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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昂，他和让·普雷沃以及一群朋友吃饭，其中包括弗朗索瓦·吉鲁。他像往常一样在晚餐结束时表演了纸牌戏法，并主动提出要告诉吉鲁一个秘密。“等到法国解放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吧。”吉鲁说道，他们都眼含热泪。去维希之前，他和沃斯一起去圣阿穆尔待了三天，这次拜访让他的朋友重新思考友谊创造的奇迹。在逗留期间，圣埃克苏佩里阐述了他的信念，他认为人类面临的难题不过是“获得救赎的机会”；那时犹太人法令刚刚生效不到两周，这句话或许对生活在法国维希的沃斯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当然，圣埃克苏佩里有他自己处理难题的方式，他在空中邮政公司的前同事让·卢卡面前掏出一盒黑猫香烟，这在那年夏天是几乎不可能得到的。卢卡很惊讶。“我想要什么东西，”圣埃克苏佩里解释道，“总能搞到手。”他在戛纳到处寻找皮埃尔·比永，因为他听说比永在城里。他打发走比永的未婚妻后，在午餐时告诉这位《南方邮航》的导演自己有机会去美国，并把《伊戈尔》的唯一副本托付给了他。“如果我能回来，”他向比永保证，“我们再一起讨论。”在戛纳，他还遇到了导演雷蒙·贝尔纳，贝尔纳已经把父母接到了非占领区。圣埃克苏佩里也把自己即将离开的事告诉了贝尔纳。他要去卡布里看母亲，突然觉得应该把贝尔纳介绍给她，但没能办成。他给母亲留下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母亲含泪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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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忘记与圣埃克苏佩里的这些会面，它们也将是最后的会面，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总是记忆深刻。10月底，圣埃克苏佩里在待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接受了里昂一家报纸的采访。他在酒店大厅里排练了《空军飞行员》的情节。记者陪他到了火车站，在这位法兰西学术院大奖得主即将登上火车时，记者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喜欢读什么书？如果在其他场合，他会回答，在前线时常陪伴左右的是里尔克、帕斯卡尔和波德莱尔等人的书，可现在火车即将开动，他迅速地概括道：“我喜欢读那些让我感到文明会存在下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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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途经北非，11月5日继续向西航行。当然，他去了当时驻扎在突尼斯附近的2/33中队，中队有些散漫。在阿尔及尔，圣埃克苏佩里兴奋地发现，他前一段时间结识的空军军官兼作家勒内·尚布也在阿莱蒂酒店。凌晨1点，他打电话到上校的房间，说他拿着一瓶冷香槟在等他，他们两人畅饮了一番，直到凌晨4点才分开。（那周他们又聚了一次，但是一个来自停战委员会的意大利人向酒店投诉他们太吵，很快聚会就停了。）他们一致认为，在法国做不了什么，圣埃克苏佩里向尚布简要地讲了他要去纽约的计划，将它描述为一项公关活动，要游说美国介入战争。尚布来北非执行一项新闻任务，但他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被派来了解舆论热度，但他自己很想知道，停战协定允许保留的十一万五千名驻殖民地法军是否忠诚。尚布愉快地带朋友游览了摩洛哥，他们发现当地人对法国的命运普遍漠不关心。更令人担忧的是军方的态度，他们对美国踏足北非反应冷淡。两位军官在马拉喀什，尚布所住的马穆尼亚酒店的阳台上道别。他们久久不愿松开握在一起的手。尚布问：“那么，圣埃克苏佩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就在这里，该死的，就在非洲！当美国人登陆时，我保证我会同他们一起的。”圣埃克苏佩里上尉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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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圣埃克苏佩里抵达里斯本，这里到处是形形色色的难民，但除此之外，里斯本没有受到战争任何影响。幸运的是，圣埃克苏佩里成功地在里斯本市外不远的度假小镇埃斯托里尔找到了一个酒店房间，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折磨人，因为需要办繁杂的手续。显然，他对自己的决定仍然心存疑虑，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完全违背他的志向。一个在1930年代就认识他的人，如今再见到他时不禁感叹：“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如此优柔寡断，郁郁寡欢。”在埃斯托里尔赌场，他看到许多和他一样打算从里斯本去美国的人，此情此景让他很难过。“我既不愤慨，也不鄙视他们，只是心里隐隐作痛，就如同在动物园里看到即将灭绝的物种一般……他们在赌博，而押注时这些赌注也许一文不值。他们使用的货币当时可能已经退出流通。他们财富中所包含的工厂可能已经被没收了……一切都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一场木偶戏。”27日，噩耗传来，他受到沉重打击。