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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笛卡尔[21] 的话说，理性已抬起了她骄傲的头颅，她已经解放自身，以至于上帝也必须在其法官的宝座前为自己辩护。但这却是“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22] 的理性，一种计算着、建构着的理性。在莱布尼茨[23] 和随后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24] 那里，上帝和世界被作为整体巧妙地合并到了一起；理性管理着天界与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Die beste aller möglichen Welten）之间的跨界交往。所有的一切说到底都是合乎理性的连续，自然绝不做跳跃，在自然中原本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事，而“微知觉”（perceptions petites）[25] ——即无意识的知觉——和微积分则负责由明向暗的过渡。正是如此：莱布尼茨教会他的世纪如何计算无穷，而他则有音乐数学大师巴赫[26] 的天才支持，后者将“普遍数学”上升为上帝面前的悦耳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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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狂飙突进”，理性不再试图以计算展现其天才。计算的艺术连接万物，是最为普遍、跨主体间亦成立的东西。而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理性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原创、独特、个性之物上。不错，只有一种理性，但它却只存在于多样性之中，亦即存在于不同个体形象的统一性里。也就是说，有多少个体、民族、历史阶段和宗教，就有多少种理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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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理性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作为理性解放史的延续来理解：理性首先从上帝和自然——即笛卡尔所称的“广延物”（res extensa）[27] ——之中解放自身，随后从自身的普遍形式中解放并变为个体化；而正是通过个体化，理性进入了存在具有生命力的元素，进入了无意识、非理性、随意性——换言之，进入了自由的神秘领域。为何神秘？因为说到底，只能体会自由而不能思考自由；因为思考会陷于因果性，但用因果性的概念却无法把握自由。“狂飙突进”发展了一种与自由的激情联系。对随性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发现事物和个人的个体权利。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不可混淆的含义，个体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在整体中的功能，而是由其自身决定。自然的整体在那些不愿成为齿轮或螺丝的人看来，也是如此构造，让生命在每个元素中都能自主自立，所有一切均蕴含其中。“狂飙突进”让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样，歌德笔下的维特才能高声呼喊：“我发现到处都是生命，没有别的，只有生命……”[28] ；而天才也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足够强大，不会允许旁人干扰他的生长、外溢、表达和发展。天才是自然成功的目的论。天才一旦苏醒就会自助，但人们有时需得先将其唤醒。天才作为一种禀赋，沉睡于每个人体内，而“狂飙突进”的精神想要成为每一位天才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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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艺术家是更受偏爱的天才样式。在英国，人们则更倾向于把新式自然科学的英雄，例如牛顿[29] 或培根[30] ，也归入天才的行列。此外，英国人只认行动的天才，例如伟大的将领或政治家。而这些人在德国却只扮演小得多的角色。一代人以后，整个欧洲关于天才的讨论将会以拿破仑[31] 为典范。人们将会在他身上研究，一个主体自身的天才之力究竟可以发展到何种可怕的程度。不过，人们暂时还是先从普鲁塔克（Plutarch）[32] 那里发现全部天才；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发现了天才行动的原型：西塞罗（Cicero）、恺撒、亚历山大、加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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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天才不同，在对政治天才的思考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之后人们所称的“卡里斯玛”。在当时的政治思考中扮演着统治性角色的，是理性的契约理论和权利与法律的问题。与之相比，天才的主题则更适合将权力的来源确定到另一个位置，即权力在个人身上光芒四射的现象。其关涉的是环绕着个人的流体，某种放射着光芒却不能被理解为职位威严之结果的东西。人们发现了以集中的意志感染社会的现象；发现了个人聚拢其能量的独特吸引力；还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坚毅，它能在别人身上起到袒露心扉的作用，让他们敞开自己，置身于它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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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几年间，人们开始对深藏不露的细微的灵魂之力产生兴趣。