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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宴会在一座俯瞰突尼斯海湾的奢华别墅中举行。圣埃克苏佩里的客人们坐在地板上,由一小群当地姑娘服侍。晚宴有八九道菜,还有喝不完的葡萄酒,大家唱起了《马赛曲》。宴会开始时,圣埃克苏佩里发誓说,他可以趁大家不注意,一晚上倒空所有的瓶子,后来他还真做到了。他似乎对宴会上的两位贵宾说了同样的话,当时两位贵宾都是二十八岁,正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工作时的年纪。傍晚时分,这名老兵向邓恩俯过身去,用拳头慢慢敲打着他的胸口宣称:“我愿意为法国而死。”(实际上,他内心的情感要比这句话复杂得多,只是英文不好,无法表达。)邓恩摇了摇头。“给我三分钟可以吗?我想和你聊聊。”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说。邓恩回答:“我的回答是不,不,不。”他对格雷说了同样的台词。早些时候,加瓦耶要求格雷重新考虑停飞命令,格雷感到压力很大。格雷比邓恩温和,也不是特别介意圣埃克苏佩里从空中拍摄庄园照片,他是后来才慢慢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应该被停飞的。尽管如此,他和邓恩一样,觉得命令就是命令。当飞行员不停地对他说“先生,我愿意为法国而死”这句话时,他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了。他喝了很多瓶好酒,已经有了醉意,他对圣埃克苏佩里说:“我才不管你为法国死还是不死呢!但是不能死在我们的飞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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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恩看来,在整个北非,勒内·加瓦耶麾下的圣埃克苏佩里是最难管束的。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他想得没错。圣埃克苏佩里疯狂地到处找人帮他恢复飞行资格,这有点像雅各与天使搏斗,他上演了一出交织了爱国主义和鲁莽傲慢的戏剧。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已经习惯了倚仗自己的影响力破坏军规,就像破坏几乎所有规则一样。宴会次日黎明,他就离开阿尔及尔去找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这周,他回到尚布家门口,当时吉罗还有几个月才下台,他恳求尚布找吉罗把他的事上报给艾森豪威尔。幸运的是,遭他嘲讽的吉罗刚刚读了《空军飞行员》,而且很喜欢这部作品(尚布说,但愿如此,因为他知道戴高乐看了这本书后非常不悦)。当圣埃克苏佩里在阿尔及尔焦急地踱步之时,吉罗正缠着美国人解决这个问题;据尚布说,法军司令最终赢得了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某种让步。在轮番恳求的攻势之下,艾森豪威尔暴跳如雷:“这个法国人把我们逼疯了!延长他的服役时间!运气好的话,他在空中会比在地面上让人清净!”然而,最后圣埃克苏佩里没有获准回到飞行中队。8月8日,他在突尼斯的拉马萨短暂停留;中队的航空日志中记录,他即将前往美国执行任务。同一天,戴高乐胜利地进入卡萨布兰卡,一时之间感到自己“成了法国政权的中心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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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最终并没有去美国,而是流落到了佩利西耶家,接下来的八个月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凄凉的时光。医生把他的客人安置在二楼一个只有简陋家具的狭小房间里,这个房间原来是衣帽间。一夜之间,天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纸海,上面漂浮着圣埃克苏佩里揉皱了的碎纸片,像皱巴巴的卡其布。佩利西耶家热闹而又忙碌。他的诊所也设在公寓里,白天客厅就成了候诊室;在阿尔及尔,寄宿处稀缺,所以他还经常收留别的房客。管家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位尊贵的客人(尽量让他舒心),尽管如此,他住得一点也不舒服。不断有客人从美国、英国和法国来丹费尔-罗什洛街17号找圣埃克苏佩里,大多数探望过他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似乎永远都处在随时准备离开的状态。一开始,他确实有这样的打算,因为在朱比角更安心。他只是暂住,而且很快就发现,他的住处既无法写作,也无法如他所愿地待客。