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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已经说过好几次再见了。那是他以为自己在美国的最后一晚，或者是据说他的最后一晚，又或者是有些人记忆中他的最后一晚，他做了下面的一些或者所有事情：拜访希契科克一家，在格拉默西公园和他家的孩子们一起对行人发动水弹袭击；作为主宾出席了著名工程师和发明家让·默西埃和妻子西蒙娜举行的小型告别晚宴，西蒙娜问圣埃克苏佩里想吃点什么，并递给他一盘蒜泥酱田鸡腿；把《给一个人质的信》的手稿、打字稿和校稿，以及他录的磁盘《孤独的祈祷》（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沙漠的智慧》[50]）留给赫达·斯特恩；在很多本《小王子》上签了名。第二天早上7点，他叫醒了西尔维娅·莱因哈特。西尔维娅穿着一件旧法兰绒睡衣打开门，发现眼前的朋友穿着军装，看起来有些滑稽，而他自己显然是非常自豪的。他的衣袖搭在手上，夹克紧紧裹在身上，胸前口袋上用金线绣出的徽章看起来“像蠕动的阿米巴虫子”。他告诉西尔维娅，自己是来说再见的。“我希望给你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能让你记住我，但我所有的就是这些。”他说着，拿出他的蔡司依康相机，并把一个鼓鼓的棕色纸袋放在入口的桌子上，里面是《小王子》最初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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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13日刚过中午，圣埃克苏佩里登上了“斯特灵堡号”。一年多前，“诺曼底号”在纽约港大火中烧毁了，一直躺在海底的泥沙上。不到一个小时，在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的陪同下，圣埃克苏佩里来到“斯特灵堡号”上的病房区。一小粒炉渣掉进了他的眼睛，后来被取出来了。船停靠在纽约时，圣埃克苏佩里给船上一位讲法语的军官读了《小王子》，他是一位荣格派精神分析专家，名叫亨利·埃尔金。《小王子》于4月6日正式出版；它的第一篇重要书评也于那一周发表了。评论家们既感动，又困惑。一个可爱的童话故事并不是美国读者期待《空军飞行员》的作者写出的作品，因为他是如此有男子气概。（在广告中，出版商含糊其词：“评论家和批评家将非常乐意给大家解释它是什么类型的故事。我们能说的是，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新书。”）很少有评论家认为《小王子》是一本儿童读物，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把它推荐给成人；推荐给成人后，人们把圣埃克苏佩里与风格迥异的作家相提并论，比如孟德斯鸠和安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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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一些读者很有见地，其中包括安妮·林德伯格和P.L.特拉弗斯。两位女士马上发现这本书是关于失落童年的苦涩故事。安妮·林德伯格认为它比《空军飞行员》更悲伤，并机敏地看出圣埃克苏佩里创作这本书时经历着“疾病、痛苦和孤独”。她说，圣埃克苏佩里会“牺牲自己——战争和死亡。他认为那就是答案，可事实上并不是”。特拉弗斯从一句话中看到了这本书的要旨：“我孤独地生活着，没有一个真正谈得来的人。”在她看来，这本书是痛苦的升华。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头版给予了《小王子》热情洋溢的评价，还有些神秘地提醒读者：“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现实的预兆。”《小王子》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榜一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畅销榜上榜两周，对作家而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到那年秋天，它只卖出了三万册英文版和七千册法文版。《小王子》差点走了好运：前一年11月，奥森·威尔斯在一档电台宣传节目中改编播出了《夜航》与《风沙星辰》的一些内容，5月他又发现了《小王子》。凌晨4点，他把商业伙伴叫到家里来读这本书——又有人因为《小王子》彻夜未眠了——因为来得匆忙，那人还穿着睡袍。最终他为威尔斯争取到了两个月的电影改编权，才得以休息；威尔斯想用真人表演和动画相结合的方式把它搬上银幕。但威尔斯没有得到沃尔特·迪士尼的支持，这个项目也就泡汤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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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之时，作为船队三十艘船中的一员，“斯特灵堡号”出发了。在接下来的三周，圣埃克苏佩里有时下棋，有时修改《沙漠的智慧》的稿子，他的手稿已经拍成了缩微胶卷，现在同文件一起放在西尔维娅送给他的一只漂亮的马克·克罗斯猪皮包里，带在身边。（西尔维娅还给了他一条黄金身份手链，刻有他的名字和血型。尽管她声称绝不知情，但至少她下意识地感觉他真的要离开了。）后来，他记得这次跨洋航行让他产生了“十字军东征的喜悦”。途中，他告诉亨利·埃尔金战争一结束，他就去索莱姆的修道院。