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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蒙特要席勒严守秘密，才告诉他自己想要自杀的企图。但席勒却确信这一念头足够严肃，于是告知了学校主管。在此期间，格拉蒙特已表现出严重抑郁的症状，被转移到了病区。学院管理层决定对病人暂先观察。几位医学生就被安排了监管格拉蒙特并定期撰写报告的工作，这其中就有席勒。从此时起，病人每日每夜都处于看管之下。若是他真的自杀，那学院的大好声名便岌岌可危了。外面的名医被请了过来，又是起草专家建议又是安排营养食疗；病患应该通过泡温泉和散步多多运动，应当读些消遣的书来转移注意力。人们送他去疗养，费用由公爵承担。当格拉蒙特躺在学院的病床上时，公爵每天都来探望，询问他的状况。病人不能告诉公爵，正是卡尔学校僵化死板的管理让他得了病，逼得他陷入抑郁。席勒不必找很久就能发现病痛的根源，他自己对此实在是太清楚了。于是席勒在他的报告中如此迫切地描绘了格拉蒙特离开学院的愿望，以至于上级到最后心生疑虑，开始怀疑席勒是病人的共犯。现在护工自己也遭到监视，而人们也给格拉蒙特使了个眼色，告诉他不能轻易相信席勒。于是席勒给学校主管封·西格上校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原则以打消人们对他违规乃至同谋的怀疑：“只有使用病人自己的语言，才能赢得他的信任，而这条基本法则也是我们行事的准绳。”[67] 席勒就这样为自己探讨格拉蒙特逃离学院的愿望辩护。但若格拉蒙特真的逃离，席勒是否确愿助人一臂之力，我们已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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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0年6月中旬到7月末，席勒一共起草了七份关于格拉蒙特的报告。“身体与灵魂间的精确联结，”他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让确定病症的最初原因变得极为困难，不知道究竟应首先在身体中还是在灵魂中寻找。”[68] 席勒选择了灵魂；具体地说，他将忧郁阐释为之前的宗教世界观之瓦解。在席勒看来，格拉蒙特陷入了“虔敬主义的痴狂”，不是心灵而是良心的痴狂。格拉蒙特曾对一切“美德的对象”都特别“敏感”，但随后有一种批判的哲学让“一切真理”在他眼中变得可疑，于是他便陷入另一个极端，陷入了“冥思苦想”[69] 。这让他开始质疑真理，最终感到绝望。据此，席勒将忧郁阐释为由于虚无主义的侵入而导致的精神世界观之崩裂。他之所以能够理解这一过程，是因为他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了解自己“爱”的哲学为什么痴狂，知道自己之所以发展出这种哲学，是为了不落入被意义所抛弃了的自然那冷冰冰的“机器”之中；他知道，这热情的反面世界是多么容易发生故障，而他又需要多少自我暗示的力量，才能让这个世界存在下去；他还知道，这个世界随时可能坍塌。在《哲学通信》中，他借尤里乌斯之口谈论这热情的“爱”之哲学：“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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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格拉蒙特狂热的虔诚也正是被哲学反思所摧毁；这样一来，席勒写道，“就铺好了通往可怕忧郁的道路”。最终，忧郁也开始攻击身体：“消化系统紊乱、乏力和头疼。”[71] 格拉蒙特自己也知道，他必须先保证精神健康，才能重回身体健康；但这要在学院之内实现，对他而言却绝无可能。他希望能有“乡间生活的宁静”，以便“为了研究真理而聚集新的力量”。席勒带着移情，甚至怀着同情描写了病人的心愿，或许还帮他坚定了信念。事实上，格拉蒙特的状况也的确直到他1780年12月中旬退学离校之后才逐渐好转。他隐居在位于勃艮第但属于符腾堡的莫佩尔加德的家中，这样过了三年，才终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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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正当席勒被牵扯进他同学的悲伤命运中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忧伤的事。1780年6月13日，在第一次和想要自杀的格拉蒙特交谈后两天，席勒好友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的弟弟，奥古斯特·封·霍文（August von Hoven），不幸去世。席勒曾在之前几日被唤到病人床边，现在又和死者的哥哥与母亲一起为他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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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维希堡时，席勒家与霍文家曾租住在同一栋楼内，席勒也因此熟识他好友的父亲霍文上尉。在给上尉的信中，个人痛苦的吐露突然间打断了惯常的哀悼之词。“千百次，”席勒在这封1780年6月15日的信中写道，“我千百次地羡慕您儿子与死神搏斗的方式，我多么想以自己就寝时的那种安详，用我的生命代替他的生命。我还不到21岁，但可以向您坦承，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已没有任何吸引力。我并不期待世界。几年之前，离开学院的那一天对我而言或许还会是一个节日，现在却无法引起任何一丝快乐的笑容。随着年岁的逐步增长，我越来越失去了我的满足；越是接近成熟的年纪，我越希望在孩童时代就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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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之后的1780年6月19日，席勒给姐姐克里斯多芬娜写了另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信中也同样充满了忧郁和灰色的暗示。很有可能，席勒在信中写道，“你们无法经历看着我从学院毕业的快乐……我不再期待这个世界，若是能在大限到来之前离开世界，我就赢得了一切。如果真的发生了，亲爱的姐姐啊，我请你一定要聪明，要安慰自己，也要安慰你的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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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肯定会因为这种暗示而紧张。但当她读到心灰意冷的弟弟在信的最后请她寄些袜子、羽毛笔和睡衣时，或许会长舒一口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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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姐姐将会在1780年12月15日感受到那种看着儿子（原文如此）“从学院毕业”的快乐。前一天晚上举行了毕业口试和学校创立纪念日活动。席勒最后一次辩护了某位教授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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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场合，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这位斯图加特的年轻音乐家，第一次见到了他将来的好友弗里德里希·席勒，并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席勒的“一头红发、并拢的双膝、当他生动地反驳时那双闪亮的眼睛、说话时常挂在脸上的微笑，尤其是他形状漂亮的鼻子，以及深邃而勇敢的眼神，在十分饱满、宽广而圆润的额头下发出光芒。”[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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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过后，人们聚集到长桌前共享丰盛的晚餐。