挚友吉约梅送几位法国高级专员去叙利亚时，飞机在地中海上空被击落，他不幸身亡。他最后的声音如同切分音，时强时弱：“遭到攻击。飞机起火。救命。救命。”这句话在里斯本和其他地方一样响亮。圣埃克苏佩里刚刚失去了一个世界，现在发现另一个世界也坍塌了。他悲痛万分，给B夫人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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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约梅不在了，我似乎一夜之间再也没有朋友了。我并不为他难过，我从来不会怜悯死者。但我需要花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才能接受他离开的事实，我已经被这些惨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将月复一月，我会常常需要他。渐长的年龄真的这么快就要带走我们吗？我是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老团队里唯一活着的人了……其他人都死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和我一起追忆往事了。我就像牙齿掉光的老人，只能独自缅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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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这片大陆的边缘，他有点踉跄。他不停地给法国发电报、打电话，这很奢侈，他负担不起。他没想过要移民。“我在国内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国外毫无用武之地。”他后来写道。他对B夫人说，如果B夫人认为他应该回法国，他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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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吉约梅去世消息当天，圣埃克苏佩里按计划在里斯本的法语学校做讲座。他庄严地赞美这个淳朴的人，在他看来，吉约梅一直是勇气的化身，他念念不忘在安第斯山脉的遭遇，进而谈到了《人的大地》。讲座上，他失声痛哭，当然他没有忘记提到，他是这家航空公司幸存下来的唯一老将。后来，他打起精神参加了接待会，这场接待会是专门为他和电影制片人让·雷诺阿举办的，雷诺阿也做了讲座。他品尝了陈年波特酒，还表演了让大家着迷的纸牌戏法。12月4日，圣埃克苏佩里按计划在一所备受推崇的工程学校，就空中邮航公司做讲座。他一开场便说，他宁愿冒着飓风飞行，也不愿做讲座，季洛杜可能会十分欣赏这番调侃。他继续说，他想换一个主题，谈谈他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想和你们谈谈恐惧。”圣埃克苏佩里说，全场观众一阵躁动和耳语。他用平静的语气分析了经历险境时的各种感受：在受到攻击的侦察机里，在圣拉斐尔湾的水中，在利比亚炙热的阳光下。在第一项考验中，他给生命下了新的定义：“活着就是感知自己没有死，一秒接一秒，炸弹在身边爆炸，使人极度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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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圣埃克苏佩里拿着他在里斯本逗留期间一刻都不离手的灰纸包裹，登上了美国出口公司的小船“希伯尼号”。邻座的人竟是让·雷诺阿，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熟识。动身之前，圣埃克苏佩里给贝克尔发了电报，说他要到纽约的事只告诉希契科克一个人就行。他想尽可能地避开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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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登上“希伯尼号”时是难民，上岸时就成了名人。记者是躲不掉的，有些记者原本是冲着让·雷诺阿而来，最后却选择了他，一个更有卖点的高大的法国人。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特别崇拜圣埃克苏佩里，还会说一点法语；他就善意地委任年轻人当临时记者招待会的翻译。圣埃克苏佩里身穿粗花呢大衣，发际线很高，露出了前额，脸上布满皱纹和伤疤，显得特别伟岸。他毫不隐讳地提到，法国的失败是一群领导人导致的，他们没有什么现代战争概念，并且逃避作出政治声明，但对于法国总理贝当，他拒绝发表意见。他表示，自己坚信法国会再次崛起，但被问到曼哈顿的天际线会如何时，他的回答有点冷漠：“我不是占卜师。”谈起“希伯尼号”这趟险象环生的航程，他则显得很从容，这次航程比预期长两天，船上到处是水：海水漫过了洗脸盆，侵入船舱。这艘小船和“诺曼底号”有天壤之别，一上船，圣埃克苏佩里就说他想起了哥伦布。看到泽西城时，船长松了一口气：现在是新年前夜，由于航程延误，“希伯尼号”上的酒吧已经被喝空了。圣埃克苏佩里也如释重负，尽管他没有提及由于晕船，一周以来他只能喝茶和牛肉清汤。说到茶，他是强迫雷诺阿的妻子替他点的。“你只要说‘茶’就行了。”迪多·雷诺阿告诉他。“我不想去。我宁愿不去。”圣埃克苏佩里生气地说。他告诉记者，他会在英语世界待三四周，他当时对此深信不疑。