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每次谈话结束时都会唱礼拜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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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七章 了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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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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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做到，一定不会让我的死亡发出我生命中未曾发表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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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蒙田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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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圣埃克苏佩里未能踏上法国大陆。在他看来，北非和科西嘉岛离得很近；他向阿尔及尔方面汇报工作情况，阿尔及尔是1943年底唯一没有被占领的法国大城市。它成了神奇的乐土。当时派驻在北非的一位年轻美国外交官发现，他在这里不时会联想到好莱坞的情景剧《爱丽丝漫游仙境》和《潘赞斯的海盗》，更是常常想起意大利的波奇亚家族。阿尔及尔的政治气氛最浓，也最让人感到棘手，这座城市充斥着冒险家、外交人员、不同国籍的特工、残余社交名流以及暗娼、黑市商人、当地有钱人。这里一切难掩他人耳目，谣言难免四处传播。死对头们肩并肩坐在阿莱蒂酒店的露台上，或坐在由摩尔人的古老宫殿改造成的联盟俱乐部里；情报员向错误的人示好。阴谋诡计和将计就计都在一夜之间孵化出来。由于情势所迫，法国的政治热情似乎在一小块不规则草坪上形成的温室环境中益发猛烈地呈现出来。A.J.利布林试图给他的《纽约客》读者们讲解北非的情况，他说，如果美国要把波多黎各岛变成一个州，就要允许这个发现自己被外国势力占据的岛屿，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制糖企业的管理之下，继续当美国的属地。圣埃克苏佩里对阿尔及尔也有一些令人难忘的记述，但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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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但圣埃克苏佩里还是迫不及待地让大家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很会把握时机。到佩利西耶家后，他一放下包，就立刻上了一架西蒙飞机，飞到阿尔及尔城外。5月1日，他被分配到原来的侦察队。几天后，2/33中队经过阿尔及尔；他们正在前往突尼斯的途中，将在那里与美国第二十三摄影侦察中队会合，当时该中队听命于总统之子、时任地中海盟军摄影侦察部负责人的埃利奥特·罗斯福。2/33中队现任队长加瓦耶顺道拜访了佩利西耶，惊喜地发现圣埃克苏佩里也在医生的客厅里。他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同一天，圣埃克苏佩里在奥康特的指挥官热莱被任命为吉罗将军的内阁部长，圣埃克苏佩里很乐意去内阁效力。他等了好几周才问朋友，现在是不是他升任少校的好时机。热莱表示了首肯，圣埃克苏佩里对上尉说：“好，请务必关照！”（热莱照办了，不过很是费了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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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前后，圣埃克苏佩里拜访了勒内·尚布，他现在是一位将军，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是吉罗的信息部长。尚布发现这个新来的家伙更瘦了，其他一点也没变；他没有评价作家的着装，因为在北非穿成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来赴约了，”圣埃克苏佩里宣布道，他没有忘记在摩洛哥马穆尼亚酒店的承诺，“但晚了六个月，抱歉。”他说他来晚了是因为戴高乐主义者竭力扣留他。尚布还安排朋友立即在阿尔及利亚的艾格瓦特重新加入2/33中队，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弥补了他遭遇的一切不便。这一回归神奇地验证了安妮·林德伯格得知圣埃克苏佩里离开的消息时想象的画面，她还预言归队将是他最幸福的事：“他会回到他们身边。他微微弯着腰，羞怯地走进队伍。他们大喊‘圣埃克斯！’，那将是他得到的回报。”第二天，他驾驶一架布洛赫174参加训练；晚上，他请战友们吃大餐，还表演了他所有的纸牌戏法。邻近的中队羡慕不已。两年半来，他第一次回到法语世界，回到空中，回到朋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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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次，他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圣埃克苏佩里回到2/33中队时，恰逢中队迎来第一架洛克希德P-38闪电战斗机，这是一种杰出的双尾撑飞机，改装后用于侦察任务，在1943年是最快的飞机之一。