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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并不认为自己写了一本有争议的书,但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只是出于习惯,也要面对“诽谤和怨恨”。这无疑是明智的。3月,法国驻纽约总领事恭敬地向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一位狂热的贝当主义者,汇报《空军飞行员》取得的成功,称这是第一部超越政治来讲述这场战争的作品。很快,政界人士就站出来回应这一观点。这本书的最后几行如谜一样神秘难解,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维希主义者看来,它是战斗的号令,而戴高乐主义者则视它为失败主义言论。这一次,双方有了共同点:他们联合起来谴责这本书。圣埃克苏佩里绞尽脑汁,试图弄懂这些反对意见,往往他辩驳了一项反对意见,又会引发其他批评。(讽刺的是,他本来只是想谴责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帮助法国。)他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他拥护维希政府的证据,只找到了一行写政府的文字,他认为这是非常温和的谴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吓了一跳,问遍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位戴高乐主义者。他们告诉他,他在捍卫停战协定时为维希政府做了辩护。“但我没有写停战协定。”圣埃克苏佩里反驳道。“是的,但是你让美国人觉得法国军队好像被打败了。”对方回答。他们抱怨,为什么他只写了一项飞行任务?在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圣埃克苏佩里让战争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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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法语版《空军飞行员》出版后,争议更大了。圣埃克苏佩里来到美国后,巧妙地避开了“露面,还是不露面”的问题,这是生活在敌占时期的作家们(法国在1942年底完全被德军占领)不得不面对的。在这个时候出版作品,就要和一群叛国者做生意。这样做的理由很多,当然绝不包括作家们要生存。让·盖埃诺引用了另一段话:“文人并不是人类中最高贵的。因为他们无法默默无闻地生活,会为了出名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几个月的沉寂和消失就会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他再也受不了了。”圣埃克苏佩里比大多数作家都幸运,因为他在法国之外出版的作品和在法国同样受欢迎,有时甚至更加成功。但是对于他来说,《空军飞行员》在自己祖国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他并不是专门为美国人写这本书的。他设法把一份手稿副本送给了塞戈涅,塞戈涅则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在法国出版它。在法国,任何作品要出版都得先经过审查批准,伽利玛出版社于秋季提交了文本。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写的是与德国的战争,但更是一部战争的挽歌;他的作品已经被德国人奉为法国文学的典范。格哈德·黑勒,一位热爱文学的德国年轻人,是出版物审查部门的负责人,在所有法国出版商中,他和加斯东·伽利玛关系最近。他批准这本书于1942年12月出版,不过其中有一行文字要删改,且印数不能超过两千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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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玛出版的《空军飞行员》一周便售罄,引发了一股赞赏风潮,但随后又被召回,不过并非因为德国人。原来,有几个法国人注意到,圣埃克苏佩里在为飞行中队的官兵大唱赞歌的同时,似乎还赞颂了一个叫“让·伊斯拉埃尔”的人的英雄事迹。这让他们难以接受。平心而论,圣埃克苏佩里极力显明伊斯拉埃尔的身份,在两页之中十四次提到他的犹太人鼻子。圣埃克苏佩里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后来他又有意使用了“伊斯拉埃尔”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当一位细心的作家连续十四次使用一个词时,一定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皮埃尔-安托万·库斯托领导了一场针对这本书的恶意讨伐,称它为“又一项疯狂的犹太人好战行为”。“圣埃克苏佩里先生挑选伙伴的方式很糟糕。”他轻蔑地说,提醒读者《空军飞行员》的作者也是莱昂·沃斯的好友。相比夸耀一个犹太人的英勇,一位法国作家肯定有更值得做的事情吧?他谴责这本书叛国,其他纳粹同情者也认同这一评价。