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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尔夫妇最先得知圣埃克苏佩里被困的消息。他们非常清楚圣埃克苏佩里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无奈地说:“噢,我的上帝,他怎么又这样。”圣埃克苏佩里判断——他有证据,不过这份证据就算存在过,现在也找不到了——是戴高乐主义者设计害了他。有人向他保证,他的文件将由一位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办妥。这位官员甚至还坚持请他去蒙特利尔看看,而此前圣埃克苏佩里多次推迟了行程。或许是他自己这么想,或许是受到圣埃克苏佩里的影响,蒙特利尔的出版商认为,是华盛顿的戴高乐主义者告发了圣埃克苏佩里,想把他困在加拿大。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大,因为他的签证问题是与美国的问题,而在1942年年中,戴高乐的话在华盛顿没什么分量。最有可能的似乎是,他在没有必需文件的情况下获许入境了加拿大——他没等美国出境许可证正式注册好就匆匆离开美国,而大使馆官员保证,一切手续都可以在蒙特利尔办——但官僚机构作风拖拉,需要磨蹭一阵子才能把文件办妥。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这个解释太乏味了。他一次次写信,一次次打电话,气愤地说他的加拿大之行简直是水刑,令人窒息。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发泄怒气,他把矛头指向了他的美国出版商,以一种近乎命令的口吻,要求出版商把他从加拿大救出来。在他抵达蒙特利尔第二天,希契科克写信给美国国务院为他作保:作为月收入超过一千美元的畅销书作家,他“绝无可能成为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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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十八小时绵延成了五周,圣埃克苏佩里越来越暴躁。他再次打响一场战斗,想让别人理解他——这次他不得不跨越一条过去友好,而今突然变得险峻高耸的边界。他知道这样做不好,但现实处境太糟糕,他控制不了自己。在一封长达十页的信中,他向希契科克解释说,他一直试图给伊丽莎白·雷纳尔打电话;可她始终把他当作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得让出版商知道他既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也不是愚妄之人,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一遍又一遍回想这次行程的经过:“我之所以坚持厘清细节,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你们认为,我使你们陷入深切担忧、给你们带来麻烦,是因为我疏忽草率。”连一向好脾气的伊丽莎白都失去了耐心,可想他有多么固执。作家把责任全推卸给别人,这让伊丽莎白非常愤怒。不管大使馆向他作出过什么承诺,他没拿到文件就离开,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至于美国国务院,她提醒圣埃克苏佩里说,“除了操心你的事,还要处理很多更重要的事务。它正在发动一场战争。你最好上床睡觉去吧”。到5月底,除了美国签证之外,他只想要伊丽莎白的同情,但伊丽莎白对他只有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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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他就受邀去做讲座,这次他还是一贯地满怀热情。在5月2日的讲座上,他谈到自己的战争经历,谈到法国团结一心的重要性,赢得了蒙特利尔观众的喜爱,不过这不是因为他口才好,而是因为他腼腆而真诚。站在讲台上,他感到很不自在,第一句话说了三遍才说对;现在他讲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心。到了5月4日,情况已经很清楚,他暂时哪里也去不了。当天,他在魁北克市加拿大研究院礼堂做讲座,礼堂里挤满了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和他的加拿大出版商多次碰面,他认为是出版商让他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温莎酒店的房间里,想着他的签证问题。他还多次拜访菲利普·罗伊,还有罗伊的朋友和家人。罗伊是一名陆军军官,他父亲曾是加拿大驻法国大使。