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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夏,舞台和银幕上的热门节目是让·季洛杜的《水中仙》和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法国还在享受着最后的轻松愉悦。珍妮特·弗兰纳评论说:“借助战争的威胁,法国反而放松下来,度过了一段真正快乐和文明的好时光。”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这几个月,他和最好的朋友们在一起,也过得轻松愉快。3月1日,他参加了教女安妮·德·塞戈涅的洗礼。他自己没有孩子,但他对此的遗憾与他对自己没有一座摆满精致家具的大房子的遗憾差不多。塞戈涅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十年,他的感受没有什么变化。圣埃克苏佩里曾写信给塞戈涅说:“你会既骄傲又难受。这是很自然的。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小生命诞生更富创造性了。”他在法国南部度过了复活节假期,先去了沃斯的乡间别墅,在距圣莫里斯不远的圣阿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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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快到晌午时,他与苏珊·沃斯、莱昂·沃斯夫妇,以及他们十五岁的儿子克劳德,坐着沃斯家的布加迪汽车出发了。不是圣埃克苏佩里开车,大家都非常轻松,他们要往北去弗勒维尔村的一家小餐馆。这家旅馆俯瞰索恩河,景色很美。两位作家坐在海洋咖啡馆的露台上,沐浴着温暖的春日阳光,点了绿茴香酒,悠闲地看着德国驳船船员和他的妻子,还有一名法国机械师在河面上作业。圣埃克苏佩里热情地招呼那三个人,邀请他们一起喝一杯;大家谈到战争时,德国夫妇向他保证,德国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法国机械师认出了圣埃克苏佩里,并请他给一张索恩河明信片签名,圣埃克苏佩里欣然同意。午餐很简单,有红肠、乡村面包、炸鱼和奶油焗鸡。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澄澈的怀旧之光将这简单的一餐和几个小时的畅谈,幻化成了他曾在努瓦克肖特星空下感受到的那种神圣时刻。如同洁净、密实的织物在他看来永远象征着文明一样,后来他觉得这天下午的索恩河畔就是和平的样子。在1942年于纽约写作的《给一个人质的信》中,他将这顿午餐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奇迹,悄无声息的奇迹。只是他并没有写有人找他要签名,也没有写午餐吃的炸鱼,只写了红肠。对于餐桌上谈话的内容,我们所知甚少,但这个下午显然充满了魔力。一年多后,沃斯在日记中提到由友谊建造的“记忆圣殿”:“在弗勒维尔,索恩河、淡绿的树、鸡、炸鱼永远都散发着友谊的味道。”他不知道,多年后,圣埃克苏佩里也写了对这个下午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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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从弗勒维尔开车到里昂,把妻子和儿子安置在火车站。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让沃斯陪他一起去萨勒家,那在不到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塔拉斯孔;还有一个因素吸引他们过去,他的好朋友塞戈涅正在附近的阿尔勒度假。沃斯不愿意,他说到那里时肯定已经是深夜了,还带着他这个陌生人,恐怕不太合适,圣埃克苏佩里还是想办法让他两位最老的朋友与他两位最好的朋友之一相聚了。他们坐下来吃晚饭时,已经很晚了,圣埃克苏佩里突然伸出长长的胳膊,宣布:“今晚,我和最好的三位朋友在一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那天晚上大家都没怎么睡觉。圣埃克苏佩里从塔拉斯孔继续前行,他和塞戈涅,还有一位建筑师朋友在当地转了转。在卡玛格三角洲,塞戈涅和皮埃尔·达洛停下来瞻仰圣吉尔斯教堂。一群孩子刚刚参加完洗礼仪式,尖叫着拥到广场上;圣埃克苏佩里也和他们一起不见了踪影。后来,他面带荣光出现在村里的甜品店,身边围着二十个崇拜者,他们正忙着舔粘在手指上的糖。在艾格莫尔特,他再次证明了,正如达洛所说的,“他更喜欢和人,而不是和古老的石头打交道”。