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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还用一种愿景吸引着“德意志协会”的众位先生们：只要有了一座“民族剧院”——不如就在曼海姆？——“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民族”。[40] 但协会的先生们却不为所动。他们并没有和剧院合作，也没有给席勒任何支持。1784年8月末，他的合同到期，未获延长。他不得不认定，自己已被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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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被辞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斯图加特。他的债主们闻风而动，要求席勒即刻偿还所有欠款。待清偿的还是席勒于1781和1782年为了能自费印刷《强盗》和《一七八二年诗集》[41] 所借的钱。这笔钱还没有还上。一位下士的妻子曾为席勒介绍了一笔借款，并为他担保，现在却在债主的逼迫下不得不逃到曼海姆。在斯图加特，还有传言说席勒帮她伪造了外汇。席勒的处境着实令人绝望。他的父亲也同样为他担保，现在也有被卷入这桩丑事的危险。父亲给他支援了一笔钱，却是杯水车薪。他给儿子写了许多充满责备与苦涩的信。“没有到手的薪水必定会出意外或事故，只要你还在寅吃卯粮，就会一直有麻烦缠身。”[42] 儿子抱怨他倒霉的命运，但父亲却回了他一顿批评：“我亲爱的儿子，你还没有真正和自己斗争过，把你的不情愿归咎于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太没有礼貌，大错特错。”满是怨言的父亲让儿子好好反思：“如果你留在这儿，就根本不会陷入任何窘境；倘若你当初更多地留在中庸的道路上，而不是想要做划时代的英雄，肯定会更快乐，对自己更满意，也会对世界更有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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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再有心，父亲也帮不上忙了，他已经给出了最后一分钱。最终帮了席勒一把的，是他的房东水泥师傅安东·霍尔策尔（Anton Hölzel）夫妇。席勒曾医治过他们的儿子，将他从重病中救了回来。二人给了席勒一笔钱，使他得以先稳住最难缠的几个债主。逃到曼海姆的下士太太终于可以重回斯图加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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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那里，席勒也欠下了不少债。她为席勒在鲍尔巴赫的逗留以及返回曼海姆的旅程预支了一些钱。又因为这些钱不够用，她还在一个放贷人那儿为席勒作了担保。但此人一听说席勒的困境，就去纠缠亨莉埃特，而她现在也友好但坚决地要求席勒偿还债务。席勒又羞愧又绝望，不敢动笔给这位好友写信，承认自己生活困难。直到几个星期之后，到1784年10月8日，他才向她坦白了自己绝望的处境：“不幸的命运还是摧毁了我们的友谊，还是强迫我在您眼中成了不知感恩的卑鄙小人；我从来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对您的想念曾经总是给我快乐，可它如今却在提醒我的无能，成为折磨的源泉。您的模样在我的灵魂中一出现，我的眼前就浮现出我不幸命运的全部画面。我害怕给您写信，因为我能给您写的不是别的，始终不是别的，只有永远的那句：请您对我有耐心。”亨莉埃特的确在耐心等待，她成功地让那个鲍尔巴赫的放贷人暂时消停了下来，尽管她自己也依赖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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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百般困厄中，席勒于1784年5月末收到了一份来自莱比锡的匿名包裹。四位陌生的朋友，两男两女，聚到了一起，匿名寄了自己的肖像，更在一封信中表露了对诗人发自内心的崇敬。席勒后来才得知四人的名字：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德累斯顿高等教会监理会（Oberkonsistorium）顾问；他的未婚妻明娜·施托克（Minna Stock）；她的姐姐朵拉[44] ；以及朵拉的未婚夫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Ludwig Ferdinand Huber）[45] 。科尔纳附上了为《强盗》中阿玛莉亚唱的歌所谱的曲子，而明娜则添上了一个亲手缝制的钱袋。他们在信中写道：“在这个时代，艺术越来越自甘堕落，成为有钱有势的登徒子可以买来的女奴；但有一位伟人就在此时挺身而出，将人类现在还能做到的展示出来，使人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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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席勒在日后给科尔纳的信中写的那样，他当时倍感羞愧。种种困境已将他的自信压抑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份尊敬。当他在收到包裹半年之后，于1784年12月7日终于鼓起勇气，提笔回一封感谢信时，他为自己的沉默表示道歉，并写道：“收到您的信时……我的心正陷于最悲伤的情绪……我当时的心绪，并不适合第一次出现在像您这样的贵人面前。