罗伊和亲友们都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如此迷人,毫无疑问,他们都不想帮助他回美国去。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在蒙特利尔一家时尚的餐厅里同罗伊以及他的未婚妻凯瑟琳·埃西尔吃饭,圣埃克苏佩里从四套餐具下拉出桌布,而桌上的银器和玻璃器皿纹丝不动。马丁咖啡馆的侍者都为之惊叹。在蒙特利尔,认识圣埃克苏佩里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为孩子们表演了保留剧目。他把一副纸牌撒在凯瑟琳·埃西尔的客厅里,然后自己回避,请她的家人每人选一张牌,并把这张牌换掉。回来后,他指出每个人选了哪张牌,全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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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温莎酒店的信纸温柔地给纳塔莉和西尔维娅写信,并答应他的新欢西尔维娅,他一旦回到“应许之地”,就马上去看她。她想,他已经走了两天,还不回来,于是派了一位私家侦探去追踪他。在东海岸搜寻这名大块头飞行员的女人并非只有她一个。6月初一个闷热的下午,凯瑟琳·埃西尔的女仆跑来报告说,来了一位客人。埃西尔正在搬家,快要搬完了;她来到楼下,看见龚苏萝穿着及地貂皮大衣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有人见过她丈夫吗?她说和丈夫约好来这里参加一场鸡尾酒会,不过很可能是她弄错了。她和她的大衣乘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留下一片错愕。更糟糕的是,在蒙特利尔停留期间,圣埃克苏佩里多次痉挛发作,疼痛难忍,他认为这是胆囊炎造成的,他以前曾因此在纽约住院。[47]无奈之下,他去了蒙特利尔的医院,医生看了一眼就诊断出结果,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即科学往往对医学和航空业有害。这个曾经走出利比亚沙漠的男人,肚子上敷着冰袋,完全靠吃颠茄制剂在床上度过了不眠不休的两周。两次背井离乡之后,他给希契科克写信说:“这让人感到有点愚蠢。”在给纳塔莉的信中,他写道:“奇怪的星球,奇怪的问题,奇怪的语言。也许有一颗星球,那里的人们生活很简单。”这时候,龚苏萝收到了爱人发给她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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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艰辛,《小王子》问世了。这是一本疗愈之书。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6月返回纽约,当时手头没有任何写作计划。伊丽莎白·雷纳尔再次出手相助。自1930年代开始,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在画一个小人儿——在信件里、在作品的题献页上、在数学方程式中、在餐厅桌布上——《空军飞行员》手稿的空白处也有这个小人儿翩跹的身影。伊丽莎白非常明白作家的绝望,于是问他,要是写一个关于那个“小人儿”的儿童故事,是否不会那么心烦意乱。有可能是在一次晚餐时,她隐约提出了这个想法,圣埃克苏佩里什么也没说,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也有可能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她丈夫在午餐时又说给圣埃克苏佩里听。(当时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凭借P.L.特拉弗斯的“玛丽·波平斯”系列童话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很多人记得在1941年或1942年自己给过圣埃克苏佩里画具套装。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他开始写这本书完全是心血来潮。有一天,他在第八大道的杂货店里买了一套儿童水彩,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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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和秋天,圣埃克苏佩里以他一贯的心不在焉创作《小王子》,还画了插画。漫漫长夜里,他靠咖啡、可口可乐和香烟的刺激,爆发出强大的创作能量,手稿上也因此留下了明显的斑斑痕迹。他用了很多种钢笔和铅笔,稿子反复修改,皱皱巴巴,空白的地方也都有写写画画的痕迹。葱皮纸的背面也画上了画。