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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五章 第五大道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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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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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三个法国人放到利比亚沙漠，不出一个月，他们必定会互相攻击，抓得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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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蒙田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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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预备役军官圣埃克苏佩里在抵达阿尔及尔五周后，接到了复员令。带着各种遗憾，他离开了中队。离开前，他热情洋溢地给加瓦耶题赠了一本《人的大地》。在献词页上，他勾勒出了一幅自画像，看上去有些茫然。“这就是我，要复员了，前途未卜。”画像下方潦草地写着这几个字。8月4日，阿利亚和其他几位队友送他上了“拉莫里西埃号”，他要坐这艘船去马赛。在船上的酒吧里，有几次，圣埃克苏佩里触景生情，坦陈自己在当时的年龄去当军事飞行员起步太晚，之前他一直忧虑不安，初到奥康特时，困难重重，力不从心，因此他非常感激2/33中队热情地欢迎他，中队精神让他想到空中邮政公司。2/33中队则感觉，圣埃克苏佩里离去后，整个团体“失去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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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圣埃克苏佩里到达马赛，身上只剩下三法郎五十生丁，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本是“大财主”的他，在离开阿尔及尔之前请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花光了所有积蓄。幸好B夫人在马赛等他，陪他到了阿盖，在那里，圣埃克苏佩里埋头写作，而B夫人则和她的儿子及家人在附近的别墅安顿下来。对于他的失落，B夫人一清二楚，感同身受。一年后，B夫人以笔名埃莱娜·弗罗芒在伽利玛出版社出了一部小说，它讲述了一段不可能有结果的恋情，一位军医和一名喜欢他多年的已婚护士之间的情感纠葛，这本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和《南方邮航》以及圣埃克苏佩里名气更大的其他作品有所呼应，足见作者和圣埃克苏佩里惺惺相惜。《无路可退》一书的主人公1940年在前线写道：“我的同伴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很乐意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经历的风雨和泥泞、他们阴郁的日子讲给大家听。”这些都像在复述圣埃克苏佩里的话，用词相似，内容也和圣埃克苏佩里1939年写的那封信相似。贝尔纳·方丹上尉追求绝对，人之间的纷争让他不胜其扰，他愿意追求更崇高的事业，而不贪图家庭生活的安逸。尽管困难重重，但他坚守自己的职业，决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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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外甥女米雷耶·德·阿盖还记得1940年夏天，大人们或全神贯注或窃窃私语，家里一片肃穆。这种庄严，圣埃克苏佩里1914年在圣莫里斯、在家里走廊上感受过。舅舅几乎一直在工作，外甥、外甥女们已经习惯了从他房间经过时轻手轻脚。他把这份职业比作修道院的工作，这个比喻恰如其分，手头的书就是一个例证。这是圣埃克苏佩里在阿盖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十一岁的米雷耶看来，这段时间，舅舅每天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深夜朗读。她和妹妹会溜下床，穿过走廊来到客厅，母亲则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们悄悄地坐在地毯上。当圣埃克苏佩里朗诵他的长“诗”时，大人们都着了魔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听。