取得成功后，以三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出售连载版权，而《风沙星辰》取得成功是毫无悬念的。）可惜这两件事1938年都没做成，当时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在四处物色一处暂住的地方。最后，他找到了鲁特西亚酒店，在9月下旬回到这里。他们不住在沃邦广场了；龚苏萝在离沙纳莱莱街那套公寓一百码左右的地方，巴尔贝-德-茹伊街上一套小公寓里安顿下来。从此以后，除在美国短暂停留外，圣埃克苏佩里夫妇一直住在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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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圣埃克苏佩里也常常不得不去小镇或乡村，寻找他漂泊的妻子。快到年底时，他搬进了自己的公寓，这是他和B夫人共同创建的一间小工作室，位于十六区米开朗琪罗街52号。1938年圣诞节之后，他前往阿尔及尔看望佩利西耶，1939年1月，他在阿盖审读新书的校稿，米开朗琪罗街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收信地址。1939年2月初，他终于在美国停留了两周，当时雷纳尔与希契科克焦急万分，因为他们已经宣布《风沙星辰》将在早春出版。他们的作家到了，手里拿着修改的文稿，但出版商并没有发怒，原因有两个：书稿写得很好，比任何人大胆预期的都要好；另外，书已经卖给了月度图书俱乐部，这意味着必须推迟到夏天出版，也意味着稿酬很丰厚，圣埃克苏佩里得到了近五千美元。作家花时间督促加朗蒂埃工作，帮助协调法文版和英文版，尽管他是完美主义者，却不反对出版两个版本以适应不同的读者。尽管他与加朗蒂埃有过很多讨论，但因为语言问题，他还是无法仔细审读英文版；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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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风沙星辰》和法文原版《人的大地》最明显的差异在书名上。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很快确定了英文版的书名。圣埃克苏佩里、里盖勒、布尔加等人曾在巴尔瓦斯角遇上宝玑14发生故障，他们在户外待了一夜，书名中的风、沙、星辰就来源于圣埃克苏佩里对于那个迷人夜晚的描述。美国人很想出版一部实在的作品，而不是一部哲学专著；面对要买书的公众，单是“人的大地”这个严肃的名字就让编辑们非常担心了。也许，正是出于对故事性的强调，英译本删除了法文版中作为序言的四段文字，它们读起来像是个人宣言。他们借用1937年圣埃克苏佩里写给梅尔莫兹的悼词，把圣埃克苏佩里定位为反知识分子和头等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与帕斯卡尔，而不是康拉德更相似：“比起所有的书，大地更能让我们了解自己。因为它与人作对。人类通过克服困难来认识自己。但要做到这一点，人需要工具，一把锯子，或一把锄头。农夫在劳动中慢慢探知一些大自然的秘密，他所发掘的真理是普世的。同样，飞机作为航空公司的工具，也使人类探究所有古老问题。”法国对于道德主义更具包容性，而且当时法国人也有充分的理由沉浸其中；1939年时欧洲比美国更渴望获得信息。英文版《风沙星辰》中有一些神秘主义——在加朗蒂埃的建议下，圣埃克苏佩里增加了为飞机这种机器，即“工具”，所做的辩解，这部分在法文版中非常粗略——但它首先是一本关于飞行的书。圣埃克苏佩里认为这本书要传达的东西更深刻，这一点从他花费很长时间想法文书名就能看出来。有一件事尤其能说明他重视书名，他对表弟安德烈·德·丰斯科隆贝说，要是表弟能想出一个完美的书名，就给表弟一百法郎。丰斯科隆贝拟了三十个可能的书名，一天晚上，在米开朗琪罗街上，“人的大地”似乎在竞争中胜出了。在1938年12月中旬印刷的法文版校稿上，标题“大风星空”被划掉了，圣埃克苏佩里写下了“人的大地”。校稿上散布着修改痕迹，到了这个时候，作家还在整页地添加内容，这些加进来的内容还要进一步修改。1939年，他从纽约发来电报，要求新增一章写飓风，但那时书已经在印刷了，他从伽利玛那里得到了一个他还不习惯听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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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就是这样一个人。1931年摘得费米娜文学奖的桂冠之后，他花了八年的时间来写另一本书。然而，一个又一个最后期限过去了，出版商几乎要从他手上抢走稿子。最后，他忽地拿出《风沙星辰》；这不是一本写了八年的书，而是把八年里写的东西缝缝补补，仓促缀合而成。尽管它展示了圣埃克苏佩里思考的广度，但并不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晶。这与马克·吐温写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领航员的方法完全不同。圣埃克苏佩里感情充沛，雄心不足，无论对写作还是对飞行，他都没有什么规划。他从来没有真正地追求冒险；1931年后，他飞行不是为了冒险，而是因为不安宁。战前，在法国航空界，人们往往笑着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飞行员，而他似乎并没有因为这项荣誉而得到相应的关注。他赢得赞誉常常是因为技巧出色，很少是因为专业技能或胆量卓越。“技巧”可以是褒义词也可以是贬义词，意味着一种特别的熟练。他最出名的一项英勇行为是在利比亚沙漠中步履蹒跚地走了四天。不过，他是为了赢取十五万法郎才去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倒霉。《风沙星辰》为他赢得了“空中康拉德”的美誉，但圣埃克苏佩里并未精心构思多年，也未灵感突现。这本书是权宜的产物，要感谢他曾受伤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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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星辰》像是出版商和译者构思和塑造出来的一部圣埃克苏佩里文集（可能还受到了纪德的影响，这取决于他是何时向作家提及《大海如镜》的），无所不包：撒哈拉沙漠的飞行和坠机；南美的飞行和险些坠机；利比亚冒险；吉约梅在安第斯山脉；与富克斯一家，与努瓦克肖特的中士，与内里，还有在沙漠腹地与空中邮政机组人员度过的美好夜晚；塞内加尔黑奴巴克的故事；给《巴黎晚报》写的报道，甚至还有给梅尔莫兹写的悼词。