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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却死守着“中继力”不放，因为他的“爱”的哲学要求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某种连续。平滑过渡的观念导致了构造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的缺乏将意味着“世界与精神之间的裂缝”[50]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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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试图弥合一处“裂缝”时，却在另一处撕开了一道新的缝隙。他在那里所陷入的困境，依旧是当今学界面临的问题。席勒用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说出了这一困境：“一条永恒的法则令神经之灵的变化成为变化了的力量之符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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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外在的刺激导致了神经物质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会被某种可能存在于大脑中的机制当作符号接收并“解读”，从这一符号推导出其所指称，即外在世界的事件。符号并不包含现实，只不过是现实的符号。因此在符号与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道裂缝，甚至在符号与大脑中的“解读”机制之间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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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符号理论认为在符号与指称之间并不存在相似性，而外在世界绝非在符号之中表达自身；这一理论可追溯到洛克，而席勒则是在弗格森那里发现的。“对事物的感知，”弗格森写道，“在我们身上通过一种中间因实现，这种中间因与第一因或感知的对象截然不同。”[52] 弗格森称为“中间因”的是感官中的变化，即所谓的“感觉”（Sensation）——席勒将会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以及“对其作为符号的阐释”。因此就能得出这一序列：外在世界刺激感官—感官内部发生变化（“感觉”）—感觉作为符号发生作用—符号被理智解读并阐释。但这种符号理论在物质现实与意识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席勒将在1786年的《哲学通信》中再次明确地表述这一困境。“我们最纯粹的概念，”他在文中写道，“并非事物的图像，而仅仅是它们必然确定且与之共存的符号。无论是上帝、人类灵魂还是世界，都并非我们所以为的样子。”[53] 于是裂缝就这样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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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通信》中，席勒用大胆的转折弥合了这道缝隙：我们的大脑“阅读”自然，但它本身便是自然，因此人们可以假定，符号通过某种合适的方式将我们与现实世界连接在一起。尽管没有符号与其所指称的对象存在相似性——亦即感官接收的刺激并不表达现实世界的任何客观性状——但处理符号的“思维之力的法则”[54] 却可以创造出以某种方式契合于外在现实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的大脑属于这个星球，因此我们概念的用语也同样如此。”[55] 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应当是正确的世界，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大脑存在于这个世界。由于精神也是自然，便不会误读自然。“存在巨链”不可断裂，即便是在“认识”的事务上，这乃是宇宙间爱的哲学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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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一哲学还有其他要求：为“机器”赋予灵魂。这意味着在生理中必须为随性与自由创造出空间。在早期的医学与哲学论文中，决定席勒之后思想发展的真正核心就在此处。为了在生理的“机器”中拯救自由，席勒发展出了一套“注意力”的理论。但这并非原创，他只是在当时的论述中发现了这一理论，并从中生发出许多内容。借助注意力理论的帮助，生理学家席勒变成了思考自由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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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出发点是加尔弗在他的弗格森评注中揭示的决定论构想：如果说外部刺激产生表象，而表象又决定了思维和行动，那么从表面上看，仿佛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因果律排列，仿佛自由已经消失不见。但注意力的力量就运用在这里。它仿佛是一道可以移动的光束，由一个意向引领，探索着感觉的全部领域，在那儿固定住什么，在这里又略过些什么。这道光束有所选择，引导着思维的过程，激起联结，一句话：灵魂积极地影响着思维的器官。之所以存在这种影响，正是因为灵魂是注意力的行动主体。当然存在来自外缘的具有强制力的印象，但反之也能从中心出发，以自由的意志选择某些感觉并创造理念的联结。这里就有一种神秘的自由运动，而这样一来，席勒写道，“就基本决定了何谓自由”。[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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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智慧完全置于注意力之中；此时的席勒虽尚未研读康德，但他所赋予注意力的功能却恰与康德之后赋予想象力的功能相一致。在分析注意力的奇迹时，极其复杂甚至偶显僵硬的生理学论证中终于有了运动。席勒更将道德与自由的注意力相关联，因为道德预设了决断的自由。他这样概括从注意力中诞生的自由：“通过注意力，我们才能幻想，才能思考，才能区分与创作，才能欲求。它是灵魂对思维器官的积极影响，正是它完成了这一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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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毕业论文放弃了令人生疑的“中继力”。