达洛和塞戈涅登上了康士坦茨塔楼,而即将获得法兰西学术院大奖的圣埃克苏佩里则在小城防御工事的阴影中,一心一意地玩滚铁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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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在比斯卡罗斯郊外,圣埃克苏佩里和B夫人回到了空中邮政大家庭剩下的成员之间,吉约梅在那里的“巴黎韦索中尉号”上工作。当时正赶上吉约梅过三十七岁生日,也赶上圣埃克苏佩里获得荣誉军团勋章;1月份,他就被任命为军官了,提议人正是吉约梅。卢卡和内里也是“巴黎韦索中尉号”的成员,他们也来庆祝,当然还有吉约梅的猎犬。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吃蛋糕,蛋糕上插着三十七支蜡烛,还有其他一些老套的热闹做法,但没有人发言,因为两位嘉宾都太感动了,不想讲话。圣埃克苏佩里不仅仅要为获得勋章感谢吉约梅。《人的大地》中最常被引用的句子是吉约梅的话,“我发誓,我的经历任何动物都受不了”,这句话的影响持续至今:热拉尔·达博维尔是当代法国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人,1991年他在被问及为什么独自划船横渡太平洋时,他实际上是把圣埃克苏佩里的话又讲了一遍。在安第斯山脉坠机后,圣埃克苏佩里读了吉约梅的正式报告,他写信给吉约梅说,吉约梅应该在法兰西学术院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看来,吉约梅似乎为他的朋友取得了一个席位。12月评委公布奖项时,甚至提到了吉约梅,他们说《人的大地》最打动他们的是作者“对同伴的深厚感情……他对吉约梅所受痛苦的出色描述……”,圣埃克苏佩里为吉约梅题赠《夜航》时,许诺下一本书要以“吉约梅”为名。虽然最终书名不是“吉约梅”,但《人的大地》题献给了吉约梅,圣埃克苏佩里还在凌晨2点亲手把一本特装版送给了他。在这次访问比斯卡罗斯期间,吉约梅邀请圣埃克苏佩里与他一起乘坐定于7月初前往纽约的“巴黎韦索中尉号”,这一想法实际上是不太符合法航条例的。在笔记本中,圣埃克苏佩里将自由定义为“挑战可能性的能力”;现在,他再次展示自己发达的肌肉,但这绝不是这一年的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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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谈话,法航大西洋区负责人路易·库埃首先被圣埃克苏佩里说服了。试飞不允许载客,与公司没有正式雇佣关系的人自然不应例外。经过一整天讨论后,圣埃克苏佩里成功说服库埃聘用他为“候补飞行员”。这位宽厚的负责人说:“他不是拥有所有必要的执照吗?”就这样,圣埃克苏佩里被正式聘用为四十二吨水上飞机的副驾驶员。事实上,7月7日从比斯卡罗斯横渡到长岛海峡时,他大多数时间是坐在吉约梅身后的。他们中途在纽约停留了四天,其间他第一次瞥见了书店里自己的肖像画,还见到了笑逐颜开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随后,他们带他去看了哈莱姆爵士乐俱乐部的深夜巡演。巴士底日黎明时分,这架水上飞机——机上所有人都知道它已经很落伍了,当时泛美的快艇经常飞越大洋——从长岛起飞。非常意外,它竟成了从美国直飞法国的第一架商业客机。在这二十八个半小时里,圣埃克苏佩里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他给机组人员讲故事,给吉约梅读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作品《听啊!风》的法语校稿。他已答应给这部作品作序。午餐时,这位为大家逗乐的“吉祥物乘客”一定特别受欢迎,因为机组人员发现由于疏忽,饭菜都被干冰冻住了,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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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后,他立即离开比斯卡罗斯去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家,吉约梅一家也会去那里与他会合。(吉约梅在比斯卡罗斯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当晚他和妻子终于开车赶到奇特雷时,发现圣埃克苏佩里蹲在路边,非常沮丧。他在公路和表姐家的电话之间来回跑了两个小时,最终确信吉约梅英勇地飞越北大西洋后,在法国西部遭遇了困难。)两人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这次圣埃克苏佩里立即在报纸上描述了当时的感受;7月22日,《巴黎晚报》登出了对这次跨大西洋飞行的报道。