P-38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布洛赫174的两倍，它代表了全新一代的飞机。用负责培训他们的美国军官的话说，P-38让圣埃克苏佩里1940年驾驶的波泰飞机看起来像威尔伯·莱特的飞机，非常落伍。P-38不爱闹脾气，一名飞行员称，他甚至可以在降落时填写工作文书，但它非常复杂。圣埃克苏佩里是在几乎没有控制装置的飞机里学会驾驶的，因而对布洛赫174拥有一百零三个控制器赞叹不已。P-38有一百四十八个控制器。飞行员在驾驶、导航、拍照、观察敌情的同时，要操作两台引擎、八个燃料箱、无数电路、四台相机以及氧气供应装置。圣埃克苏佩里没有获准驾驶P-38，说起来也算他幸运，因为6月吉罗还是吉星高照的；圣埃克苏佩里刚回到飞行中队不久就去阿尔及尔了。当时一位有抱负的作家，朱尔斯·罗伊刚分配到邻近的中队，对于他的离开记忆犹新。圣埃克苏佩里坐进一架布洛赫，2/33中队的战友像荣誉卫队一样，站在艾格瓦特机场长满棕榈树的跑道边为他送行。圣埃克苏佩里要经由布萨达往西飞行；那天，罗伊要去那座阿尔及利亚小镇吃午饭，几分钟后，他驾驶一架西蒙飞机跟在圣埃克苏佩里后面。罗伊在布萨达机场降落时，发现跑道尽头躺着一架布洛赫，起落架断了。飞行员已经驾驶另一架飞机继续飞往阿尔及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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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圣埃克苏佩里前往夏宫拜访了尚布，吉罗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2/33中队将开始P-38训练，他要求尚布将他列入受训名单。“你多大年纪了，圣埃克斯？我不记得了。”信息部长问道。“四十二岁。”飞行员答道，如果他不知道P-38飞行员的年龄限制比这小十岁，他一开始就不会来麻烦尚布了。尚布告诉朋友，他的追求很高尚，但无法通融；美国人在这方面很固执。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要求吉罗介入。尚布善意地为他安排了一次会见：早餐时，法军司令在助理的陪同下按惯例接待了尚布，尚布替圣埃克苏佩里争取到了8点半的会见。然而，上尉没有得到吉罗将军的赏识，将军的威名源自他作为军人的英勇和政治敏锐性，尤其是前者，但其实这两者他都缺乏。当时，吉罗正在考虑邀请戴高乐到阿尔及尔共同理政。圣埃克苏佩里认为这个想法荒谬可笑——难道吉罗如此天真，不知道戴高乐的手下在纽约怎么谈论他吗？——并马上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吉罗。他发誓，如果戴高乐来到北非，吉罗就完蛋了。吉罗也给圣埃克苏佩里提了些建议。他决定，圣埃克苏佩里更适合在他的内阁工作而不是待在驾驶舱里，他还留下命令，让他去写长篇大论：做宣传工作。圣埃克苏佩里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次会见结果很糟。吉罗当即突地站起来，让圣埃克苏佩里出去。他说：“看来你把我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了。”实际上，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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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但尚布扭转了局面，安排吉罗在第二次早餐会见时向圣埃克苏佩里说明，他将尽力满足圣埃克苏佩里的要求。（尚布说服吉罗直接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请求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圣埃克苏佩里自然无法拒绝去北非执行短暂的宣传任务，主要目的是鼓舞训练营中法国官兵的士气，为民族解放之战做好准备。他坐进一架西蒙飞机的驾驶舱，对尚布抱怨道：“都是因为你，我现在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推销员，要四处做宣传！”一开始他答应去做宣传时就不是真心实意的，因此打不起精神来做这件事。这也证实了无论在北非还是在纽约，戴高乐主义者的宣传实际上在两支法国军队中都起了作用。此外，这番初次接触也消除了此前他对吉罗的钦佩之情，而在1943年，吉罗是唯一对他抱有同情的法国领导人。他在执行吉罗的宣传任务时，称吉罗是“弹力壁”（“橡胶墙”）；他后来厌弃吉罗时说他是“稻草人，不怕聒噪的乌鸦，但弱不禁风”。那个月还没过完，戴高乐已经到达阿尔及尔，几天后，在盟军的敦促下，由两位将军共同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临时政府成立。戴高乐抵达后不到一周，就设法调整了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将他的代表人数增加为吉罗的代表人数的两倍。在联合总统戴高乐的阴谋之下，吉罗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彻底击败了，实际上是他给自己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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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这场冲突给阿尔及尔带来的强大冲击，不亚于另一场更大的冲突。美国人坚决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吉罗执掌法国军队。