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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周在阿尔及尔，圣埃克苏佩里把他的象棋留给了一位外交官朋友。“留着吧，”他对拉乌尔·贝特朗说，“下次我们将在另一个星球上下棋。”第二天，加瓦耶和美国飞行员尤金·梅雷迪思中尉起飞前往法国上空执行任务；梅雷迪思中尉返回时，在距基地六十英里处被击落，几分钟前，他还在半空中向加瓦耶挥手。圣埃克苏佩里从巴斯蒂亚回来时可能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在巴斯蒂亚拜访了美国空军中队，特别是保罗·罗克韦尔上校，还邀请上校第二天晚上在法国餐厅共进晚餐。飞行员在科西嘉岛降落时最容易出危险。由于放松警惕，加上飞行疲劳，侦察机飞行员经常过早下降，增大了危险。也许是因为加瓦耶从中干预，也许是因为他经常缺勤，无论哪个原因都足以让一名飞行员跌到底层。尽管2/33中队有两名飞行员退役，但自18日以来，圣埃克苏佩里再没有执行过飞行任务，可是他总觉得自己第二天就会有任务。30日，加瓦耶疲劳过度，他从中得了好处，分到了一项飞行任务；人们对他在7月31日的起飞和后续的飞行任务本身都感到非常困惑。加瓦耶声称，并没有安排他去任何地方；负责分配任务的勒勒确定他手下的几名美国军官都有印象，当时他已经被停飞了，他周一起飞是违反命令的。送别他的迪里耶不记得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是否在执勤名单的最前面。不过他清楚地记得，如果圣埃克苏佩里少校极力要求去执行一项任务，他是无法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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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或晚上，圣埃克苏佩里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达洛，一封给B夫人，信中他再次表达了他的孤独、对戴高乐主义者的厌恶，以及对生活“惊人的冷漠”。此前一周，他写信给龚苏萝说，如果他被击落，唯一的遗憾是那会惹龚苏萝痛哭。30日晚上的一段时间，他在米莫的一家滨海餐厅里为一群年轻女孩表演纸牌戏法。临近午夜，他独自离开了餐厅。那天晚上他可能回过自己的房间，但并没有在那里过夜。7点半，他来吃早餐，和迪里耶坐在餐厅里，他要了黄油面包和奶油咖啡。两个人没怎么说话。副作战员开车把飞行员带到机场，为他查看了天气情况。天气极好，阳光灿烂。接着，他帮圣埃克苏佩里穿戴好装备，进入已经由机械师预热好的P-38。迪里耶等待飞行员完成十一项引擎检查。几分钟后，圣埃克苏佩里示意他准备好滑行了。中队的两名机械师拉走了轮挡。迪里耶挥了挥手，送他起飞。飞行员用英语向控制塔发出无线电通话，请求获准出发。根据迪里耶的说法，当时是8点半，而中队航空日志记录的是8点三刻，他将飞往里昂以东，执行测绘任务。起飞前的二十四小时并没有什么异常，就连他房间里那几封充满绝望的信也很正常，那是他打算当晚给罗克韦尔上校的。唯一奇怪的是，前一晚他不在房间里，出发时加瓦耶也不场，这似乎支持了圣埃克苏佩里曾通过交换或讨价还价得到一项飞行任务的说法。当天傍晚，加瓦耶冲着迪里耶大叫：“天哪，你当时在想什么？为什么不想办法阻止他飞行？”科西嘉角的雷达追踪到圣埃克苏佩里进入了法国南部上空。他在《要塞》中写道：“当你的神死了，你也就死了。因为你因他们而活。”按计划，他应该12点半回来，但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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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2/33中队其余十二名飞行员参加了盟军登陆，他们负责在法国南部做好登陆前的准备。8月25日，巴黎解放。第二天，夏尔·戴高乐带领队伍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了胜利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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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尾声：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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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值得的，即使最终坠毁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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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莫兹，引自《风沙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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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31日从圣埃克苏佩里在巴斯蒂亚起飞，到六小时后燃料耗尽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是个谜。