圣埃克苏佩里的长“诗”是一本寓言，故事发生在沙漠里，他准备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书中，对于四十岁的圣埃克苏佩里来说，这是一份雄心壮志，他把这部作品看成“遗世之作”。圣埃克苏佩里一边抽烟，一边激情朗诵。孩子们沉醉在那些意境之中，缭绕的烟雾使他们迷迷糊糊，他们直到深夜才蹒跚地爬上床睡觉，一句话也不说。舅舅则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工作。到了夏末，他已经写了厚厚一沓手稿，当然舅舅将这些手稿视若珍宝，眼神不能移开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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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不是唯一在战争期间待在里维埃拉写作的人。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供选择：1940年秋，很少有地方能够让法国人挺起腰杆。8月份有几周，B夫人的哥哥试图说服圣埃克苏佩里加入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但他迟迟没有答应，因为在停战协定刚刚签订不久，他就听到了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上激烈地攻击贝当，他已经听够了关于这位叛军将军的故事和他的志向，而这些志向在1940年看来几乎遥不可及。他对维希政府也没有任何好感，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维希政府颁布了反犹太人措施。他从来不赞成在条件最有利时选择妥协，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参与同占领国之间的双重游戏；任何“挽救家具”的提议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无用的。伽利玛出版社烧掉了一些文件，撤退到里维埃拉，留下一群忧心忡忡的作家开始拉扯加斯东·伽利玛的钱包；颇具影响力的《新法兰西评论》仿佛会因他们的目标而逃过纳粹的魔爪。圣埃克苏佩里不确信自己的作品能在祖国出版，他甚至不确信自己能够免于同他不愿与之为伍的势力打交道。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影响着他的精神状态。法国南部到处都是难民，造成了食物短缺、汽油短缺。圣埃克苏佩里没有积蓄，还要养活妻子。他们的房子“绿叶”位于占领区，龚苏萝不顾丈夫的意愿，定居在奥佩德的沃克吕兹镇，一座废弃的老城镇，这里是艺术家的聚居地，后来她将这段经历写进了作品。对于这一时期的圣埃克苏佩里，她的描述完全正确：“他像一头熊困在笼子里，原地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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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感觉自己同妻子龚苏萝处于“半分离”状态，他慢慢意识到不能依靠妻子，对妻子坦诚相待也并不总是上策。他曾经在前线告诉贝克尔怎样处理他的遗产，他把三分之一的财产留给了母亲，并恳求贝克尔不要对龚苏萝提及这个安排。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对妻子负有责任，因为他在家庭事务方面不是特别在行，而妻子又特别缺乏责任心，所以他常常对妻子感到内疚（毫无疑问，妻子也对他感到内疚）。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安慰儿子，尽管情况不如意，但是他已经为龚苏萝做了能做的一切。圣埃克苏佩里很少在人前提到妻子，只对沃斯夫妇例外。在他与妻子关系破裂之前，沃斯夫妇经常当中间人给他们传话。那年夏天，苏珊·沃斯终于向B夫人吐露了她对圣埃克苏佩里与B夫人两人感情生活的困惑。处在情感纠葛中的B夫人给出了非常明白的解释：圣埃克苏佩里于龚苏萝是父亲，于她则是儿子。圣埃克苏佩里找她是为了寻求庇护，就像在《无路可退》中方丹向比阿特丽斯寻求庇护一样。她则像比阿特丽斯那样，“想要保护他，关心他，支持他”，为他更衣，给他安慰，用鼓励的话语送他重回战场。她爱他，甘愿给他提供这一切，但他不是她唯一的孩子，她自己的儿子还很小，因此她不能抛弃一切追随他。在后来的战乱岁月，他们分离的时间只会增加。当时，政治区划让人困惑，五分之三的法国领土被德国人占领，法国首都居民信件上地址一栏写的是“德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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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秋，圣埃克苏佩里从沃斯家飞到伽利玛家，又飞到萨勒家，四处奔走寻求建议。答案最终是美国，这是必然的。第二年，法国已经失陷，一位居民写道：“你问一千名法国人一个问题：‘你想去哪个国家看看？’其中，九百九十九个人都会回答‘美国’，最后一个会说‘纽约’。”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解决了圣埃克苏佩里的财务困难，法国失陷后，美国显然是最佳去处。