一个法国人问评论家们,他们是不是忘记怎么读书了?1月中旬,维希政府的犹太事务专员质问审查者是怎么想的,竟会批准出版如此侮辱占领国的作品。戴高乐主义者充耳不闻这些对亲犹主义的指控,他们对这本书有他们自己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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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禁书一样,《空军飞行员》很快便像《飘》那样流行起来,至少名声大震,而书很难买到。(圣埃克苏佩里并不孤单,法国通敌主义者也反对德国人批准出版加缪的《局外人》,就连《拉鲁斯词典》也被禁了。)《空军飞行员》的两个秘密版本分别于1943年12月和1944年出版,但伽利玛未获许重印圣埃克苏佩里的早期作品,他的书在法国已经绝版。他曾经是右翼的法兰西学术院的宠儿,现在作品却全部下架。1943年,有人在卡萨布兰卡的书店要买一本他的书,遭到老板怒目相向。黑勒因疏于管理而受到严厉斥责,并被软禁了几天。伽利玛在战争期间急于把注意力从公司转移开,他对这场纷争很不满意,但最终事实证明为《空军飞行员》惹上麻烦是值得的。后来他以出版这本书为例,证明自己在敌占时期是忠诚的。(卖国的罪责完全归给了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和《新法兰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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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伊斯拉埃尔在《空军飞行员》写就之前便进了战俘营,他在里面通过通敌派报纸读到了朋友引起的这场骚动。大约一个月后,一本《空军飞行员》被偷偷带进了战俘营,大家秘密传阅。伊斯拉埃尔自豪地阅读着。事实上,是名字透露了他的族裔——他的鼻子一点也不显眼——但他很乐意尽其所能地为国家服务。1942年,别的法国作家都不会为了一位名叫伊斯拉埃尔的中尉而冒生命危险。很少有法国作家不承认这样做是充满挑衅的。只有圣埃克苏佩里——他的说服力让人无法忽视他,但他的观点又太过柔和,不符合任何政治派别的利益——才会因为歌颂让·伊斯拉埃尔而被禁,同时因为涉嫌拥护维希政府者而遭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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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六章 远离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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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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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男人生活的动力之源。因为她们,我们穿上干净的衬衫,清洗袜子。因为她们,我们不断超越。因为一个女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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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玛丽[·契弗]喃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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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的是,”约翰说,“哥伦布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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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唐纳森,《约翰·契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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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这个孤独、笨拙的法国人,拥有灿烂的过去,头顶名人的光环,在美国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曾通过平·劳伦斯和劳迪·劳伦斯夫妇引荐与他匆匆一见的费伊·雷,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哦!他看起来真英俊!又高又大,还有一双星星般闪烁的黑眼睛。”在纽约《邮报》的文章中,埃尔莎·马克斯韦尔将她心目中最伟大的在世法国作家描述为“一个活力四射的男人,充满了魅力和力量,对女性非常有吸引力”。凯蒂·卡莱尔·哈特在贝尔纳·拉莫特家里与圣埃克苏佩里相识,认为他性感至极;像许多见过他的人一样,凯蒂不知道他已婚。