施特莱歇尔注意到，公爵是如何“最仁慈地与席勒交谈，把手搭在他的椅子上，以这种姿势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席勒带着同样的微笑、同样闪亮的眼睛面对他的君主，就和他在一小时之前面对他反驳的教授一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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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席勒已从忧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重新激起自己大胆的自信。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此期间，他已经写就了关于反叛的伟大戏剧《强盗》的第一稿。他已预感到，自己在其中创造了多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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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eicher 1959，S.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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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歌德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名剧《铁手骑士葛茨·封·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 ，1773）。历史上的葛茨·封·贝利欣根（1480～1562）曾在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uernkrieg）中短暂地作为奥登瓦尔德农民义军领袖与施瓦本联盟（Der Schwäbische Bund）作战，但临阵脱逃。歌德的戏剧则并不完全依照历史细节，而是将葛茨的形象做了艺术加工，让其战败被俘却在狱中不曾屈服，将之塑造成了为争取自由而与教权斗争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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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塞巴斯蒂安·舍特林·封·布尔腾巴赫（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1496～1577），16世纪施瓦本地区著名的雇佣兵头领，曾任神圣罗马帝国步军统帅，但在宗教改革之后爆发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discher Krieg）中站在新教邦君一边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被皇帝剥夺法律保护，流亡法国。晚年与皇帝和解，终得归隐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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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1668～1738），荷兰医学家、植物学家，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临床医学家之一。他任教于莱顿大学，是哈勒的老师，曾发现“布尔哈夫综合征”，即因为暴食导致食管压力陡增而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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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itter 1971，Bd. 5，S.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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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1728～1795），瑞士医生、哲学家、哈勒的传记作者，在代表作《论孤独》（Über Einsamkeit ，1784/1785）中研究了当时时兴的“忧郁”（Melancholie）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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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恩斯特·普拉特纳（1744～1818），德国医生、生理学家，研究人类学，曾任莱比锡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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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艺术批评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1751～1780）的倡导者与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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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it. n. Kondylis 1981，S.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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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oethe MA 16，S. 7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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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oethe MA 16，S. 7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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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尔（1659～1734），德国医学家、唯灵论者，认为布尔哈夫学派对人类身体的机械理解不足以解释生理现象，肌肉、神经与体液本身并不导致生命，而必须有灵魂（Anima）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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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约翰·弗里德里希·康斯布鲁赫（1736～1810），德国医学家，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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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哈勒还是杰出的解剖学家，他在其任职的哥廷根大学建立了解剖剧场（Anatomisches Theater）——目的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同时观察解剖的过程——通过动物解剖实验证明了神经与肌肉系统具有独立的应激性，也就是说：灵魂并非身体活动的根因，肌肉可以在动物已无生命的情况下继续活动。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正是因此，拉·梅特里才将他的小册子《人是机器》题献给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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