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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勒同岁的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陶德林也曾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是那批组织起一支施瓦本诗歌连队的出品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施陶德林自己17岁时就凭借着诗歌出人头地，舒巴特将他称为“在世的符腾堡人中最出色的诗歌天才”。[26] 一首敬献给刚刚离世的瑞士学者、诗人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的赞歌，为他带来了伯尔尼（Bern）市议会的丰厚赏赐以及出版商的优渥酬劳，这让听闻此消息的席勒眼红不已。而当席勒于1781年在一份由巴尔塔萨·豪格所编辑的杂志中评论施陶德林的《〈埃涅阿斯纪〉德语试译及其他诗作》（Probben einer teutschen Aeneis nebst lyrischen Gedichten ）时[27] ，他也毫不客气地大加批评。他写道，施陶德林的诗歌表现出“许多诗人的热情”，但首先暴露的却是他“丰富的阅读”。[28] 诗人缺少创新，却不乏“追求吟游诗人盛名的瘾”。席勒还像赞助人一样施舍了几句好话，但恐怕施陶德林并不会因此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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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施陶德林时，席勒写道，“这个诗人把我们架在天才的火焰上炙烤，尝起来到底有些像食人一族”；或者是“在他的诗中，一切都在灼烧——震颤——旋转”。[29] 但施陶德林可以轻易地调转枪头，嘲讽席勒诗歌中的一切都在“旋转、掺混、雷鸣、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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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席勒对施陶德林评价不高，但他为了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觉得给后者的年鉴也贡献几篇诗稿才比较明智。然而施陶德林只将其中一首，即《为劳拉着迷》（Entzückung an Laura ）收入诗集，甚至自作主张地删减修订。这让席勒怒不可遏。必须严惩施陶德林，把他打回原形。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席勒立马在几个星期之内就编纂出了一部自己的诗集，誓要把对手“碾得粉碎”。但和施陶德林相比，席勒投入战场的诗歌突击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一大半的诗都需要席勒亲自操刀。为了造成参与者众多的假象，席勒用代号给自己的诗歌署名，不过施陶德林却看穿了这套捉迷藏的把戏，并公开加以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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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并未取得席勒自己所期待的那种商业成功。他甚至为此背上了债务，于是更加怒火中烧地对施陶德林的年鉴口诛笔伐。席勒写道，人们必须把这种诗歌集子的潮流叫作“瘟疫”，后来却又收回了这一说法：他大概是想到自己也曾参与过这种潮流吧。这些年鉴有什么用，他问，它们除了是“把缪斯消化不良的产物灌输到读者鼻尖的肮脏通道”[30] 之外，还能是什么？人们再次注意到，写下这段话的是个医学家。尽管席勒居高临下地赞赏了少数几首诗，却给大多数诗下了逐客令。施陶德林所谓“天才的美好树苗”，都被埋葬在“庸才的高谈阔论和韵脚的蛙鸣聒噪”底下。年鉴正文前有一幅铜版题图，展现的是“施瓦本地区旭日初升”，这就让席勒有机可乘，他尖刻地说：“开创时代的人可得小心，别叫清晨旭日的火红光芒给照得睁不开眼，在黑暗中踉跄摸索，撞到了批评的枪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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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陶德林在之后一期名为《施瓦本花集》（Schwäbische Blumenlese ）的诗集中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在前言中将席勒称为“出版业的叫卖贩子”，把他的诗句称为对每一位编者的折磨。在一首隐射席勒给第一期诗集投稿一事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拆开了第二封信的封蜡——呵！/一场颂歌的风暴——它如何向我呼啸！/到处都是堆砌的胡话/和可怕的词语巨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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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席勒又挑衅式地评价了一次施陶德林，但随着他逃离斯图加特，他对这场施瓦本文学之争的兴趣也荡然无存。受了委屈的施陶德林留了下来，又继续攻击了这位“文学界的强盗莫尔”几年，但席勒对此却不再关注。最终，施陶德林克服了他对席勒的怨恨，能够不带苦涩地崇敬他。当席勒于1793年秋天到访施瓦本时，施陶德林重新与席勒建立起了联系，而也正是他让席勒与年轻的荷尔德林相识。施陶德林很早就发现了荷尔德林的诗歌天赋，将他的几首作品发表在自己的缪斯年鉴上，以此提携。只是被荷尔德林称为“美好的人”[33] 的施陶德林，结局却十分悲伤。他同情法国大革命，即便是在激进的革命后期；这让他在施瓦本地区陷入了困境。他没有职位，穷困潦倒，居无定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流浪汉”一样。在几次重整旗鼓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之后，他最终于1796年自沉于斯特拉斯堡的莱茵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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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与施陶德林的文学之争硝烟弥漫之后，《强盗》终于面世，首先于1781年5月匿名出版，但《埃尔福特学者报》（Erfurtische gelehrte Zeitung ）在10月就公开宣布席勒乃是此剧作者。于是席勒便可以携“《强盗》作者”的威名投入文学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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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1780年深秋写给彼得森的那封信中，曾请求朋友帮助他寻找一位出版商。