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沃斯——他称沃斯为他的良心——沃斯表示赞同，他又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萨勒，萨勒将他安置在塔拉斯孔，等待在临时首都维希办手续，一直到10月中旬，他才在维希拿到所有出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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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希，圣埃克苏佩里遇到了许多老朋友。其中一位是法航大西洋区的工程师兼主管罗伯特·博纳姆，他向博纳姆讲了自己的计划，连续几周，他反复这样说：“朋友，这里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我要离开了。”说这话时，圣埃克苏佩里的表情仿佛在暗示博纳姆他也应该离开。“那就到时候见，在地球的另一边见。”博纳姆回答道。圣埃克苏佩里无奈地叹着气，向塞戈涅解释了他的想法。他也通知了约瑟夫·克塞尔，他要去纽约待一个月。罗歇·博凯尔是圣埃克苏佩里在前航空公司的老同事，最终也去了美国。他们在花园酒店共进晚餐，酒店位于维希，贝当指挥部的所在地。这是一处度假胜地，各部都有自己的酒店。餐厅中央已经摆好了皮埃尔·赖伐尔专用的餐桌。据博凯尔说，副总理（当时法国有两个政府，贝当政府和赖伐尔政府，没有总理，也没有立法机关）入场时，圣埃克苏佩里大声说：“出卖法国的人来了。”圣埃克苏佩里得知自己煽动性的言论已经被一位即将出任维希政府驻柏林大使的同胞听到后，戏谑道：“哦，好吧，我们说得有些过分了，黎明时会被拉去枪决的，让我们先去散散步吧。”也许他的实际表现并没有这么戏剧化，但他要离开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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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希，有许多热心肠的人。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伽利玛出版社的作家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1940年，他虽然名义上没有加入法西斯，却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倡导者。他在维希为《新法兰西评论》工作，他的老朋友奥托·阿贝茨时任德国驻法国大使，命他出版一份令占领国骄傲的文学杂志。现在回头想想，如果不是德里厄，圣埃克苏佩里毫无疑问会选择另外一家旅行社，但德里厄（他们通过伽利玛夫妇相识）设法迅速帮他办妥了手续。21日，美国签证发放，通行证也在巴黎发放，他正想去巴黎领取所有的证件。德里厄同意第二天驾车送他去首都，这样圣埃克苏佩里就不必花很长时间去等拥挤的难民车。到达边界后，德里厄轻而易举地越过了驻守在法国边境上的德国哨兵，圣埃克苏佩里这才意识到送他的这个人神通广大。途中具体聊了什么，两人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可以推测他们一定谈到了《新法兰西评论》这个话题。在本周早些时候，伽利玛曾拜访纪德，建议出版社可以继续运营，由德里厄、保罗·艾吕雅、让·吉奥诺、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和纪德组成编委会，纪德并不支持这个想法。（不过，他提供了一篇他的文章。）直到12月，德里厄才承诺在《新法兰西评论》第一期刊出圣埃克苏佩里的文章。圣埃克苏佩里的政治立场仍然模糊，因此纳粹支持者无话可说，而维希政府官员还在考虑让他担任政府部门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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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圣埃克苏佩里在德里厄的安排下，按要求接受了一名德国军官的面试。晚上离开时已经9点三刻，还有十五分钟就要宵禁了，地铁已经停运。他生怕自己被逮捕，笔记本被没收，便化身一头“敏捷的熊”，从香榭丽舍大街圆点广场出发，跨过塞纳河跑到第七区。经过长距离奔跑之后，他已是衣冠不整，不禁感慨道：“我没法在占领区生活。”四十八小时后，他回到了非占领区，开始准备和大家道别。在去维希前后的几周里，他几乎和认识的所有人都见了面，原因很简单：留在法国的朋友，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挤在南部，见面比较方便。他和以前做卡车销售员时的老东家，绍尔公司的老板共进晚餐。圣埃克苏佩里见到了吉约梅。他看上去比圣埃克苏佩里还要沮丧，因为他没有上战场，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能抗争下去。他还和安德烈·伯克莱在戛纳用了午餐，安德烈·伯克莱并不完全赞成他匆匆离去。伯克莱说：“我认为必须坚守家园，即使她已经遭到践踏，已经遭到亵渎。”