在文章中,圣埃克苏佩里表达了一贯的失望,说商业航空有点膨胀,有点“资产阶级化”了,但他又说,这次飞行之后他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就像重温了童年时光。这年夏天,他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也发出了类似的调子,其中第一篇刊登在孔蒂编辑的一份试航杂志特刊的卷首。他在文章中称,直觉高于数学计算,智慧高于科学,这完全符合他对数学的认识,也符合对驾驶飞机的认识;但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个由工程师管理的国家,他的观点是有一些离经叛道的。6月中旬,他拿到了林德伯格作品的法译本,并在7月修改了给它撰写的序言。林德伯格作品的译者亨利·德尔戈夫碰巧是勒芒本地人,他在米开朗琪罗街上受到了热烈欢迎,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在那里答应写序言的。对于这一天,德尔戈夫也许有些懊悔。圣埃克苏佩里在“巴黎韦索中尉号”起飞前不久开始读稿子,他发电报说,这部作品令他印象非常深刻,因此他想写一篇较长的序言,不过德尔戈夫要等到7月中旬才能拿到。7月中旬很快到了,又很快过去了。7月的第三周,一天傍晚,德尔戈夫和让·卢卡把圣埃克苏佩里锁在房间里,两人去蒙帕纳斯看电影了。午夜过后,他们回到米开朗琪罗街探看“囚犯”,却发现圣埃克苏佩里憔悴不堪,头发蓬乱,直冒冷汗,但也发现了几页写好的稿子。他们把作家抬到沙发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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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戈夫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几周,圣埃克苏佩里从戛纳、从“诺曼底号”发来消息,他乘坐“巴黎韦索中尉号”返回后不到两周,又于26日乘坐“诺曼底号”再次启航前往纽约。他发来电报说:“告诉德尔戈夫用‘联系’代替第三页第十行的‘关系’。”《巴黎晚报》的撰稿人罗贝尔·德·圣让在船上碰到了圣埃克苏佩里,听他讲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事,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第二次在茫茫大西洋上称赞她的作品。林德伯格在法国的出版商发来的一封无线电报,打断了两人的交谈。电报回答了圣埃克苏佩里此前的一个问题,即那九页稿子还可以允许他修改多久。在他修改文稿时,圣让清点了“诺曼底号”上好玩的东西,从黏土鸽子系列、狗的救生衣到船上的监狱。他列出了远洋班轮上的新奇事,包括圣埃克苏佩里的纸牌戏法。“船上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他问变戏法的人。圣埃克苏佩里自己回答道:“卡芒贝尔奶酪总是熟得刚刚好。”他花了大量时间与船长讨论跨大西洋航行,讨论它的未来在航海还是在航空。吉约梅又来与圣埃克苏佩里相会,他本周要再次飞越北大西洋,还说会从“诺曼底号”上方飞过。圣埃克苏佩里在海上的第三晚,吉约梅果然来了,他驾驶着拉泰科埃尔522,飞得尽可能低,并绕着灯火通明的远洋班轮盘旋了两圈。“诺曼底号”上所有乘客都跑到甲板上,欣赏这一壮观的景象。内里匆忙递给船长一张纸条;据圣让说(他原本不应该知道这一私密信息),纸条上写着:“开香槟庆祝水上飞机第一次飞越‘诺曼底号’上方。致圣埃克斯。吉约梅。”拉泰科埃尔522第二天抵达纽约,四十八小时后,“诺曼底号”才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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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冬天,充满了伤害、危机和“奉献的戏码”,前两个问题源自龚苏萝,第三个问题,据作家自己说,源自他自身。到了夏天,他们休战了。现在,他与B夫人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多,而妻子则一有机会就诋毁她的情敌。尽管如此,圣埃克苏佩里还是会定期看望龚苏萝,给她写信,而他不在的时候,则会委托耐心的苏珊·沃斯,或者委托母亲在距离允许的情况下来照看龚苏萝,这些都是为了让龚苏萝能够安分守己。这年夏天,夫妇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比圣埃克苏佩里到处寻找妻子的时间长多少。例如,6月16日,两人与沃斯夫妇共进晚餐,但到了21日,龚苏萝又不见了。他们一起在巴黎东南面二十英里的瓦雷讷-雅尔西发现了一所迷人的三层乡间住宅,配有一座大花园、一片池塘、一间温室、一个网球场、一间鸟舍,还有一个兔窝;龚苏萝认为丈夫应该在乡下住一段时间,调养身体。两周里,圣埃克苏佩里几次飞往美国,非常忙,但他抽空签了合同,以每年一万五千法郎的租金租下了这套房子。