而自那之后，为文稿找个下家的种种努力，暂时都没能成功。因此席勒决定自费出版这部戏剧。印刷工作于3月开始，也许是经过出版商梅茨勒（Metzler）[34] 的介绍，但并不是在他的出版社出版。席勒不得不举债支付总共140古尔登的费用，因为利息，这笔债务越滚越大，还会让席勒在之后的几年背上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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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3月，席勒拿到了前言与头两幕的第一批共七大张清样，他将之寄给了曼海姆的出版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显然，最后一刻他还是担心自费出版的风险。施万在本地的名声不错。他在曼海姆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出版社书店，在社交生活中也总是宾客盈门。文学界的大人物，例如莱辛、舒巴特和歌德都曾到访他府上。施万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翻译法国戏剧，也写些关于美学主题的小文章。在公国国界之外，他也因为与当时德国首屈一指的曼海姆剧院的良好关系而为人所知。也许席勒正是因此才求助于施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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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致施万的第一封信以及施万表示拒绝的回信，都未能保留下来。施万之后声称，他在读第一遍时就发现剧中“有如此多适合搬上舞台的内涵”，于是就把这部剧推荐给了曼海姆剧院总监达尔贝格。但这部剧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必须先擦干净身上的“污垢”。但他却拒绝为自己的出版社“花钱买下”这个剧本，因为要将其中的某些场景“卖给品行正派、教养得体的读者”，施万写道，“我作为一个书商觉得很不合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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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在印刷期间，席勒就撤回了前言和头两幕的清样，重新创作了一个版本。席勒的这一举动是因为施万的回复，还是与此无关，单纯是因为他有些顾忌，我们不得而知。但必定有极重要的缘由，才会让他如此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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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若是比较被撤回的和发表的两版前言，在内容上发现不了什么差别。两稿都阐明了这部剧本来不适合被搬上舞台，部分是因为那些只对表面印象有反应的观众会将这部剧误解为“为罪恶辩护”，但这种误解在安静的阅读中就不会发生；另外则是因为作为一部“戏剧小说”，这部剧将会给实际的舞台实践造成很大困难。两篇前言都为对“恶”的艺术塑造做了同样的道德辩护。被撤回的前言偶尔话锋更加激进。它不仅劝阻戏剧的上演，更认为这部戏将不可避免地“永远无法获得剧院中的公民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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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在他求助于施万，也就因此间接地求助于曼海姆剧院的瞬间，席勒开始怀疑，将剧作无法上演当作一桩板上钉钉的事实是否真的明智。在正式发表的前言中，席勒的行文就更加谨慎：“因此，我若是贸然把这部戏搬上舞台，恐怕就给自己出了个馊主意。”[37] 而被撤回的前言关于对“恶”的必要移情之论述，也更加激进。例如其中的那句“人们将会崇敬乃至热爱我笔下的杀人放火之徒”，就并未出现在发表的前言之中。显然，任何即便从远处看都像是在助长他正“为罪恶辩护”这种嫌疑的表述，席勒都要尽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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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种猜测，认为席勒将第一版前言撤回可能是因为其中隐射了维兰德的一篇讽刺小文章——文中大肆嘲笑了剧院观众的肤浅。维兰德的讽刺几年前曾在曼海姆引发众怒，因为人们认为文中所指的正是本地的情况。这篇讽刺描述了观众如何因为演员的发型和服饰而情绪激动，却对一部戏剧的内涵冷淡无感。席勒用更加粗鄙化的倾向隐射了此段讽刺，他将这种类型的观众称为“群氓”。在正式发表的前言中虽然还保留了“群氓”的说法，但其他关于维兰德讽刺的隐射都被删去。于是留下的是对观众的羞辱，但和曼海姆的观众没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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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第一版前言的种种可能原因都表明，席勒直到最后一刻都想要为他的剧作登上舞台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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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第一幕第二场的更换——这一场说的是卡尔·莫尔及其同伴的首次登场——是因为其中有一处可做政治解读，并可联系到卡尔·欧根身上；在第二版中就没有了这一段。在此时的席勒眼中可能还是太过冒险的段落，出现在卡尔·莫尔反对暴政的慷慨陈词中：“为何要有暴君？为何要千千万万人因为一个胃的情绪卑躬屈膝，听命于它的胀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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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5月末，《强盗》面世，不仅匿名，还伪造了出版地。席勒立刻给施万寄去了一本样书，而施万则再次与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讨论了此剧。7月初，席勒从达尔贝格处收到了委托，要他为曼海姆剧院改定《强盗》的剧本。达尔贝格应当是向席勒许诺了要在将来继续合作，因为席勒在回信中不过是稍带几分含蓄，就请求达尔贝格从资金上帮助他到访曼海姆，以便通过“眼前鲜活的景象”研究当地剧院的情况。席勒写道，这对于改编《强盗》和将来的合作都是必要的。