然而,佩利西耶听说他打算离开时勃然大怒。圣埃克苏佩里改变了主意,他可不想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沉浸于过去的痛苦,可他充耳不闻。于是,这位世界上最糟糕的客人——佩利西耶注意到,他常常弄丢钥匙,抽烟时会不小心烧毁手头的东西——出于礼貌拒绝从这间简陋的、没有暖气的衣帽间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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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房间称为牢房。他也很快意识到,他厌恶的墙不是佩利西耶家灰色的墙,而是另一个人毫不让步的坚固心墙。尽管他声称要超然于纷争之外,但在阿尔及尔的头几个月里,有不同看法时他总是直言不讳。如果说在纽约他因沉默而遭到排斥,那么现在他发现,在北非说的每一个反对戴高乐的字都会反过来给他带来无尽的困扰。尚未在佩利西耶家完全安定下来时,他给在里斯本的B夫人写信说,他有证据证明戴高乐主义者在拦截他的邮件:“我感觉好像在监狱里一样。寄给我的信件都被扔进了某个黑暗的壁橱,我从来都收不到,只有上帝知道它们在哪里。[54]”对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没有比收不到信件更严重的惩罚了,要知道他曾经为了寄送邮件出生入死。戴高乐的支持率终于开始上升了,在肯尼思·彭达看来,戴高乐地位的上升离不开他那些“宣传斗士”的努力,他们以笔为武器,时刻准备抨击敢于阻挠戴高乐将军的人。到了11月,吉罗甚至被踢出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叙述中,这位未来法国领导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人对他的印象,他们认为戴高乐“报复心强、不宽恕、背信弃义、不忠诚、满心仇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也作出过类似评价,只是说得更委婉些:“戴高乐很顽固,他很有性格。”)据可靠信息,有人曾建议圣埃克苏佩里小心行事,但他不擅长于此。也曾有不怀好意的人公开称赞他:“你好,我亲爱的贝当委员会成员。”(圣埃克苏佩里唯一能做的是以绅士的姿态回应:“你当然很清楚,你现在表现得像个混蛋。”)那年冬天,圣埃克苏佩里曾经请求见见戴高乐,但被拒绝了。1944年初,他与“自由法国”的战舰“居里号”的指挥官及其部下成了朋友;船员们向上级请示让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他们的下一次巡航。海军部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圣埃克苏佩里不是戴高乐主义者!”1939年11月底,塞戈涅的朋友皮埃尔·达洛回到阿尔及尔,当时他正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他见到圣埃克苏佩里时发现,作家已经失去往日的风光,过得非常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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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羞辱圣埃克苏佩里,还有更为有效的办法。10月下旬,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发表了一篇演讲,点名赞扬了那些宁可选择流亡也不妥协通敌的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显然不在这个名单上,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作家却上了榜。莫鲁瓦也不在名单上,他是犹太人,同圣埃克苏佩里一样的是:他曾逃往纽约,是法国在北非的陆军上尉,但不是戴高乐主义者。(如果圣埃克苏佩里懂得行事,应该像约瑟夫·克塞尔那样:1943年初,克塞尔在伦敦与戴高乐将军会面,立刻被折服,并愉快地执笔为其事业助力。)那年冬天,阿尔及尔的文学评论杂志《方舟》提出将在第一期刊载圣埃克苏佩里的《给一个人质的信》,其他作家都表示,拒绝将他们的作品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同期刊出。[55]作品在北非被禁无疑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他愤愤不平地看着成箱的法语书从纽约运来,但没有他自己的书。《空军飞行员》第二次受到法国同胞谴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在“自由法国”实际上比在占领区更难买到,因为在占领区流传着一个地下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圣埃克苏佩里会出借《空军飞行员》、《小王子》和《给一个人质的信》就不足为怪了,他总是随身带着几本书,每次只借给别人两三天。