(那些知道他已婚的人,比如安妮·林德伯格,大都相信他和妻子分居了。)1941年在法语高中听过他演讲的一名听众五十年后回忆道:“我不知道九岁的孩子能否明白什么是性感,但他看起来的确很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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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刻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因为他不需要。蜂拥而至的追随者们——他亲切地叫他们“小家伙”“小可爱”——簇拥在这位可以战胜一切却无法打理好日常生活的传奇人物身边。尽管圣埃克苏佩里特别腼腆,他还是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女性的独特吸引力。他厌恶任何粗鲁的行为,也不夸耀自己的征服史,他倒是喜欢自称“金发美男”,虽然现在有些谢顶了。他很少提及龚苏萝,更不要说生命中的其他女性了。贝克尔很清楚他的委托人圣埃克苏佩里感情生活丰富,因为他经常牵线搭桥(为了诱惑圣埃克苏佩里来美国,1940年他承诺会带着六个金发碧眼的女郎在码头迎接他,并保证她们一个比一个漂亮);加朗蒂埃也知道这些女人,因为他和圣埃克苏佩里经常联系。在这方面,他给圣埃克苏佩里的建议比大多数朋友都要多。加朗蒂埃说:“像所有精力充沛的男人一样,对于女性,他更喜欢独宠一人,而不是与多人交往;对于男性,他则更喜欢三五结伴,而不是与一人独处。”加朗蒂埃注意到圣埃克苏佩里的品位下降了,变差了:“他发现有时他交往的女人并不是适合他的类型,比如那种‘漂亮的悍妇’,她们打着精明的算盘,专注地倾听他的想法,试图安排他的生活,而他很难摆脱她们,他根本不知道如何狠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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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下旬,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翻译同一个这样的女人在唐人街共进晚餐。加朗蒂埃从小就认识这个女人,对圣埃克苏佩里和她交往感到失望。她三十八岁,美艳动人;不单吸引男人,很多女性也为之倾倒,不过加朗蒂埃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晚餐时,她提起刚刚读过的《夜航》。她的话语流露出,她是反犹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她对小说的解读激怒了加朗蒂埃,他认为她完全误解了“领袖”一词。他这样一反驳,聊天的话题转移到了“民主”上,两个男人激烈地争论起来。圣埃克苏佩里认为,民主制不过是建立了一个腐败的资产阶级政府,即第三共和国。他对权威人物怀有某种怀旧之情,法国一旦陷入困境,人们常常会怀念他们。(贝当在1940年说过:“他们只有遇到危机才会打电话给我。”)到了车上,他们还在争论,加朗蒂埃大发雷霆,他气冲冲地说:“就在这里停车吧,你整晚都在为最恶心的观点辩护。你显然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下车时,圣埃克苏佩里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你知道我深深地爱着你,”他平静地说,“请不要叫我法西斯主义者,我不是。”虽然女伴一再坚持陪他,但在后面几小时里,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时间顾及她。加朗蒂埃醒来之后,在门口发现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解释信。在信中,圣埃克苏佩里果断抛弃了支撑法国民主的观念,尽管美国所实行的民主也是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比起从扎努克的三部电影中选择一部来说,修道院中可能更自由。他也像托克维尔一样,认为平等将人性拉低到最低标准。在非等级制社会中,团体友爱难以存在。它在法国军队中比在美国更普遍,而他向来受不了集体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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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圣埃克苏佩里在另一种女人,更像他妻子的女人身上,倾注了更多关注。1942年,他喜欢上一位极具魅力的巴西王妃,据一位朋友说,这个女人符合圣埃克苏佩里的三个标准:高挑、金发、拥有贵族头衔。人们经常见到他与娜达·德·布拉甘斯在纽约玩乐,她看起来很和善;圣埃克苏佩里把她介绍给朋友们时,很多人都以为是B夫人回到纽约了。(实际上B夫人并没有回来,这段时间她和圣埃克苏佩里感情不和,这是距离造成的。因为担心被窃听,她为了让通话更合宜,打电话时会说几句致敬戴高乐的话。圣埃克苏佩里怒不可遏,认为她已经转而支持他最蔑视的阵营。[46]后来,在阿尔及尔,他才原谅了B夫人。有一次,他们吵得很厉害,圣埃克苏佩里生气地挂掉了电话。接线员听到B夫人在电话另一头哭泣。接线员听出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声音,安慰她说:“您不要生气,您知道的,他五分钟后会再打给您的。”)