并非偶然的是，往后被称为“生物磁场”的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猜想及一种社会心理学，乃至医学技术正是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开始大行其道。1734年生于博登湖畔的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34] 开创了磁性天才的范例。他先是在维也纳后又到巴黎行医；在大革命前夜的巴黎，整个宫廷社会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从那里开始，磁场催眠术化身时尚，也传到了德国。梅斯梅尔很快就被织入一张谣言和幻想的大网，被当作游弋在灵魂、身体和政治权力交界地带的魔术师。就“卡里斯玛”的效用而言，他也算得上是个天才。他教导说，在活动的身体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联结”；他将心理的紧张和能量想象为精巧的物质或“流体”，视之为一种电流。梅斯梅尔也引用牛顿，谈论“动物性的重力”（gravitas animalis），也就是一种具有活力的重力。这个时代已不再在炼金术中寻找魔法石，而是期盼一种包治百病的良药。因此，梅斯梅尔想要控制身体——魅力性的力量并将之用作治疗方法，也并不令人奇怪。他相信这种力量或是在无意间，或是在强大的意志力的作用下，可以聚集到特定的身体中，通过接触转移到他人的身体内。他创造了一整套此类接触仪式的体系，直到他忽然意识到，其实根本不需要接触便可以远程起效。催眠、心理暗示、梦游——他将这些人所熟知的现象与磁场催眠联系到了一起。对于一位磁场催眠师而言，光是精通理论当然远远不够；作为一位治疗师，他还必须有自然的天赋，必须是一位自然天才。与其他天才一样，在磁场催眠师身上，也是由自然给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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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代人的时间，磁场催眠论将会在哲学、文学和实践上让浪漫派深深着迷。但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人们已经将其理解为一个“卡里斯玛”式个体所具有的社会影响魔力之模型。当席勒在小说《招魂唤鬼者》（Der Geistseher ）及之后在华伦施坦（Wallenstein）身上探索并表现那种“卡里斯玛”式的天才之力时，他将会沉浸到磁场催眠术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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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只能在梦里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文人和艺术家，乐意沉溺于那种想象：以为个体可以通过其创作的作品如此发散光芒，以至于个体最终比作品更加闪耀，到最后艺术家自己成了艺术作品。这一想象来源于“狂飙突进”运动所特有的想法，即创造力的可能性要优先于其实现后的形象。与创造的潜能相比，每一次实现都是一种削减。就艺术家而言，可能性相较于现实性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可做如下解释，即个体性作为创造力之可能性的化身，比作品更为重要。因此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以艺术家为中心的个人崇拜。新式的戏剧天才希望超然于作品（偶尔则完全没有作品）而表现自我。按当时的说法，必须把人都“神秘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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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当年的喧嚣嘈杂时，歌德在《诗与真》中很不客气地将“天才”描述为那个“名声斐然或声名狼藉的文学年代”的“普遍口号”[35] ；“那个时候，一大群年轻的天才怀着全部的勇气和自负”[36] 涌现出来，只为在“无边无际”[37] 之中迷失自我。歌德和他的朋友们的确在这段天才岁月中折腾得有些过头。在他于1776年搬去魏玛之后，歌德将这座安逸的缪斯之城变成了天才的第二座大本营。他带来了伦茨、克林格尔、考夫曼[38] 以及当时还没有那么虔诚的施托尔贝格兄弟[39] ，像彗星带着彗尾。魏玛的小市民们几十年后还在讲述当年的种种欢宴庆典。“当时在种种活动之外，”伯蒂格[40] 说，“还有一场天才的大狂欢，一开始就把所有玻璃杯通通扔出窗外，从邻村一座古老的坟丘中挖出几只脏兮兮的烟灰罐当作大酒杯。”人们竞相做着各类出格的举动。伦茨扮成疯人，克林格尔吃下一块生马肉来博人眼球，考夫曼则在公爵的宴席上袒露胸脯、披头散发，还举着一根硕大的多节拐杖。歌德的“天才之举”则包括在一次与好友魏玛公爵[41] 骑马旅行时，和公爵互换服装去寻花问柳。“到了斯图加特，”伯蒂格说，“他们突发奇想，要进宫去。于是所有裁缝就必须立即就位，没日没夜地裁剪宫廷服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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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阿贝尔的讲演已过去三年，在同一个场合，即学院的年终庆典上，两位周游列国的天才，魏玛公爵和他的朋友歌德作为贵宾站在卡尔·欧根身旁，从楼廊上温柔地居高临下，欣赏一场颁奖典礼。