他会出于不同的原因把书借给不同的朋友。他把《小王子》借给热莱,条件是还书时要交一份读书报告。他让达洛坐在佩利西耶家的客厅里读《要塞》,他站在老朋友身后,不时查看进度。“告诉我你的想法,”他恳求达洛,“不过不要说任何可能妨碍我工作的话。”他对佩利西耶更强势。医生读了很久也没有说什么他催促道:“承认吧,毫无疑问,这是我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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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绝望的秋冬,要说他写了点什么,就是投身一部手稿,这部作品赞美不完满、困难重重又牺牲颇大的生活,它读起来像一首赞美诗,赞美那些买不了、留不住、得不到的一切。安德烈·伯克莱后来说,《要塞》——英文版是《沙漠的智慧》——最好把标题改为“‘痛苦灵魂回忆录’或者‘幻灭英雄沉思录’”。在佩利西耶家,圣埃克苏佩里过得非常痛苦,极不舒服,没有办法持续工作。他努力续写了一部分,但没有修改完善它。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部手稿称作“我的生活之书”。8月7日,最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之一B夫人抵达阿尔及尔:她乘坐美国飞机从直布罗陀过来,旅程并不轻松,令她不时地皱眉。安德烈·纪德并不是很喜欢她,却特地来参加招待会,他纯粹是幸灾乐祸,想看看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样子。在战争中,B夫人还能在欧洲各国自如地旅行,美国国务院着实惊讶,并怀疑她通敌;他们密切关注她和她的感情生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她前往北非主要是为了见圣埃克苏佩里,他们得到误报说他们要结婚了。最后,她也暂时在佩利西耶家安顿下来。抵达两天后,她与戴高乐的幕僚长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一起吃饭。加斯东对她说:“你必须让圣埃克苏佩里明白,他不加入戴高乐阵营是十足的错误。”她刚到时圣埃克苏佩里并不在阿尔及尔,后来她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了圣埃克苏佩里。她发现圣埃克苏佩里头发更少了,身材发福了,鬓角也添了白发,但不知为什么,比以前多了几分威严。圣埃克苏佩里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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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面,圣埃克苏佩里就送给B夫人一份五百页的《要塞》,迫不及待地要她马上读。自然,B夫人在佩利西耶的客厅里看书时,他紧张地围着B夫人走动。她在读书,屋外刮起了西罗科风;很快,房间里变得闷热难耐。大约读了一百页,她提议去海滩走走。圣埃克苏佩里满脸不悦。“如果你现在放下我的书,一定是觉得它很无趣!”她反驳说:“不,我觉得它非常精彩。”他板着脸说:“不可能,就是因为你厌倦了,不想读了!”B夫人平静地解释道:“我并不是厌倦这本书,而是因为旅途劳顿,加上酷暑,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放松一下,才能更仔细地阅读啊。”圣埃克苏佩里一如既往的霸道逗乐了她,她同意再读两页。圣埃克苏佩里走开了,一会儿拿着两片药回来,塞入她口中。他这才愿意让步,现在可以去海滩了。当晚,她因为吞服了大剂量的苯丙胺睡不着觉,终于能坐下来审读这部手稿。四十八小时睡不着,实际上她除了反复读手稿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了。读完之后她写了书面评论,作家非常开心。和作家的许多朋友不同,B夫人很欣赏《要塞》,和他详细讨论了作品,也讨论了有谁能将这部华丽而颇具风格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他们想到了几位译者。B夫人说出了她的独特体会:“写《要塞》时,你有点像基督。”作家眼睛盯着地面,默认了这个看法。在她看来,圣埃克苏佩里能够活下来全靠这部手稿。她一直住在阿尔及尔,直到11月初回到伦敦。圣埃克苏佩里继续写信给她,说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所有的小矛盾,在自己的生命中,她至关重要,她的建议是无价之宝,自己爱她,但自此以后两人再未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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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作者去拜访亨利·孔特,逗留了一个月。