依照合同,租客可以买下这所名为“绿叶”的房子,这可能是房东建议的。这年夏天,龚苏萝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圣埃克苏佩里希望龚苏萝再多住些日子,但他自己来得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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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刚待了三天,周六早上就接到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电话。她刚刚读了作家的序言,受宠若惊,非常激动(激动到想要读一读《风沙星辰》);她注意到作家对英语“一个字也不会说”,便用法语问他是否愿意来共进晚餐。林德伯格一家刚搬到长岛北岸的长滩不久。他们约好了当天下午由查尔斯来接客人。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安妮到城里来找他,颇有点紧张,在得知圣埃克苏佩里先生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酒吧里等她之后,就更紧张了。她正想着“也是一名醉醺醺的飞行员吧”,就见到了一位大块头的法国人,比她足足高出一英尺,各方面都很强悍,但不知何故又给人一贯的熟悉和迷人感觉,这感觉甚至前所未有地强烈。还未步入酒店,谈话已经非常热烈,安妮的车停了下来;圣埃克苏佩里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序言。林德伯格夫人发现自己处境艰难,不得不“费力地用法语和圣埃克苏佩里讲话,同时还要和出租车司机交谈,然后再用法语给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车出了什么问题,再用英语和司机说,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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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到达宾夕法尼亚车站后,就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像孩子一样在吧台喝橘子汽水——安妮想起,曾经有人说她是林德伯格的“童妻”——他们谈到了写作的节奏,圣埃克苏佩里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在曼哈顿和长滩之间,他们畅谈美国、航空、艺术、沙漠、流亡、诗歌和哲学家怀特海;一起通读序言;对于周围的事物浑然不觉;甚至心有灵犀,不等对方说完,就明白了意思。在后来的日记中,安妮描述了那次会面,简直是完美的第一次约会:她突然发现有说不完的话;她一股脑说了出来;因为同伴能够完全理解她的话,感动之下,她说得更多了;她担心圣埃克苏佩里会不会觉得无聊。而圣埃克苏佩里有些调情。当安妮引用D.H.劳伦斯的话说婚姻中男人和女人像是两极,他们中间托住了一个世界,他笑了:“哦,夫妻之间并没有那么远!”他给出了自己对婚姻的定义:夫妻应该像蜜蜂一样,采集蜂蜜,带回爱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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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德伯格家的厨房里,他们没有见到查尔斯的影子。表演了几样纸牌戏法之后,安妮独自和圣埃克苏佩里吃了晚餐。在安妮看来,纸牌戏法是这位羞怯的客人放松自己的一种方式。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和查尔斯·林德伯格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直到晚上将近10点他们才见了面。安妮松了一口气,她在一旁听两人谈话,时而充当翻译。谈话很快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可以说内容宏大,不是关于私人的事情。两位先驱各自谈了一些飞行往事。法国人坦诚地说:“但我从不知道,我惋惜的不是我自己的青春。”他引导林德伯格讨论起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人和机器,以及科技时代人的精神需求——他表明了自己厌恶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林德伯格与德国的友谊足以让他的名字在新闻短片中引来一片嘘声,他对此并不生气,尽管他也承认在和圣埃克苏佩里谈话之后遇到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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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早上,圣埃克苏佩里下楼吃早餐时,幽默地说,他在楼上找卫生间时迷路了(其实卫生间紧挨着他的房间)。