戴高乐同样坚决地表示，所有法国军队都必须宣誓效忠于他。一方面，美国拒绝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法国本土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国人也不看重这个政权。这两个事实也对当时的形势毫无助益。美国外交官肯尼思·彭达敏锐地发现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在北非的踪迹，他还无意中听到了贝图阿尔将军和圣埃克苏佩里在联盟俱乐部愤愤不平的谈话；两人为军队的分裂状态伤心失望。圣埃克苏佩里在给柯蒂斯·希契科克的信中说，他还是很厌恶戴高乐，因为他的政策不能拯救法国；朱尔斯·罗伊最近转而支持戴高乐，圣埃克苏佩里给他写了一封严肃的信，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观点：“宗派主义总是让人们误入歧途。”不过，这封信后来没有寄出。和美国外交人员交流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把戴高乐主义比作民族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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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战线的冲突不仅毫无助益，还让他无法全身心投入更重要的战斗。6月4日，他以P-38侦察机飞行员的身份正式回归2/33中队。四天后，在突尼斯郊外的拉马萨机场，他坐进了一架闪电战斗机。加瓦耶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在高空的非增压舱内，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都是不利条件，况且他一点也不熟悉P-38。三万英尺高空的寒冷令人生畏，沉重的侦察机飞行员装备也是如此。圣埃克苏佩里不仅超龄十岁，而且块头也太大了；P-38飞行员的临界身高是六英尺四英寸，他又高大又僵硬，实际上是硬挤进驾驶舱的。他之前抗拒学英语，现在也给工作带来了不便。机场起落指挥塔里的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而且乌季达机场上空飞机很多，颇为拥挤。第一次飞行训练后，他并不认为这架飞机特别出色；很快，他发现自己驾驶时之所以感到不适，是因为没戴氧气面罩就拉升到了两万英尺高度，而实际上依据指示，他应该上升到两千米（六千五百英尺）高度，只是他看错了高度表。在另一次飞行训练中，他对于从一万米高空能拍摄到如此清晰的突尼斯赞叹不已。这次他戴了氧气面罩，在十万英尺的高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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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瓦耶关注着圣埃克苏佩里的方方面面，以至于被称为圣埃克苏佩里的侍从（或他的保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美国人在盯着圣埃克苏佩里。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高度评价他们的法国盟友，一些军官甚至公然表现出敌意。一位美国少校很得意地召集2/33中队的飞行员，告诉他们法国人在战争中输了，现在美国人来拯救他们，他们最好表现得像见到了优等民族一般。幸运的是，指定的翻译不会讲法语；加瓦耶优雅地感谢了来访者发表的训谕。最初物资供应不足，两国关系也因此受到损害：一方面，在法国人看来，美国人淘汰不要的飞机才丢给他们；另一方面，在美国人看来，法国人没有妥善维护好给他们的飞机。[52]美国人很容易觉得，法国飞行员通常更老练，也远比其他盟国的军人更熟悉自己的领土，却表现得很无能；而法国人因为感到耻辱和沮丧，也很容易觉得，美国人没有公平对待他们。重新武装法国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军事需要，这一事实引得双方相互埋怨。有时这种敌意是下意识的。当加瓦耶被问到他们的中队要用什么无线电呼叫信号时，他表示只要没有字母“r”就行，这样他的部下就能向指挥塔发出清晰的信号。对方给了他六个选择，每一个都有字母“r”。更多时候，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纪律方面，美国人认为法国人没有能力管好纪律。作为地中海盟军摄影侦察部作战员，莱昂·格雷可以直接向罗斯福报告，他说，法国人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但就是无法准时起飞。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法国人对P-38适应得很慢，而美国飞行员在派往海外之前，至少有平均五十小时的P-38驾驶经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够专注于这项任务，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人是以外语接受训练的，而且P-38与法国飞行员习惯驾驶的飞机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一名军官在试图训练法国人驾驶B-26新型飞机时非常沮丧，有人无意中听到他说：“这些人死得越快，我们到达法国就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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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圣埃克苏佩里能轻松地应付混乱的形势。