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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约翰·鲁道夫·祖姆施蒂格（1760～1802），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曾就读于卡尔学校，是席勒的同学。毕业后在斯图加特宫廷乐团任职，后回到卡尔高等学校担任音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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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尔·巴赫（1714～1788），德国音乐家，塞巴斯蒂安·巴赫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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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A Ⅰ，S. 538. 语出《强盗》第二幕第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77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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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Streicher 1959，S.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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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保罗一世（1754～1801），俄国沙皇，他于1776年迎娶第二任妻子索菲·多萝蒂·封·符腾堡公主（Prinzessin Sophie Dorothee von Württemberg，1759～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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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Streicher 1959，S.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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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帝王陵墓》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达尼尔·舒巴特1779年在霍恩阿斯佩尔格的监狱中写下的声讨暴政的檄文。机缘巧合，诗歌竟然通过了文字审查得以发表，并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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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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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新生活——勇于拥有勇气——失败的《斐耶斯科》朗诵会——热忱与冷淡——戏剧诞生——谋叛的假面游戏——开放的结尾——不可预知的自由——逃离曼海姆——在法兰克福的绝望——奥格斯海姆——施特莱歇尔弹奏钢琴——踏上前往鲍尔巴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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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的那个晚上，两位朋友一直在赶路，终于在清晨抵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黄金国（El Dorado）”[1] ，也就是普法尔茨选帝侯（Kurfürst von Pfalz）领地的边界。“您看呵，”席勒高声喊道，“界桩和栅栏都被涂上了多么友好的蓝白色！”[2] 他们进入的是巴伐利亚的领土，因为1777年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er）家族的巴伐利亚支脉绝嗣之后，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蒂奥多尔（Karl Theodor）大公就同时成了巴伐利亚大公。[3] 宫廷事务迁到了慕尼黑，但曼海姆却保留了一座皇城所有的文化设施，尤其是大剧院。普法尔茨选侯领—巴伐利亚是政治上的强国，因此席勒期望能暂时躲过卡尔·欧根公爵的爪牙。但他绝不能自以为已完全安全，因此在熟人圈子之外，他和施特莱歇尔用的都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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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曼海姆的城门在晚间不对新来的外乡人开放，二人就在施维青根过了一夜，在1782年9月24日一早进了城。他们换上了最好的衣服，“以便装出富裕的样子来博取旁人的尊敬”。[4] 首先，他们拜见了剧院导演威廉·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迈尔（Wilhelm Christian Dietrich Meyer）[5] 。作为斯图加特盛典的宾客，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还没有回来。看见席勒突然出现在眼前，迈尔着实大吃一惊，他还以为席勒也在斯图加特的庆典上。虽然曾听说过席勒在斯图加特的悲惨生活，但迈尔不曾料到他竟然孤注一掷地逃了出来。被牵扯进一桩违法的事情之中，让迈尔浑身不自在。他建议席勒再向公爵求一次情，并且向他暗示，达尔贝格总监肯定也会在政治纠葛面前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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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对这场会面原本有完全不同的设想，迈尔的顾虑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关在一间侧屋，开始分别给公爵和自己的两位上司——奥杰将军和卡尔学校的主管齐格上校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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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爵的信又是在语气上谦卑恭敬，在内容上却坚决而自信。席勒写道，他不得不逃离符腾堡，因为如果他胆敢再向公爵请求免除创作的禁令，人们就威胁要把他投入监狱。但他必须得坚持这一要求，因为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确保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借此间接地抱怨了军医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薪水），而也只有通过写作，他才能为自己，同时也为他的公爵“挣得名声”。这和他在9月1日请求公爵取消他写作禁令的信中的论点一模一样。但现在却从一个请求中发展出了三项明确的要求：首先，公爵应取消对席勒的写作禁令；其次要允许席勒用写作的收入前往外国游学；最后要允许席勒作为医生“着便服”，也就是在军队之外行医。若是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愿意“从一个陌生的国度赶回我的公爵、我的祖国身边”。（1782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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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可曾真的认为公爵将会让步？或许没有。但他的确想要淡化出逃这桩大事，所以才会与公爵讨价还价，尤其是考虑到他父亲的职位还依附于公爵。他写道，自己只是为了能提出合理的要求而不被立马打入大牢，才不得不前往外国。席勒给他的出走赋予了一种策略性的、因此显得危害更小的措辞，尽管对于军团医生而言，这种出走原本就如同临阵脱逃。他在1782年11月6日给好友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雅各比（Christian Friedrich Jacobi）的信中写道，这封致公爵的信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保护我的家庭的安全，同时把我这一激烈的举动尽可能解释成合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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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前，席勒正因为决意出逃而情绪高涨，迷狂般地继续创作他的《斐耶斯科》。