在餐桌上,他看到了两岁的兰德·林德伯格;安妮觉得,客人似乎被这个一头金发的漂亮小男孩迷住了。他在沙滩上和兰德,还有兰德的哥哥乔恩玩得很开心。乔恩和母亲一样对这位法国人很热情;第二年,他问母亲,圣埃克苏佩里是不是法国的圣徒。游泳完,林德伯格一家驱车几英里把他送到亨廷顿,身患癌症的拉乌尔·德·鲁西·德·萨勒住在那里的一所消夏寓所里。在车上的二十分钟里,圣埃克苏佩里讲了他差点溺水的故事。林德伯格一家傍晚来接他,看到他正在鲁西·德·萨勒家的门廊玩纸牌。回去的路上,他讲沙漠,讲危险和孤独的重要性。他们聊个不停,这位不知疲倦的法国人解释说:“有的人聊得来,有的人聊不来,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吃晚餐,在海滩上散步,睡觉前喝牛奶和姜汁汽水,时时刻刻都在聊天。第二天早上,林德伯格一家开车把圣埃克苏佩里送回纽约。这时他们还在聊天,圣埃克苏佩里讲了雅各和以扫的故事,谈到了信仰的话题,并啰啰唆唆讲了一个关于巴塔哥尼亚牧羊的寓言,在他看来,这证明大自然总是会让人类为自己的进步付出代价。平时一丝不苟的林德伯格听到妻子兴奋地翻译圣埃克苏佩里的话,也被吸引了,他没留意油表,在去往第五十九街大桥的坡道上才发现汽油耗尽了。“这是两天内圣埃克苏佩里第二次弯腰查看林德伯格的发动机。”安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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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很多理由来怀念这位周末的客人,圣埃克苏佩里让她感到自己“头脑更加活跃了”,不过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面。她将发生之事描述为“夏日闪电”,这或许是最恰当的。这也应该是龚苏萝和圣埃克苏佩里的感受。这位娇小的、讲法语的外交官之女濡染了丈夫对航空的热爱;而彬彬有礼、头脑灵活的法国人写尽了关于飞行的最抒情的故事。安妮·林德伯格常常想念圣埃克苏佩里,担心他的安危,他甚至“成了我观看战争的透镜”。她的小说《垂直上升》“就像一封写给圣埃克苏佩里的信”,她相信圣埃克苏佩里一定能读懂这部小说。和圣埃克苏佩里见面五年后,她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现在自己的婚姻已经是最理想的了。她写道,如果查尔斯对我来说是地球,那么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太阳、月亮或星星。听闻圣埃克苏佩里去世的消息时,她悲痛之深切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就像姐姐去世时一样悲伤,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她责问自己:“你要用一生去回忆在火车上与陌生人之间的一小时谈话吗?他甚至不会说你的语言,而他的语言你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几句。但显然,他是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会讲‘我的语言’的人。”丈夫得知她对圣埃克苏佩里的怀恋,有些吃惊,坦白说自己有些嫉妒。他也忘不了这位法国人,只是理由平淡得多。圣埃克苏佩里来拜访后两个月,林德伯格去店里买了一双新网球鞋;他原来的鞋借给圣埃克苏佩里了。林德伯格说:“我想他可能把鞋落在海滩上了;因为鞋子湿透了,他不可能装进手提箱。”接下来几年里,林德伯格会以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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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德伯格家回来后的那个周末,圣埃克苏佩里受院长安德烈·莫里兹邀请,在佛蒙特州的明德学院暑期学校度过。他没有开正式的讲座,但在一系列随意的谈话中,他展现出无穷魅力。崇拜者们(有三分之二的暑期学生是女性)乐意听他讲他带着一只幼狮飞越非洲,或者看他熟练地表演纸牌戏法。故事和戏法吸引了很多人。有一次,他请观众从纸牌中挑一张,再还给他,他拿着转了一下,居然变成了另外一张牌。这是他最令人难忘的一次绝技展示。他的手法非常娴熟,以至于很多法国教师——其中很多人是他的老朋友——都深信他用的是一副魔术专用纸牌。12日在犬队酒馆为他举办的午餐会同样欢乐。多萝西·汤普森在附近,听说这位法国作家来了,也顺道来拜访。皮埃尔·德·拉吕很健谈,他坐在圣埃克苏佩里和汤普森之间,看起来像在翻译。