加朗蒂埃说,在圣埃克苏佩里送去印刷的每一页稿子背后,都有一百页撕碎的稿子,他对这本薄薄的小书尤其严苛。圣埃克苏佩里告诉一位记者,写作最难的是开头,但《小王子》似乎没遇到这一难题,故事的情节一开始就很成熟。这本书难度在插图。小王子的猴面包树特别难画,最后他把画转了一百二十度再画,结果才算满意。对此他很骄傲,在文本中也有点夸耀。小王子的服装经过多次修改,才成了书中那个样子。秋天,他面带会心的微笑向一位访客解释道,有些细节则很容易确定下来:“国王总是穿着貂皮。”用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画作为故事的开端,这主意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的。他原来画的是一艘船,说一位朋友把它看成了土豆,以此来证明自己不会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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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莱因哈特抱怨圣埃克苏佩里拖拖拉拉,让她痛苦,这带来了书中小狐狸——朱比角真有这么一只非洲小狐狸——那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独白。圣埃克苏佩里虽然也戴着手表,但抗议道,早点晚点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西尔维娅解释说:“我知道你要来的时候,我快乐得心都开始跳舞。”他安顿下来,在她的客厅里写作;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伴着烛光,送上杜松子酒加可乐、煎蛋和英国松饼。公寓里的一个洋娃娃扮演了小王子,于是小王子有了一头金色鬈发。(在以前的画稿中,小王子和作者一样,头发稀疏。)贵宾犬摩卡成了书中小羊的原型;还有一只拳师犬,是西尔维娅觉得圣埃克苏佩里需要一只宠物,在8月份给他买的,他给狗起名叫“汉尼拔”——它成了书中的老虎。西尔维娅听到圣埃克苏佩里写稿子时时而低声轻笑,时而哈哈大笑,她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对待这本书并不认真,但这显然是他在美国少有的安慰之一,他的秘书也赞同这个看法。西尔维娅始终鼓励他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后来他写信给西尔维娅,说她比那些语言能力强的人更了解他。《小王子》中的狐狸说:“话语是误解的根源。”书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到的”——由小狐狸说出来非常合适。这句话给圣埃克苏佩里带来了很多麻烦,五年里他不停地修改这句话,写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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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中一个女性角色也没有,但它是一本温柔的书。并非只有西尔维娅·莱因哈特和伊丽莎白·雷纳尔两个女人在其中留下了印记。曼哈顿的7月,圣埃克苏佩里感到炎热难耐,他去位于长岛的雷纳尔家和鲁西·德·萨勒家度过了几个周末之后,便叫龚苏萝去找一处避暑的房子。他们选定了阿什罗肯的一所大房子,它俯瞰长岛海湾,楼顶是复折式,共有二十二个房间。他不无抱怨地说:“我想要一间小屋,而这简直是凡尔赛宫。”就在这所房子里,他写出了《小王子》剩下的部分。不管怎么说,自从离开阿盖以来,贝文路上的住所是他最好的办公场所了。这里像极了阿盖,如同长岛北岸像极了里维埃拉。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家不安静,原本就乱哄哄的,再加上经常有名人来访。秋天,安德烈·莫鲁瓦来贝文路的住所过了一个周末,没有觉得闲适宁静。圣埃克苏佩里还是遵守着他日常的作息,并不觉得随时把客人们叫来,炫耀一番自己的得意画作有什么问题。凌晨2点,他毫不犹豫地叫醒龚苏萝,也顺带吵醒了房子里所有的人,他说他饿了,特别想吃一盘炒鸡蛋。两个小时后,大家又被他吵醒了,他站在楼下,要妻子下楼来陪他下象棋。等到圣埃克苏佩里终于消停下来,他妻子又讲起了引人入胜的奥佩德的故事;莫鲁瓦后来觉得,自己仿佛落进了两个巫师的魔爪。瑞士作家德尼·德·鲁热蒙定期开车两小时去他们在长岛的家。邀请他来的人常常是龚苏萝,而不是圣埃克苏佩里。他趴在地上,翘着两只脚,看圣埃克苏佩里握着细细的画笔给《小王子》画插图,只见圣埃克苏佩里精神高度集中,舌头仿佛粘在了上牙膛上。深夜读完《沙漠的智慧》之后,困倦的德·鲁热蒙跌跌撞撞地走进客房,却发现主人跟来了,热切地想要和他再聊一聊,再抽一会儿烟。这些周末时光告诉他,有些人的脑子是从不休息的。后来,到了12月,他和圣埃克苏佩里都搬到纽约的比克曼广场,两人成了邻居。德·鲁热蒙声称,自那以后,他从来没有睡过一整夜的觉。