这些故事带着少许神秘感，洋溢着对友情的赞美，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描写飞行的壮丽诗篇。这本书也证明，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可以迥然不同，这些非常个人化的描写与其背景完全无关。《风沙星辰》是一部让人倍感亲切的作品——女性读完往往对作家倾心不已——但圣埃克苏佩里的很多作品现在都不会归为回忆录或个人散文。完全看不出，这本充满英雄主义和纯真情感的人文作品，是由一个心力交瘁的人在经济极为拮据的处境下创作的。那时，他已有八年没飞过邮政航线了，并且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驾驶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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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四章 何处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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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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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如此阴沉，只有暴风雨将它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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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的暴风雨倾倒出来吧：法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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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约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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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3日，伽利玛出版了《人的大地》。2月底，圣埃克苏佩里刚从纽约回来，住在米开朗琪罗街的公寓，他第一次接受了关于这部作品的采访。他喝着威士忌，抽着香烟，边谈论一些话题，边信手涂鸦；他的访客来自《新文学》杂志社，满怀敬意地说，自己仿佛坐在巴黎政治学院的讲堂里。还有很多人也渴望与作者进行这样的谈话。当月，圣埃克苏佩里前往德国，那边计划出版德译本。他一贯不相信各种宣传，自然怀疑反纳粹的宣传。3月的第二周，他和B夫人驾驶一辆克莱斯勒汽车去柏林；他想亲自看看法国的邻国发生了什么事。他离开法国后，《人的大地》最早的一批书评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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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德国有些情况令人担忧。在巴伐利亚的一座小镇，圣埃克苏佩里半夜被撞击声惊醒，原来是有军队途经该地；在纽伦堡的一家啤酒店，他坐在桌前，看到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士兵在街上走过，受到夹道欢迎。在柏林，圣埃克苏佩里见了奥托·阿贝茨，他当时的工作是殷勤地向有身份的法国人宣传纳粹教义，他带着作家游览了首都柏林。圣埃克苏佩里提出想去看看艺术展，阿贝茨陪着他去了。“真是奇怪，”他说，“极权主义国家总是喜欢安排导游陪同！”阿贝茨提议到波美拉尼亚游览，那里有德国的三大元首学校之一。B夫人留在柏林，但另一位来访的法国作家亨利·波尔多也加入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波美拉尼亚之行。这令人不安；后来，他告诉鲁西·德·萨勒，他原本期望在元首学校看到一所精英幼儿园，结果却参观了一所军官学校。在一座馆藏丰富的图书馆里，圣埃克苏佩里问学校的负责人，受训的军官是否获许阅读一些书，比如说马克思和孔德的著作。负责人说，只要这些书中没有发现任何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都可以看，不过要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书就会被下架。德国人微笑着说，不必担心，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听到这个回答，圣埃克苏佩里很气愤。那一周，他还遇到一件令他气愤的事，他问一群德国物理学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是否获许阅读爱因斯坦的书？——他得到了显而易见的答案。回到车里，他对阿贝茨直言：“你们培养的这种人，我不感兴趣。”希特勒不应该禁止自由的思想交流。阿贝茨赶了很远的路来到柏林，多番和他讨论，试图说服他，但一切都是徒劳。不过，他们的谈话很有巴黎政治学院走廊上学术争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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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希特勒公然违反前一年秋天在慕尼黑所做的保证，挺进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担心边界随时可能关闭，圣埃克苏佩里和波尔多提早准备好行李，准备离开。