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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约瑟夫·弗里德里希·格拉蒙特（1759～1819），法国—符腾堡公国教育家，席勒同学与好友，在结束于卡尔学校的学习后，曾在法国、瑞士、俄国从事教育事业，与瑞士著名教育家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1746～1827）结下友谊，最后回到斯图加特，任斯图加特高等文理中学法语教授、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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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克里斯多夫·狄奥尼索斯·封·西格男爵（Christoph Dionysius Freiherr von Seeger，1740～1808），曾向卡尔·欧根公爵倡议建立卡尔学校，并任校长；后被提升为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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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MA Ⅴ，S.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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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MA Ⅴ，S.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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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MA Ⅴ，S.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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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MA Ⅴ，S.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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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MA Ⅴ，S.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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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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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Zit. n. Berger 1924，Bd. 1，S.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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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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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回顾《强盗》岁月——殉道者舒巴特——愤怒与缺乏经验——强盗世界与《强盗》：哲学理念和极端个性的实验场——理念戏剧与激情艺术——“美也终会消亡”——戏剧天空下的幸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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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在《莱茵塔利亚》（Rheinische Thalia ）[1] 杂志的发刊词中，席勒回顾了在卡尔高等学校度过的岁月，描绘了《强盗》一剧诞生的种种情状。正是这部剧让席勒一夜成名。“我的热情与军事纪律斗争了整整八年，但对于文艺的激情却如火焰一般强大，仿佛是人的初恋。原本要叫它熄灭的东西，却让它燃烧得更加猛烈。为了逃离那对我而言已成酷刑的境遇，我的心在一个理想世界中徜徉——却不了解真实的世界，因为一道铁栅栏将之与我隔开——不了解真正的人，因为我周围的这400人，是用同一个模具忠实地浇铸而成，而生动的自然早已庄严地与这模具分道扬镳——不了解自由而独立之存在的喜好……不了解女性之美——只有在女性变得有趣之前或是不再有趣之后，这所学院的大门才向她们打开——对人类与人的命运一无所知，我的笔必然会错过位于天使与魔鬼中间的那条线，必然会造出一个怪物，幸而世界上并无此类。我之所以愿这怪物能长生不死，是为了使‘服从’与‘天才’二者那违背自然的交媾所诞下的产物能够永恒——我指的是《强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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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写下这几句话时，已经逃离了公爵的统治疆域。他可以更加明确地谈论卡尔学校中的悲惨，但或许还不能太清楚，因为父亲还在为公爵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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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席勒服从了军事化的秩序，只是滑稽地、时常是讽刺地流露出他的不满。督学带着诧异一一做了记录，但正如弗里德里希·封·霍文所描述的，“他的同学们却更能理解”。学生们互相在题词册中写下诗句或格言；此时，他们就可以冒险采用不加遮掩的语言。同学们的题词册中留下了席勒的手迹。有一回，他模仿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写道：“哦奴役，/是耳中的雷声，/是理智的黑夜和思想的蹒跚，/是折磨心灵的感受！”[3] 而另一行符腾堡圣歌集中的诗句，则被他改编为：“某人得病静养休息/病床满是奢侈黄金/装饰如同王公贵族，/可他到底厌恶浮华/于是他在夜里整晚/过着一种悲惨生活/心里数着每个钟点/叹息期盼美好明天。”（177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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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学什么政治理论，就能体会到惩罚体系、日复一日的监管、扼杀精神的纪律之中所含的压抑。但当席勒通过阅读弗格森、卢梭和普鲁塔克的作品，熟悉了共和与人权思想的世界后，他学会了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学校的情况，于是感到义愤填膺。