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觉得他个子特别高——莱昂·格雷认为，“他看起来和一捆干草没什么分别”——而且他们尊敬他主要是因为他是航空业的先驱，而不是因为他得过法兰西学术院的大奖。他重振了2/33中队的士气，和美国的地勤人员打成了一片，并且在基地外代表2/33中队和自己做了一些宣传工作。6月中旬，他回到阿尔及尔，请求罗斯福总统在北非的得力助手罗伯特·墨菲帮他安排与埃利奥特·罗斯福会面。罗斯福到达北非后不久，他就前去拜访过；现在他希望能游说美国给2/33中队所有飞行员都配备P-38，并马上给他们安排满任务。显然，他觉得自己在16日与墨菲会面时没有说清楚想法，第二天又写了一封长信进一步解释。自1933年给法航写信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不惜出卖自己来达到目的：这次他的策略与十七年前给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总经理贝波·马西米写信时完全不同，当时他因为太过激动对自己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只字未提。在给墨菲的信中，他列出了自己出版的书和获得的荣誉（他很难记住国家图书奖的具体名称），并且宣称只有再次执行常规飞行任务，他才能再写出《空军飞行员》那样的作品。同时，他认为最好能澄清“一个荒谬的误解”，即高海拔会影响大龄飞行员的驾驶水平。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说，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离谱，但其实他非常清楚，大龄飞行员的身体缺乏柔韧性，更容易受飞机改变速度时人体反应力的影响。于墨菲而言，他听起来一定像个孩子，固执地以为饭后游泳不会引起抽筋。在这封信里，虽然他没有提到名字，但实际上表达了对戴高乐的深切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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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埃克苏佩里当面向墨菲说明情况之前几周，他给妻子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他对妻子说，自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肝脏三天两头找麻烦，肝不疼的时候又犯恶心。他的耳朵在危地马拉的那次坠机事故中受了伤，他一直耳鸣。只有忍着剧痛，他才能背起五磅重的包裹，才能下床，才能弯腰。他已经服用了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的磺胺类药物；他声称，若不是这些药物，他早就死了。1942年，龚苏萝机敏地发现除了法国，没有哪个国家允许像她丈夫这样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飞行员继续飞行。在他见墨菲之后九天，他的提议通过了。四天后，在他四十三岁生日当天，阿尔及尔的法国空军体检医生准许圣埃克苏佩里少校执行高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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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他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抱怨。他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契科克，而此时希契科克仍然不相信现在还能看到他的作家执行飞行任务。他说，事实证明希契科克错了，他抵制了想把他变成宣传员的所有努力，他正在驾驶世界上最快的飞机。虽然晚了点，或者说希契科克觉得晚了点，他终于还是爱上了美国。他尊重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付出。（希契科克是个善良的人，他回信说，不会试图劝阻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因为他知道劝阻是徒劳的。希契科克也是精明的出版商，他自作主张将作家说美国的好话分享给了《纽约时报》。他在一篇新闻稿中向世界宣布，圣埃克苏佩里再次去了他遇见小王子的地方。）尽管仍然是飞行中队的中流砥柱，圣埃克苏佩里在给尚布和佩利西耶的信中却写了他的绝望和对营地生活的厌恶。他讨厌排队打饭，讨厌在十分钟内狼吞虎咽地吃完，起立。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与另外两个人同住更折磨人了。（室友们也要伴着他的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入睡。）他对佩利西耶坦白，最简单的体力活对他而言也像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是巨大的挑战。他甚至对人人梦寐以求的P-38大加抨击：美国的技术奇迹不过是“一种能飞的鱼雷，与真正的飞行一点都不沾边，它有那么多屏幕和按钮，简直让飞行员变成了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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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瓦耶和2/33中队的成员能明显地感受到圣埃克苏佩里对P-38的抗拒，但很难觉察到他的绝望，那些绝望情绪大都留在信里。