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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沃尔措根太太是迈宁根（Meiningen）的一位女爵，有四个儿子就读于卡尔学校，因此她一年当中有一部分时间在斯图加特度过，而在剩余的日子里，这位善于交际的女士不是在旅行，就是住在她位于迈宁根附近的鲍尔巴赫（Bauerbach）镇上的家族庄园。她的大儿子，威廉·封·沃尔措根（Wilhem von Wolzogen）[44] ，将来会娶席勒的妻姐卡洛琳娜为妻，成为席勒的连襟；他比席勒年长三岁，学习财政学，但因为专业不同、年纪又有差距，不属于席勒的密友圈子。威廉·封·沃尔措根对文学很感兴趣，也非常崇敬这位声名鹊起的旧日同窗。当《强盗》面世时，一本本油墨未干的书就在学院中流传开来，这儿的人们当然清楚究竟是谁隐藏在匿名背后。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沃尔措根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关于作者的话：“人们在其中完全可以看见他年轻、火热而未经雕琢的天才；可以成为德意志最美的头脑之一，如果他还不是的话。您肯定没有读过任何一部德国人写的剧，竟如此神似被神话的莎士比亚；可惜的是，在几场戏中有几处不甚雅观的内容，尽管安排得很得当，但毕竟不太雅观。”[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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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学识渊博的母亲面前，威廉·封·沃尔措根热烈地谈起这颗在文学天际冉冉升起的新星，让她心生好奇，主动寻求认识席勒。很快，她就成了席勒慈母般的好友。虽然她为了自己在卡尔学校求学的几个孩子，不得不注意和公爵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她却在席勒与公爵的冲突激化之时依旧支持席勒。她承诺，若是席勒陷入困境，可到鲍尔巴赫的农庄避避风头。席勒很快就会寻求这一帮助，而这位勇敢的女士也将会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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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她陪伴席勒第二次悄悄前往曼海姆。可令到访者失望的是，只因有几位演员正在度假，他们期待的《强盗》未能如期上演。但是席勒却感觉整个旅行并非毫无收获，因为达尔贝格在一场私下交谈中，握着手向席勒承诺，他将竭尽全力，从公爵那儿获得让席勒迁居曼海姆的许可。也许正是在这一场谈话中，达尔贝格第一次让席勒注意到了《唐·卡洛斯》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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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拜访中，席勒受到了曼海姆剧院上下充满敬意的对待；因此尽管染上了感冒，他还是信心十足，起初甚至步履轻快地回到了斯图加特——却更加屈辱地感到这儿的生存环境与曼海姆截然相反。终于，他不得不寻找一条逃离斯图加特之痛苦的出路。此前，他在达尔贝格面前几乎总是卑躬屈膝，但现在他却逼迫后者给个明确的说法。在写于6月4日的信中，他从非常私人的角度描述了自己在斯图加特难以忍受的处境，和达尔贝格推心置腹，向他展示了应如何说服公爵同意自己迁居曼海姆的详细计划。席勒证明，自己的确懂得拨动他人情绪的心弦。例如，他建议达尔贝格给公爵写一封信，在信里说“您将我视作他的孩子，我是通过他才受了教育，在他的学院里才成长起来，这样就等于通过他的教育机构给了他最重要的称赞，就好像这个机构的产物被真正的行家里手赏识追求一样”。人们首先得通过这种方式恭维公爵，随后才能将请求和盘托出，请他恩准将自己天才的学生席勒租给曼海姆一段时间。人们得告诉公爵一个可以预期的期限，“在此期限过后，我又属于我的公爵”。另外，指出在曼海姆也有让席勒作为医生领取俸禄的可能，同样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人们就不会打着为我着想的旗号来折磨我，不让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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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提出的建议，是一套精心雕琢、冷静计算过的策略，其中充满着自豪与自信——“我有足够的自信，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命运。”而偶有抛弃自我的祈求语调，并非谦卑，而是要将乐于抽身离去的剧院总监引入其责任当中。“优秀的男人啊，我能够投入您的怀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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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贝格虽然很和蔼，意志却不甚坚定；席勒逼得他越紧，他就越想要后退。他什么也不想承诺，也不想坏了他和公爵的关系。他不信任席勒建议的策略，因此什么也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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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还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达尔贝格的一个信号、一个动作、一个回音时，从维也纳回来的公爵听说了席勒未经允许的私自旅行。不知是费舍尔太太还是沃尔措根夫人，两位同行的女士中肯定有一个说漏了嘴。公爵命令席勒到霍恩海姆（Hohenheim）面见自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并开始寻找知情不报者。席勒的确曾经向他的一位长官，封·豪上尉（Oberst von Rau），透露过他的旅行计划；席勒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却坚决否认上司知情，以保护他免受公爵怒火的波及。众所周知，席勒对待他的军医工作总是马马虎虎，而且也没有做什么工作来按照命令通过额外的博士考试。这就是玩忽职守。但未经允许擅离职守，进入“别国”，这在公爵看来就和逃兵无异。他惩罚席勒拘禁14天且立即执行，同时禁止他和外国再有任何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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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6月中旬，席勒一直被关押在总警备处的监狱中，一边创作《斐耶斯科》，一边回顾他迄今的生活和将来的前景。一踏出牢房，他就给达尔贝格写了一封急信，恳求他加强在公爵那儿的活动。若是最近再没有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他在7月15日给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您：若是我在这段时间之内不幸未能到您身边，不出几个月，我就会丧失所有在您身边生活的前景。