他在弗格森对暴政体制的描述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剥夺人之权利的宪法，或是……认为人民只能通过强制和对刑罚的恐惧才能统治的法律，其后果就是在君主中引发暴政和狂妄，在臣民中造成奴隶精神和低贱下作：用苍白遮盖每一个脸庞，用懦弱和嫉妒填满每一个心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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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政究竟能恣意妄为到何种程度，年轻的席勒可以从政论家舒巴特的例子中近距离感受。他在路德维希堡就结识了舒巴特，当时的舒巴特还是教堂合唱领队兼管风琴师。10岁的席勒亲身经历了人们是如何把这位颇受年轻人敬仰的人驱逐出城的。人们指责他生活不检点、铺张浪费、在文学上“毫无廉耻”。而他自己则在晚年回首那段岁月时坦陈，他对“道德和宗教”越来越“冷淡”，读的尽是“无神论者、讽刺宗教者、鄙夷道德之徒和窑子里的写手”所著之书，又把吸入的“毒药”传染给了别人。[5] 无论如何，舒巴特讨人喜欢的管风琴演奏已经在教会高层那里引起了非议，因为他在曲子中掺杂了骑士风流歌剧的主题。据说他还曾经醉醺醺地坐到管风琴凳子上。在酒馆里数他嗓门最大，尤其是谈到政治、政府的丑行和部长们的腐败时。当这位放肆的合唱主事又添了一位情妇时，一场针对他的纪律监察终于开始了。人们在搜查他的住所时发现了针对宫廷显贵的讽刺诗。于是公爵下了逐客令。当时正是1773年。舒巴特先是在帝国自由市奥格斯堡（Augsburg）找到了栖身之所。他开始编纂《德意志编年史》（Deutsche Chronik ），一份带有共和主义倾向的政治杂志。不久，舒巴特就成了闻名德国的政治传单作家、揭露黑幕的记者，以及政治斗争诗人，让一些人害怕，又让另一些人敬佩。正因为如此，奥格斯堡也容不下他。市长宣称：“一个流浪汉偷偷溜进了我们的城市，想给他无可救药的刊物求一帽子英国式的自由。他一个胡桃核的自由都得不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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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特于1775年动身前往乌尔姆（Ulm），在那儿继续出版《德意志编年史》。到处都有人阅读这份报纸，甚至是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这大大增强了他的自信，他的语言也越来越狂妄。尤其遭他针对的是把他驱离出境的卡尔·欧根公爵。他嘲讽公爵具有道德布道和包养情妇的双重天赋，不怀好意地对公爵家族不孕不育说三道四，把弗兰琦斯卡·霍恩海姆描绘成讽刺漫画中的老处女形象，将她称作“邋遢太太”[7] ，又把她比作“一个灯饰，又亮又臭”；他公开谴责把三千符腾堡子弟兵卖给英国参加殖民战争的行为，把卡尔高等学校描绘成“奴隶种植园”。当一首关于公爵的格言诗见报，诗里写道：“当叙拉古的狄奥尼索斯[8] /不得不停止/当一个暴君/他就成了小校长”——于是卡尔·欧根终于出手。他命人用虚伪的承诺将舒巴特从帝国城市乌尔姆引诱到符腾堡境内，并将他逮捕。当舒巴特1777年2月被打入霍恩阿斯佩尔格的大牢时，公爵和他的弗兰琦斯卡就在现场，二人绝不想错过这场好戏。没有庭审，没有判决，只是恣意决断而罔顾权利与法律。舒巴特做了九年卡尔·欧根个人的阶下囚。典狱长就是声名狼藉的里格上尉，席勒的教父、公爵座前曾经的红人。舒巴特被关押在城堡地基中一个污浊的拱顶地窖里，起初不能读书，不能写字，多年不许外人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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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被关押的诗人和政论家的声名却在不断增长。他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成了君主暴政牺牲品的代表。荷尔德林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男人的朋友”，而赫尔德则在他的《促进人性之通信》（Briefe zur 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中为舒巴特在自由与人性的斗士们的英雄画廊中留出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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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末，魏玛公爵和他的好友歌德出席了卡尔高等学校的年终庆典。人们建议他们不要和符腾堡公爵提起舒巴特的案子。显而易见，斯图加特的人们把歌德视为囚犯的同情者，而对思想自由的魏玛大公也并非完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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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特在卡尔学校的学生中尤其受到尊敬，特别是其子路德维希根据官方说法全靠“公爵开恩”才得以进入此校。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对霍恩阿斯佩尔格狱中囚徒的命运了解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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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特一案的后果，就是公爵对于文学的疑心越来越大。舒巴特被当作美好精神之腐坏的警示典型，人们说，从这儿毕竟可以看出，研究文学和诗歌会导致怎样的叛逆和放纵。学生们被再次警告克制他们共同的爱好，而没有公爵允许不能擅自出版“文学作品”的规定再次得到强化。当席勒在《塔利亚》（Thalia ）的发刊词中写到“在我受教育的那个学院，对文学的喜好侮辱了它的法则，也否定了其创立者的计划”[9] 时，他指的正是这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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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把卡尔学校的生活准则称为“臣服”（Subordination）。对于他而言，公爵让他在论文第一稿遭到驳回之后再留学院一年，这种令人愤怒的命令就是一种臣服。席勒之所以十分牵挂舒巴特的命运，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同样是公爵的私刑囚犯，特别是在他不得不留校的最后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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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年中，他创作了《强盗》，这部在《塔利亚》发刊词中被称为“臣服与天才之交媾”的产物。关于“臣服”的主题，该说的都已说了。人们很理解席勒的怒火与怨恨是如何积攒起来的。但在回望过往时，更让席勒感到压抑的是经历的匮乏，这是学生在校不得不接受的判决。他在《塔利亚》中写道，自己始终“不了解人类和人类的命运”。他认为在臣服与经验之匮乏间存在关联：他被命令和规矩关在栅栏后面，与其余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经历的范围就彻底缩水，其后果就是在《强盗》中只能描绘一个想象出来的现实，不是贴近生活的人物，而是“怪物”——无论是善还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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