在那天下午拍的照片上,圣埃克苏佩里显得轻松而怡然自得,时而也热情洋溢。晚上,他和伊冯娜·米歇尔开车出去,伊冯娜是巴黎人,夏天在这里工作,也是一位年轻的领事官员。路上,他讲了原子领域的进展,生动地解说了核裂变。神奇的是,他正讲得起劲,北极光划过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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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0日,他回到纽约,与鲁西·德·萨勒聊了一个晚上。现在两人似乎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圣埃克苏佩里坦言,他担心航空技术引发冲突,这场战争已经没有所谓的前线了。三天后,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国对此的反应是经典的“我们被戴了绿帽子”。那天,圣埃克苏佩里躲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往法国打电话。24日——或者像他后来所说的,“当头条新闻太令人震惊时”——他和伊冯娜·米歇尔,还有几位朋友一同乘坐“法兰西岛号”回国了。旅途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船长室度过,在那里他熟悉了航行的所有细节,鉴于船上供给充足而乘客很少,这段经历尤其愉快。8月30日前,旅客们一直靠鱼子酱活着,那天,“法兰西岛号”停靠在了勒阿弗尔。那时,希特勒已经入侵波兰,四天后法国向德国宣战,圣埃克苏佩里回到巴黎时,发现战争动员信已经在等着他了。9月9日,他身着军装去图卢兹的弗朗卡扎机场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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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圣埃克苏佩里上尉三十九岁,并没有给军医留下什么印象。他最大的用处似乎是当导航教员,所以战争刚开始的那段日子——有一段时间,大多数法国人都假装战争还没开始——他一直在后方工作;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不乐意待在图卢兹的时候。他开始每天驾驶西蒙飞机飞行四次。他还在黑板上演算,展示数学才华,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这无关任何课程,只是自娱自乐。当然,这还不够。他一生中打破规则的最大战役在他第一次在空中取得胜利时打响了。他呼吁朋友们在战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在选择参与者时他很明智;有些人想让他尽可能远离任何战斗。没有人比B夫人和他关系更近或更可能实现他的愿望了,因此10月底他热切地给B夫人写了信。他感到窒息,厌恶远离危险的想法,他竭力恳求B夫人把他调到实战部队。B夫人一定要救他,意思就是把他调到前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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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圣埃克苏佩里的挫败感是大多数被动员参战人员所共有的,他们因一场还没有真正开始的战争而感到无聊和愤怒。终于,《慕尼黑协定》之后悬而未决的漫长时期过去了。冬去春来,温斯顿·丘吉尔称之为“平静的冷漠”的情绪被沮丧取代。这场“怪战”变成法国战役,而法国军队毫无准备,士气低落。11月初,圣埃克苏佩里参观了军营,短暂地重温了平淡有序的飞行中队的乐趣,但他比以往更加绝望了。“我向你提出这个请求并不难为情。这不是关于工作或补助金的请求,而是上前线的请求,加入战斗飞行中队对我至关重要。即使这很难,很复杂,我也毫无顾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求你。”他恳求B夫人道。他已经接受了医学检查,但被判定不适合飞行。他身上有多处明显的伤,包括左肩活动受限、身体僵硬、陈旧性骨折,他还有头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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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气馁,打电话给老朋友达韦将军,达韦当时是波城轰炸机学校的指挥官。达韦坚信,一个人如果心系一项工作,他就应该获准从事这项工作,即使他的这颗心已经三十九岁了;他亲自护送圣埃克苏佩里通过迷宫般的层层官僚机构,最终到了航空部的居伊·拉尚布尔面前。