我将被迫踏出一步，让自己再无可能留在曼海姆。”席勒在信中暗示了自己将要逃离斯图加特，不过他此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逃亡者，在邻国躲不过公爵的追捕，因此必须在远方找一处藏身之所。他考虑的或许正是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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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贝格没有回应，席勒只能继续等待。他的情绪越发消沉。在这些日子里，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给了他巨大的帮助。这就是比席勒小两岁的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一位音乐家，他在1781年6月通过约翰·鲁道夫·祖姆施蒂格（Johann Rudolf Zumsteeg）[46] 的介绍认识了席勒。施特莱歇尔此前只是因为席勒的创作知道他，但就是在这个瞬间，他认出席勒正是当年在卡尔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让他眼前一亮、曾给他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象”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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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莱歇尔的母亲是一位手工匠人的遗孀，他跟着母亲长大，从小生活艰辛，很早就投身于音乐，也很快就在钢琴上小有成就，以至于他的母亲倾其所有积蓄，让这个颇有天赋的孩子到汉堡，跟着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47] 继续学业。他原本定于1783年迁往汉堡，旅行已近在眼前；而席勒也将他此时正在构思的出逃计划透露给了这位新朋友。施特莱歇尔承诺，若是席勒真的出逃，他不仅会陪伴着自己的朋友，还会用自己前往汉堡求学的钱来支持席勒。席勒仍在犹豫。然而到了8月，却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心烦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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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学校令人厌恶的校监当中，有一个名叫库普利（Kuplie）。这个人来自瑞士格劳宾登（Graubünden）。《强盗》中施皮格尔贝格的一段吹牛，就是照着此人写的——施皮格尔贝格说，恶人也不能没有头脑：“可是要造就一个坏蛋就得有灵气——另外还要有一种独特的民族天才，某种像我说的，坏蛋气候，那我就劝你旅行到格劳宾登的国度去，那儿可是今天坏蛋的雅典。”[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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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住在汉堡的威斯特法伦人弗雷多（Wredow）觉得受到了这段讽刺的伤害，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愤然抗议。这份报纸声明和其他几封由真正的格劳宾登人起草的情绪激动、怒气冲冲的信件，都落到了路德维希堡园林督察约翰·雅各布·瓦尔特（Johann Jakob Walter）手里。此人妒忌席勒父亲在公爵面前享有的声望，将这些材料交给了公爵，而后者则从中整出了一场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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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末，席勒再度被传唤到公爵面前。公爵禁止他再有任何与医学无关的创作，否则就要剥夺他的职位或是把他送入大牢。如此一来，席勒就再无可能留在斯图加特了。但在他踏上逃亡之路以前，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想要让公爵回心转意。9月1日，他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语气虽然谦恭，但事实上却依旧自豪。他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辩护，说公爵给他的俸饷太过微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创作赚些额外的收入。此外，他已经小有名望，对卡尔学校也是一件好事。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他的尊敬甚至要归到“我的教育的发起人”，也就是公爵身上。席勒的策略：把自己的优点说成公爵的成就，以此吹捧奉承。但公爵却拒绝收下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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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席勒终于决定逃离斯图加特。因为担心受制于公爵的父亲，他犹豫了很久。他必须考虑到，公爵可能会因为儿子的反叛而惩罚父亲。为了让父亲日后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自己对儿子的计划一无所知，席勒并未向他透露分毫。只有姐姐克里斯托芬娜知道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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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席勒决心逃离的那个瞬间，他又重新有了活力和欢愉。他夜以继日地创作《斐耶斯科》，想要在出逃前就写完，以便在曼海姆推出这部剧。施特莱歇尔描绘了逃离前最后几周的那种创作激情：“当他说起自己又向前推进了多少，说起自己已开始期待，完成这部悲剧的时间能比提笔时所预想的提前很多，他因为日夜不眠而充血的眼睛是多么闪亮！外在的世界越是喧嚣，他就越沉浸在自己的内心，对当时每个人都热衷的稀罕事儿完全无动于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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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每个人都热衷的稀罕事儿，是一场盛大欢宴的准备工作——迎接当时的俄国大公、日后的沙皇保罗一世（Paul Ⅰ）和他的夫人，公爵的一个侄女。[50] 当年宫廷聚会的奢华壮丽就要再次绽放。人们从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的银行家那儿借了天文数字般的钱款。