将近下午1点时，加瓦耶连忙叫来在2/33中队负责区域管控的美国联络官弗农·罗比森。“圣埃克苏佩里未按时返回。请您呼叫他，可以吗？”加瓦耶解释说，嘴角有些抽搐。罗比森中尉照做了，反复呼叫了好几次。（下午本来有一场飞行彩排。圣埃克苏佩里外出执行任务逾期未归，大家很着急，加瓦耶又递给罗比森麦克风。大家推测飞行员可能在地中海上空；在法国上空时，他曾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还没有完成任务，请求继续执行任务，通信指挥官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一次他没有回应。两个人仍抱着一线希望；这一切就像是等待生产的消息，每一分钟都更加煎熬，失踪的飞行员在《风沙星辰》中描述过这样的感受，令人难以忘怀。下午3点半，罗比森提交了圣埃克苏佩里第八次任务，也是最后一次任务的侦讯报告：飞行员未返航，推定失踪。这一损失对加瓦耶有多么沉痛，并不是每个人都懂：飞行指挥室的一名美国军官记得，他当时得知“一个法国人”没有正常返航，是一位作家，但他不认得那人的名字。（多年后他解释说：“我当年二十三岁，又不识字。”）当天晚上，罗克韦尔和一名美国军官出现在法国餐厅，这正是圣埃克苏佩里前一天邀请他们一起吃饭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非常惊愕难过，不过像加瓦耶所说的，“他们保持了航空人的优良传统”。大家在歌声中度过了这个夜晚。2/33中队的大多数人始终希望他们卓越的战友已经到了瑞士，或者被俘虏了。圣埃克苏佩里只是借调到2/33中队，名义上还是1/22中队的成员，1/22中队打来电话，想看看能否从盟军指挥部打探到更多消息，但一无所获。他们没能说服安全意识很高的指挥部，特殊处理圣埃克苏佩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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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埃克苏佩里失踪第二天，阿尔及尔的报纸开始报道他的事件，随后又都陷入了沉默。新闻停了，可是爱说闲话的人开始兴奋地讨论起来。有的阵营的人窃笑着说，如果圣埃克苏佩里把飞机送到维希政府那里去了，也不奇怪。另一个阵营的人说，圣埃克苏佩里被戴高乐主义者暗杀了，是真的吗？8月2日，佩利西耶从统帅部得到消息，因为他是圣埃克苏佩里发生意外时的紧急联系人。一些令人振奋的事件发生后，作家失踪的消息逐渐湮没了。人们很长时间无法接受他死亡的事实。仿佛这么多年来他写的所有颂词现在都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朋友和家人都不愿意给予他那份对死者的尊敬和赞美，就像1936年他也一直不愿意这样去面对去世的梅尔莫兹。8月9日深夜，莱昂·沃斯正漫不经心地听收音机，突然听到了好朋友失踪的消息。沃斯回想起他们一起谈天说地的日子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纸牌戏法，还有多年来他的拖拖拉拉，最后沃斯得出结论：他的托尼奥虽然失踪了，但一定还活着。一周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让·伊斯拉埃尔也通过无线电听到了这个消息；这是他被囚禁在战俘营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他的回应是多拉式的，他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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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林德伯格在8月9日读到圣埃克苏佩里失踪的消息，并说出了她感到心痛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有足够资格了解这件事的女人，她写道：“失踪”和“死亡”存在天壤之别。在她的想象中，“之前和以后，没有人比这个男人更懂得‘我独特的语言’”，他就像但丁笔下的一个灵魂，游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8月10日，当美军距巴黎不到八十七英里时，《纽约时报》报道了作家的失踪。在盟军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并非所有迹象都是正面的：让·盖埃诺在战争期间一直留在法国，但没有出版作品，他也听说了圣埃克苏佩里失踪的事，接着又读到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自杀未遂的消息。（德里厄为德国人运营《新法兰西评论》，第二年他成功自杀了。）七天后，《为了胜利》周刊向讲法语的纽约人宣布了飞行员失踪的消息。编辑想象圣埃克苏佩里在法国藏起来了，并打赌他会重新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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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周，加瓦耶按照圣埃克苏佩里的嘱咐，让一名飞行员将他的手稿送到佩利西耶手上。