圣埃克苏佩里不再具备操作战斗机的反应能力;他也不愿意驾驶轰炸机。11月26日,他高兴地作出让步,同意去2/33侦察队,他们驻扎在巴黎以东一百二十英里奥康特的香槟区。有一件事似乎可以证明他的说服能力(或他的社会关系):吉约梅也要求去战斗机中队,但因为年龄太大遭到拒绝,转而去当了运输机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比好朋友大两岁。他为调动成功庆祝了两次。一次是在巴黎的双叟咖啡馆,这肯定与在利比亚坠机后的庆祝活动截然不同。还有一次在图卢兹,离开前他召集战友们一起喝一杯。这次小聚被一句话破坏了气氛,这句话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看法,必须有人把它说出来。一位年轻的中尉说:“为了驾驶军用飞机,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要学习很多东西。”圣埃克苏佩里上尉听闻此言,生气地回道:“除了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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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康特,没有人特别乐意看到圣埃克苏佩里。他是传奇人物,但年轻的、充满热情的军事飞行员比传奇人物更受欢迎。侦察队的飞行员,同时兼任机械师的勒内·加瓦耶中尉问道:“他不会参加飞行吧?”让·伊斯拉埃尔中尉很纳闷:“他是要拍电影还是干什么?”观察员让·迪泰特中尉也问道:“他不是四十岁了吗?”他们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圣埃克苏佩里下一本书里的角色。12月3日下午,他穿着一身不太整洁的制服走出指挥车,踏上泥泞的地面时,就成了热议的对象。踏进营房的那一刻,他似乎有一点胆怯,少了几分自命不凡,但面对大家好奇的目光,他并没有畏缩。弗朗索瓦·洛走上前去:“中队指挥官,洛中尉。”新来的人回应道:“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员。”他的军阶更高。其余的人也都介绍过了,圣埃克苏佩里说:“这里很不错,如果你们接受我,我很乐意留下来。”作为一个赋予荒凉沙漠浪漫色彩的人,他当然有权这么评价粗犷、冰冷的兵营。据让·伊斯拉埃尔回忆,不出两天,他的魔力就显现出来了。“他驯服了我们。”性格外向的加瓦耶负责帮助圣埃克苏佩里熟悉新职业;他对这位新人有所耳闻,因此相处时有些害怕。然而,在法国空军看来,圣埃克苏佩里一直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在加瓦耶的帮助下,他迅速适应了他要驾驶的第一架现代飞机——波泰63。(不幸的是,波泰的这个七百马力的新机型从一开始就落伍了,每小时比梅塞施密特战斗机慢一百英里。)当飞行中队对圣埃克苏佩里的态度从小心谨慎转变为尊重时,加瓦耶的殷勤变成了偏爱;后来有人说他像是这位老飞行员的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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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很多方面仍然注重形式。第一次高空飞行时,他穿了六十五磅重的装备,飞到三万英尺,那里的温度降到了-48℃。后来他的战友说,你那时一定有点冷吧。这个新来的人说,只是稍微有点不适;正说着,一条消息打断了他,原来他忘记给加压服通电了。他在杂乱的角落里做着白日梦,没有人打扰;他的房间堆满了各种美国制造的小玩意,其中他最得意的是一把电动剃须刀。尽管不符合任何规定,但圣埃克苏佩里还是获准把那年秋天买的二手德索托汽车带到奥康特。买德索托汽车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次妥协;他本想要一辆布加迪,他觉得德索托散发着中产阶级的俗气。在奥康特,这辆汽车很快成了整个中队的车。他载着朋友们,以每小时四十到九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快慢取决于谈话的热烈程度。对乘客来说,这无疑令人毛骨悚然。侦察机飞行员驾着车在结冰的公路呼啸而行,错过了去奥康特的路口,但在他减速前没有人敢提起这个疏忽。伊斯拉埃尔记得一天晚上,和邻近中队聚餐完回奥康特,那是他所执行的战斗任务中最可怕的一次:由于灯火管制,汽车没有开大灯,圣埃克苏佩里却在冰上高速滑行,一心想证明自己并没有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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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康特,他住在军队的农家临时营房里,那户农家有三个孩子,他住在最大的房间。