您对我的赏识当然只是一场愉悦的幻想……因此，我最亲爱的几位呵，我才想要等到一个状态更好的时刻再给你们回信——等到我的灵感到访，等到我在命运的眷顾下拥有更美好的情感之时。”他继续写道，他诅咒诗人的行当，怀疑自己以至于绝望。在这种情绪下，他既不能也不愿提笔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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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初，自信与力量又重新回到了席勒身上。这也是因为在经过重重屈辱之后，席勒终于能再度体验成功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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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有一位亲戚是路易丝·封·梅克伦堡公主宫中的嬷嬷。1784年圣诞，席勒在她的推荐下，被邀请去了达姆施塔特的宫中，当时，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正在那里做客。人们让席勒从他正在创作的新剧《唐·卡洛斯》中朗读几段。朗诵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席勒已经学会如何更有舞台效果地朗读自己的剧本。第二天，他又和魏玛公爵长谈了一次，在席勒的请求之下，大公“非常愉快”地为他授予了魏玛公国顾问的头衔。又是一个只要有“一点儿苗头”就开始“神往”最宏伟的希望的契机。要不干脆离开曼海姆剧院这个不知感恩、只会给他羞辱的地方，前往魏玛？或许他可以在那儿重新开始，再做个作家、做个剧院作家，而且他反正也学过一点儿法律，说不定还能在那儿的宫廷中找个管事的职位，也许这个新鲜出炉、有名无实的顾问，会变成真正的顾问，就在枢密顾问歌德的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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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1785年2月的席勒又充满了自信。2月10日，他在给莱比锡朋友们的信中写道，他现在已经从他的“蠢事”中得出结论，“自然对他有特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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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莱比锡的伙伴们，他还知之甚少；但用他自己信里的话说，他“带着急不可耐的神情”一下子投入了友谊的怀抱，尽管这段友谊暂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呵，在你们面前，我绝不会有任何粉饰；这种冰冷之心的可悲的庇护所，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没见面，但也不是非见面不可，能够互相想象就足够了，而想象告诉他：“这些人属于你，你也属于这些人。”这段前路未卜的友情，这种汹涌满溢的真挚，竟然全建立在臆测与想象之上，难道不是有些疯狂吗？或许吧。但这个热衷于友谊的人却觉得自己不同寻常，他在上文已引过的那封2月10号的信中骄傲而自信地宣布：“自然为部分人拆毁了‘时髦’那无趣的樊篱……”这一句话中凸显的主题，半年之后，将在席勒为他与科尔纳牢不可破的友谊而创作的《欢乐颂》（An die Freude ）中强有力地回响：“你的魔力，重新联结/时髦之剑分开的一切”（在第二版中改作“你的魔力，重新联结/时髦无情分开的一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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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写道，如果朋友们忽然被一股“忧愁”的情绪袭扰，那他们可以确信，就在这个瞬间，一定是“席勒在想念他们”。忧愁？当然，他们是应该再读一遍卡尔·莫尔在多瑙河畔的哀诉了：“你们瞧，所有的人都出来，沐浴在春天和平的阳光之中……所有的人都如此幸福，通过和平的精神互相成为兄弟姐妹！——全世界都是一个家庭……只有我一个人遭到摒弃……永远不配获得恋人充满缠绵柔情的目光——永远永远不会得到知心朋友的拥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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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的那封信结束得很突然。搁置了几乎两个星期，席勒才又一次提笔，像是吹响了冲锋号。他说，他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开启了我生命的新时代”。他不能也不愿意再留在曼海姆：“12天来，我把这个念头藏在心底，就好像这是与世界诀别的决定。人群、关系、土地和天空都叫我反感。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填补我内心的灵魂，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男是女。”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莱比锡找这几位朋友。只有那儿，他们身边，才是他真正的家乡。一旦他去到他们那儿，就能重新找回自己。“我诗意的血管已经堵塞，正如对我先前的那些圈子，我的心早已干涸。您必须重新温暖它们。在您身边，我将两倍、三倍地找回过去的自我，甚至还不止，我亲爱的朋友们呵，我将会幸福……我还从来没有幸福过，因为名声、尊崇和所有其他伴随着作家这个行当出现的事物，都比不上友谊与爱情带来的一个瞬间。”