采访快结束时，年轻的记者冲动地请圣埃克苏佩里在采访记录上签名，经验丰富的记者也纷纷效仿，后来他们承认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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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过欧洲灰蒙蒙的天空和宵禁之后，他看纽约时只觉得眼花缭乱，一片欢腾。圣埃克苏佩里曾在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度过新年前夜，他习惯了灯火管制，觉得时代广场像利比亚沙漠一样奇异。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让他产生了落寞之感，就像服丧的人在热闹的聚会上感到悲伤一样。他很快住进了丽思卡尔顿酒店，开始了第一拨拜访。在雷诺阿的陪伴下，他来到了贝尔纳·拉莫特门前。拉莫特是他在巴黎美术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东五十二街的一间画室创作，如今那里是拉格勒努耶楼上的餐厅。此后几年里，拉莫特将在这里，在他的屋顶露台上招待艺术界大大小小的名人。那是波希米亚式的慷慨，需要金钱，但更需要个人魅力。圣埃克苏佩里常来这里，他写给拉莫特避难所的颂歌，总是让人联想到晕乎乎的脑袋和旋转的人行道。拉莫特张开双臂热情地迎接两个“大块头”，他从楼下餐馆买来沙丁鱼和马伦戈炖牛肉作为周日的午餐，佐餐的是一瓶瓶皮尔酒。第一周周末，圣埃克苏佩里还去拜访了拉乌尔·德·鲁西·德·萨勒，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不太开心。这位《巴黎晚报》的前记者说，他的朋友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鸟，一只总是把头埋在翅膀下的鸟。可以说，他已经饱经战争的风霜”。圣埃克苏佩里不是简单地不开心和迷茫；他意识到，英国人与法国人命运同样悲惨，但英国依然在抗争，而他的祖国却选择了投降，这让他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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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渴望有一点思考、喘息、休息的时间，但美国给不了他。抵达两周后，他获得了1938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虽然晚了一年，但事出有因——颁奖仪式在阿斯特酒店举行，有一千五百人出席。仪式结束后那几天，媒体蜂拥而至，也许是因为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为他做好了准备工作，也许是因为他现在除了自己的身份外，还肩负着某种宣传任务，圣埃克苏佩里沉着应对，远比两年前被法兰西学术院推到聚光灯下时轻松自如。他之所以成为很好的报道素材，不仅是因为他勇敢：一位六英尺两英寸（约1.88米）的法国大汉，在任何人群中都会引人注目。各种各样的传说都附在他身上，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尤其如此：他的出版商爆料，要想让这位周游世界的作家好好写作，唯一的办法是把他锁在屋子里；他的经纪人详细描述了他的着装怪癖；在与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访谈时，为了免得他们两人被烤死，他不得不叫丽兹酒店的服务员来关掉房间里的电壁炉，因为他完全不会使用这台精巧的设备。他很有魅力，总能将冒险经历讲得很精彩，把自己塑造成一半英雄一半小丑。“他很清楚，对话不是书或者讲座，对话应该妙趣横生，”对他赞赏有加的奥蒂斯·弗格森说，弗格森发现这位法国人很善于把握时机，“你永远不必猜测他讲话的重点，因为重点如此突出。”他对政治以外的任何话题都很坦率，主动透露他正打算放下手边的其他稿子，专心写一本关于他的战争经历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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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尤金·雷纳尔和柯蒂斯·希契科克——还有他们的妻子——都鼓励他，他们尽其所能想使这位外国作家感到宾至如归。他们不认为圣埃克苏佩里只是暂时停留，而是把他当成常客，伊丽莎白·雷纳尔和佩吉·希契科克四处张罗，为他寻找称心如意的公寓。她们在中央公园南240号第二十三层找到了一套景观绝佳的公寓；来访的客人们常说这里像驾驶舱。她们还买好了厨具、酒、食物和衣架。等到壁炉里生好火，朋友们同来参加下午的鸡尾酒会时，大家才告诉圣埃克苏佩里这是他的新家。他既感动又高兴，差点哭出来。他需要人照顾，而雷纳尔、希契科克和贝克尔都乐意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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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钱。《风沙星辰》已经为他赚了一万七千五百美元版税，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美元，但是战争爆发后，圣埃克苏佩里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帮助他起草了一份解冻申请。他提交了一份不同寻常的预算方案，他向当局解释说，除了获批的额度，他每月需要再支取一千五百美元。他不仅需要租公寓，雇秘书和翻译，还需要立即治病看牙，以解决危地马拉坠机事故留下来的长期病痛。（他只谈到了下颌，称下颌有三处骨折，至今没有治好；他没有说他有时会不明原因地发烧，其实，发烧对他影响更大。）他离开法国时，时局动荡，他连换洗衣物也没带，因此他还希望能够支取一些钱作为旅行和娱乐费用。