圣埃克苏佩里反驳道：“我想是时候退一步重新审视一下了，我要去纽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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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昂，他和让·普雷沃以及一群朋友吃饭，其中包括弗朗索瓦·吉鲁。他像往常一样在晚餐结束时表演了纸牌戏法，并主动提出要告诉吉鲁一个秘密。“等到法国解放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吧。”吉鲁说道，他们都眼含热泪。去维希之前，他和沃斯一起去圣阿穆尔待了三天，这次拜访让他的朋友重新思考友谊创造的奇迹。在逗留期间，圣埃克苏佩里阐述了他的信念，他认为人类面临的难题不过是“获得救赎的机会”；那时犹太人法令刚刚生效不到两周，这句话或许对生活在法国维希的沃斯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当然，圣埃克苏佩里有他自己处理难题的方式，他在空中邮政公司的前同事让·卢卡面前掏出一盒黑猫香烟，这在那年夏天是几乎不可能得到的。卢卡很惊讶。“我想要什么东西，”圣埃克苏佩里解释道，“总能搞到手。”他在戛纳到处寻找皮埃尔·比永，因为他听说比永在城里。他打发走比永的未婚妻后，在午餐时告诉这位《南方邮航》的导演自己有机会去美国，并把《伊戈尔》的唯一副本托付给了他。“如果我能回来，”他向比永保证，“我们再一起讨论。”在戛纳，他还遇到了导演雷蒙·贝尔纳，贝尔纳已经把父母接到了非占领区。圣埃克苏佩里也把自己即将离开的事告诉了贝尔纳。他要去卡布里看母亲，突然觉得应该把贝尔纳介绍给她，但没能办成。他给母亲留下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母亲含泪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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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忘记与圣埃克苏佩里的这些会面，它们也将是最后的会面，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总是记忆深刻。10月底，圣埃克苏佩里在待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接受了里昂一家报纸的采访。他在酒店大厅里排练了《空军飞行员》的情节。记者陪他到了火车站，在这位法兰西学术院大奖得主即将登上火车时，记者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喜欢读什么书？如果在其他场合，他会回答，在前线时常陪伴左右的是里尔克、帕斯卡尔和波德莱尔等人的书，可现在火车即将开动，他迅速地概括道：“我喜欢读那些让我感到文明会存在下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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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途经北非，11月5日继续向西航行。当然，他去了当时驻扎在突尼斯附近的2/33中队，中队有些散漫。在阿尔及尔，圣埃克苏佩里兴奋地发现，他前一段时间结识的空军军官兼作家勒内·尚布也在阿莱蒂酒店。凌晨1点，他打电话到上校的房间，说他拿着一瓶冷香槟在等他，他们两人畅饮了一番，直到凌晨4点才分开。（那周他们又聚了一次，但是一个来自停战委员会的意大利人向酒店投诉他们太吵，很快聚会就停了。）他们一致认为，在法国做不了什么，圣埃克苏佩里向尚布简要地讲了他要去纽约的计划，将它描述为一项公关活动，要游说美国介入战争。尚布来北非执行一项新闻任务，但他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被派来了解舆论热度，但他自己很想知道，停战协定允许保留的十一万五千名驻殖民地法军是否忠诚。尚布愉快地带朋友游览了摩洛哥，他们发现当地人对法国的命运普遍漠不关心。更令人担忧的是军方的态度，他们对美国踏足北非反应冷淡。两位军官在马拉喀什，尚布所住的马穆尼亚酒店的阳台上道别。他们久久不愿松开握在一起的手。尚布问：“那么，圣埃克苏佩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就在这里，该死的，就在非洲！当美国人登陆时，我保证我会同他们一起的。”圣埃克苏佩里上尉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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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圣埃克苏佩里抵达里斯本，这里到处是形形色色的难民，但除此之外，里斯本没有受到战争任何影响。幸运的是，圣埃克苏佩里成功地在里斯本市外不远的度假小镇埃斯托里尔找到了一个酒店房间，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折磨人，因为需要办繁杂的手续。显然，他对自己的决定仍然心存疑虑，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完全违背他的志向。