热情裹挟着他，把他带向朋友们。席勒对科尔纳、胡博和两位施托克家的姑娘还没有印象，他将会在莱比锡认识他们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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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月22日的信中，席勒隐晦地提到了一桩情事，这件情事既让他留在曼海姆，又迫使他远离曼海姆：“那些或许会让我心心念念的人和事，习俗与境遇却逼迫我与之分离。”席勒在此隐射的，是他和夏洛蒂·封·卡尔普[48]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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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是个奇女子，整天沉醉于她的梦境与幻想。她是亨莉埃特的远房表亲，婚前是马沙尔克·封·奥斯特海姆女爵（Freiin Marschalk von Ostheim）。她很早便成了孤儿，和她的兄弟姐妹一样被寄养在亲戚家里，生活在城堡或庄园中，孤独而喜欢一个人沉思。她有些忧郁的情绪。在她的回忆录中，这位当时已上了年纪、双目失明的老妪谈起过她的祖母，据说后者在她出生时曾大喊：“你不该来这世上。”这句话决定了她的一辈子，她写道。的确，她不得不忍受多次命运的打击：她景仰也爱慕的哥哥在哥廷根求学时忽然暴毙；她的姐姐爱上了一个平民男子，却嫁给了一个贵族，婚后很快就因相思之苦而离世；另一个姐姐则被逼与被解职了的魏玛宫廷总务丞相封·卡尔普[49] 成婚。接任此职的歌德曾评价此人说，他是个平庸的商人，政治头脑差劲，却是个可怕的人。夏洛蒂则被许配给了卡尔普的弟弟。这个海因里希·封·卡尔普[50] 刚刚从北美回来，他在那儿作为军官为法国效力并与英国作战，现在被派到了兰道（Landau），而夏洛蒂则从兰道来到了临近的曼海姆，以便拜访她崇敬的席勒。她早已多次读过席勒的作品，一口气买了6本《斐耶斯科》，对这本书和这位作者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法军军官的夫人们通常不被允许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军营城市中，夏洛蒂便得以在1784年夏在曼海姆租了一间住处，来到了席勒的近旁。当她于9月产下第一个儿子，却在第二天出现了种种并发症时，正是席勒在她身边，确保她有医生照料。从这天起，夏洛蒂就视席勒为她儿子的救星。后来，在席勒的介绍下，她的儿子被交给了家庭教师荷尔德林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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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分娩后的几个星期，席勒几乎每天都去探望她。我们不知道二人之间是否真的有一段风流韵事。夏洛蒂在回忆录中有所暗指，但她的回忆录并不十分可靠。当席勒在5年后找到另一个夏洛蒂时，夏洛蒂·封·卡尔普将会经历一场灵魂的崩溃。她这样迷狂而爱幻想的人，很可能真的期待过与她最爱的诗人共度余生。席勒将会在15年后给她写信，回忆二人当年在曼海姆共同度过的时光：“当时，您把我精神的命运放在您那友好的心上，尊重我那尚未完全发展、仍在犹犹豫豫地与质料斗争的才华。您之所以看重我，不是因为我当时如何，也不是因为我事实上有些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将来或许会成为的样子、或许会完成的事业。若是我今天已将您当年对我的期望变成了现实，没有辜负您对我的关怀，我就绝不会忘记自己有多么亏欠那段美好而纯真的关系。”（179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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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4年的这个秋天，当席勒与夏洛蒂这段棘手的友情开始之时，他曾写下一首诗，题为《激情的自由思想》（Freigeisterei der Liebe ）[51] 。诗中描绘了道德和来自有夫之妇的诱惑之间的冲突。诗中写道，“美德”无法平息“心中烈焰的驱使”。一生道德高尚的承诺，这个自由思想者已不愿再遵守：“收回去吧，让我犯罪。”于是之后四节就详细描述了要如何“犯罪”。这倒是很有道德的情欲高潮，还要仔仔细细地确保自己有放纵的权利。难道这个姑娘不是被逼入了一桩糟糕的婚事，被逼入了一个“让羞红的自然后悔”的结合吗？屈服于这种违背自然的事情，难道还是美德吗？要求这种屈服的美德，难道不就是暴君，不就是“尼禄”（Nero）吗？诗中坠入爱河的无神论者为了平息情欲的索求，竟与整个道德世界的秩序开战。这个特立独行的浪子不仅扑向爱欲的床笫，更同时冲向神学的战场。到最后，对女性的爱情几乎已被忘却，只剩下慷慨激昂否认上帝的姿态：“哦，在这个上帝面前，让我们紧锁神殿，/没有一首赞歌将他颂扬，/没有欢喜的泪水为他继续流淌，/他永远失去了他的报偿！”[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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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构架是对一个有夫之妇的爱，若是席勒真的与夏洛蒂·封·卡尔普有一段风流韵事，这首诗倒的确很契合。人们通常也是这样解读的，把它视为诗歌形式的自白。但也不是非这样不可。人们还可以把它当作一首角色诗，一首无神论者写的诗，对这个人而言，神学论证看上去几乎比他所爱的女人更加重要。无论如何，作者席勒还是认为诗中有不少情欲的冲动，故而第一次发表该诗时（《塔利亚》杂志1786年第二卷），添上了一段评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人们不应“将一个虚构的爱人之绝望”看作“诗人在表明信仰”。