雷纳尔夫妇为圣埃克苏佩里的陈述提供担保，并且对他敞开家里的大门，于是圣埃克苏佩里成了东六十六街公寓不必预约的常客。伊丽莎白确保他能够玩得开心，他的话能够得到准确翻译；伊丽莎白、加朗蒂埃和贝克尔负责他大部分的语言交流问题。（希契科克夫妇的女儿说，父亲的法语更流利，母亲的法语更合乎语法。）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帮助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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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来到纽约，本来打算待四周，结果一待就是两年多，但到1943年，他学习英语的意愿、他的英语水平还是跟1941年时一样，没有进步。他能看懂标识，还会数数，能明白文章的大意，但他听不懂人们讲话。他是一名优秀的哑剧表演者，他在里奥德奥罗的经历可以证明。他居然能够凭借那可怜的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照常生活，着实令人钦佩。他能够用他的故事吸引整桌子讲英语的人，但他对英语的抗拒如此强烈，能不用英语时一句都不愿意尝试，这也极大地突显了他作为流亡者的身份。他并不是第一个不能适应新国家的语言的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对法语也无动于衷，不同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处于战争时期，他曾为自己的流亡辩护，说是为了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呈现法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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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的语言缺陷不以为然，认为完全是由于自己不愿学，而不是由于能力问题。后来，1942年，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学习英语课程时，充分证明了他敏锐的听辨能力和非凡的模仿天赋。“我想要一杯咖啡时，就走到最漂亮的女服务员旁边，通过一系列的手势让她明白，我需要杯子、碟子、勺子以及咖啡、奶油和糖。看完我的动作，她便会心一笑。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学会英语，而不看她笑呢？”他对朋友们说。有时，他用法语的“一杯咖啡”代替英文。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努力学习英语时——尤其是他的出版商，迫切地希望他能掌握英语——他郑重其事地咆哮道：“我法语还没学好呢！”这种反应表明他对“单一语言”的顽固坚持：用任何语言，他都害怕传递错误信息。在吹毛求疵的战争年代尤其如此，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晓畅更重要。接受采访时，他坚持请翻译，以免造成可能的误解或尴尬。与此同时，就像所有因为害怕尴尬而不敢说其他国家的语言的人一样，遇到只会说一点蹩脚法语的人时，他十分包容，甚至会鼓励他们。他宁愿他们滥用莫里哀的语言，也不愿自己挣扎着去说可能扭曲自己意思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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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语言上的执念带来过喜剧，也带来过悲剧。圣埃克苏佩里挤进纽约的出租车，用法语飞快地说出目的地，似乎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他对清洁女工的称呼戏剧化极了，挑战了法语的极限，称为“arrache-poussière”（大意是“清除-上面-灰尘”）。他成了使唤朋友的专家，经常让朋友陪他办事。法航大西洋区的工程师罗伯特·博纳姆陪他去药店取药。贝克尔带他去买衣服。有好几次，在他买口述录音机讨价还价时，拉莫特帮他做翻译，眼睁睁看着他递出了将近七百美元——这笔钱完全可以买一辆车，雷纳尔与希契科克不得不回银行去，替他恳求银行提供一台更精密的录音设备。毫无疑问，即便他能，他也不会一个人去办这些事。他需要一名听众，这样的安排对他很合适。那年冬天，B夫人在纽约待了将近两个月，也为这位朋友的日常交流出了不少力。伊冯娜·米歇尔陪他去看电影，但整个观影过程中，他一直在问“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伊丽莎白·雷纳尔为他找到了会说法语的医生。人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能用法语打字、能破译圣埃克苏佩里的笔迹、能容忍他古怪工作时间的双语秘书，最终找到了里昂人玛丽·鲍楚·麦克布赖德，她为作家工作了两年。不得不独自办事时，他则会求助另一位了不起的朋友——电话。在萨克斯百货，他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请他向身边的售货员解释，他想要橱窗里的红底领带。在诊所，他和医生来来回回地递电话。有一次，他单独和医生在诊疗室，房间里没有电话。圣埃克苏佩里用德语问：“医生，我怎么了？”两人磕磕绊绊地说着各自都只懂一点皮毛的语言，费力地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似乎才是最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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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圣埃克苏佩里不愿承认，语言障碍给他带来的影响远比他想象中的大。