这种做法是直接违反军规的（圣埃克苏佩里的事宜应交由空军部处理）。“但是至少这件事，”加瓦耶在给佩利西耶的信中写道，“是我能为他做的。”这一做法非常适合圣埃克苏佩里：即便已经去世，他还在违反规定。罗克韦尔上校让人把信送给达洛和B夫人；达洛把他的信拿给纪德看，纪德一句一句地大声朗读这些令人沮丧的文字，放下信时不由得痛苦地叫了一声“啊！”。戴高乐的代理外长勒内·德·马西利将第二封信带到了伦敦，B夫人已经得知了作家的消息。月底，柯蒂斯·希契科克将圣埃克苏佩里为菲利普斯撰写的文章寄给了《生活》杂志的编辑。他在附信里写道：“我不能相信，在战争结束之前，圣埃克斯不会再出现在法国抗德游击队防线后面了。”他确信，大胆莽撞的作家还会再露面，来向出版社要稿费。他写道，如果作家还活着的话，他肯定需要钱，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出现，他的妻子会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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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朋友们不愿相信圣埃克苏佩里已经去世一事，但很少有人对他失踪的消息感到惊讶。自1942年以来，他一直在说再见——那年年末，他在纽约见到弗勒里就曾握手道别，他说“如果我消失了，你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遗憾”；第二年他也给密友写信说“我不会在乎死去”。赫达·斯特恩和西尔维娅·莱因哈特知道，圣埃克苏佩里离开纽约，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西尔维娅在圣埃克苏佩里离开后的那天晚上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当时她仍然泪流满面，看上去悲伤而富有魅力，很引人注目）；B夫人去阿尔及尔看望他时，也强烈地感觉他会被击落。安妮·林德伯格承认有一段时间，她也预料到会传来这样的消息。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因为这个法国人的缘故，她经历了悲伤的各个阶段，其痛苦堪比失去姐妹或孩子。她感觉心脏被刺穿了。“他想作出伟大的牺牲，”她写道，“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意愿回到前线的。”像圣埃克苏佩里的其他友人一样，她为圣埃克苏佩里舒了一口气。一位经常在阿尔及尔见到他的军官也评论道：“这是最好的安排。他现在自由了。”至于龚苏萝——她此前也曾多次失去圣埃克苏佩里——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在何时得知这永别的消息的。虽然她的行为常常掩饰了内心的怀恋，但她也是过了很久才相信圣埃克苏佩里真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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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利安·贝克尔觉得，他的委托人求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些不认为他会随随便便对待早逝的人，不得不承认他被绝望所俘虏。安妮·厄尔贡-德雅尔丹每次去看望纪德时，都会拜访这位作家，最后一次拜访是在7月26日。她说：“圣埃克苏佩里不想再活下去了。”显然，他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他道别过了，他向加瓦耶交代了相当于遗嘱的话，他公布了对手稿的计划，他喋喋不休地表达他对于生命的漠视。这样一来，人们难免觉得他预备了赴死。这似乎不太可能。所有侦察机飞行员都是孤身一人、手无寸铁飞向敌方领空的，他们赖以护身的只有速度、高度和机智，因此所有侦察机飞行员都是怀着恐惧飞行的。虽然圣埃克苏佩里可能不会料到自己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他越来越绝望，越来越容易情绪爆发。到了1944年，他不再是1930年代思想开明的辩证学家，也不再像创作《风沙星辰》时那般高尚而神秘，但他的一生都贯穿着一声不满的长啸。他也毫不羞于拥抱未来。威廉·多诺万说过，1944年年中，圣埃克苏佩里来看他，问自己是否可能在战略情报局服役；7月的第二周，他写信给佩利西耶，希望在他精疲力竭前，战争能很快结束，因为他后面还有别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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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为法国而死符合圣埃克苏佩里的原则，符合人们对拥有他这样背景的人的期待。圣埃克苏佩里把自己的国际象棋送给拉乌尔·贝特朗，在最后几天，贝特朗确实隐约发觉朋友流露出死亡的意愿。他称这是仁爱的姐妹，是对心胸狭窄之人的崇高回应。德尼·德·鲁热蒙几乎像所有认识圣埃克苏佩里的人一样，成了赞美他的人，他说得非常好：“说到荣誉，为之献身远比与之共生要容易。”圣埃克苏佩里从来不属于他所在的时代，他只在飞行不依赖仪器的短暂岁月里才感到自在。许多人能够超越所在的时代，但圣埃克苏佩里弯着腰、身体僵硬，已经变得非常固执，不切实际到了粗鲁的地步。