一个在1930年代就认识他的人，如今再见到他时不禁感叹：“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如此优柔寡断，郁郁寡欢。”在埃斯托里尔赌场，他看到许多和他一样打算从里斯本去美国的人，此情此景让他很难过。“我既不愤慨，也不鄙视他们，只是心里隐隐作痛，就如同在动物园里看到即将灭绝的物种一般……他们在赌博，而押注时这些赌注也许一文不值。他们使用的货币当时可能已经退出流通。他们财富中所包含的工厂可能已经被没收了……一切都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一场木偶戏。”27日，噩耗传来，他受到沉重打击。挚友吉约梅送几位法国高级专员去叙利亚时，飞机在地中海上空被击落，他不幸身亡。他最后的声音如同切分音，时强时弱：“遭到攻击。飞机起火。救命。救命。”这句话在里斯本和其他地方一样响亮。圣埃克苏佩里刚刚失去了一个世界，现在发现另一个世界也坍塌了。他悲痛万分，给B夫人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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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约梅不在了，我似乎一夜之间再也没有朋友了。我并不为他难过，我从来不会怜悯死者。但我需要花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才能接受他离开的事实，我已经被这些惨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将月复一月，我会常常需要他。渐长的年龄真的这么快就要带走我们吗？我是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老团队里唯一活着的人了……其他人都死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追忆往事了。我就像牙齿掉光的老人，只能独自缅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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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这片大陆的边缘，他有点踉跄。他不停地给法国发电报、打电话，这很奢侈，他负担不起。他没想过要移民。“我在国内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国外毫无用武之地。”他后来写道。他对B夫人说，如果B夫人认为他应该回法国，他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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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吉约梅去世消息当天，圣埃克苏佩里按计划在里斯本的法语学校做讲座。他庄严地赞美这个淳朴的人，在他看来，吉约梅一直是勇气的化身，他念念不忘在安第斯山脉的遭遇，进而谈到了《人的大地》。讲座上，他失声痛哭，当然他没有忘记提到，他是这家航空公司幸存下来的唯一老将。后来，他打起精神参加了接待会，这场接待会是专门为他和电影制片人让·雷诺阿举办的，雷诺阿也做了讲座。他品尝了陈年波特酒，还表演了让大家着迷的纸牌戏法。12月4日，圣埃克苏佩里按计划在一所备受推崇的工程学校，就空中邮航公司做讲座。他一开场便说，他宁愿冒着飓风飞行，也不愿做讲座，季洛杜可能会十分欣赏这番调侃。他继续说，他想换一个主题，谈谈他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想和你们谈谈恐惧。”圣埃克苏佩里说，全场观众一阵躁动和耳语。他用平静的语气分析了经历险境时的各种感受：在受到攻击的侦察机里，在圣拉斐尔湾的水中，在利比亚炙热的阳光下。在第一项考验中，他给生命下了新的定义：“活着就是感知自己没有死，一秒接一秒，炸弹在身边爆炸，使人极度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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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圣埃克苏佩里拿着他在里斯本逗留期间一刻都不离手的灰纸包裹，登上了美国出口公司的小船“希伯尼号”。邻座的人竟是让·雷诺阿，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熟识。动身之前，圣埃克苏佩里给贝克尔发了电报，说他要到纽约的事只告诉希契科克一个人就行。他想尽可能地避开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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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登上“希伯尼号”时是难民，上岸时就成了名人。记者是躲不掉的，有些记者原本是冲着让·雷诺阿而来，最后却选择了他，一个更有卖点的高大的法国人。