总的来说，语言障碍增强了他的孤立感，他是以失败者的身份来到纽约的，几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二等公民，没什么权利和存在感。他对美国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美国既然能够设计出顶尖的洗衣机，就有可能也有能力拯救法国。他不会讲美国的语言，自然不可能深入了解美国，他读不懂美国的报纸，就体会不到美国文化背后的深层含义。美国文化似乎就是棒球、可口可乐和口香糖。美国对法国冷眼旁观的态度令他耿耿于怀，他感到自己也遭到了排挤。戴高乐的特使拉乌尔·阿格利翁晚圣埃克苏佩里一天抵达曼哈顿，他提醒圣埃克苏佩里纽约只是美国的一部分。“是的，”圣埃克苏佩里表示同意，“但是美国的心在这里，铁石心肠。”他是个孤独的人，这一点“玛丽·波平斯”系列童话的作者帕林特·特拉弗斯很快就发现了。他们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因此相识。他似乎比从前更像来自别的星球。一方面他操着别的语言、身在他乡，另一方面他关注的事超越了实际或眼前，他因此开始显得像一位宗教人物。加朗蒂埃回想起来，觉得他是“一位布道的修士”。其他人则——根据他的举止和身份，而不是生活方式——把他当成修士。在美国，他最好的一些朋友是孩子，和他们相处，语言不是那么重要。他曾经花很多时间用幽默的方式教一位少女举止行为，少女也像大家一样在他身上看到了“光环”。娜塔莎·斯图尔特·于尔曼后来回忆说，这不是圣人的光环，“它更像是月亮周围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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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达后不久就与美国陆军部取得了联系，尽管并非完全出于他之前所暗示的原因。3月，他会见了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代表，向代表介绍了自己的两项发明，可能就是他在奥康特时一直在完善的导航设备。他表现得很强硬，拉尔夫·巴斯比上校向上级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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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这个人，一个近乎偏执的天才，称他有两项关于飞机的发明，这两项发明可能是有价值的。他担心这些构思已经被美国军方秘密地申请了专利，所以他不愿申请专利，也不愿进一步开发。虽然他不支持维希政府，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原文如此］都在法国，自然不能断绝关系。他想把发明给美国军队，当然是想赚钱，但除非他能得到充分保护，否则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只会说法语，但有个会说英语的经纪人［可能指加朗蒂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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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一位官员跟进此事，但圣埃克苏佩里的提议终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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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他仍坚称大约一个月后返回法国。在拉扎雷夫家的晚宴上，他见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向这位官员详述了如何占领北非。他说：“如果在法国陷落时，有人向驻扎在北非的军队提供一千架飞机，提供替换零件、润滑油、汽油和所有必要的辅助物资，北非今天就在打仗了。如果有人现在到那里去，带去大量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就能扭转局势……拿下北非意味着拿下未被占领的法国。”有人建议美国陆军部与这个法国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似乎特别熟悉北非地理，而当时在美国很难找到准确的北非地图。6月，美国陆军部与他取得了联系，报告中略带不屑地说：“郑重声明，我部认为圣埃克苏佩里先生对法属非洲某些方面的了解称得上‘还不错’，但绝对称不上‘卓越’。”他们认为，他无法为陆军部提供任何专业知识。他遭到拒绝的一部分原因似乎是，他不是军队里的人。同样明显的是，美国陆军部里似乎没有人愿意重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外国预备役军官主动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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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抗拒讲法语的人，是生活在纽约法国人聚居区的法国人。法国沦陷后，大约有两万名法国人进入了美国社会，人数是聚居区法国人的十倍。新来者中许多人是外交官、艺术家、科学家、实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大多暂时居住在纽约和洛杉矶周围。