在此诗后来的一个版本（即《斗争》（Der Kampf ）一诗）中，所有易被误解的对某位已婚女性的隐射都被尽数删去，而否认上帝的语调也得到了缓和。另一首作于同一时期的诗歌题为《断念》。在二十节的长诗中，情感被诗意地颠倒，发生了变换：“我也曾生在阿尔卡狄亚……/可是短促的春天只给了我眼泪。”[53] 这是一段对承诺很多却实现寥寥之生活的怨言，形象生动而又滔滔不绝。1784年最后几周的情绪，一定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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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初，席勒终于在心里和曼海姆剧院做了个了结。1月18日，他又经历了一场《阴谋与爱情》的糟糕演出，差得让人上火。这部剧就这样被毫无感情地从头演到尾，演员们忘了词，开始随意即兴发挥。席勒愤然给剧院总监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人们由此可以看出，他现在已无所顾忌。“我们这儿的演员先生们，”席勒写道，“为了自己方便，用优秀的表演拔高差劲的对白，又用差劲的表演糟蹋优秀的对白。”这摆明了是针对演员偏爱伊弗兰的剧本而糟践自己的剧本。“《阴谋与爱情》因为漫不经心的排练……被扯成了破烂。”（178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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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他基本上已经下了决心，要去莱比锡寻找他的新朋友了。最终下决心前往莱比锡的决定则是在2月底做出的。他又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4月初，他与熟人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一一告别。出版商施万那个芳龄十六的女儿，席勒曾几次歌颂过她的动人可爱；她为席勒缝制了一个信袋，眼里噙着泪水，在离别时塞到了他的手中。这让席勒感慨万千。这个很快就拿定主意的男人从莱比锡向她提了亲，然而却被姑娘的父亲给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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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海姆的最后几天，席勒是和他忠实的朋友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一起度过的。1785年4月8日，二人推杯换盏，长谈至午夜。他们制订了一系列计划：施特莱歇尔要重新开始学习作曲，而席勒也再次坚定了他的目标，即“只有在最兴奋激动的时候才迎接缪斯的拜访；怀着全部的热情再度投身于法律学习中去，他期待能凭借法律挣得一种富足无忧的生活状态”。[54] 只可惜这不过是大醉时的计划，席勒再也没有想起过它。但在这最后一晚，两位朋友却为此干杯，用一个拥抱给它盖上印章，“谁也不给对方写信，直到一人成了部长，或是另一人成了乐团指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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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挚友就此别过。他们再也不曾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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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eicher 1959，S.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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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luge 1988，S.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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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典之屋”（Antikenkabinett）又称“曼海姆古典厅”（Mannheimer Antikensaal），于1767年由卡尔·特奥多尔选帝侯下令作为绘画学院的一部分建成，但当卡尔·特奥多尔于1778年迁都慕尼黑时，他将“古典厅”中的雕塑石膏件尽数带走。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得以逐步重建曼海姆古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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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廉·海因瑟（Wilhelm Heinse，1746～1803），德国作家，对艺术颇有造诣，代表作是书信体小说《阿丁盖罗》（Ardinghello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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