这位和蔼可亲的外科医生是圣埃克苏佩里在卡萨布兰卡时的靠山,他住在安法的一座漂亮别墅里,俯瞰摩洛哥首都。不过促成这次旅行的并不是孔特的热情好客:B夫人建议圣埃克苏佩里离开阿尔及尔一段时间,这样龚苏萝的朋友就不会给B夫人传话说,龚苏萝的丈夫正和情人住在佩利西耶家。在安法,圣埃克苏佩里继续创作《要塞》,他把刚写好的几页稿子塞到主人的门缝下,在第二天早餐时问主人意见如何。(孔特不是特别愿意讲自己的看法,而且晚上他很早就睡了,没怎么看。)与此同时,他还试图跳伞进入法国参加抵抗运动,但没有成功。他和孔特前往马拉喀什朝圣,去看给他灵感来创作《要塞》的风景,但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真正高兴起来,他开始担心伴随解放战争而来的必然是流血牺牲。他警告朋友们说:“明年将有很多人在枪林弹雨中丧命。”[56]派驻在卡萨布兰卡的美国军医塞奇威克·米德在孔特家与圣埃克苏佩里吃过两次晚餐。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尽管很健谈,席间还技艺高超地用鸡蛋演奏了德彪西的曲子,但难以掩藏内心的悲痛。别人一提到戴高乐,他就大为光火,当米德说起一本贬损法军司令形象的书时,他更是勃然大怒。圣埃克苏佩里也借给米德一本《小王子》,希望能听听他的评价。米德指出:“他似乎总是全神贯注,好像在努力回想自己究竟在哪里。”在阿尔及尔见过圣埃克苏佩里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越来越喜欢逃避到浴缸里去,或者沉浸于数学问题和文字游戏中。他现在更喜欢消遣,而不是创作;在阿尔及尔,他没写几页纸,浴缸实验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发明。结果是,他约了很多人,却常常忘记约定。一天早上,一位熟人要去白宫机场,顺路来看望他。他看到圣埃克苏佩里正在剃须,就主动提出去机场帮他查看邮箱。一个半小时后,熟人回来了,圣埃克苏佩里惊愕地打开门说:“你忘了什么东西吗?你才刚走三分钟。”他完全忘记了时间,还在剃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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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自己也需要消遣,在令人厌倦、人心惶惶的阿尔及尔,他逐渐成了受追捧的客人。他一如既往地展现出极具原创性的幽默。一位熟人画了令人难忘的一幅圣埃克苏佩里的画像:在一家餐厅里,他戴着一顶军帽跳桑巴舞,开心地用帽子去弹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可是很少有人信以为真,甚至那些不太熟的人也说,圣埃克苏佩里有时似乎马上要掉下眼泪。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讲故事好手,一位出色的魔术师,人们都争相邀请他。在一个尴尬的场合,他在南美飞行时的同事让·马凯涅替他解了围。那次,有两位女主人都极力邀请他在同一天赴宴,哪一位他都无法拒绝。到了那天晚上,他安排马凯涅坐在窗前,帮他做决定。马凯涅觉得坐第一辆车来的女主人更漂亮,于是让圣埃克苏佩里和她同去了,自己出门来客气地告诉后面的那位女主人,很遗憾她们的客人突然被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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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给西尔维娅·莱因哈特写信说,他在北非各地表演“橙子钢琴”,记忆中弹遍了所有琴键。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与纪德和作家埃马纽埃尔·博韦约好定期下棋外,从他的记事簿上可以看到,他每天至少有一场午餐或晚餐约会——尽管他从来不是社交达人,现在也不是。正是通过这样的约会,他结识了邀请他登上“居里号”的“自由法国”船长皮埃尔·索纳维尔。在一场招待会上,索纳维尔带着威士忌躲进衣帽间,一位百无聊赖的绅士小心翼翼地上来搭话。尽管索纳维尔戴着戴高乐主义者的洛林十字架,但圣埃克苏佩里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于是他朝人群的方向示意了一下,问道:“你觉得这有趣吗?外面有一辆吉普车,归我使用;需要我送你一程吗?”接着,他做了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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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很晚才回来。