他对他们说:“与其说你们是一对夫妻,不如说你们是同谋,整天搅扰朋友们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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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尔与希契科克想尽办法希望圣埃克苏佩里学一些英语,但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抗拒。在阿什罗肯,圣埃克苏佩里跟着一位名叫阿代勒·布罗的年轻教师学习了一系列课程。这位好意的教师来自诺斯波特,最初是找龚苏萝谈英语课的事,龚苏萝把她推给了丈夫。他没有勇气把她赶走,后来发现学英语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9月开始上第一堂课时,他告诉教师:“小姐,我真的非常忙,几乎没有时间学英语。我不在乎能否流畅地表达。事实上,我不想学太多英语,不想让别的语言影响我的母语……另外,别指望我会学习!”他刚上了几节课,一天,平常很谨慎的布罗在讲英语中复杂的否定结构时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爱父母。”她第一次看到作家的脸闪现光芒。“啊,小姐,你意识到你刚刚发表了不道德言论吗?”他看着难堪的老师,笑得喘不过气来。不经意间,她与《小王子》的叛逆产生了联系;从那一天起,布罗在圣埃克苏佩里家变得受欢迎了。她发现这份荣幸也伴随着一些义务: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在找人照顾妻子,有两次,他说服布罗在他不在家的时候与龚苏萝共进晚餐。两次他都说了同样的话:“她不喜欢独自在家。”没有人对待圣埃克苏佩里能像阿代勒·布罗那样小心翼翼,她在车里放了一只手电筒,总是赶紧记下她离开贝文路住所时,伟大的作家所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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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俄勒冈州的布罗更注重实质而不是方式,她并不因为在圣埃克苏佩里家用晚餐而兴奋。虽然她并不介怀,但她受到了非常傲慢的对待。龚苏萝讲了很多她为了吸引丈夫而付出的艰辛,还有圣埃克苏佩里欣赏女性的哪些特征,等等。她了解到,龚苏萝想以自己在奥佩德的经历为基础写了一本书,但这项计划显然没有获得《空军飞行员》的作者,也就是她丈夫的支持,他不许妻子用夫姓出版作品。(在丈夫去世两年后,龚苏萝·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岩石王国》由兰登书屋出版。书评说的既是这部作品,也是布罗在那个夏天遇到的龚苏萝。《纽约时报》评论员阿尔贝·盖拉尔指出:“它令人恼火,是因为它不断地接近于好。”另一位评论员写道:“有时候,她似乎有点故弄玄虚,过度追求诗意和浪漫,但她绝不沉闷。”她让盖拉尔想起罗斯唐,当然比不上他的鼎盛时期,也想起创作低迷时期的伯恩哈特。)龚苏萝向布罗倾诉她对婚姻的看法,但布罗当时还没有读过《小王子》,所以没有意识到面前的龚苏萝就是书中的玫瑰。虽然龚苏萝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画了书中的插图,但《小王子》充满想象的气息和她不无关系。她没有给丈夫一个怡人的氛围,但她让作品丰富起来,在她的手中,一切都不再乏味,不再平庸。在纽约时,哮喘困扰着她;她对周围的空气非常敏感,就像小王子那朵玻璃罩里的花儿一样。像玫瑰一样,她也用咳嗽掩饰真真假假。熟悉《小王子》故事的人,很少有谁会夸耀自己是玫瑰的灵感之源,因为玫瑰并不是很讨人喜欢,就像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夏尔·包法利的原型一样。龚苏萝却会毫不犹豫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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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她试图吸引并牢牢抓住丈夫的关心和关注,但没有成功,她对布罗坦言,自己感到很孤独,感到被抛弃了。(在布罗看来,圣埃克苏佩里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她后来说:“尽管他有很多朋友,却从来没有真正安定下来。他看起来是那么孤独,而婚姻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之中。”)不过,圣埃克苏佩里最关心的是法国。一年渐渐过去,他对华盛顿加强了攻势。4月初,让·莫内特来到美国,他安排圣埃克苏佩里见了美国总参谋部的人。他是作为法国政府的代表来的,但在大溃败之后,他已经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供应委员会成员。