作家坦承他被娜达吸引,是因为她气质忧郁,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够欣赏这种特别的吸引力。“她的脸如溺水之人,微笑起来如此美丽。”他曾对一位朋友如是说,而这位朋友正是B夫人。圣埃克苏佩里的率真让女人们绝望,他还曾让B夫人去探望娜达,因为当时两人都在伦敦。B夫人抱怨娜达精神不正常。“不要这样说我的女人们!”圣埃克苏佩里责备道,“她们都是疯子。”(战后,娜达从伦敦一家酒店的窗户跳楼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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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女人们的风流韵事不一定有先后顺序。身体抱恙,再加上气候恶劣,女人是纽约能给这个孤单的男人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这也是在女人环绕的童年环境中长大之后,圣埃克苏佩里一生中女人最多的时日。他越痛苦,越需要心灵的避难所。他从一个女人身边走到另一个女人身边,然而这些关系并不全关乎性,其中一些重温了他与姐妹们的亲密关系。赫达·斯特恩是一位罗马尼亚难民,二十五岁,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1941年10月经熟人介绍与圣埃克苏佩里相识。她是犹太人,家人都还在欧洲。她独自在纽约,心里很内疚。两人立即成了朋友。法国人圣埃克苏佩里对她倾诉衷肠。这位年轻女子瘦瘦小小,但很美丽动人,像童话里光芒四射的公主。赫达·斯特恩说,在她孤孤单单、没有朋友的绝望日子里,圣埃克苏佩里拯救了她;而她显然也给圣埃克苏佩里带来了希望。她明白如何维持一段有违传统的恋爱关系,并将其形容为“完全私人的,与众不同的灵魂伴侣关系”。能够向一位痛苦的作家敞开大门,她感到很荣幸。作家每周会有一两次,深夜爬上五楼来与她交谈。她脆弱、眼光敏锐,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她可能是莱昂·沃斯的替代品。她帮助圣埃克苏佩里完成了一篇写沃斯的文章,她还说她非常喜欢《沙漠的智慧》,给了圣埃克苏佩里莫大的鼓舞。圣埃克苏佩里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她提供了超乎她自己想象的“精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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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女性的肉体关系大都结局不美,至少其中一些是这样的。他们之间自然会有性爱——据佩利西耶说,圣埃克苏佩里觉得那是“偶尔的必需品”。作为一个极度感性的人,在纽约的社交生活中,他有时想寻找一种被宠爱的大男孩的感觉,有时又不顾一切想让人觉得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对于他这些隐秘的渴望,龚苏萝帮不上什么忙。她至多不过是公开赞美丈夫的长腿,或者在纽约四处奔走,说丈夫刚刚强暴了她,但丈夫由于长期高空飞行,已经不能够再满足她了——这些言论也使她给人留下了“红颜祸水”的印象。她用这种方式,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其他男人表明,她是可接近的。其他女人则不同,她们为圣埃克苏佩里竭尽所能;一个女人甚至给他服用安眠药,看看他能否放松,能否恢复能力。女演员纳塔莉·帕利是罗曼诺夫家族的一位公主,科克托也曾经倾心于她。有几个月,圣埃克苏佩里从她那里找到了所需的慰藉:“我迫切需要怜爱和安慰……我有权暂时回避生活的要求。我有权把一颗忧伤的心交给你点亮。”纳塔莉抚慰了他的神经,他感叹道:“你闪烁着牛奶和蜂蜜的光彩,解开你的裙子像天光破晓般神奇。”在一封充满情欲的信中,他承认短暂地不忠过;在另一封信中,他承认知道他们最终会伤害对方。“但这就是存在的本质。想体验春天,就要冒度过冬天的风险;想当下在一起,就要冒将来分离的风险。”不过,他向纳塔莉保证,尽管他有很多段感情,他可能只用过三次“爱”这个字。在她之后,他想自己再也不会用这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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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向纳塔莉说起他对离婚和再婚的感想时——他似乎是被纳塔莉难以捉摸的性格打动,才有感而发——他仍然在培养新的感情。1942年3月,在一位朋友家举办的周日鸡尾酒会上,他正与加朗蒂埃交谈,加朗蒂埃的一个熟人,二十八岁的西尔维娅·莱因哈特朝两人走了过来。她刚刚读了《风沙星辰》,希望加朗蒂埃能介绍她与作者认识。“告诉他,我爱他。”她对加朗蒂埃说。然而,加朗蒂埃这位出色的译者居然理解错了。西尔维娅坚持要他翻译,可他第二次还是没找到机会说清楚。西尔维娅干脆直接问圣埃克苏佩里:“你要我的电话号码吗?”说话时目光毫不回避,正对着他的胸膛。“是,是。”这个自称一句英语也不懂的人回答道。就这样,他们开始每天见面,还发明了属于两人的私密语言,大致上就是由几句两人都懂的话和好多手势混杂起来的交流语言。西尔维娅一定在这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因为圣埃克苏佩里给了她少有的最高赞美。圣埃克苏佩里后来给她写信说:“你很有讲故事的天赋。”