马克斯-波尔·富歇是一位编辑,在佩利西耶家暂住过,就在他隔壁的房间。富歇注意到,他进来时总是免不了撞倒什么东西,通常那时候富歇早就睡了。“圣埃克苏佩里需要一个能推动他的螺旋桨。”富歇总结道,任何在阿尔及尔度过这几个月悲惨时光的人,都会得出这样恰当的结论。他无法超越处境,也无法摆脱琐事。这个冬天,他的存在毫无崇高性可言,安泰乌斯厌恶这样的改变,年底他在一封苦涩的信中表达了政治见解:“凑近看,一切都是丑陋的……”11月初,分心与笨拙造成了痛苦的结果,圣埃克苏佩里的挣扎仿佛完美地戏剧化了。5日,遇上停电,他从佩利西耶家入口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我没看到六级大理石台阶,在有灯光的快乐日子里,它们是那么优雅。突然,我发现自己悬在半空中,但时间很短。我听到一声巨响。是我。”他这样向孔特描述当时的情况,九天后,他给孔特送去了背部的X光片。他惊慌失措地在楼梯间坐了五分钟。之后,他痛苦地按原定计划去参加晚宴。在场的人听到他刚刚摔到脊椎的消息,爆发出一阵笑声。咨询了医生佩利西耶后,第二天他还是赶去赴约,7日又去参加了苏联人在宫廷花园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他痛苦极了。在一块草坪中央,他发现自己突然不能动了,只好祈祷有人能过来和他说话,否则他肯定会显得像个傻子。最后,他挪着小步,总算是体面地逃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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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幸的遭遇影响了丹费尔-罗什洛街上佩利西耶家的气氛。圣埃克苏佩里坚信自己的脊椎断了。佩利西耶给他做了检查,知道他并没有骨折。他又向拍X光片的医生施压,要人家确认他自己的诊断。之后,他向主人宣战:11月、12月,纸条和信件像暴风雪一般飘飞出去,他说他多么痛苦,说佩利西耶多么不理解他。他抱怨医生缺乏同情心。他想要的无非是有人能够命令他卧床休息,当然他的需求不只是一个方面的,他还在寻求自1940年秋天以来他一直想得到的延期证明。佩利西耶没有,也不会给他开这份证明。圣埃克苏佩里由此得出结论:医生决然无情。过了五周后——因为那次意外,他当时还行动不便——他才愿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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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你不是楼梯的发明者,不是停电的发明者,也没有让我不留神。我也很清楚,你的科学知识即使可以在很多情况下拯救我,也不能复原我的头发、我的牙齿,或我的青春。我不再责备你不是上帝。你是我的朋友,这已经足够了。你“当然”是对的,虽然这非常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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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B夫人写了一堆冗长而含糊的信,他说自己没有康复,还一度坦言秋天摔下楼梯的惊吓让他头脑更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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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振奋起来。他一直酗酒,现在喝得更凶了,他想变得迟钝,感觉不到疼痛。胆囊炎仍然没有消停。圣诞节又让他想起了童年,不过这次带给他不同的思考:他谈到童年不是避难所,而是休憩之所。虽然并未说过,但他可能意识到他现在比父亲去世时大三岁。他给龚苏萝和B夫人写信,倾诉心中的绝望,希望她们两人,一个能同情他,另一个能理解他。阿尔及尔有很多消遣,却没有伟大的爱情。西尔维娅已经不再给他写信了,而寄信到法国又很困难。新年刚过,一张草草写就的便条就由降落伞送到了他家人那里,可是他没有收到回信。(儿子给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写道,他只希望可以再次坐在母亲身边,在火炉前促膝长谈。他会尽量少和母亲顶嘴,因为母亲对生活的看法最终都是正确的。)龚苏萝不常有消息来,一旦来了消息,就让他非常不安。夏天时,他发去电报说,他认为龚苏萝与德尼·德·鲁热蒙合住公寓的想法是不明智的;秋天,出版社的贝克尔写信通知圣埃克苏佩里,约定的定期支付款项一直由他妻子代收,还给了他一大沓账单。(圣埃克苏佩里的版税账户并不是空头账户,贝克尔可以把钱汇到北非,而且他在阿尔及尔时,10月份还通过这个账户领到了军队的工资。)他写信给龚苏萝,谈到他的痛苦,谈到他的存在毫无意义,还谈到他不变的爱。他迫切需要龚苏萝,请求龚苏萝能温柔地伴他到老。“照顾好自己,自己小心,保护好自己,晚上别出门,不要感冒,永远不要忘记我,为我祈祷。”