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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 Ⅴ，S.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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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A Ⅴ，S. 830.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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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原文作者此处误作“《年鉴》”，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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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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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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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此处原作者误将科尔纳的未婚妻说成朵拉·施托克，而将明娜的未婚夫说成胡博，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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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朵拉·施托克（Dora Stock，1759～1832），德国女画家，明娜·科尔纳的姐姐。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1764～1804），德国作家、翻译家，席勒好友，法国大革命坚定的支持者，曾与朵拉·施托克订婚，但在1792年法国占领美因茨后，与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等德国雅各宾派（Deutsche Jakobiner）共同建立持激进政治立场的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爱上了福斯特的妻子特蕾莎（Therese Forster，1764～1829）并因此取消了与朵拉·施托克的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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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MA Ⅰ，S. 133. 这两句诗，汉语较为熟悉的翻译是“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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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MA Ⅰ，S. 561. 语出《强盗》第三幕第二场，《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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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夏洛蒂·封·卡尔普（Charlotte von Kalb，1761～1849），德国女作家，于1784年在曼海姆认识席勒，二人很快发展出一段亲密关系，但席勒最终与她分手。夏洛蒂命运多舛，其夫其子相继离世，最后双目失明，在柏林孤独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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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约翰·奥古斯特·封·卡尔普（Johann August von Kalb，1747～1814），魏玛贵族，1776～1782年任魏玛宫廷总务丞相，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便以他为模板塑造了“内廷总监封·卡尔普”的讽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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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海因里希·封·卡尔普（Heinrich von Kalb，1752～1806），在驻美洲的法军中任职的德国军人，与夏洛蒂奉父母之命成婚，并不幸福。在法国大革命后失去职务与收入，其后家庭状况每况愈下。他于1806年在慕尼黑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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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MA 1，S. 127～129. 全诗标题为《激情的自由思想——当劳拉于1782年成婚时》，是席勒的“劳拉”组诗之一，很明显地以他与夏洛蒂·封·卡尔普的情事为素材。“自由思想”（Freigeisterei）在18世纪指离经叛道的思想，既可指偏离宗教教义（即无神论），又可指无视道德规范。1800年，席勒将此诗做了删改，重题为《斗争》（Der Kampf ），收入《诗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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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A 1，S. 129. 这四行诗并未收入第二稿（即《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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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A 1，S. 130. 全诗标题为《断念——一段幻想》（Resignation. Eine Phantas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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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Streicher 1959，S.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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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treicher 1959，S.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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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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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莱比锡——科尔纳——胡博——《莱茵塔利亚》——友谊的热情——“亿万生民，一起相拥！”——哲学书信体小说——再论爱的哲学——物质主义的冷水——热情认识现实——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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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正在前往莱比锡拜访他的新朋友的路上。他预感到这将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远方就像未来一样，”他在1785年致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的信中写道，“一个闪烁着晨光的巨大整体横亘在我们灵魂的前面，我们的知觉在其中渐渐模糊，可当彼处已成为此地时，却发现一切照旧，而我们的心仍渴求着错过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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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如此，也将会是如此。他满怀希望地前往莱比锡，走向这“闪烁着晨光的整体”。而当他两年之后迁往魏玛时，回首与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就仿佛是在莱比锡错过了那眼甘泉。在与科尔纳和他的朋友们共度的两年时光的尾声，席勒将会从魏玛写信向留在莱比锡的朋友们坦白：“若是我在离开你们之前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退化，我永远也不会与你们分别。”[1] （17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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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退化”的体验之前，还有过激动、兴奋与热情的瞬间。在莱比锡、戈利斯（Gohlis）、德累斯顿（Dresden）和洛施维茨（Loschwitz）度过的两年是文学上多产的两年：《哲学通信》得以收尾，《唐·卡洛斯》顺利完成，席勒还创作了诗歌《欢乐颂》，开始动笔写作小说《招魂唤鬼者》；但在回顾往事时，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不是创作，而是友谊的幸福。他在1787年8月8日从魏玛寄出的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没有哪一种幸福能比完全享受我们俩的友谊，能比我们俩的存在、欢乐与痛苦那种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融合更确定、更高级。”莱比锡的两年如何开始，就如何结束：一头一尾都是一曲对友谊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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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2月10日，在马上就要动身离开曼海姆前往莱比锡之际，席勒给科尔纳写了一封信：“名声、尊崇和所有其他伴随着作家这个行当出现的事物，都比不上友谊与爱情带来的一个瞬间——因为心在挨饿。”席勒迫切地奔向那段友谊，尽管它眼下只是期待，尚不是现实。他决定前往莱比锡，尽管直到此时，他对科尔纳和胡博的认识仍只是区区两封信。但这两封信就足以让他对他们产生信赖。科尔纳在1785年1月11日写道：“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您的一切，已经足以让我们在收到您的信后，就向您呈上我们全部的友谊；但您还不太了解我们。所以请您尽快亲自前来。这样，有些现在不能写下的话，就可以当面倾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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