8日,可能是因为要讨论早些时候他向政府提到的发明,他受邀参加了在弹药大楼举行的一场会议。一周后,指挥马奇诺防线主力的法国将军亨利·吉罗奇迹般地从德国监狱逃了出来。圣埃克苏佩里欣喜万分,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计划,希望让吉罗和美国人联合起来,美国人自己也很高兴能够找到一个戴高乐的替代者。圣埃克苏佩里向加朗蒂埃概述了他的计划:美国把他运送到北非,他从那里前往法国。在那里,他会设法找到一架飞机,把吉罗送上一艘美国船,由美国船把这位将军送到华盛顿。吉罗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可以谋划好从北非进入的细节,吉罗是唯一可能将北非的军队集结起来的法国军官。加朗蒂埃非常喜欢这项大胆的计划,于7月将它转给了华盛顿的两位朋友,一位来自战略情报局,另一位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果他们严厉拒绝了加朗蒂埃,并斥之为“荒唐的白日梦”。加朗蒂埃记得他们的话:“我的朋友,圣埃克苏佩里有可能是个天才,但他毫无疑问是个十足的傻瓜。”此外,如果他或他的朋友再对任何人提起关于那个草率计划的一个字,就有可能面临在联邦监狱服刑十二年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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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圣埃克苏佩里和加朗蒂埃比大多数人更早地知道了“火炬行动”。他的翻译在华盛顿引起了骚动,圣埃克苏佩里的反应却是:“原来是这样!他们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在登陆之前,他们偷偷将吉罗运出法国,在直布罗陀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吉罗在“火炬行动”中的代号是“领袖”。)圣埃克苏佩里悄悄地告诉几位朋友,他经常去华盛顿,为他们提供北非地理、机场和设施方面的信息,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至少他没有正式的身份表明有这么一回事。即使他没有与美国政府联系,政府也和他保持着联系:美国国务院定期监视他的喜好,监听他的电话,并索要关于他餐桌上那些谈话的报告。这大概与他和威廉·多诺万是朋友有关,无论如何圣埃克苏佩里定期与多诺万保持联系。整个秋天以及初冬时节,他往来于纽约西尔维娅的公寓和长岛的住所之间,常常突然离开,也常常不打招呼突然回来,等待他的总是热情的迎接,或者挥泪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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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信件回应了这些危机,信上画了很多小王子。随着1942年渐渐逝去,他给西尔维娅的信成了冗长的解释,而给龚苏萝的信则变成了相互指责。在这两条战线上,他都恳求对方理解他。他给西尔维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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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我比你想象得更加忠诚。这一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很难表达爱;这是我的谜题,非常伤神。爱让我难以开口,让我沉默。它没有给我自由,而是把我锁了起来。然而,没有爱我无法生活……爱让我困惑不已。我令人失望,我充满矛盾。但你曾经给我的柔情和友谊永远不会消亡。小西尔维娅[原文如此],我是一个可怜的水手。我不能给你一帆风顺的航程,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你所有的责备无一例外都不无道理。然而,我对你极尽温柔。当我用手抚你的额头,我想把所有的星星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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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龚苏萝的信中,他写道:“我是如此孤独,如此失落,如此痛苦……”在他眼中,妻子是“一种奇怪的沙漠”。在不试图解释自己古怪的行为时,他又赞颂起西尔维娅真诚自然的魅力。