他以这段话写完了一封沉痛心酸的信。他不会照顾自己,对严寒毫无准备,痛苦不堪。“冰冷的床很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抱怨说,他穿着内衣睡觉,还套了两件睡衣和一件浴袍。不仅没有人照顾他,而且那个离开美国时希望尽可能为自己所爱之人受苦的圣埃克苏佩里,也无法假装有任何人听他调遣。他终于屈服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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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法国几次试图救他。12月,法国空军司令勒内·布斯卡将军提议将圣埃克苏佩里派到法国驻美军事特派团的空军部。(但飞行员有自己的想法:在这项提议悬而未决之时,他写信给龚苏萝说,他希望返回美国,就邓恩和格雷8月对他的处罚决定提出上诉。)戴高乐认为这项提议“不合时宜”。大约在同一时间,一直以来与戴高乐关系密切的弗朗索瓦·达斯捷·德·拉·维热里将军提到他想派圣埃克苏佩里去英国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在幕后竭力促成这件事。布斯卡询问此事时,戴高乐的内阁部长告诉他,最终达斯捷没有把圣埃克苏佩里的事汇报给戴高乐将军,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改变上尉的后备军官身份。他说:“现在没有必要派这位军官去英国。”(很快,在北非的咖啡馆里,大家对戴高乐拒绝他的事议论纷纷。“就让他留在阿尔及尔吧,他只擅长纸牌戏法。”后来,这句话传到了圣埃克苏佩里耳朵里。)1月10日,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连他的朋友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他火冒三丈。现在,他骂戴高乐骂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凶,一些朋友因此疏远他——其中就有纪德和克塞尔,他们厌倦了他的长篇大论。他无处可去,就迁怒于阿尔及尔:这座城市是“垃圾堆”“窝囊废”“人类渣滓”“坟墓”“人类沙漠”“发霉的乡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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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热内开出的圣洁处方是,化痛苦为力量;而圣埃克苏佩里无事可做,没有一项可以投身的事业,他的痛苦也无用武之地。他想哭,真的哭了,他冷得发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诅咒佩利西耶家的小房间。周一,佩利西耶不合时宜地向他借《小王子》,他本打算把手上仅剩的这本《小王子》交给亚历山大·科达的一名业务代表,送到伦敦的制片人那里去。圣埃克苏佩里爆发了,他每隔十几分钟就大吼大叫一次。他再也画不出一幅像样的小王子。他想一把火烧掉《要塞》的手稿。他以一种毫无条理的风格写作。有人赞扬他单枪匹马挫败了戴高乐在美国的计划,虽然有些受宠若惊,他也欣然接受;至少那样他可以为自己是一种反基督者而骄傲——在安妮·林德伯格眼中,她丈夫在1941年也是一种反基督者。新年时,他胃疼,便想象自己得了胃癌。直到2月下旬化验结果无可辩驳地表明他没有患上胃癌,他才算松了一口气。佩利西耶也设法说服他,他觉得肠胃不适不是因为得了胃癌,而是因为服用了太多磺胺类药物,吃了太多辛辣食物。臆想症也有一个功用:圣埃克苏佩里假想出来的疾病让他有切实的理由做一位旁观者,无须顾及所有原则。他想进修道院,他想把时钟回拨几个世纪,他还想成为一名园丁。他权衡了入狱相较于死亡有何优点。(优点很少。)他不停地回想在利比亚的最后一个晚上和最后一个早晨、在圣拉斐尔湾的最后几秒,对那些时刻怀着渴望。1944年1月底,他参加了一场小型晚宴,迎接新到的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英国代表(这个职位在当时和驻巴黎大使差不多)迪夫·库珀和他的妻子戴安娜女士。库珀家的夜晚以一杯科尼亚克白兰地愉快地结束了。圣埃克苏佩里拿着一副纸牌,完全迷住了外交官的妻子。他正洗着牌,突然停了下来。“今天早上,我去问卜。”他对聚在身边的客人们说,“显然,她没看清我制服上的徽章,把我当成了水手,因为她预言我将葬身在大海的波涛中。”整个屋子顿时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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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底,《生活》杂志年轻的摄影师兼记者约翰·菲利普斯抵达阿尔及尔。