高贵的客人从整个欧洲前来，杂耍艺人、赌徒、青楼女子、宵小之辈与游手好闲之徒，也都成群结队地到了。整个上流和风流社会，全聚集到了斯图加特及其周边地区。这场喧哗的盛宴据说要持续整整六天六夜。据说，庆典高潮是一场宫廷狩猎，规模之大，人们在德国还从来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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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斐耶斯科》之中的席勒密切关注着这个“喧嚣的外在世界”，根据庆典计划来安排自己的逃跑计划。他将出逃定在9月22日这一天。当天晚上，所有的客人和半个斯图加特的人都会出门，去索里图德欣赏盛大的灯会，以及为当晚庆典锦上添花的焰火盛宴。这就是个悄悄出走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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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出走日期的前几天，达尔贝格作为庆典嘉宾到了斯图加特。席勒简短而正式地拜访了他，但并未将秘密告诉他。到这个时候，席勒已经很了解达尔贝格，知道如果让他知道内情，只会把他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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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逃跑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继续。衣物、书籍、手稿等都被不引人注目地搬到了施特莱歇尔的家中。席勒与他一起最后一次探访了父母。父亲因为庆典兴高采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儿子便得以悄悄地与母亲退到内室。席勒也向母亲透露了近在眼前的逃离，她哭了，却并未试图留下他。逃跑当天早上8点，席勒值完最后一班岗，从战地医院回到住处。行囊已经装车，施特莱歇尔的钢琴也搬了上去。施特莱歇尔来接席勒，可他却还没收拾完。他在整理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一卷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不收拾行李，却读得入神，然后竟开始创作一首和应的颂歌。“不顾任何催促、任何驱赶”，施特莱歇尔说，自己还是不得不“先听颂诗，再听和诗……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诗人才从他的对象中回过神来，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回到今天，回到正在流逝的一分一秒”。[51] 施特莱歇尔又帮他的朋友收拾了一会儿，然后便走了。晚上9点，席勒终于来到施特莱歇尔家中。他很得意地展示了藏在夹克下的两把旧手枪。其中一把缺了打火石，另一把扳机坏了。毕竟，这不过是一个戏剧人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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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路首先通向艾斯林城门（Das Eßlinger Tor），最后一刻得知逃亡计划的沙芬施坦上尉在那儿指挥着守城的兵士。二人就这样顺利通过了检查。在通往路德维希堡的笔直大道上，他们看见了烟火盛会映出的红光。在远处能望见索里图德。天空在焰火的衬托下如此明亮，席勒甚至可以把自己父母家的轮廓指给朋友看。凌晨两点，当二人第一次休息的时候，席勒抽出一本舒巴特尚未出版的诗集，借着烛光给朋友朗诵了《帝王陵墓》（Die Fürstengruft ）那首诗[52] 。这是对符腾堡土地上那位暴君的强烈声讨，而他们刚刚将符腾堡抛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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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之后，席勒还会再次回到这里，最后一次探访他的故乡，他在1782年9月23日夜里伴着火红的烟花离开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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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七八二年诗集》（Anthologie auf das Jahr 1782 ）是由席勒主编的一部诗集，收录了席勒本人及部分卡尔学校同学的诗歌习作，包括席勒的“劳拉”组诗（Laura-Gedich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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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陶德林（1758～1796），施瓦本地区诗人。席勒在这里隐射的应当是施陶德林于1780年在图宾根的赫尔布兰特（J. F. Herrbrandt）出版社出版的诗作《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一首三歌长诗》（Albrecht von Haller. Ein Gedicht in drei Gesängen ），见后文。一年后，施陶德林在1781年秋出版诗集《一七八二年施瓦本缪斯年鉴》（Schwäbischer Musenalmach auf das Jahr 1782 ），与席勒的《一七八二年诗集》形成直接竞争。席勒在《符腾堡文学索引》中对这部诗集——以及施陶德林的其他作品——曾有极为尖刻的批判。日后，施陶德林曾提携过同来自施瓦本地区的荷尔德林。1796年，因为穷困潦倒，他在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投莱茵河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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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卡特金币（Dukat），16～19世纪欧洲的一种通行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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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1733～1815），德国出版商。席勒的前三部戏剧《强盗》、《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和《阴谋与爱情》均是在施万出版社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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