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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痛哭美竟会消逝，完满竟要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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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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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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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席勒：《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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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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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5月9日，席勒英年早逝。人们在他死后解剖了遗体，才发现他的肺已“坏死溃烂，成了糊状，彻彻底底的一团糟”，他的心脏“没有肌肉物质”，他的胆囊和脾脏已肿大得极不自然，而肾“就其本质而言已彻底瓦解，完全畸形”。魏玛公爵的御医胡施克（Dr. Huschke）[1] 在尸检报告的最后简短地补充了一句：“在此种情形下，人们不得不感到诧异，这可怜的人究竟是如何活到了这个年纪。”[2] 可席勒自己不是曾说过，是精神为自己塑造肉体吗？[3] 在他身上，这句箴言显然得到了实现。他充满创造力的热情在身体腐坏的期限之外保住了他的生命。在席勒临终前一直陪伴着他的海因里希·福斯（Heinrich Voß）[4] 写道：“只有他那无穷的精神可以解释，他为何竟活了如此长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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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席勒的尸检报告中可以读出理想主义的第一重定义：理想主义就是人们凭借精神振奋的力量，活得比肉体所允许的时间更为长久。这是受启发而澄明的意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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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身上，意志就是自由的器官。若要问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席勒的回答毫不含糊：意志每时每刻都开启一片新的视野，包含着触手可及的无尽可能——这样的意志怎么可能是不自由的？人们眼前所拥有的可能性虽有限制，但到底是无穷尽的。因此，自由便是开放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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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与自由意志相关的不仅仅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更重要的是自由充满创造性的那一面。人们可以依照理念、目的或纲要的规定，影响事物、他人或自我。创造性的自由将某种缺了它便不会存在的东西引入了世界，因此总是在“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但自由又是毁灭的力量，同时可以抵御种种负面的作用，例如肉体病痛的袭扰。对于自然、对于自己身体的本性，席勒总是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战斗姿态。身体就是那害你的刺客！因此席勒认为，我们“完全不应将自己受到自然制约的物理状态当作我们的自我，而必须将其视为外在的、陌生的东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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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席勒最大的对手与最好的朋友歌德（Goethe）[7] 却不敢苟同。他将之称为席勒的“自由福音”，却表示他自己“不愿意看见自然的权利遭到克扣”[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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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观点反过来又让席勒觉得不妥。对他而言，自然本身已足够强大，不需其他帮助；人们倒是应该援助岌岌可危的精神权利，确保自由的力量。席勒酷爱自由的冒险，也因此成为18世纪晚期的萨特（Sartre）[9] 。席勒的理想主义意味着坚信人可支配万物，而非为万物所支配。他像后来的萨特一样宣布：重要的是从人既有的状态中，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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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他的人曾众口一词地说，席勒几乎总是集中注意力、神经紧绷、忙个不停，好奇而警醒，近乎多疑。妻子夏洛蒂说：“现实的一切总叫他惴惴不安。”[10] 与歌德不同，席勒对这世界并没有宁静而淡然的信任。他并不觉得有某种仁慈的自然支撑着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得由自己亲手创造！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意志麾下的健将，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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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他的生命从一开始便伴着不幸？他的命运并没有那么糟糕。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聚少离多的父亲；小市民的环境，倒也并非穷困潦倒。童年的世界几乎像一曲田园牧歌。然而，他之后却进入了卡尔学校（Karlsschule），落入一位时常独断专行的公爵手中。他爱自己的生父，却惧怕像父亲一样盯着他到寝室的君主——直到他公然起来反抗。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长得太快，满脸痘疹，四肢僵硬，迟钝笨拙，穿着学校的制服就好像稻草人一般。但他并不囿于他的身体，也不喜欢自己的外表，只是在内心涌起莫名的冲动，四下里横冲直撞。他感到自己被掷入大千世界，便用一幅幅蓝图回应；他总是有各式各样的计划，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勉强忍受。他常遇困扰，停滞不前，却倏然挣脱束缚，开始演说，语速迅捷、毫无征兆、滔滔不绝。他的听众很快就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的思绪飘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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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激情源自对生活的厌恶。他不得不反复克服这种厌恶，后来又在《强盗》（Die Räuber ）中将之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出来。这部天才的作品像一种自然现象，闯入德国既有的戏剧世界；席勒在这出剧中追溯了恶之起源的种种痕迹：他发现了自然的丑闻，即它偏爱一方而亏待另一方，毫无意义、罔顾公正。人们于是被卷入种种不幸与意外，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生活。这就会产生一种有毒的怨恨。为了那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席勒坚决与之斗争。因此，他对自由的热情也就意味着一张自己开具的解毒药方。在与歌德的交往中，席勒将会特别需要这剂解药。同歌德的友谊与合作——德国文化史之亮点与大幸——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席勒已认识到：“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致歌德，1796年7月2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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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并不怯于将个体与人类等同起来，而是公开地将爱宣布为世界性的力量。他在年轻时就发展了一种爱的哲学，将古已有之的博爱母题“存在巨链”[12] 续写了下去。席勒是自我暗示的大师，他可以自我激励，升入这句“亿万生民，一起相拥”[13] 的诗里去；然而，他也会为自己泼一泼冷水，甚至陷入虚无主义的恐惧僵化之中。他清楚无意义的深渊，这也是为何在他世间万民皆兄弟的愿景中，总还能体会到一丝新教徒式的“尽管如此”的无奈。坊间传有席勒式的赌注：我们倒要看看，究竟是精神胜过肉体，还是肉体胜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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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要证明，人们所承受的不止一种命运，还有另一种，也就是人自己。他不能不注意到，自身命运之强力是多么吸引人、多么具有传染力。因此才有他结交朋友的天赋，才有他的卡里斯玛（Charisma）[14] 。甚至歌德也被席勒的热情裹挟。最终，席勒让一整个时代变得激昂澎湃。这种激情及其中所诞生出的，特别是在哲学领域，就在之后被称为“德意志理想主义”[15] ，而贝多芬则将其谱成音符：“欢乐女神，圣洁美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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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要描绘席勒是如何打磨自己，把他的人生活成了一部戏、一场演出。在他成名之后，他成了公开的灵魂。他的危机、转向和变化，一幕幕都上演在观众眼前，而他们则满怀景仰与惊异欣赏着这一出生命的大戏。歌德之后甚至将好友身上这种不断精进的特质加以神话：“他当真是一位奇妙而伟大的人。每过一周，他就像是换了个样，变得更加完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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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作品就是这一生命之作的游戏形式。他坚守着自己所订立的原则：“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18] 艺术的游戏是自由的显现。席勒本也可像尼采（Nietzsche）[19] 一样说：正因我们有艺术，才不致在生活中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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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席勒的角度出发，理想主义才重获光彩。若是人们像席勒一样去理解，“理想主义”之上其实并无多少过时的东西：为自由开辟道路；由精神为自己创造肉体。这样，席勒也就成了18世纪晚期哲学的重要启发。他决定性地参与了介于康德（Kant）[20] 与黑格尔（Hegel）[21] 之间的跨时代的哲学事件。我们将会叙述他如何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中发挥作用；他如何竟能与歌德一起成为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那颗位居核心的恒星。席勒——一座源源不断产出启迪的发电厂。对于他的敌手而言，也同样如此。浪漫派需要与他划清界限，才能找到自己。他们想要摆脱席勒，却因此更不能离开他须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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