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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家乌尔姆看穿了这种爱情的弱点，可以将之玩弄于股掌之间，并让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您要使他对那个姑娘产生疑心，”乌尔姆对首相说，“其实一丁点儿酵母便能把整团面粉发酵得不可收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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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人们强迫路易丝给宫中弄臣、内廷总监封·卡尔普写的虚构情书将会成为那导致“不可收拾”的发酵的酵母。让所有心理学预期大跌眼镜的是，费迪南的疑心大增，以至于他竟没有看穿这场诡计。这个廷臣是个十足的可怜虫，倘若费迪南真了解他的路易丝的话，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瞬间相信此二人之间有什么情愫。正因为费迪南要求爱人间的完全坦诚，才会被盲目完全击中。他的爱情远远算不得什么上天的力量，只不过是真正掌权之人阴谋算计中的玩具罢了。他的爱情想要自足，却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在现实的灌木乱丛中，他和他的爱情再也无法理清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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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费迪南曾宣告：“只有爱情才能上刀山、下火海”[26] ，而他也的确把自己和爱人逼上了绝路：先是要完全地占有她、与她一起超脱于平庸的现实之上，然后爱情又让他跌入谷底：既然他做不了她的天使，就要成为她的恶魔。怒不可遏的费迪南摆出一副要报复一个失败造物的架势。怀疑撕碎了他心中的存在巨链，现在他的眼中不再有万物的秩序，只有充斥着“大千世界的畸形作品”的深渊。路易丝心如死水，却依然平静。她如此评判费迪南爱情的僭越，认为这不过是假道他人的自恋：“他宁可攻讦上帝，也不愿承认自己操之过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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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路易丝的父亲阻止她轻生时，她对父亲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费迪南：“柔情逼人比暴君的怒火还要蛮不讲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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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弗兰的建议下，这部剧的标题后来改成了《阴谋与爱情》。它当然是一部关于君主专断与等级偏见的戏剧，但更是一部批判爱情的专制与暴政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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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将会成为谋杀路易丝的凶手，尽管他曾在开篇热情洋溢地宣告过自己世俗化的爱情福音：“我的路易丝注定要倚在这条胳膊上欢度一生。当上苍重新得到你的时候，你一定比他当初让你来到人世的时候更加美丽，他一定会怀着惊异承认，是爱情将灵魂最后塑造成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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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他在爱情的高昂情绪中所设想的完全不同，费迪南在剧末真的会对爱人的灵魂下手。他不仅会与路易丝共赴黄泉，还在死前带着绝望的玩世不恭戏谑路易丝的父亲，仿佛是要用钱把他女儿买下来似的。席勒让这场戏落幕的方式，充满了残酷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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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并不属于自莱辛的《爱米丽亚·迦洛蒂》以降那些诱惑少女、声名败坏的贵族，他只是沉溺于自己爱情密教的痴情人。对他而言，两个灵魂交融在一起的那个瞬间，大可以将余下的世界付之一炬。但只要有任何东西阻挠灵魂的交融，他就会毁了自己身后连接世界的桥梁而成为凶手。这种阻碍可以是外在之物，比如一场阴谋、一种等级偏见、一个权力的命令。但它也可以是、更首先是他者的不同。如果爱情不仅仅是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痴迷，不仅仅是将他人作为镜子与契机的自恋，就必须将这种不同带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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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并不理解他爱的路易丝。但路易丝身上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她和费迪南一样，读了那些宣扬新式爱情福音的书。她对父亲说，自己“再也不能虔诚地祈祷了”。她因为对费迪南的爱情怠慢了上帝。可她紧接着说：“如果我对上帝杰作的喜爱使我忽视了他自己，不是一定也会使上帝高兴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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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从书里读来的格言：我们不是在教堂里，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敬爱上帝——父亲立马就起了疑心：“果然！这是目无上帝的读物带来的后果。”[31] 费迪南却能明白，这话很合他的口味。但路易丝却不像费迪南一样，把爱的神学推广得如此之远。对她而言，还有市民与家庭义务的上帝。当费迪南要求成为她的一切时，路易丝的耳中听到了些许干扰的杂音。这一要求中藏着某种权威，她在费迪南的爱情专制中发现了贵族专制的痕迹。因此她才对费迪南说：“你的心属于你的门第。”[32] 她不是要指责，只是提醒费迪南，他的想法是多么受制于他的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她又要如何相信一个在一切社会约束之外的爱情的世外桃源？她很相信死后那个古老而伟大的彼岸，但无法相信费迪南所梦想的新式的此世彼岸。她虽然能理解，但觉得这个此世彼岸美得太不真实。于是她一方面保留着传统的宗教虔诚，另一方面又很现实。“我的责任要我留下逆来顺受”，她说，而费迪南却怒不可遏地回答道：“冰冷的责任取代了火热的爱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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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小市民的规范的确束缚着路易丝，她限制了自己的生命——但她的心灵和想法却绝不会因此而冷冰冰。她或许有些畏惧，但她害怕失去根基，害怕成为漂萍，这难道就毫无道理吗？若是她跟了费迪南，就不得不与她迄今为止生命中的一切割断联系；她将会任由费迪南的暴力摆布，即便这是爱的暴力。但她已经明白：这种爱也可以傲慢无礼，也可以如暴君般专横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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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谈论的不是自由，而是她的责任。看上去就好像费迪南要把她从约束中拯救出来似的。他不单单是作为热烈的爱人，更是作为解放者出现在路易丝面前。然而费迪南的内心却并不自由。他虽然反抗父亲、抵制他的计划，并在这个意义上与他的出身决裂，但怀疑的复仇女神却始终紧咬他不放。他不是自己行动的主人，而是爱之专制的牺牲品，早已走火入魔，毫无自由，所以才会任凭其他那些懂得他的疑心的势力摆布。他就是后来黑格尔所称的那种“抽象性格”。[34] 与他相比，路易丝则更加具象，但也因此更加局限。这种局限性当然也是她的问题。超越门第界限去体验她的爱情，的确困难重重，但路易丝不仅是在面对这种困难时想得很现实，她还缺乏不顾一切的激情和勇气。