18日早晨，圣埃克苏佩里开车返回法国，他每开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来打电话给住在他公寓里的佩利西耶，让佩利西耶等他吃午饭，后来这顿饭一直推迟到了下午4点。一回到法国，他就告诉朋友，纳粹的飞机太多了，都没有足够的飞机库来停放，这只说明一个问题——战争即将爆发。鲁西·德·萨勒后来说，圣埃克苏佩里的话是“对纳粹主义的哲理分析”；他回到了法国，深信法国不可能与德国领导人达成任何形式的谅解，因为德国领导人的议程已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他没有看到他想看的一切，也没有看到任何高官，但他确信，与纳粹政权不可能维持长久和平。（显然，他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4月1日，法国调动部分军队；同日，法国媒体受到审查。）圣埃克苏佩里对法西斯主义没有好感，而法西斯也不喜欢他。《人的大地》的第一篇评论见于《法兰西行动报》，据说在当时所有法国报刊中，这家前保皇派报纸与德国最为友好。这消息一传出，报纸形象严重受损。罗贝尔·布拉西拉什认为，圣埃克苏佩里的个人崇拜观念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并且感觉这本书写得过多，这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但不足以打乱一位叙事大师的计划，甚至不足以使他失去许多右翼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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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地》似乎有魔力，会让评论者变为诗人，或者言辞夸张。萨特的好朋友保罗·尼藏在《今晚报》中写道：“这本书结构严谨，语言组织平衡，又不乏文学的庄严，令人十分钦佩。在他笔下，宇宙是一个人们身处其中，必须不断克服危险、痛苦、恐惧和死亡的空间，他的叙述没有夸张的戏剧效果，真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在我看来，没有一个词比‘朴实’更能概括这部作品的特点。我们知道，朴实既是英雄世界的美德，也是文学效用的秘密。”安德烈·泰里夫在《时报》中称：“圣埃克苏佩里既是飞行员又是道德家，拥有卓越的才华。他的作品中满是最异乎寻常的意象和文风细腻的段落。我不知道，自夏多布里昂以来，还有谁的散文如此具有诗歌之美。”埃德蒙·雅卢将圣埃克苏佩里的写作恰当地归为两种传统，一种让人想起普鲁塔克和爱默生，另一种让人想起哥伦布和麦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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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风沙星辰》登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头条，受到盛赞：“一本美丽的书，一本勇敢的书，一本能够帮助你在这个世界对抗困惑的书，让我们仍为人文骄傲，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兴奋。”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大力推出这本书之后，它出现在《星期六评论》6月号的封面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版上，并迅速成为畅销书。《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评论员盛赞：“读这本书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生活在地上。”他和一些美国评论员一样，对圣埃克苏佩里所知甚少，但很快了解了他的情况，认为这本书表现了“孤独与人性温暖，振奋与精神紧张、头脑清醒之间的强烈对比”。（圣埃克苏佩里的许多朋友如果读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想必会大笑起来。本·雷·雷德曼提及圣埃克苏佩里抱怨大多数人一生中都半梦半醒，他写道：“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是清醒的，并会唤醒其他人。”）10月，也就是宣战后一个月，《风沙星辰》在伦敦也有了读者。《旁观者》的一位评论员很惊讶，圣埃克苏佩里“对于人类的卑微和愚蠢怀有上帝般的宽容”。《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位文学评论员写道，“凡他所触及之物皆被照亮”，认为这是一部“憧憬和梦想”之作，在任何国家都可称为启迪心灵的“圣歌”、“诗”、“冒险散文”或“狂想曲”。一时间，仰慕者的信潮水般涌来，他们来自各个领域，既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又有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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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阿贝茨对这本书贡献非常大。这位德国的宣传官员曾安排圣埃克苏佩里和波尔多一起前往波美拉尼亚，当时，六十九岁的波尔多不禁折服于这位年轻作家个性的力量。很可能他回来后读了《人的大地》，感触很深，就如同他第一次听到高乃依的《熙德》，或第一次读到笛卡尔的作品。他彻底被圣埃克苏佩里新奇的想象征服；波尔多是法国民族英雄飞行员乔治·居内梅传记的作者，也是一战的老兵，他简直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天然的仰慕者。他也有贵族头衔，是法国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刊上，后面总是跟着“法兰西学术院”。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波尔多将《人的大地》作为小说大奖的候选作品送到了法兰西学术院，这是每年最重要的文学大奖。他删节了这部作品；当然这种做法在法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备受争议，但《人的大地》严格来说并不是一部小说。