他们很快分成了不太严格的派别。报道圣埃克苏佩里抵达纽约的那一期《纽约时报》也引用了贝当的话，呼吁法国人民在新年里抛弃仇恨、偏见和不信任。1941年，大多数法国人都属于维希派，维希派支持贝当，支持赖伐尔，或者是彻头彻尾的通敌主义者；他们的反对者分为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派系之间如此分裂，以至于拉乌尔·阿格利翁到达纽约时，不得不出示三处“自由法国”发放的凭证。结果曼哈顿之行成了一个谜，每一位代表都声称自己是戴高乐唯一的真正朋友，从圣西尔军校时期起的亲密朋友，并开始诋毁对手。分歧不局限于纽约第五大道。莱昂·沃斯在圣阿穆尔低调地度过了战争时期，他儿子在里昂读十一年级，他对班里的学生做了如下的政治侧写：“有二十名亲英派，不管他们是亲贝当派还是亲戴高乐派；十四名狂热的维希派，其中两名纳粹分子；三名法兰西行动党；三名通敌主义者；六名漠不关心的学生。”在纽约法语高中，一半学生拒绝和另一半学生说话。遭受羞辱的团体热衷指责，流亡的团体充斥着谣言和背叛。在华盛顿看来，流亡美国的法国难民——他们是群体性坏行为的一个好例子——本身就解释了法国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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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钻进了这个马蜂窝，但他决心远离政治。他的威望无与伦比，每个政治派别都决心让他加入自己的阵营。1月底，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语言的威力，有消息传来——表面上来自维希，但更可能来自不怀好意的人——他被维希任命为委员，任职于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这一消息。他写了一份声明，随后由鲁西·德·萨勒翻译，加朗蒂埃修改，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审核，贝克尔的秘书打字，最后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套房中交给了媒体。《纽约时报》1月31日的头条新闻称“圣埃克苏佩里不喜欢维希政府的任命。作家飞行员称，如果维希政府邀请他，他会拒绝”，并援引他的话，说明他没有任何政治意图。他坚决否认了所有相反的说法，十八个月后，面对同样的指控，他还是这样应对。在安德烈·布雷东收到的一系列充满敌意的信件中，有一封敌意尤深。圣埃克苏佩里在信中解释道，对于维希政府的任命，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他发现，从一个他从未被正式任命的职位上辞职很尴尬。他确实认为贝当不是两害中，而是三害中的轻者——贝当随时可能被狂热的亲纳粹法国官员取代——他也确实认为停战是必要的。（事实上，维希政府有能力任命一些人，这些人不仅不愿与维希政府打交道，而且还像电影制片人勒内·克莱尔那样，不久之前曾被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放弃一贯的平和做派，激烈地争辩说他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原则。他告诉布雷东：“你看，我的朋友死了一半，而你的朋友都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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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与任何阵营结盟，因而受到所有人诽谤。他与戴高乐的代表多次激烈对话。这些代表奉命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这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加入他们。然而，在圣埃克苏佩里和美国政府眼中，戴高乐是一位潜在的独裁者。作家根本不信任他，不明白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哪里来的权利，能说自己代表法国。他仍然坚持认为，贝当将军使法国免于彻底毁灭。当阿格利翁指出遭希特勒入侵的其他国家都没有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他不听，他对将军的雄心壮志十分不满。（“你怎么能指望他不这样做呢？雄心是领导力的源泉。”阿格利翁徒劳地反驳。）同他的几位戴高乐主义者朋友一样，阿格利翁因为与圣埃克苏佩里交往而受到谴责。伊冯娜·米歇尔曾在美国战时新闻处的法国办事处工作，她被要求与圣埃克苏佩里撇清关系。在双方煽动下，谣言四起。戴高乐主义者底牌更多，因此他们做了一件特别恶毒的事情：有人看到作家在华盛顿与维希政府官员共进午餐（虽然他从未离开过纽约）；众所周知，他为维希政府购买飞机（尽管他的大多数朋友更支持戴高乐）。12月，当他受邀到法语高中发表演讲时，该校接到了一连串恐吓电话，抗议称学校使学生受到“一名纳粹分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圣埃克苏佩里是反犹分子，但他不是，原因和他在1941年被抹黑的原因一样：他拒绝按照标签来看人。被美国政府视为干涉者的戴高乐，因无法笼络这位杰出作家而付出了惨痛代价。阿格利翁认为，在那些拒绝加入的人中，圣埃克苏佩里对戴高乐的伤害最大。而戴高乐并不是宽宏大量之人，他必定会让圣埃克苏佩里为自己的不合作多次付出代价。尽管在美国人眼中，圣埃克苏佩里仍是最有名的法国人，是兄弟情谊的高尚倡导者，他却遭到冷落，吃了闭门羹，受到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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