他用小王子式的贴切比喻,将她比作一片不起眼的原野,草是绿的,水是清澈的,异国情调的花儿不争奇斗艳,不需要像在展览上那般吸引大家赞叹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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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却喜欢简单的爱;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一朵雏菊,却娶了一朵兰花。甚至连他写给朋友的信也投射出《小王子》的主题。显然,为了感谢拉莫特为《空军飞行员》画的插画,他草草写下了两页卓有文采的颂词,向这位艺术家致敬。拉莫特的屋顶露台上种着一棵枝叶稀疏的柳树,他恰能借此阐述他喜爱的主题之一。拉莫特喜爱这棵纤弱的树,它既不郁郁葱葱,也不高大繁茂,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里活不了多久。“我们从来不知道价值一千美元的格力犬的主人是否喜欢狗,但我们可以肯定买杂种狗的人是喜欢狗的。”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注意到拉莫特常常把停在小柳树上的鸟儿赶走,怕它们弄折了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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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冒险似乎充满异国情调:他是一个宇宙顽童,因为和一朵麻烦不断的玫瑰产生误会,离开了他的星球;他访问了六个邻近的星球,研究了成年人的逻辑。每个星球上的人都比上个星球上的更滑稽;后来他来到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遇见了书中的叙述者;他从狐狸那里学到了一些重要的功课,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对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这本书并不代表离去,因为在第一部小说中他也写了飞行和失败的爱情,而且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写秘密花园、玫瑰和童话王子们的故事。《沙漠的智慧》意在哲学思索,有《旧约》和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影子,分享了对儿童书籍的所有思考。《南方邮航》中贝尼斯驾驶的一架飞机与小王子的小行星编号一样,都是B-612。小王子骂人类最重的一句话,与作者二十多岁时指责自满者的用词一样:这种人“是蘑菇”。在莫斯科,作家曾经请一位外交官朋友在桌子的一角给他画一只羊,当时的情境也和小王子提出这个请求时一样合理。他对阿代勒·布罗坦言,吞下大象的蟒蛇很像他小时候画的一幅速写。他自己曾无数次掉落在地上;他一开始写作时就描写星际空间。作为一个视野开阔的人,在好几年里,他谈论行星,变动不居的行星,谈论太阳系之大,他能有幸与沃斯落在同一颗行星上。他梦想着能够逃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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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飞行旅途中的风景也出现在主人公的旅途中:巴塔哥尼亚的火山、达喀尔的猴面包树。他居住过的地方,只有纽约没有在书里出现。圣埃克苏佩里似乎有些狭隘,在初期草稿中,纽约的名字被隐去了。(它被“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取代。)他有着法国人对土地的独特眷恋,但从来不曾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园艺于他仍然象征着完好。(小王子最初打理着一座大菜园。)田园隐喻在他的作品中俯拾即是,正如他在努瓦克肖特形成的双重迷恋的形象所展现的那样。他迷恋土地,迷恋人类负有的培育责任,它们化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人在荒凉之地培育一株脆弱而孤独的植物。除了向拉莫特致谢外,他还把这一形象融入了三本书、三篇文章、无数封信和一部电影剧本。《小王子》中的其他角色也和他同行了多年:亲戚,行政人员和拒绝采用他那些有效的、非正统方法的官僚们,他们让一切都很难实现,贵族很难成为飞行员,飞行员很难成为作家,一名心有旁骛的飞行员很难继续飞行,一名杰出的飞行员很难没有政治立场。战争和大量的个人问题都放在了一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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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创作的草稿中,小王子就像一个丘比特娃娃,一个小海雀。早期的小王子还没有剪掉眉毛,看起来像法国演员巴劳尔。