菲利普斯是一个不寻常的美国人,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仰慕圣埃克苏佩里已久,直接打来电话。“上校。”他在电话中说。“少校。”圣埃克苏佩里纠正了他。除此以外,年长的作家非常热情,他在佩利西耶的厨房里为客人准备了饮料。他往平底锅里倒入麝香葡萄酒和蒸馏酒,混在一起,用火柴点燃,制成美酒。在北非能买到的很多酒是难以下咽的;菲利普斯觉得东道主很有一套。圣埃克苏佩里不失时机地告诉战地记者,他是逝去时代唯一的幸存者:“我真的是最后一位幸存者,我向你保证,这种感觉很奇怪。”说着,他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在客厅里,他讲述了美国人对他的严重不公。来访者问他是否在写作,他回答说,他无权写作,因为他现在没有参战。接着,他随口给菲利普斯提了一个建议:“我想写作,如果你能让我重新回到飞行中队,我就把所写的稿子都给你,让你出版。”美国记者完全有理由同情面前这位谢顶的传奇作家,答应全力帮他。几周后,他回到那不勒斯,见到了约翰·里根·麦克拉里上校。当时上校负责英国的摄影新闻和意大利的所有空军新闻。麦克拉里向地中海空军司令艾拉·埃克将军汇报了情况,寻求解决圣埃克苏佩里的问题。埃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司令部的负责人,刚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美国飞行员。他没有马上作出决定,所以菲利普斯无功而返,回到了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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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处于盛怒之中。菲利普斯不在的时候,圣埃克苏佩里原来在布雷斯特的教员利昂内尔-马克斯·沙桑上校接手指挥撒丁岛上维拉奇德罗的一个轰炸机中队。那年冬天,他虽然是航空部人事主任,却无力帮助他的学生(他倒是常常和圣埃克苏佩里下国际象棋)。在沙桑的努力下,圣埃克苏佩里被分配到了1/22中队,担任中型轰炸机B-26的副驾驶。在见到菲利普斯后的几周里,作家不再抱怨“愚蠢的美国人”,而是开始抱怨他的新任务。他解释说,他晕机,不可能做副驾驶。(毫无疑问,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回到原来的中队,尽管1/22中队非常欢迎他,他还是认为与轰炸工作相比,侦察工作更加崇高。)因为确信自己可以说服埃克,又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诱惑——2/33中队从1月下旬起就驻扎在那不勒斯郊外的波米利亚诺——4月下旬,圣埃克苏佩里和菲利普斯飞回意大利。他把一大摞文稿和心爱的帕克钢笔塞进马克·克罗斯猪皮包,带去意大利。他还把墨水池托付给菲利普斯,免得丢失。(为了确保自己和手稿不会一同弄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般不和包搭乘同一架飞机。)就菲利普斯所知,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现在已经正式成为1/22中队的一员,因为他从4月1日起开始再次领取军队工资,这次意大利之行是擅离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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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不勒斯,菲利普斯带圣埃克苏佩里回公寓,他们在那里偶遇了《生活》的副总编。菲利普斯介绍两人认识。“那位圣埃克苏佩里?”编辑问。他从菲利普斯口中得知,这位法国作家要给杂志投稿,非常惊讶。他解释道:“两年来,我们一直想让他给杂志写一篇文章,可他一直没写。”显然,这家杂志社没有给出合适的稿酬。几天后,在那不勒斯一家军人俱乐部的酒吧里,作家见到了麦克拉里上校。菲利普斯充当翻译,说起话来就像他是圣埃克苏佩里一样。不过,这位新朋友却丝毫不给他留情面,在整个交谈期间不停地告诫他要认真翻译。最后菲利普斯抗议说:“看,圣埃克斯,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说得多么流利!”他当然翻译得很棒,麦克拉里上校觉得这个法国人在“极力推销”,而圣埃克苏佩里则低估了自己在场的力量。这次会面,他给美国上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面之前,上校虽然做了功课,了解了他的情况,但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有菲利普斯帮他转达,圣埃克苏佩里表达了他一贯的所有论点,说起不能报效祖国,他感到深深地羞愧,还谈到他的书在月度图书俱乐部获得的荣誉。菲利普斯知道,两人的看法正渐趋一致;麦克拉里已经认为,任何想参战的人都应该获准去战斗。