他从年轻时就哀叹一个时代结束了；如果他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就不得不承认他的服役时光一去不返了。这比肃清法奸，比戴高乐掌权，比他准确预测的保龄球馆和流水线的时代更令他憎恶。约翰·菲利普斯指出，在他朋友学会飞行后的二十年里，航空业越来越强，他却越来越弱了；他在科西嘉岛的战友可以开飞机绕着他转圈，知识也不比他少。或许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他那一代飞行员来说，几乎毫无意义的冒险行为是飞行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增添了飞行运动的韵味。他那个时代的飞行员只寻求一个结局。他们并不渴望在自家的床上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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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国而死并不是圣埃克苏佩里第二次选择职业的先决条件。四百五十位法国作家在一战中丧生，但当《出版人周刊》在1944年10月列出法国著名作家时，情况是这样的：本杰明·克雷米厄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纪德在罗马避难；朱尔·罗曼在纽约避难；罗杰·马丁·杜·加尔在尼斯。马尔罗、艾吕雅、阿拉贡和萨特都很好，其中一些人是抵抗运动或集中营的老兵。让·普雷沃也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在圣埃克苏佩里失踪的第二天去世了，当时他误入了德国人在法国南部部署的伏击圈。塞利纳在丹麦流亡（并最终入狱）。圣埃克苏佩里失踪。他之所以成为法国历史上死于战争的最著名文学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1940年法国沦陷后，大多数法国文学家都没有去前线参战。美国情报人员曾报告说法国“对失败几乎变得心理敏感了”，在这样一个国家，正如圣埃克苏佩里可能猜到的一样，他这样特立独行是不讨好的。1945年，他是美国人眼中最负盛名的法国作家，但当他的同代人执掌法国文学时，他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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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再次出现；在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之后一年，人们终于在法国东部为他举行了弥撒。1948年4月，他被正式认定为为国捐躯，因为这份牺牲，作家的版权期延长了三十年。然而，关于最后一次飞行的情况一直有各种猜测，每过几年就有人提出结论性的揭秘，这与人们还原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最后时刻的频率大致相同。我们知道，31日科西嘉角的雷达追踪到圣埃克苏佩里进入了法国，但没看到他离开法国。有可能他在法国上空坠落了，可能是在阿尔卑斯山；也有可能他飞越了里维埃拉，由于飞行高度太低，雷达无法发现飞机的任何踪迹，之后飞机在地中海消失，但这一可能性比较低。（如果他在极低空飞行，正如所说的那样，那大概是因为飞机出了故障，或者是正在阿盖附近，但阿盖不在规定的飞行路线上。）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为什么会坠落。从他之前的飞行任务看，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差不多大。他在那些任务中常常出事，其中任何一次事故都有可能和最后一次相同。多年来，一些目击者站出来做证说，31日他们看到一架P-38在戛纳和圣特罗佩之间的法国海岸坠落；然而，他们看到的也有可能是30日梅雷迪思的飞机坠毁。7月下旬，科西嘉岛上空满是准备攻入德占法国的盟军轰炸机和法国战斗机。如果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坠落了，当天下午这些飞行员或该地区的海空救援部队应该会看到一架P-38被击落，但他们并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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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纳粹飞行员罗伯特·赫歇勒的一份非官方报告曝光，这位年轻的德国人声称他31日击落了一架P-38闪电战斗机，但当时他只是在执行例行的监视任务，并没有得到行动授权。他驾驶的是福克-伍尔夫，能够击落一架飞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骄傲的胜利，更何况他击落的是强大的P-38，但他没有提交正式报告，这似乎说不通。（当时赫歇勒刚满二十一岁，他于几周后去世，埋葬在离圣莫里斯-德雷芒约十五英里的地方。）他的说法遭到了德国人极力否认，也很难得到证实。对地中海海域的搜索一直没有结果，不过在本书写作时，在法国南部土伦附近海域发现了一枚美国制造的螺丝钉，这可能为圣埃克苏佩里之死提供一些线索。