1940年,这些早期形象有时会插上翅膀——就像圣埃克苏佩里一样——法国沦陷后又失去了翅膀。后来被问到这位儿童主人公是如何进入他的生活时,圣埃克苏佩里说,他原本以为是一张白纸,低头看时却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他又解释说:“我问他是谁,他答道‘小王子’。”埃克苏佩里和书中的主人公有多像?一天,阿格利翁对他说,“你是外星人”,那时他还没有读过《小王子》。“对,对,真的,我有时会去星空漫步。”圣埃克苏佩里承认。他画了几张飞行员叙述者的草图,但没有把它们收进任何一本书里。(他既是叙述者——“独自生活,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也是小王子,在荒凉的山顶哭喊着“做我的朋友吧,我很孤独”,却只听到自己的回声。)赫达·斯特恩记得,圣埃克苏佩里的手势颇有小王子的风范。还有人说他讲话的风格也是。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也很好奇,但更善于回答问题。在早期的手稿中,他写道,他的观点是基于对很多学科的研究得出的,还不忘取笑自己的名气;虽然他实际上对领带这样所谓重要的事物并不感兴趣,但他从来不敢向记者承认这一点。小王子的语气就像一位男士对登机时吓得发抖的女士说:“夫人,还从未发生过飞机起飞后无法安全降落的事情呢。”圣埃克苏佩里的魅力中有笨拙也有恐吓的成分。他变得不快乐时,也用小王子这个人物来表现绝望。他为西尔维娅画了一系列小王子的速写,还配上文字说明,有夹在缝隙中的,有在荒原上的,还有停留在陡峭悬崖边的。一天,圣埃克苏佩里徒劳地等了赫达·斯特恩一个下午,很失望,他画了一个小王子,配上文字寄给斯特恩:“如果我知道如何写信,我会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可惜四五年前,我变成了一个白痴,再也不会与人顺畅沟通。我嫌恶自己。”1943年,他在阿尔及尔为B夫人画了一幅小王子——在监狱中,与一只被他驯服的蜘蛛为伴。他骄傲地、孩子气地捧出一本书,就好像奉上自己的照片,这是一部国外傻子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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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纯洁可以在两种人身上找到:儿童和僧侣。在写《小王子》的惨淡日子和写完感到后悔的更惨淡日子里,他不缺信仰,但在宗教方面投入很少。他经常说,要是他信宗教该多好,那样就可以隐退到修道院去。他常回想起索莱姆的修道院,陶醉于那里的格里高利圣歌。若是论习惯,他似乎不适合这样的生活,但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似乎有了一个固执的信念,找到一个地方,全心投入。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在各层面都坚持一种庄严的理想主义。1939年,约瑟夫·克塞尔嘲讽地问他,为什么给《巴黎晚报》等二流出版物撰稿。圣埃克苏佩里对此一点也不生气,说如果其他有才华的作家也给它投稿的话,《巴黎晚报》将不再是二流出版物。(早些时候,也有人问过西奥多·德莱塞类似的问题,他耸耸肩答道:“人总是要生存的。”这个答案,圣埃克苏佩里也可以拿来用。在其他场合他说过,自己也提不起兴趣去读《巴黎晚报》。)经受了1940年代初的一系列考验之后,尽管很绝望,圣埃克苏佩里还是不屈不挠,信仰坚定,心理学家称之为“彼得·潘综合征”,普通人可能称之为“不切实际”。他向一位女性朋友保证,虽然龚苏萝让他备受折磨,但她不是故意的,也没有恶意。他从未放弃希望,认定有一天可以改变她,可以拯救她的自我。他曾经对一位情人这样形容妻子,妻子就像是他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他与龚苏萝的最后一次通信仍旧是充满爱意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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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见过圣埃克苏佩里的成年人都不会忘记他,但只有朋友和同事的孩子们对他的记忆最为鲜活,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不谈语言、政治和情感,他可以完全放松下来。他们记得他本领很强:他在中央公园南的浴缸里试验一种浓绿色汤汁;让公寓外的天空飞满纸飞机战队;在格拉默西公园投掷水弹;用甘油自制泡泡水,把报纸卷成筒吹出南瓜大的泡泡;解开“汉尼拔”的狗绳,让它在比克曼广场公寓柔软的地毯上玩没拧好盖子的牙膏;给十几岁的女孩们上礼仪课;用枫树种子和发夹制作直升机。遇到孩子们请求他画小王子那样的小人儿,他很少会犹豫,甚至还答应勒内·加瓦耶的女儿写一部《小公主》。孩子们会明白,他在《沙漠的智慧》中所说的紧急与重要的区别。