麦克拉里回忆道:“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他很值得尊重,坦白地说,我也嫉妒这位年轻人,他做飞行员不是出于内疚,也不是为了冒险,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然而,他也要付出一点代价:他要为麦克拉里正在编的书写一篇关于盟军空军的文章。法国人同意了,他还是逃脱不了要做宣传,麦克拉里打电话给埃克汇报了这次会面。“这对空军来说可是一桩绝好的交易。”他向将军建议道。将军没有立即同意,但基本上已经着手重整装备和训练法国飞行员。他在3月的一份令人赞赏的备忘录中指出,他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渴望割破德国人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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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圣埃克苏佩里到波米利亚诺看望了2/33中队,当时中队正在利用其航空优势尝试拍摄维苏威火山爆发。那儿还有一位瑞士地质学家。在餐桌上,他和圣埃克苏佩里讨论了广泛的话题。法国人长篇大论地谈了分子物理学,对它的哲学意义尤为感兴趣;他还谈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有人正在制造原子弹,并预言将在战争结束前完成部署。据和他同住的菲利普斯说,他在意大利其余的时间用于“看维苏威火山爆发,阅读卡夫卡,在国际象棋中获胜,在文字游戏中惨败”。和作家下国际象棋,对手必须特别有风度:没有人会忘记获胜时他那施虐狂式的得意。菲利普斯常常落败,圣埃克苏佩里会欢呼:“我要将你的军,我要将你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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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圣埃克苏佩里回到阿尔及尔,前往另一个阵地游说。抵抗运动英雄亨利·弗勒奈任职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他安排了一次午餐,打算把作家介绍给费尔南·格勒尼耶。格勒尼耶曾是一名共产党议员,刚刚成为临时政府航空委员会主席。(戴高乐现在是最高军事指挥官与法国民政当局领导人,他终于成功剥夺了吉罗的所有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内阁也再次改组。)4月的最后几个下午,格勒尼耶、圣埃克苏佩里和弗勒奈的两位抵抗组织的朋友在阿尔及尔郊外弗勒奈的公寓里聚首。他们当即开始讨论地下运动组织,该组织实施抓捕、逼供等活动,还向成员灌输兄弟会思想,这样的战争经历是过去三年圣埃克苏佩里完全不曾有的。听了这些故事,他着迷地瞪大了眼睛,甚至还流露出一丝艳羡。不久,气氛变得非常伤感;据弗勒奈说,圣埃克苏佩里是第一个落泪的人。五人围坐在桌旁,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随后又都悄悄地离开桌子,平复好情绪。其中一人回忆道:“‘啊,法国。’我们叹息道。她在那里,在我们中间,遭受外敌侵略,伤痕累累,国土染上了鲜血,人民深陷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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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以不止一种方式施展魔力。不久之后,弗勒奈写信给格勒尼耶,提醒他午餐的事,又详细地说明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困境。飞行员自然不满意他目前的任务,表示如果能够回到原来的中队他将“欣喜若狂”;他曾作为2/33中队的一员,在1940年的战斗中创下了辉煌的功绩。埃克将军将于本周会见布斯卡,并已公开表示,只要法国空军不反对,他会重新考虑圣埃克苏佩里的派驻。(麦克拉里早些时候已经听到了这个消息。“你赢了,我会办好这件事情。”埃克打电话告诉他。)对于他5月2日的那封信,弗勒奈觉得有必要在结尾加两份小小的免责声明。他明白,圣埃克苏佩里过去的一些行为招致了许多批评,但还是表示他本人可以为作家目前的飞行热忱作保——这意味着要冒风险去大费一番周折。此外,他补充说,这绝不是为朋友寻求优待。他只是希望一个有决心、有资格战斗的人能如愿获准参加战斗。圣埃克苏佩里的职业生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不是通过徇私照顾,而是因为情况特殊。5月12日,格勒尼耶批准了这一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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