然而在曼海姆，迈尔心存疑虑、缩手缩脚的举止，以及众人看见那个被捧上天的《强盗》作者现在竟成了难民出现在眼前时脸上所流露出的惊恐，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清醒过来，重又鼓起了勇气。从现在起，就要为了名誉放手一搏了。如果公爵让步，那好，他就会回国，但是要作为得到了辩护的胜者。他绝对不会匍匐着回去。他的自尊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不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想象成他笔下的强盗世界中反叛的一员，他的心中洋溢着伟大的谋叛者斐耶斯科的激情，而他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创作这部戏剧。他知道自己还亏欠着自己的梦想些什么。现在岌岌可危的，已经不只是自尊，也不单单是对自己行为的忠诚。他知道自己已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他出逃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就在斯图加特内外传开。没过多久，整个德国文学界都听说了此事。因此，他更不能毁了自己的名声。席勒感到，捍卫自己在公众生活中所成为的那个形象，已成为一种责任。他必须继续表现出他自己所构想的样子。出逃是一桩追求自由的举动，然而在这一桩自由之举面前，他却没有了自由。行动不只是理念，理念可以收回，但行动却不行；人只能背叛自己的行动。可席勒却不愿意这样做。他鼓起全部的力量、勇气，誓要实现自己曾经定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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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艰难的是与家庭的要求所做的斗争。席勒知道父亲期待着他迷途知返，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在之后的一年里，他将会多次听到家里的情况。当他的期待在曼海姆如此决绝的破灭，当父母以为儿子已彻底失败，再一次明确要求他回家时，席勒在1784年给姐姐克里斯多芬娜的信中写道：“此事若是操之过急，将会给你弟弟的幸福造成永远的打击。德国的一大部分已知道我和你们公爵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清楚我为何对公爵敬而远之。人们对我的兴趣损害了公爵的利益。读者对我的尊敬（毕竟是读者决定了我未来的全部命运）和我的尊严将会如何可怕地降至谷底，一旦人们怀疑我竟在找机会回国！怀疑是我的处境强迫我反悔先前迈出的脚步，怀疑我竟要再次回到祖国去找寻大千世界无法提供的酬劳！倘若我坚持不了，我凭借决绝的逃离所展示出的公开而高尚的胆量，就会被冠以‘幼稚的冲动’或是‘愚蠢的粗暴’这类称呼。”（178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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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踏出的每一步中，席勒都将拼尽一切来捍卫迈出第一步时的“胆量”。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假如父亲继续恳求公爵允许自己的儿子回国且不受惩罚，公爵当然会拒绝，那么他席勒就有胆量敢“用对公爵的公开讽刺”来报复“自己受到的侮辱”。但这一招肯定不符合父亲的利益，因为他完全依赖于和公爵的良好关系。所以父亲也得考虑到自己儿子的胆大妄为，别再试图在他和公爵中间协调出一种腐坏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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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已经笃定心思，决不回国，除非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这意味着：作为一名作家，不用再小心翼翼地向他人征求写作的许可。直到与斯图加特的悲惨生活拉开了距离，席勒才真正意识到公爵的暴政有多么可怕。现在的他确信，说到底，不能允许任何人干涉他人施展自身的才华。阻挠他人完善自我是一桩罪行。对席勒而言，为了这一信念而工作就成了他的使命，仿佛宗教一般神圣。对他百般阻挠的公爵亵渎了人类的圣物，亵渎了个体将自身的丰富带向世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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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曼海姆的困苦和轻视压得席勒抬不起头时，他就凭着这个念头重新站起身来：他之所以反抗公爵，绝不是为了今天被日常的悲惨征服。在失败与挫折的情绪中，他总想到卡尔·莫尔的那句话：“让苦难碰上我的傲气无所作为！”[6] 出逃这一高傲的行动就成了为他自己的新生活奠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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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9月底至10月底，奥杰将军（受公爵的委托）先后四次催促席勒回国，语焉不详地承诺会对他“开恩”。但席勒不要什么“开恩”，只要他的权利，因此他毫不理会回国的要求，直到1782年10月31日，他被打上“逃役”的标签，从斯图加特部队花名录中划去，被正式宣布成了一名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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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之后的几周，席勒的遭遇确实非常悲惨。在他逃难的行李中，就有几乎已完成的《斐耶斯科》文稿。他要在迈尔家中把这部剧念给一众演员听。那是9月27日下午4点，席勒开始了他的朗读。整个剧团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施特莱歇尔对这一场景的描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朗读第一幕时“虽然安静之至，却没有半点鼓掌的迹象”。人们借着幕间的短暂休息谈论着当天的新鲜事，甚至当席勒已开始朗读第二幕时，谈论也没有立马停止。随后就渐渐安静，太安静了，没有赞许或鼓掌的迹象。最后，人们互相传递着茶点、水果，开始闲聊，其中一位演员甚至提议到花园里玩一场“射弩”。一刻钟后，所有人都走散了，只有主人迈尔和伊弗兰留了下来。人们顾左右而言他，却小心谨慎地避免谈起刚刚朗读的戏剧。出门时，迈尔把施特莱歇尔拉到一旁，问道：“请您现在诚实地告诉我，您是否确实地知道，真的是席勒写了《强盗》？”为了向满脸惊愕的施特莱歇尔说明这么问的缘由，他补充道：“因为《斐耶斯科》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差劲的剧本，写出《强盗》的席勒绝不可能弄出这么平庸、这么可悲的东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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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莱歇尔把席勒的手稿给了迈尔，迈尔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他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您是对的，”他对施特莱歇尔说，“《斐耶斯科》是一部杰作，比《强盗》创作得更加完善！”这部作品在他第一次听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不佳，要归咎于席勒的“施瓦本口音”，以及席勒“那种激昂地朗诵每一个字的令人厌恶的方式！他用同一种高昂的语调诵读一切，无论是‘他关上了门’这样的旁白，还是涉及他笔下英雄的重要段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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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席勒的朗诵风格的确风评不佳。尚在卡尔学校时，他有一回曾在歌德的《克拉维戈》[9] 一剧中出场，但他来回滚动的眼珠、狂放不羁的肢体语言和喊叫，让观众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可是他并未以此为戒，而是毫不动摇地继续把自己当作一个优秀的演员。在迈尔家灾难性的朗诵会后，席勒根本不曾想过这种糟糕的印象或许和他的朗诵风格有些关联。恰恰相反。他抱怨演员们的不理解，更在施特莱歇尔面前咬牙切齿地说，要是为剧院写作得不到成功，他就要作为演员登台亮相，因为“毕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朗诵台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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