在典礼中，席勒也获得了几项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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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演讲过去三年之后，真正的天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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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的演讲之所以如此值得关注，之所以对年轻的席勒产生了如此不可磨灭的影响，就是因为其中吹拂着一个启航时代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阿贝尔是以怎样的勇气在公爵面前控诉暴政乃是天才禀赋发展的严重阻碍；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阿贝尔不仅讨论了政治和文学大舞台上的天才，还给了年轻学生们若干标准，让他们可以发现自己身上是否蕴含着某些天才的因素。他提醒施教者和权威，不要用墨守成规和对常态毫无想象力的维护来扼杀天才的新芽。阿贝尔为了青年的权利发声，支持他们试炼自我，即便可能会导致谬误、失态或违规。自己也仍是个年轻人的阿贝尔，想要增加他的学生们的自尊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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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伊始，人们可以观察这个身材矮小而纤细的男人先是如何完成在公爵面前应尽的尊崇义务，但他说得如此夸张，听起来几乎像是讽刺：“他教导世上的大人物，只把智慧当作其宝座的支柱。”[43] 在僵硬的开场白之后，他逐渐进入了恰当的情绪。他说，人们只能带着“热情”去接近这一演讲的主题。只有相似之物才能认出其中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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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个问题“伟大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之回答，被他用来当作对暴政的第一波攻击。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原初的力量，因此是天生的，但其只能在有利的环境下发展。最差的环境是天才所处的社会在“迷信的枷锁”和“窒息灵魂的暴政”下受苦。要是柏拉图没有一座“自由的雅典”作为其发挥影响的场所，他恐怕就成不了什么人物。阿贝尔大胆地特意对“共和国”大加赞颂，因为共和国特别有利于“大人物”[44] 。席勒大概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在1783年将自己的“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45] 题献给自己先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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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证天才的自然禀赋时，阿贝尔的温和唯物主义得以显露，因为他指出天才的“大脑系统”中具有特殊构造；但他加上了限定，即生理因素尚不足以决定，而必须加上教育、环境、联系，以及最重要的自由决断：谁要是想成为天才，就必须也要有当一个天才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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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阿贝尔并没有在天才的前提条件上逗留太久：不能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好像天才可以通过因果关系完全解释清楚。天才应作为原创的、出人意料而不可预测之物出现，作为一种结果，却找不出它的充足理由[46] 。崇高不能被平凡化，伟大不能被矮化。从他对“天才有何特征”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就能发现阿贝尔被时代的天才精神所裹挟。按他那个年代的天才论争来衡量，他所讲的并不是很独特，但在僵化的庆典集会中却显得格格不入，刺激着心高气傲、心中不止有一条规矩的职业发展路径的年轻人。阿贝尔围绕着当时已成口号的想法：天才打破规则，为自己创造新的规则。“没有天赋的人软弱而无力，永远不能离开规则和法律的拐杖前行一步；无力而可怜，永远不能跨越既定的路径或带着英雄豪情将其击碎，以便创造性地为自己发现一条新的道路。因此，他就那样沉默而木讷地像一头负着重担的懒散牲畜，在划定的轨道中小心迈步。”[47] “负重牲畜”的比喻对席勒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还将其用在了《华伦斯坦的军营》（Wallensteins Lager ）中军曹的台词里：“市民百姓，蠢笨而又懒散，/就像染坊的马，成天绕着染缸打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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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衡牲畜懒散的踱步，阿贝尔引入了天才的振翅高飞：“天才充盈着对自身力量的感知，充盈着高贵的骄傲，将可耻的枷锁一把丢开，嘲讽着尘世常人受苦受难的逼仄囚室，怀着满满的英雄豪情奋力挣脱，像百鸟之王雄鹰一样高飞在渺小低矮的地球之上，漫步在阳光之中。你们咒骂他不守成规，逃出了智慧和美德的框架——虫豸呵！他飞向的是太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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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阿贝尔开始谈论那些天才的标志，它们在人的成长中很早就被发现，但并不被教师和权威理解为天才。例如有选择的注意力。具备天才禀赋的人怀着激情与忘我执着于特定的对象，他所有的力量都在这里发挥效用，因此他在其他方面的概念和感知就会变得“无力而艰难。现在天才是如此愚笨，因为他在别处是如此聪慧”。[50] 具有天才禀赋的男孩臣服于情绪的波动，人们不应在他们身上期待“不间断的勤奋”或“只知道埋头苦学、按部就班”的上进心。