这篇论文几乎不涉及生理学的论证，但自由注意力的理论在此处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席勒对其功能做了限定。他写道，自然已经确保所有生存所必需的“感觉”能够作为刺激信号，从身体的外缘传达到精神，即便注意力起到相反的作用。预警机制必须不受损害。为了生物性与精神性的自保，完全有必要将“灵魂引入躯体的利益”。[58] 注意力可以削弱或强化饥饿、干渴、睡眠或性欲等身体需求，或是疼痛与快感等感觉，却无法将之完全去除。如果饥饿与干渴过于强大，自由的注意力就会彻底消失，而人“则会做出为人类所震惊的事，他会违背意志成为叛徒和凶手，他会成为食人族”。“动物性的感受”正是这样影响着精神；而在它背后，身体正为“机器的保存”而工作[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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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第三篇论文更侧重于自然的阴暗面与强制力，席勒也因此赞同地引用哈勒，将人称为“介于动物与天使之间的不祥的中间产物”。[60] 与第一篇毕业论文不同，席勒在这里更多的是从下向上而非从上向下地观察人类。他在引言中写道：“但因为人们通常在这里犯错，把精神力想象成独立于身体，把太多东西记在前者名下而损害了后者，所以本文将更多地致力于探究身体对于灵魂行动的独特贡献，把动物性的感知系统对精神的影响置于更清晰的光线之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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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爱的哲学会完全消失，但它却不敢再太过冒进。怀疑的声音变得更大。例如，论文研究了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在那个瞬间，仿佛“灵魂从它与物质的一切关联性中”[62] 被剥离了出来。席勒将这种“非比寻常的快乐”称为“心怀恶意”，因为它虚构了一种健康状态，而实际上却只是已凋零的神经不再传送痛感的刺激。身体将灵魂带入它的死亡，而灵魂却以为它已胜过了身体。生命就在这种虚幻的舒适中终结。意识被想象环绕，再也意识不到它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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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情绪的低落显现了出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写作第一篇论文与第三篇论文相隔的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席勒身上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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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能做的事情太少了。他不得不在学院里留级一年，尽管他的理论教育已经完成。他不知所措，只能修了一门意大利语课，又听了一遍阿贝尔的心理学讲座，旁听了纳斯特（Nast）教授论荷马（Homer）[63] 、杜尔克（Dürk）教授论维吉尔（Vergil）[64] 的课程。这是等待的时间，几乎无事可做。因此公爵也下令，让完成学业的医学生作为护工参与实践工作。席勒希望把这一年至少用在他的《强盗》上，于是自告奋勇接受调派，因为他在安静的病房中能有时间创作。但他却很可能被自己的文字所裹挟，举手投足如此狂野，眼珠不断转动，以至于本应由他照顾的病患反倒担心起看护人的精神健康。无处不在的公爵可能会因此突然出现在病房，于是他必须立马把手稿藏到某卷医学著作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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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6月11日，席勒正在病房里当值，他的同学约瑟夫·弗里德里希·格拉蒙特（Joseph Friedrich Grammont）[65] 前来找他，请他给自己一杯安眠水。席勒在给学校主管封·西格[66] 的信中写道：“他可怕而安详的表情、变了调的声音，以及不同寻常的手势，都让我感到害怕，让我意识到情况不对。我微笑着问他：为什么要安眠水？用不着我问，这就是他的回答……最终，我从他身上探出了那个不幸的秘密，他向我承认，经过深思熟虑，他已经决定离开这个无法让自己幸福的世界。”（178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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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蒙特要席勒严守秘密，才告诉他自己想要自杀的企图。但席勒却确信这一念头足够严肃，于是告知了学校主管。在此期间，格拉蒙特已表现出严重抑郁的症状，被转移到了病区。学院管理层决定对病人暂先观察。几位医学生就被安排了监管格拉蒙特并定期撰写报告的工作，这其中就有席勒。从此时起，病人每日每夜都处于看管之下。若是他真的自杀，那学院的大好声名便岌岌可危了。外面的名医被请了过来，又是起草专家建议又是安排营养食疗；病患应该通过泡温泉和散步多多运动，应当读些消遣的书来转移注意力。人们送他去疗养，费用由公爵承担。当格拉蒙特躺在学院的病床上时，公爵每天都来探望，询问他的状况。病人不能告诉公爵，正是卡尔学校僵化死板的管理让他得了病，逼得他陷入抑郁。席勒不必找很久就能发现病痛的根源，他自己对此实在是太清楚了。于是席勒在他的报告中如此迫切地描绘了格拉蒙特离开学院的愿望，以至于上级到最后心生疑虑，开始怀疑席勒是病人的共犯。现在护工自己也遭到监视，而人们也给格拉蒙特使了个眼色，告诉他不能轻易相信席勒。于是席勒给学校主管封·西格上校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原则以打消人们对他违规乃至同谋的怀疑：“只有使用病人自己的语言，才能赢得他的信任，而这条基本法则也是我们行事的准绳。”[67] 席勒就这样为自己探讨格拉蒙特逃离学院的愿望辩护。但若格拉蒙特真的逃离，席勒是否确愿助人一臂之力，我们已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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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0年6月中旬到7月末，席勒一共起草了七份关于格拉蒙特的报告。“身体与灵魂间的精确联结，”他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让确定病症的最初原因变得极为困难，不知道究竟应首先在身体中还是在灵魂中寻找。”[68] 席勒选择了灵魂；具体地说，他将忧郁阐释为之前的宗教世界观之瓦解。在席勒看来，格拉蒙特陷入了“虔敬主义的痴狂”，不是心灵而是良心的痴狂。格拉蒙特曾对一切“美德的对象”都特别“敏感”，但随后有一种批判的哲学让“一切真理”在他眼中变得可疑，于是他便陷入另一个极端，陷入了“冥思苦想”[69] 。