在莉莲·罗斯的《照片》中可以找到他们志趣相投的证据,书外的西尔维娅,也就是书里的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夫人,和她的黑色贵宾犬轻快地起舞,非常古怪。1950年,在约翰·休斯敦的生日聚会上,罗斯看到了她:“一个窈窕、很有魅力、面带讽刺的女人,棕色的大眼睛中透着怀疑,举止有些欧洲大陆的味道,[她]像个顽皮的孩子在客人中穿梭。”丈夫让西尔维娅去和别的太太们交流,她回应道:“我不会和她们交流。我性情和她们不一样。”说着就走开了。男人们到隔壁房间玩纸牌时,她绝望地扬起双手:“戈特弗里德,人们真是谁也不听谁的!世界的状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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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像圣埃克苏佩里和西尔维娅那样交往,整整一年,他们都不和其他人约会。两人的会面常常从一顿很晚的晚餐开始,要么在西尔维娅位于公园大道的寓所,要么在鲁比福餐厅。电话没什么用,所以圣埃克苏佩里很少打电话。西尔维娅从不敢出门,生怕错过了他。而他会突然来敲门,通常那时候西尔维娅已经放弃希望好几个钟头了,觉得他不会出现了。当圣埃克苏佩里需要表达一个特别精确的想法时,两人的秘密语言就不可靠了,西尔维娅会请他写下来,再拿给她的法语女教师看。这位布朗宁学校的老师噘着嘴翻译好这些书信,再把西尔维娅的英语回信翻译成法语。显然,她很反感这个美国女人与圣埃克苏佩里有牵连,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在她心中是神圣的。如果圣埃克苏佩里知道西尔维娅用了这样的办法,他是绝不会同意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西尔维娅抓住了要点:张开双臂欢迎他(如果他来迟了,就眼含泪水迎接他);让他笑;就算他们性生活不如意,也从来不追问,而作家也从不解释;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庇护他;赞美他的作品,甚至夸赞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歌喉。事实上,语言障碍屏蔽了圣埃克苏佩里想要避免的大部分事情。对于法国人对她的情人圣埃克苏佩里的诋毁,西尔维娅完全不了解。她也不懂圣埃克苏佩里为何对法国的失败感到耻辱,也不懂1942年底他为什么多次试图回到前线。她只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心灰意懒,厌倦了这个世界,受尽了折磨,还沉迷于酒精。她还知道,他是一位最有趣也最令人沮丧的伴侣。圣埃克苏佩里反复告诉她“我很好”。她认为,这句话是为他的无能作解释。到了深夜,他会靠在她卧室的躺椅上,给她读未完成的作品,眼泪从面庞滑落。西尔维娅躺在地板上,半梦半醒,一个字也没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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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圣埃克苏佩里有时会突然消失,也不解释。另外两项义务召唤着他:一项是妻子,他喜欢深夜去看看妻子是否一切安好;另一项是工作。不过,他很少对西尔维娅讲这两方面的事。(两人约会了一段时间后,他承认自己结婚了。从圣埃克苏佩里口中,西尔维娅得到的印象是,他的妻子精神虚弱,总是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而且一意孤行地搬进了位于中央公园南的公寓,完全不在乎圣埃克苏佩里是否同意。)圣埃克苏佩里常常深夜离开,西尔维娅感到深深地绝望。她以为自己的情敌是那些女人,却不知道她的情人是回去面对地狱;圣埃克苏佩里回到位于中央公园南的公寓时已是深夜,但龚苏萝总是回来得比丈夫还要晚。他与妻子通信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发出一连串尖酸的质问:“你在哪里?”“你出去玩之前难道都不回来看看吗?”“我们不是约好了午夜见面吗?”“我白白等了你一个晚上”“你为什么如此残忍?”一天晚上,他带着一腔怒火守了个通宵,每隔十分钟就在一页纸的上方记下一笔,在那些十分钟里,他不停地踱步。他想象了最糟糕的情况,对于龚苏萝如此利用他所谓的柔情,更是怒不可遏。他痛苦地提醒妻子,自己每次回来时都看不到她。凌晨3点,他终于认输了。有一封信写了好几稿,但从未寄出,圣埃克苏佩里把它撕成碎片,投进了废纸篓(是秘书翻出来重新拼好的)。那是他在一次午夜碰面遭到爽约后写的:“你这样伤害我真是低劣。你不应该这样对我。当然,我对生活充满了敌意。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我所需要的……我付出了一切,而你除了狠毒的话,什么也没有给我。”在这几个月近乎同居的生活行将结束时,他没有了苦毒,不再指责,而是彻底变得歇斯底里:“等我死了,你就会明白你失去了什么。”龚苏萝逢人便说,甚至对那些不怎么认识的人说,丈夫会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她,甚至不惜远走,不惜让自己在战争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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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见过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在一起的人也卷入了这场纷争。