在写《小王子》时,他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当时的助理编辑埃莱娜·拉扎雷夫,询问天空中有多少颗星星。(在书中,小王子到来时,商人正在全神贯注地数星星。)埃莱娜把问题转给了助手多萝西·巴克利,多萝西代表圣埃克苏佩里给海登天文馆打了电话,但没有问到结果。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她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她的那本《小王子》比别人的多一幅小王子的画,在附书名页上,这个小人儿说:“你一定是疯了,才会选择这个星球。只有在晚上,居民都睡着的时候,它才是令人愉快的。”圣埃克苏佩里在那幅画下面,草草写道:“小王子错了。地球上也有正直、善良和慷慨的人,可以弥补另外一些人的贪婪和自私。比如,多萝西·巴克利。”把这本书送给巴克利之后那几天,作家一直缠着拉扎雷夫,问她的助手觉得怎么样,喜欢他的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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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伴常比他大一些。当安娜贝拉·鲍尔来纽约表演时,圣埃克苏佩里把她哄出皮埃尔酒店的房间,去中央公园喂松鼠。她急着想改善自己的口音,表达歉意后匆忙赶去上英语课了。他气愤地说,她居然抛下那些松鼠走了。“我们在一起玩时只有十二岁。”安娜贝拉说,回想起许多圣埃克苏佩里护送她的场景。在西尔维娅家,他设计了一个游戏,叫作“橙子钢琴”。拿一颗橙子在黑键上滚动,拿另一颗橙子在白键上滚动,他能够弹出德彪西的曲子,很多都觉得非常像。他发现口述录音机非常好用,他录了很多动物的声音,还录了莫扎特的交响乐与几位朋友朗诵的法语经典,然后通过扫描使它们配合和谐。一位客人看到圣埃克苏佩里用口述录音机自娱自乐,他“录下自己的最大声音:先对着话筒唱水手歌的一部分,接着在同一位置再唱另一部分,然后兴冲冲地听奇怪的效果”。他把录音正放又倒放,客人们别无选择,只好一起听;他一遍遍播放独唱,在最尴尬的时候逼客人表演。他还采访客人们。他得意地指挥朋友们表演一群法国外省人在第五大道的公交车顶上第一次看到纽约的情景,令人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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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遣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幼稚。许多朋友和熟人去拜访圣埃克苏佩里时,他正在中央公园南的浴缸玩水,除了那些他指定的“造波者”外,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实际上他们造访的是他的实验室。一天早上,雷纳尔夫妇原本约好要和圣埃克苏佩里一起与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共进午餐,却看见圣埃克苏佩里弓着腰站在浴缸前。原来他完全没有察觉到有人在不停地敲门,大楼主管只好开了门;他正在浴缸里演练各种悄无声息入侵法国的方法。他实验了波浪运动,确信大西洋海面和海底的波速之差可以为微型潜艇提供动力。博纳姆是一名工程师,经常就这类事情为圣埃克苏佩里提供建议,他用木材和塑料给圣埃克苏佩里做了一个模型,好让他在诺斯波特的入海口继续做浴缸实验。作家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一只手在水里用力地划着。他丢弃在中央公园南的纸直升机——他从帝国大厦楼顶倒下了一篮子这样的飞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设计的:他认为敌人可能想不到有一种无引擎的直升机。(博纳姆对这项发明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长到无法想象的转子,它不可能运转起来,但圣埃克苏佩里忽视了他的建议。)圣埃克苏佩里把一些想法告诉了当时的空军顾问冯·卡曼。加朗蒂埃最喜欢的是一支大型水下驳船舰队,可由潜艇将从船上卸下来的飞机拖运过大西洋。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水下船只,发明者认为可以乘它返回法国,据说它的构造是一种鱼形棺材,配有舵和可动的鳞片。当然,他不是唯一在这个领域做实验的人;那几年,美国战争部收到了一些充满奇思妙想的邮件。然而,圣埃克苏佩里劲头十足的发明活动和高层次的国际接触似乎引起了政府机构的注意。1942年5月的一份奇怪情报称,他与弗勒里正在巴西组建一家飞机制造企业,而美国可不希望一位“就算不亲维希,至少也亲贝当的”外国居民做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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