这让他开始质疑真理，最终感到绝望。据此，席勒将忧郁阐释为由于虚无主义的侵入而导致的精神世界观之崩裂。他之所以能够理解这一过程，是因为他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了解自己“爱”的哲学为什么痴狂，知道自己之所以发展出这种哲学，是为了不落入被意义所抛弃了的自然那冷冰冰的“机器”之中；他知道，这热情的反面世界是多么容易发生故障，而他又需要多少自我暗示的力量，才能让这个世界存在下去；他还知道，这个世界随时可能坍塌。在《哲学通信》中，他借尤里乌斯之口谈论这热情的“爱”之哲学：“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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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格拉蒙特狂热的虔诚也正是被哲学反思所摧毁；这样一来，席勒写道，“就铺好了通往可怕忧郁的道路”。最终，忧郁也开始攻击身体：“消化系统紊乱、乏力和头疼。”[71] 格拉蒙特自己也知道，他必须先保证精神健康，才能重回身体健康；但这要在学院之内实现，对他而言却绝无可能。他希望能有“乡间生活的宁静”，以便“为了研究真理而聚集新的力量”。席勒带着移情，甚至怀着同情描写了病人的心愿，或许还帮他坚定了信念。事实上，格拉蒙特的状况也的确直到他1780年12月中旬退学离校之后才逐渐好转。他隐居在位于勃艮第但属于符腾堡的莫佩尔加德的家中，这样过了三年，才终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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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正当席勒被牵扯进他同学的悲伤命运中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忧伤的事。1780年6月13日，在第一次和想要自杀的格拉蒙特交谈后两天，席勒好友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的弟弟，奥古斯特·封·霍文（August von Hoven），不幸去世。席勒曾在之前几日被唤到病人床边，现在又和死者的哥哥与母亲一起为他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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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维希堡时，席勒家与霍文家曾租住在同一栋楼内，席勒也因此熟识他好友的父亲霍文上尉。在给上尉的信中，个人痛苦的吐露突然间打断了惯常的哀悼之词。“千百次，”席勒在这封1780年6月15日的信中写道，“我千百次地羡慕您儿子与死神搏斗的方式，我多么想以自己就寝时的那种安详，用我的生命代替他的生命。我还不到21岁，但可以向您坦承，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已没有任何吸引力。我并不期待世界。几年之前，离开学院的那一天对我而言或许还会是一个节日，现在却无法引起任何一丝快乐的笑容。随着年岁的逐步增长，我越来越失去了我的满足；越是接近成熟的年纪，我越希望在孩童时代就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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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之后的1780年6月19日，席勒给姐姐克里斯多芬娜写了另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信中也同样充满了忧郁和灰色的暗示。很有可能，席勒在信中写道，“你们无法经历看着我从学院毕业的快乐……我不再期待这个世界，若是能在大限到来之前离开世界，我就赢得了一切。如果真的发生了，亲爱的姐姐啊，我请你一定要聪明，要安慰自己，也要安慰你的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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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肯定会因为这种暗示而紧张。但当她读到心灰意冷的弟弟在信的最后请她寄些袜子、羽毛笔和睡衣时，或许会长舒一口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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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姐姐将会在1780年12月15日感受到那种看着儿子（原文如此）“从学院毕业”的快乐。前一天晚上举行了毕业口试和学校创立纪念日活动。席勒最后一次辩护了某位教授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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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场合，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这位斯图加特的年轻音乐家，第一次见到了他将来的好友弗里德里希·席勒，并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席勒的“一头红发、并拢的双膝、当他生动地反驳时那双闪亮的眼睛、说话时常挂在脸上的微笑，尤其是他形状漂亮的鼻子，以及深邃而勇敢的眼神，在十分饱满、宽广而圆润的额头下发出光芒。”[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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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过后，人们聚集到长桌前共享丰盛的晚餐。施特莱歇尔注意到，公爵是如何“最仁慈地与席勒交谈，把手搭在他的椅子上，以这种姿势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席勒带着同样的微笑、同样闪亮的眼睛面对他的君主，就和他在一小时之前面对他反驳的教授一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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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席勒已从忧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重新激起自己大胆的自信。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此期间，他已经写就了关于反叛的伟大戏剧《强盗》的第一稿。他已预感到，自己在其中创造了多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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