他很少能成为模范学生，而教师和家长恐怕也不会为他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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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的演讲怀有热情，但他还是努力形成一种体系。他勾勒了一种天才心理学，一一列举了其中的成分：敏捷、善感、活泼、多样。但最重要的还是激情与忘我。在天才身上，种种力量处于原初之和谐，他有一种成功的本能，一种梦游似的确定不移。20年后，席勒会重新回溯到这一性格描写。在证明其论点“每个真正的天才必然是质朴的，否则他就不是天才”时，席勒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写道：“仅仅接受自然或本能这位守护天使的指导，天才就能镇定自若、坚定稳妥地穿越错误趣味设下的所有圈套。”[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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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的演说包含着某些秘密的眼神，告诉学生他和他们私下乃是同一阵营——共同反抗某些上级的排挤与不理解。谁要是在军官群体中浑身不自在，谁要是觉得不被人理解却又满是力量，谁要是觉得自己孤单一人但保持骄傲，他就会像年轻的席勒一样，觉得阿贝尔在庆典演说最后所宣告的就是在说自己：“天才的概念和情感是如此生动、深沉而富有成果，以至于他竟在自己身上发现行动的源泉，而所有外在的对象尽数消失不见。天才因此逃避世界，因为世界给他新的对象，剥夺他灵魂所钟爱的幻象。因此社会和所有朋友的嘈杂让他觉得恶心，因此他怀着渴望寻找孤独。你们看，那儿有一位少年，孤独地四处游荡，厌恶你们的玩笑，嘲弄你们的欢乐，只躲进自己那里，但一整个世界的思想正在他的灵魂中工作——他便是个天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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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狂飙突进”运动之精神所建议的，阿贝尔也几次谈到莎士比亚。“天才与大胆而宏大的想法游戏，正如海格力斯与狮子游戏[53] 。莎士比亚什么苦难没有受过？它们在他脚下叫喊嘶啸，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依旧伫立，头颅高耸入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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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已在课上让年轻的席勒熟悉了这头“狮子”。为了令心理学概念更加生动形象，他习惯从文学中选些段落加以说明。例如，他有一次用《奥赛罗》（Othello ）为例阐释义务和激情间的冲突，并朗诵了维兰德译本的片段。或许席勒正是借此机会，第一次听到了莎翁的作品。在回忆录中，阿贝尔如此描述这一场景：“席勒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所有的表情都表达出充盈在他内心中的情感；朗诵刚一结束，他便向我要这本书，从此带着不间断的热情加以研习。”[55] 他怀着这样的热情学习莎士比亚，以至于把饭食让给另一个学生，只为能把从后者那里借来的几册莎士比亚多留一些时间。1790年，席勒告诉他的丹麦好友巴格森[56] ，他在卡尔学校就读期间前后读了16遍《李尔王》（King Lear ）。有几部莎剧他已能完整背诵。当他于1785年从曼海姆启程前往莱比锡时，他的一位相识建议他带些路上的读物。这他用不着，席勒说，“如果觉得无聊了，我就默写莎剧中的几幕，读它就行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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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莎士比亚那里发现了宏大的世界舞台，发现了人类命运和冲突的喧哗与骚动。他对人类的最初认识都来源于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在莎士比亚那里学会了戏剧的艺术，正如他之后在《强盗》一剧的前言中所写：“在灵魂最隐秘的活动中捕捉灵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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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莎士比亚的影响几乎是压倒性的。他感到自己陷入人世的混乱而没有安全的依靠，他寻找可以给他安全感的作者，却无从把握莎士比亚。回顾过去，席勒写道：“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种第一手的自然，我只能承受经过知性思考、用规律梳理过的自然的画像。”[59] 席勒希望能在作品中发现作者，希望能与其“内心”相遇，“与他一起反思其对象”，但作者却隐而不见，消失在作品的无尽世界之中。这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还是太多了。他还承受不了如此之多的“自然”。年轻时的歌德则不一样。他在初次接触莎士比亚之后大声呼喊：“这是自然！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为自然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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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edermann 1974，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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