圣埃克苏佩里非常幸运，1939年出版的小说中几乎没有特别突出的作品（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伽利玛出版社的另一位作家菲利普·埃里亚），而波尔多又很会说服人。他要求评委说出一位能与圣埃克苏佩里风格媲美的小说作家。除波尔多外，还有三十九位评委，其中几人质疑这部作品没有情节。波尔多反驳说，人类的境况有情节吗？还有人指出，书中的人物出场时间很短。波尔多承认，这些人物刚一上场就很快退场了，但他们的出场和退场是多么精彩啊！波尔多以为这场辩论已经尘埃落定，不料在学术院评委投票之前又一次引发辩论，不过波尔多还是占了上风。5月25日周四，《人的大地》被授予1939年法兰西学术院小说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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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对这个消息无比惊讶。当然，感到惊讶的并非他一人。通常，法国文学奖的候选人都是已经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作家，但圣埃克苏佩里的书，连第一位被派去采访这位大奖新得主的记者也从没读过。记者于当晚6点抵达米开朗琪罗街，鲍里斯（他之前住在沃邦广场）把他迎了进来。可以理解，在他的印象中，《人的大地》是一部小说。他发现这套公寓有些简陋，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还发现他采访的对象很是棘手。“他胆怯得有些吓人。”吕克·埃斯唐回忆道。第二天，《费加罗报》文学版的记者分享了同样的经历：“采访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先生绝非易事。这个大块头很谦虚，对于谈论自己非常反感，又很胆怯，谈话往往因此无法进行下去。但人们能知道，也能感觉到他习惯长时间冥想，并且他熟悉天上的事，却又坚实地站在地上，那些问题也就毫无意义了。”不过，这位记者还是从受访者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在他的引导下，作家泰然地给出了一些答案。记者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他的书让读者相信人性。“我对人非常有信心，”作家答道，“因为我只见过和蔼可亲的人。每个人都有可亲之处，与令人不快的一面并存。许多人的错误在于固执地强调后者。”看到圣埃克苏佩里对他人这样宽容，记者总结说，他对于人性的看法不是来自文学作品，而是来自空中邮政公司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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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每个人描绘的形象都相差无几：一个笨拙的、有些秃顶的大个子；圆圆的面庞，目光恍惚，上翘的鼻子在说到兴奋的话题时会微微颤动，眼皮厚重，眼里闪着光。正如《两大陆评论》所言，圣埃克苏佩里符合人们对“决定很多人命运”之人的印象，而他的身高和贵族姓氏无疑强化了这种印象。但没有人提到他脸上清晰可见的疤痕，一处拉扯着左眉，使他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猜疑的表情，另一处则牵动着微笑；他给人以健康有活力的印象。他在聚光灯下表现得很好，从不会让自己的欣喜变为骄傲。获奖消息公布后，大家在龚苏萝位于巴尔贝-德-茹伊街的公寓里举办了庆祝活动，有十几位朋友出席，包括马德莱娜·瓜索、沃斯、费尔南德斯、让·卢卡和莱昂-保罗·法尔格。圣埃克苏佩里开心极了，唱了很久的歌，说了很久的话。那个5月，巴黎没有人比他更耀眼，他写出了如此出色的作品，尤其是在法国缺少荣耀或骑士精神的时候。据《新文学》杂志报道，圣埃克苏佩里是为数不多的名字，能让公爵夫人和咖啡馆侍者都带着仰慕之情说出口。春天时，西贡发来一封电报，这是关于《人的大地》的唯一不和谐音符。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指出，弟弟书中有一处语法错误，对此他未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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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月，这本书在法国的书评已大大减少，只有零星几篇了。但美国人的狂欢才刚刚开始。这本书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连续在榜九个月；到8月，已经售出了超过十五万册，圣埃克苏佩里的版税账户一下就增长了。那年夏天，在纽约，他非常兴奋地发现全城的书店里都有他的照片，美国人的称赞甚至比法兰西学术院授予他的荣誉还让他高兴。这本书魅力不减，以哀伤的文字讲述了最悲情的壮举，吸引了很多读者。11月，西蒙娜·德·波伏娃拿到了《人的大地》，又给了萨特；两人认为圣埃克苏佩里贸然讨论哲学问题时，未免有些胡言乱语，不过他们被吸引了。波伏娃在给萨特的信中说，《人的大地》是很久以来第一本令她心怀梦想的书。萨特赞同地说，这本书让他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产生了乡愁，怀念一种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他谈到《人的大地》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它本就很容易影响人，令人陶醉于作者的意象和理想主义，并被他超越自我的榜样所激励。每个人都从书中的高尚情怀里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人的大地》宣称工作能够给人自由，1939年，它在德国同在法国一样备受推崇。圣埃克苏佩里同时赢得了抗德游击队员和维希政府拥护者、存在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喜爱，就像佩吉同时受到抵抗组织和维希政府喜爱。获得法兰西学术院小说大奖的《风沙星辰》被美国书商协会评为1939年最佳非虚构类作品，这是完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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