她还没有不理智到要和费迪南私奔的地步。费迪南提出，带上她的父亲一起逃亡。可她却担心这样一来，首相的诅咒就会落到他们头上，爱情的结合得不到祝福。她说，他们会像“幽灵”一样被人“从一个大海追赶到另一个大海”。[35] 路易丝的现实主义，也包括她对自己牢牢扎根于一个“普遍之下永恒不变的秩序”的感受；[36] 若是一场爱情会让她陷入与这一秩序的矛盾，甚至导致秩序在她心中瓦解，那么这场爱情便是在剥夺她内心的每一丝自由，也在剥夺她爱的能力。她的拒绝并不只是屈服于外在的责任，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人格。她也因此感受到自己正被另一种力量召唤：不是一走了之的力量，而是为了她自己而选择留下与放弃的力量。“若是只有越界才能把你留在我身边，那么我总还是有失去你的力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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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秘书乌尔姆曾让路易丝发誓，绝不能透露伪造情书的诡计。即便是对恶人许下的诺言，她竟也觉得自己应受之约束。这是因为在上帝面前做的每个承诺都约束着她，不论承诺的对象究竟是谁。她也因此不能自由地在起了疑心的费迪南面前揭露这场阴谋的真相。严苛的道德感让她不得不屈服于男人们的阴谋诡计。秘书乌尔姆对此一清二楚。当首相反驳说强迫的誓言结不出什么果子时，乌尔姆回答道：“大人！我们的誓言什么用也没有，可这一类人的誓言却价值连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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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人”正是臣民，而路易丝同样属于其中。席勒就是这样描绘她的，当然，也带上了一切能引起人们对她同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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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剧中，没有一个角色是自主或自由的。《阴谋与爱情》的世界就像一部社会机器，激情与思想仿佛齿轮般紧紧咬合；由它们所推动的社会命运的机械装置，导致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果。席勒将这一社会过程搬上了舞台，诸多角色在其中发挥作用，可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能有意识地掌舵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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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台机器把控得最熟练的是秘书乌尔姆，他是邪恶的化身。不过他也未能得偿所愿，即便用了各种压迫的手段也无法赢得路易丝，到头来还是落入法网。但他却像弹奏钢琴一般，娴熟地玩弄他人的弱点，懂得以此控制旁人，将之作为工具为己所用。乌尔姆清楚地知道如何对待那些人物才是操纵他们的最好办法。他的统治艺术关涉的是人类心中种种不自由的方面，他对这些不自由如何运作早已了如指掌。他意识到相对于费迪南，路易丝与她的父亲更加亲密，而她也绝不会背弃自己的誓言。他发现费迪南的爱情专制很容易受到怀疑的攻击，还发现费迪南不是个贵族登徒子，而是在爱情中像市民阶级一样要求纯洁，即要求所爱的姑娘珍惜声誉、未受玷污。所以只要给那个姑娘泼点脏水，就能搞定费迪南。他也能向父亲建议该如何对待儿子。他对首相说，像费迪南那样的性格，“永远不能把他视为心腹，也永远不能使他成为敌人”。[39] 但既然现在首相已把他儿子牵扯进自己这桩阴暗的密谋中来了，就别无选择，必须防止费迪南与自己为敌。若是首相摆出父亲的架势，乌尔姆说，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他必须得换一种策略。乌尔姆建议他结合父亲的温柔与宫廷的权谋。通过这种手段，首相也曾短暂地在他儿子身上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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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全剧的反派正是乌尔姆这个卑鄙小人。他是操控社会机器的大师，熟知整个齿轮传动的结构，更知道应该给哪儿上点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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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降临的最后一幕，每个人都试图推卸自己的罪责。费迪南不愿成为唯一的凶手，所以指控他的父亲——首相。首相则把责任推给了乌尔姆。但在最后的瞬间，乌尔姆却展现出E. T. A.霍夫曼[40] 之后所创造的真正恶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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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剧就这样作为对由爱情串联起的存在巨链的悲剧戏仿而落幕。所有人都在罪责的关系网中相互联结，而最后一环则是乌尔姆。他“恶毒地”放声大笑：“我要把重重黑幕抖搂出来，听到的人们都会起鸡皮疙瘩。”[41] 于是在这座象征世界的舞台上便清晰地展露出：这个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充满着不详，而爱情则是权力游戏中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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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正是把这样一部剧作装入行囊，于1783年7月27日抵达了曼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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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 Ⅰ，S.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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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 Ⅰ，S. 732. 语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第四幕第十四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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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it. n. Berger 1924，Bd. Ⅰ，S.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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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尼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缩写VOC），是17世纪初尼德兰商人为了开拓东南亚与南亚市场而成立的垄断组织，由尼德兰政府背书并授予特权，在从事商贸之外进行殖民活动。主要港口为以尼德兰的拉丁语名命名的“巴塔维亚”（Batavia）城，即今天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首都雅加达（Jakarta）。锡兰（Ceylon）即今天的斯里兰卡（Sri Lanka），爪哇（Java）则是印度尼西亚四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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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reicher 1959，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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