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特别崇拜圣埃克苏佩里，还会说一点法语；他就善意地委任年轻人当临时记者招待会的翻译。圣埃克苏佩里身穿粗花呢大衣，发际线很高，露出了前额，脸上布满皱纹和伤疤，显得特别伟岸。他毫不隐讳地提到，法国的失败是一群领导人导致的，他们没有什么现代战争概念，并且逃避作出政治声明，但对于法国总理贝当，他拒绝发表意见。他表示，自己坚信法国会再次崛起，但被问到曼哈顿的天际线会如何时，他的回答有点冷漠：“我不是占卜师。”谈起“希伯尼号”这趟险象环生的航程，他则显得很从容，这次航程比预期长两天，船上到处是水：海水漫过了洗脸盆，侵入船舱。这艘小船和“诺曼底号”有天壤之别，一上船，圣埃克苏佩里就说他想起了哥伦布。看到泽西城时，船长松了一口气：现在是新年前夜，由于航程延误，“希伯尼号”上的酒吧已经被喝空了。圣埃克苏佩里也如释重负，尽管他没有提及由于晕船，一周以来他只能喝茶和牛肉清汤。说到茶，他是强迫雷诺阿的妻子替他点的。“你只要说‘茶’就行了。”迪多·雷诺阿告诉他。“我不想去。我宁愿不去。”圣埃克苏佩里生气地说。他告诉记者，他会在英语世界待三四周，他当时对此深信不疑。采访快结束时，年轻的记者冲动地请圣埃克苏佩里在采访记录上签名，经验丰富的记者也纷纷效仿，后来他们承认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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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过欧洲灰蒙蒙的天空和宵禁之后，他看纽约时只觉得眼花缭乱，一片欢腾。圣埃克苏佩里曾在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度过新年前夜，他习惯了灯火管制，觉得时代广场像利比亚沙漠一样奇异。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让他产生了落寞之感，就像服丧的人在热闹的聚会上感到悲伤一样。他很快住进了丽思卡尔顿酒店，开始了第一拨拜访。在雷诺阿的陪伴下，他来到了贝尔纳·拉莫特门前。拉莫特是他在巴黎美术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东五十二街的一间画室创作，如今那里是拉格勒努耶楼上的餐厅。此后几年里，拉莫特将在这里，在他的屋顶露台上招待艺术界大大小小的名人。那是波希米亚式的慷慨，需要金钱，但更需要个人魅力。圣埃克苏佩里常来这里，他写给拉莫特避难所的颂歌，总是让人联想到晕乎乎的脑袋和旋转的人行道。拉莫特张开双臂热情地迎接两个“大块头”，他从楼下餐馆买来沙丁鱼和马伦戈炖牛肉作为周日的午餐，佐餐的是一瓶瓶皮尔酒。第一周周末，圣埃克苏佩里还去拜访了拉乌尔·德·鲁西·德·萨勒，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不太开心。这位《巴黎晚报》的前记者说，他的朋友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鸟，一只总是把头埋在翅膀下的鸟。可以说，他已经饱经战争的风霜”。圣埃克苏佩里不是简单地不开心和迷茫；他意识到，英国人与法国人命运同样悲惨，但英国依然在抗争，而他的祖国却选择了投降，这让他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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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渴望有一点思考、喘息、休息的时间，但美国给不了他。抵达两周后，他获得了1938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虽然晚了一年，但事出有因——颁奖仪式在阿斯特酒店举行，有一千五百人出席。仪式结束后那几天，媒体蜂拥而至，也许是因为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为他做好了准备工作，也许是因为他现在除了自己的身份外，还肩负着某种宣传任务，圣埃克苏佩里沉着应对，远比两年前被法兰西学术院推到聚光灯下时轻松自如。他之所以成为很好的报道素材，不仅是因为他勇敢：一位六英尺两英寸（约1.88米）的法国大汉，在任何人群中都会引人注目。各种各样的传说都附在他身上，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尤其如此：他的出版商爆料，要想让这位周游世界的作家好好写作，唯一的办法是把他锁在屋子里；他的经纪人详细描述了他的着装怪癖；在与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访谈时，为了免得他们两人被烤死，他不得不叫丽兹酒店的服务员来关掉房间里的电壁炉，因为他完全不会使用这台精巧的设备。他很有魅力，总能将冒险经历讲得很精彩，把自己塑造成一半英雄一半小丑。“他很清楚，对话不是书或者讲座，对话应该妙趣横生，”对他赞赏有加的奥蒂斯·弗格森说，弗格森发现这位法国人很善于把握时机，“你永远不必猜测他讲话的重点，因为重点如此突出。”他对政治以外的任何话题都很坦率，主动透露他正打算放下手边的其他稿子，专心写一本关于他的战争经历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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