附近训练营的一名跳伞员评论说，P-38闪电战斗机速度极快，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对它既爱又怕，他简直难以相信现在从阿尔及尔飞到突尼斯只需要八十五分钟。2/33中队来了一名新兵，帮圣埃克苏佩里翻译了大量的美国读者来信，他觉得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对飞机精密的仪表板“过敏”。一方面，圣埃克苏佩里无意浪费时间学习熟练驾驶；另一方面，在飞行时他竭尽所能以超越职责的高要求来完成任务，而这在军队是违反命令的。7月21日，有了十多个小时的训练经验，他在里维埃拉上空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也是自1940年夏天以来他第一次看到祖国。他飞行了近六个小时，据一份报告称，这次飞行非常成功。几天后，在阿尔及尔的一家地下室小餐厅里，他与佩利西耶、法国演员让·迦本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他谈到再次见到法国时无比感动。起初，下面贫瘠的土地让他心灰意冷；因为从三万英尺高空看下去，他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法国死了，他想，心情愈加忧郁。接着，飞机周围出现了灰色的烟团。“他们向我开火了！法国还活着！我太高兴了。”他报告说。迦本反驳道：“亲爱的朋友，我个人更喜欢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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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圣埃克苏佩里怪癖的关注点与法国人不同，7月，他们开始罗列他的种种怪癖。美国人密切关注他们的P-38：这有点像一国与另一国的国宝之争。据罗斯福的副官弗兰克·邓恩上校说，在早期执行一次训练任务时，圣埃克苏佩里在三万英尺高空打开了P-38的机窗，氧气面罩飞了出去；他急速下降，又损坏了机翼。依照职责要求，与美国人关系还算不错的加瓦耶尴尬地向邓恩报告了这次事故。8月1日，他再次去找指挥官说明情况。“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说。圣埃克苏佩里驾驶P-38执行第二次训练任务，四十分钟后因为引擎故障被迫返回。他没有用液压制动器，飞机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着陆后，冲出跑道，冲进了橄榄树林。飞行员后来描述说，飞机底盘损坏，之后左侧机翼和引擎撞上了地面；随后机身倾斜，右侧机翼和引擎也受到了撞击。结果是这架闪电战斗机再也飞不了了。六千英尺长的跑道对于降落绰绰有余，所有飞行员也都听过制动系统讲解；就算法国飞行员以前没接触过液压装置，也有美国人“在不停地拼命叫喊，让他用液压制动”。在这个细节上，邓恩和格雷的记忆有些不同。据格雷回忆，在查阅记录时，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之前就出过刹车事故。他记得曾告诉加瓦耶，他要取消圣埃克苏佩里的飞行资格，等他培训合格后再上岗。邓恩很确定，是他自己提出了这一纪律处分（邓恩是格雷的上级，但两人都有权自己作决定，而在作出这个决定前后，他们确实磋商过）。邓恩坚称，因为8月的事故，也因为那之前圣埃克苏佩里在执行军事设施勘测任务时，拍摄了一座法国庄园（很有可能是阿盖）的照片，他已经让圣埃克苏佩里停飞了。他记得当时加瓦耶还在观望，而他立刻让圣埃克苏佩里停飞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飞行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常常气愤地抱怨，他因为年龄太大被取消了飞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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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样的事故大家并不觉得奇怪，然而圣埃克苏佩里受到的惩戒之严却令人吃惊。在法国人看来，这似乎是美国人的沙文主义在作祟。而在美国人看来，这一事件再次证明，法国人不可救药地不负责任。[53]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纯粹简单的人，自然会驳斥在他看来不公平的处罚。他激动地大声说：“是的，这架闪电战斗机不能再飞了，但是一名飞行员不也因此被禁飞了吗！”在有些人听来，他在战争中毁坏了一架八万美元的飞机，却说出这样的话来，简直是傲慢无礼。他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何这样严苛，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最终决定。（他可能不知道，他的一些朋友多少有些同意美国人的做法。就连加瓦耶也觉得，从医学和技术角度看，邓恩和格雷是正确的。）事故发生几天后，他邀请了法国中队的所有人和一些美国军官，共近一百人，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格雷和邓恩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边。当时，很少有法国人办宴会，两人都很清楚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请客。格雷回忆道：“他周一被停飞，周四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为什么？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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