虽然席勒既没有获得邀请，也没有得到旅行的经费，但收到了几处修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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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第一份书评已于7月24日刊登在《埃尔福特学者报》上。席勒在这篇书评中可以读到这样谄媚的句子：“如果我们曾期待一位德国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他了。”[39] 现在，席勒可以带着更坚实的自信与达尔贝格谈判了。为了避免不受欢迎的政治暗示，达尔贝格希望将情节转换至颇受《铁手骑士葛茨·封·贝利欣根》一类骑士剧所青睐的16世纪。席勒非常反对：“所有的角色都设计得太过启蒙、太过现代，以至于如果改变剧情上演的年代，就会完全毁掉整部剧。”（致达尔贝格，1781年11月3日）但席勒的抗议并未奏效。他还必须接受其他对剧本的修改、删减、缓和，而他自己操刀的改编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工作完成之后，”他在10月6日[40] 致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相比再经历一遍已完成的工作，我用更少的脑力，而且肯定怀着更大的快乐，就能写出一部新剧甚至是一部名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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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1月初，作者、总监和演员的所有工作都已就绪：1月13日晚17时，《强盗》在曼海姆剧院首演，由伊弗兰[41] 饰演弗朗茨·莫尔。剧场中笼罩着一种紧张而期待的气氛。观众从远近各处接踵而至。许多观众从下午1点起就占好了位置。没有许可不能离开斯图加特的席勒，也和好友彼得森一起悄悄到了曼海姆。途中，两人在施维青根（Schwetzingen）镇上一家酒馆的女服务生那儿耽搁了一点时间，以至于差点儿错过演出的开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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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戏剧之夜；整场演出持续了5个小时。一位在场的观众描述说：“整座剧院就像一个疯人院似的，转动的眼珠，攥紧的拳头，用力的跺脚，沙哑的呼喊，这一切都发生在观众席中！陌生人抽泣着互相拥抱，快要晕倒的女士们跌跌撞撞地扶门而出。这像是一场在混沌中的普遍消融，但从当中的云雾里将喷涌出新的创造！”[42] 一位来自曼海姆的年轻医生似乎特别容易受大男子汉式的修辞影响，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看着这部剧，我的朋友，人类的血液必定凝固，演员和观众的神经必定冻结，只要他们的祖先不是用不开窍的木头做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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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带着满足和自豪亲历了自己作品的首演。四天之后，他致信达尔贝格：“我相信，德国若是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位戏剧作家，就必须从上周起计算这一时代。”（1782年1月17日）然而，他并未让自己被兴奋和不绝于耳的称赞冲昏头脑，而是保持着对自己作品的冷静目光，正如在首演结束后不久所做的自我批评证实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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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结束后，还有一场与演员、剧院总监、施万和市里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出席的盛宴，而席勒从剧场财务那儿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以补偿他旅途的开销。达尔贝格也细化了继续合作的提议。他将席勒引向了《斐耶斯科》的素材，建议他为曼海姆的剧院改编《铁手骑士葛茨》。席勒意气风发地回到了斯图加特；熟悉的工作现在更显得不幸。而等待着他的，还有一场恶意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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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约瑟夫二世在12月授予卡尔学校以大学的等级。皇帝对前来领受这一决定的公爵特使说，公爵肯定一整天都在培养博士。的确如此。公爵要求卡尔学校迄今为止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再写一篇额外的论文，以便授予他们为其他大学所认可的博士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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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作家身份而情绪高昂的席勒，现在却要重新回到医学中去。1782年4月1日，席勒带着一丝悔恨写信给达尔贝格，坦承他对戏剧的“倾心”造就了他“在此世的幸福”中的绝大部分，但他却不能跟随心之所向，因为他又被重新驱赶回那门“手艺科学”的领域中去了。他要求达尔贝格给他更加确定的承诺，看他若是摆脱了斯图加特的处境，到底能否期待在曼海姆谋得一个剧院作家的职位。达尔贝格却语焉不详，让席勒捉摸不透。于是席勒便全身心地投入《斐耶斯科》的创作中，因为他始终相信，在《强盗》大获成功之后，他的未来不是医学，而是戏剧。至少，他没有为通过额外的博士考试做任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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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公爵动身前往维也纳，以便亲自向皇帝表达感谢，感谢他将卡尔学校提升为大学。席勒利用了这个机会，再次未经允许，偷偷前往曼海姆。他恳求达尔贝格，在他计划在场的两天——即5月27日与28日——安排一场《强盗》的演出。人们同意了。于是他便于5月25日动身。陪伴他的是他的劳拉，即费舍尔太太，以及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Henriette von Wolzogen），卡尔学校中一位同学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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