最初,他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当上尉出现在她家,弯着腰通过卧室门时(他不记得自己当时弯腰了),舍舍尔太太告诉他去附近的庄园住会更舒服些。圣埃克苏佩里环顾房间,发现从这里能看到街道全景,就宣布说:“我喜欢这里。我要留在这里。”对舍舍尔一家来说,他确实是个奇怪的人。而他们不知道,后来这所房子在《空军飞行员》中成了永恒。他经常下午待在家里,有一天,碰上舍舍尔太太在厨房里做黄油。他坐到舍舍尔太太身边。舍舍尔太太反对道:“您知道吗,上尉,做黄油需要很长时间,对您这样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件有趣的事。”不过,她的房客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每天晚上,他在房间里疯狂地写作。在舍舍尔太太看来,这些不过是长长的黄纸,实际上它们包括:对《风沙星辰》剧本的想法、对尚未完成的剧本《伊戈尔》的想法、用长文形式表达的对战争的观点、正在写的书、他越来越喜欢的“诗”,还有很多信。舍舍尔太太忍不住要看这些稿子,也忍不住给房客的怪癖泼凉水,晚上要是他熬得太晚,就断掉他的电。圣埃克苏佩里为舍舍尔家的床写下了颂词;对于要叫醒他,让他早上7点到机场报到、吃早餐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冰冷的床很棒。你不动时就像置身一条温暖的河,但你一动就会掉进极地冰冷的水流;床非常神秘,它既是墨西哥湾暖流,又是冰三(是这样写的吗?)。”他在给莱昂·沃斯的信里这样说,当时他搬到了条件好一点的住处,但他并不喜欢。“在气候温和的地方,我会感到无趣,萎靡不振。”他总结道,他似乎对自己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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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39年相比,1940年奥康特的气候没那么温和。当时圣埃克苏佩里给贝克尔写信说,这里与丽思卡尔顿酒店大不相同。那年冬天,法国的气候都变了,遇到了五十年来最冷的冬天;曾经《白雪公主》让观众一饱眼福,如今《诺斯特拉达姆》销售一空。12月,2/33侦察队只执行了一次飞行任务,结果还很糟糕。大雪不停地下,而他们要侦察的区域很广,德国战斗机打击得很精确,再加上侦察队没有任何无线电导航设备,飞行任务因此难以执行。放眼望去,四处白茫茫;那些没有遮盖起来的波泰飞机看起来像是变异了的极地豪猪。除了等待,似乎别无他法,对于发现自己的装备既有问题又特别紧缺的空军飞行员来说,这相当折磨人。当上升到设计飞行高度时,波泰飞机上的枪和控制器就会冻住;正式宣战九个月后,很少能在天上看到一架法国飞机,所以防空炮台不管看到什么都当成德国飞机开火,这么做多半不会错。“这可以理解,但一点也不好笑。”圣埃克苏佩里评论道,他的飞机就不慎被战友的炮火擦伤了。德国人口仅为法国的一半,但在空中,德国飞机的数量是法国的十到二十倍。A.J.利布林接替珍妮特·弗兰纳做了《纽约客》杂志的记者,一名驻扎在奥康特附近的法国飞行员告诉他:“一些德国飞行员技术好,但大多数都不怎么样。不过,几乎所有的德国飞机性能都很好。你追踪的飞机里很可能坐着一名技术好的飞行员,所以你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圣埃克苏佩里刚来时,听说了侦察飞行的乐趣:“你需要在没有枪也没有控制器的情况下,在德国上空飞行。不过,不要把它想得太难,它真的并不重要。因为,不等你明白德国战斗机在哪里,你已经被击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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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圣诞节和元旦,圣埃克苏佩里都是与舍舍尔一家度过的。圣诞节前,他接受了高空飞行训练,但直到3月下旬,新的布洛赫174替代了波泰飞机后,他才开始执行战斗任务。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写作,来证明自己高超的国际象棋实力,来思考和绘画;1939年,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涂鸦一个小人儿,他常常长着翅膀或是站在云端,在其中一幅画里,他受到一个象征着梅塞施密特的小恶魔威胁。一位队员问他,为什么经常画一个追逐蝴蝶的身影;圣埃克苏佩里回答说,他非常喜欢这个追求“现实理想”的身影。冬天慢慢过去,他的士气越来越低落,他开始讲和写“我所居住的奇怪星球”。他发誓说:“下次有机会,我要换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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