还没有人对阿尔卑斯山展开大规模搜索，那是极其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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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因为氧气面罩出了问题而坠毁（飞行员未察觉到缺氧，会先昏过去，这可能是最人道的死法了），还是因为被敌机击落，圣埃克苏佩里之死都是高尚的，可称为“虽死犹荣”。龚苏萝对很多事情的直觉都很准，1946年她曾说，丈夫死得其所，那几乎是他定制的死亡；追逐星星的日子结束时，他如流星般划过。我们可能希望他以他想要的方式死去，对这个话题，他像大多数人一样有自己的看法。1930年代，《玛丽安娜》杂志的一位编辑问他，在经历所有死里逃生之后，他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结局。他知道圣埃克苏佩里不会因为这个不寻常的问题而生气，他喜欢这种问题。说好不公开答案，至少在他“真的死去”之前不公开答案后，飞行员很快列出各种选择。他的结论是，水是最好的：“你不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你感觉就像要睡着了，渐渐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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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早逝，或者说殉道，注定让圣埃克苏佩里成为传奇。然而，这并没有发掘出每个人最好的一面。佩利西耶牢牢地掌握着加瓦耶打破军规转给他的圣埃克苏佩里手稿；1945年1月，航空部只好起诉要他归还，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最终还是成功索回。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加瓦耶都是一位忠诚的朋友。当月，航空部询问如何联系飞行员的家人。作为他的指挥官，加瓦耶提供了B夫人的姓名和地址。B夫人坚持认为，佩利西耶没有公布所有相关文件。在这期间，圣埃克苏佩里在科西嘉岛的个人物品清单整理出来了，这份清单令人心酸。最后，他的财产只不过是九百一十五页的《要塞》手稿和许多其他笔记本、文件（一份德日进的打字稿，德日进是一位宗教人士，也与自然世界关系深刻，人们最初认为这份书稿是圣埃克苏佩里创作的），一个订书机，一只坏掉的烟斗，一个常规尺寸的衣柜，七双鞋，四套睡衣，一件泳衣，十四条手帕，一套水彩颜料，一副纸牌，一袋洗漱用品，两把电动剃须刀，一小笔包括各种货币的钱，一件丝绸浴衣。7月，龚苏萝采取法律手段收回丈夫的剩余财产，其中最后一件物品在丈夫去世三年后，终于通过航空部回到了他家人手上。事实证明，遗产的分配同样混乱。圣埃克苏佩里这位自诩喜爱简单的男人把作品收入平分给两个女人——妻子和母亲[59]，却指定第三个女人——B夫人——做他的遗稿保管人。这样明智而有些尴尬的安排使B夫人不得不提醒圣埃克苏佩里的美国经纪人，虽然龚苏萝可以领走丈夫作品的一半版税，但她不能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书的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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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遇到的麻烦不是来自龚苏萝，而是来自伽利玛出版社。1945年，圣埃克苏佩里的法国出版商指控，圣埃克苏佩里作品的所有美国版本都是非法的，从未征得他们同意。伽利玛出版社声称，他们事先并不知道美国版本。但这一控告令人惊讶，因为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1938年就与畅销书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签订了合同，也和伽利玛出版社就《空军飞行员》的版权问题通信过，而且在双方共同的作家在世时他们也没有收到过法国出版商的反对意见，甚至作家收到的伽利玛出版社来信还是由他在纽约的编辑转交的。加斯东·伽利玛写给希契科克的信可能比较接近真相。他说，许多法国出版商多年无法与外面的世界取得联系，到了1945年，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年来，他们的作家在其他地方出版了作品，这些作品产生了利润。绕开伽利玛对于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而言，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好处，因为他们的收益来自作家的收入；虽然对挥霍无度的作家总是慷慨大方，在合同谈判中又非常谨慎（例如，《小王子》的法语版权在法国解放后将自动归圣埃克苏佩里所有），他们还是目瞪口呆。一方面，他们打消了人们的误解——圣埃克苏佩里在商业交易中并不愚笨，可以想象他告诉伽利玛出版社自己独立想出来的方案时，耸耸肩说：“加斯东，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即便是圣埃克苏佩里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伽利玛出版社也不可能忘记他那些畅销的美国版作品，因为世界很小。）这两家出版公司之间的诉讼官司一直打到1948年——雷纳尔多次称之为“僵局”。最终法国方面的特使阿尔贝·加缪担任了调停人。