管家曾让一位客人看一柜子坏掉的家具,据她说,它们都是龚苏萝怒火的牺牲品。皮埃尔·拉扎雷夫的助手比塔·多博在加州见过圣埃克苏佩里,他亲眼看到这对夫妇朝对方扔东西。另一位朋友乐观地说,这对夫妇已经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贝克尔几乎每天都去探望作家,他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曾激烈地争吵,不过他也注意到作家在与妻子分开时也很痛苦。确实是这样,每当这对夫妇分开一段时间,不管时间长短,他写信的语气马上就变了,这符合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即缺席会使强烈的情感愈加强烈,平淡的情感愈加平淡。罗伯特·滕格当时打算第二年以法语出版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他记得作家对妻子说:“你不在,我就无法思考;你一说话,我就无法写作。”圣埃克苏佩里还戴着结婚戒指,收到的邀请函上也都写着先生和夫人,但作家很少和龚苏萝一起在纽约出现。龚苏萝在别处找到了安慰,但那并不是医治嫉妒的解药。圣埃克苏佩里夫妇一起出去娱乐时,龚苏萝总是迟到,常常吃完饭就不见了。一天晚上,她出来吃饭,穿着深蓝色滑雪服和豹皮靴,披着一条鲜艳的羊毛围巾。丈夫问她能否换一身衣服。龚苏萝拒绝了。他耐着性子问道:“你认为这样穿合适吗?”“哦,是的。”她向他保证,说着他们和一位客人往市区一家小酒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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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苏萝甚至让美国人也感到困惑。她的嫉妒没有界限,无处不在;一年秋天,就因为圣埃克苏佩里随口说了一句,上英语课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龚苏萝就把古板的英语家庭教师堵在家里,盘问家庭教师与她丈夫成功相处(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秘诀。(家庭教师没有勇气说出真相,那就是她每次都要先好好冷静一番,才敢走进这对夫妇狂暴的家。)加朗蒂埃不喜欢龚苏萝,称她为“超现实主义的肉身”,这可能是对她最准确的描述;他无法原谅她对世界缺乏好奇心,与人缺乏沟通。大家的共识是,她达不到丈夫的思想深度,很可怜;有些人与她相处得好一些,这取决于龚苏萝的表现是否有趣,有时候她也会非常有趣。她曾告诉纽约的出版商海伦·沃尔夫她小时候的事:光着身子涂满蜂蜜,跑进中美洲的热带森林吸引蝴蝶,很快成群的蝴蝶就给她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外套。她还应沃尔夫夫妇邀请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他们坐在一张大写字台下,偶尔伸出一只略显苍白的手臂,举着一只空的马提尼玻璃酒杯。她被问到那年冬天向神父忏悔时是怎么说的,她马上笑着回答:“噢,我很诚实。我说:‘我的神父,我是夏娃的女儿。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呢?’”一方面,她“不可救药地幼稚”;另一方面,就像她丈夫抱怨的一样,她在1950年代厌弃了这个世界,“我要的只是有人陪我玩,让我不那么在意所有不苟言笑、尖酸刻薄、强大有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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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圣埃克苏佩里在美国的所有磨难像密谋好了一般,突然联合起来打击他。他接到加拿大出版商的邀请,急匆匆飞往蒙特利尔,出版社再版了《风沙星辰》,一直催他抽时间来看看。圣埃克苏佩里原以为这趟飞行要花四十八小时,希望龚苏萝陪他一起去,但4月29日他独自入住了温莎酒店。第二天,他开了记者招待会。被问及政治观点时,他回答得很真诚,但态度不够明朗,这让很多记者感到失望。媒体就所有常见的问题追问不休,随后又深入问了其中一些问题。《法语美国报》的一位记者向这位名人保证,在发表前,他可以审读采访稿,这无疑是一个错误。一次采访演变成了系列采访,因为圣埃克苏佩里一再要求皮埃尔·巴耶容回来取采访稿,而他其实还没有改好。同时,他阐述了对何以成就伟大作家的见解:语法。写作与飞行一样精确,圣埃克苏佩里说,并且解释了语言为什么“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非常科学,如果多一个词——就像鞋里的一粒沙子、一丝一毫的笨拙,或者一个错误操作——会造成灾难”。他有大把时间来阐述这些主题,与巴耶容分享他为《恶之花》写的序言,这本书已经委托出版,但后来未能问世。他到了蒙特利尔才发现签证出了问题,他被禁止再次入境美国,而之前有人向他保证过签证办妥了。有人劝他妥协,选择六个月的短期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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