在圣埃克苏佩里去世四年后，法院裁决两家出版社均胜诉，这场纷争终于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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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生命中的每个女人都写了回忆录。他的母亲，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写了一本诗集，由伽利玛出版。1946年，龚苏萝出版了《岩石王国》[60]，刻画了她丈夫与小王子的形象，她成为圣埃克苏佩里家族中第二个在美国出版作品的人。B夫人于1949年出版了一本她朋友的传记，署名皮埃尔·谢弗里耶。悲伤把三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带向了不同的方向。圣埃克苏佩里夫人肃穆而谨慎地出席了纪念儿子的活动，就像1936年在皇家桥酒店时一样。1965年，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刻上法国先贤祠的墙壁时，她就在现场，但1975年沃邦广场的公寓楼挂出牌匾时，她已去世三年了。她享年九十七岁，去世时还有两个孩子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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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夫人把圣埃克苏佩里的文学遗产打理得很好，但显然刚开始时她是有些感情用事的。1946年10月，英国作家理查德·奥尔丁顿对诗人希尔达·杜丽特尔说，B夫人曾请自己为她正在筹划的一部纪念文集写一篇关于圣埃克苏佩里的文章。[61]他略微夸张地写道：“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常常靠苏格兰威士忌来麻醉自己，以忘记他——他们原本打算在他去世那天次日结婚的。我怎么能拒绝她呢？”在与圣埃克苏佩里的美国出版商的通信中，B夫人承认她非常悲痛，但不会因此影响到手头的事务。她谨慎地作出所有的出版决定，确保所有手稿副本都避开龚苏萝，与此同时，她与各方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伽利玛和雷纳尔与希契科克两家出版社也摒弃了分歧。事实证明，她是最为坚定的信仰捍卫者：直到今天，传记作者向巴黎的圣埃克苏佩里之友协会发出的询问仍然是B夫人回答的，而她在这家机构中没有任何正式职位。圣埃克苏佩里家族掌控着他们的舅舅和舅老爷作品的相关权利；B夫人打理的文件仍然是最多的，就是圣埃克苏佩里1940年离开法国时托付给她的那些文件，包括笔记本、记事簿、信件和《要塞》最初的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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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苏萝仍旧我行我素，B夫人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她改变火暴的脾气，减少危机。在她丈夫失踪后不久，有人在纽约看见她和德尼·德·鲁热蒙在一起。鲁热蒙写过《爱情与西方世界》，在美国颇有些名气，有一段时间，他总是护送龚苏萝。1945年11月，阿奈·南在安德烈·布雷东的聚会上瞥见了她；南在日记中提到，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活过、爱过的女人，她的丈夫为天空和飞行献出了生命”。现在她和鲁热蒙生活在一起。战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她在塞纳河边经营一家名为“小王子”的餐厅，她戴着一顶水手帽，上面烫着金字“圣埃克斯”，身边没有谁喜欢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作为圣埃克苏佩里伯爵夫人堂皇地出入一些场合。1950年代，仍然有人说她美艳不可方物；由于酒精和香烟的熏染，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她仍然可以完全投入那些她精心挑选的、毫无疑心的男人的怀抱，可以少女一般主宰整个房间，可以用地震的故事迷住大家。她仍然为哮喘所困扰，经济拮据。1960年代，她曾恳求法国政府官员免除几年来拖欠的税款；她没有积蓄，并且被威胁说要没收财产。她人生的最后时光大部分都在格拉斯度过，1979年她因久病不愈在那里去世。她被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在她第二任丈夫戈麦斯·卡里略的墓地旁。他们结婚的时候，圣埃克苏佩里可能以为自己和她在一起会开心，或者不开心；这两种想法其实都对。还有一个女人，到头来对圣埃克苏佩里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她就是作家的前未婚妻路易丝·德·维尔莫兰，她也向作家飞行员表达了敬意。据称，她曾打趣说，她要是当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遗孀，可能会比当马尔罗的情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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