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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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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Zit. n. Berger 1924，Bd. 1，S.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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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此处原作者误将科尔纳的未婚妻说成朵拉·施托克，而将明娜的未婚夫说成胡博，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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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朵拉·施托克（Dora Stock，1759～1832），德国女画家，明娜·科尔纳的姐姐。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1764～1804），德国作家、翻译家，席勒好友，法国大革命坚定的支持者，曾与朵拉·施托克订婚，但在1792年法国占领美因茨后，与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等德国雅各宾派（Deutsche Jakobiner）共同建立持激进政治立场的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爱上了福斯特的妻子特蕾莎（Therese Forster，1764～1829）并因此取消了与朵拉·施托克的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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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MA Ⅰ，S. 133. 这两句诗，汉语较为熟悉的翻译是“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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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MA Ⅰ，S. 561. 语出《强盗》第三幕第二场，《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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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夏洛蒂·封·卡尔普（Charlotte von Kalb，1761～1849），德国女作家，于1784年在曼海姆认识席勒，二人很快发展出一段亲密关系，但席勒最终与她分手。夏洛蒂命运多舛，其夫其子相继离世，最后双目失明，在柏林孤独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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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约翰·奥古斯特·封·卡尔普（Johann August von Kalb，1747～1814），魏玛贵族，1776～1782年任魏玛宫廷总务丞相，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便以他为模板塑造了“内廷总监封·卡尔普”的讽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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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海因里希·封·卡尔普（Heinrich von Kalb，1752～1806），在驻美洲的法军中任职的德国军人，与夏洛蒂奉父母之命成婚，并不幸福。在法国大革命后失去职务与收入，其后家庭状况每况愈下。他于1806年在慕尼黑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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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MA 1，S. 127～129. 全诗标题为《激情的自由思想——当劳拉于1782年成婚时》，是席勒的“劳拉”组诗之一，很明显地以他与夏洛蒂·封·卡尔普的情事为素材。“自由思想”（Freigeisterei）在18世纪指离经叛道的思想，既可指偏离宗教教义（即无神论），又可指无视道德规范。1800年，席勒将此诗做了删改，重题为《斗争》（Der Kampf ），收入《诗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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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A 1，S. 129. 这四行诗并未收入第二稿（即《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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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A 1，S. 130. 全诗标题为《断念——一段幻想》（Resignation. Eine Phantas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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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Streicher 1959，S.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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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treicher 1959，S.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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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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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莱比锡——科尔纳——胡博——《莱茵塔利亚》——友谊的热情——“亿万生民，一起相拥！”——哲学书信体小说——再论爱的哲学——物质主义的冷水——热情认识现实——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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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正在前往莱比锡拜访他的新朋友的路上。他预感到这将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远方就像未来一样，”他在1785年致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的信中写道，“一个闪烁着晨光的巨大整体横亘在我们灵魂的前面，我们的知觉在其中渐渐模糊，可当彼处已成为此地时，却发现一切照旧，而我们的心仍渴求着错过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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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如此，也将会是如此。他满怀希望地前往莱比锡，走向这“闪烁着晨光的整体”。而当他两年之后迁往魏玛时，回首与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就仿佛是在莱比锡错过了那眼甘泉。在与科尔纳和他的朋友们共度的两年时光的尾声，席勒将会从魏玛写信向留在莱比锡的朋友们坦白：“若是我在离开你们之前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退化，我永远也不会与你们分别。”[1] （17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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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退化”的体验之前，还有过激动、兴奋与热情的瞬间。在莱比锡、戈利斯（Gohlis）、德累斯顿（Dresden）和洛施维茨（Loschwitz）度过的两年是文学上多产的两年：《哲学通信》得以收尾，《唐·卡洛斯》顺利完成，席勒还创作了诗歌《欢乐颂》，开始动笔写作小说《招魂唤鬼者》；但在回顾往事时，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不是创作，而是友谊的幸福。他在1787年8月8日从魏玛寄出的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没有哪一种幸福能比完全享受我们俩的友谊，能比我们俩的存在、欢乐与痛苦那种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融合更确定、更高级。”莱比锡的两年如何开始，就如何结束：一头一尾都是一曲对友谊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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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2月10日，在马上就要动身离开曼海姆前往莱比锡之际，席勒给科尔纳写了一封信：“名声、尊崇和所有其他伴随着作家这个行当出现的事物，都比不上友谊与爱情带来的一个瞬间——因为心在挨饿。”席勒迫切地奔向那段友谊，尽管它眼下只是期待，尚不是现实。他决定前往莱比锡，尽管直到此时，他对科尔纳和胡博的认识仍只是区区两封信。但这两封信就足以让他对他们产生信赖。科尔纳在1785年1月11日写道：“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您的一切，已经足以让我们在收到您的信后，就向您呈上我们全部的友谊；但您还不太了解我们。所以请您尽快亲自前来。这样，有些现在不能写下的话，就可以当面倾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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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比席勒年长三岁，出生于莱比锡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圣多马教堂（Thomaskirche）的主事与牧师，是一个严格的路德宗信徒，反对儿子对艺术的偏爱，不愿意在自己家招待《强盗》的作者。父亲于1785年逝世，这对儿子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父亲也反对他和“铜板雕刻匠家里的小姐”明娜·施托克的婚事。因此二人只得等到父亲过世后，才于1785年8月成了婚。对父亲等级执念的反抗，又更加点燃了这对新人对《阴谋与爱情》作者的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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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还在他父亲严苛的教育原则之下吃了不少苦头。他本应当去读神学，却拒不从命，启蒙的哲学——他听过加尔弗和普拉特纳的课——让他对父亲的信仰越来越陌生。这个年轻学生找不到方向，从一个专业换到另一个专业，学过古代语言、哲学、自然科学、数学和法学，也投身于国民经济和行政管理学。他劲头十足地深入钻研各种不同学科，但也未曾忽视实践运用。他想成为有用之才。在第一封致席勒的详尽长信中，科尔纳写道：“拓展科学的领域，以此扩大人类支配其周围事物的力量，为人类打开新的幸福之源——这个念头当中确实有些壮美的东西。”（1785年5月2日）作为哲学硕士、法学博士，他于1779年在故乡莱比锡的大学取得教授资格，并立刻被任命为公证人和法官。同年，他又得到大好机会，可以陪同一位年轻的萨克森公爵在欧洲壮游[2] 。他游历了荷兰、英格兰、法国与瑞士，就这样有了某种圆滑世故。1783年5月，科尔纳被调往德累斯顿，获任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兼任农业经济代表团成员。与此同时，他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却有增无减。在父母家里和他的职业圈子中，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消遣，但他却想要将之推入生活的中心。对他而言，艺术就是“一种方法，让一个更好的灵魂生动地呈现在他人眼前，将它们引向高处、引向自身，在他们心中唤醒伟大与善良的种子，一句话：让一切靠近它的，都变得高尚”。[3] 科尔纳对鉴赏懂得足够多，知道自己谱曲与诗歌创作的尝试算不得数。但他却天性善感，能够全身心地深入钻研别人的作品，歌德称他为“接受的天才”。与艺术和艺术家交游是他生命的必需。若干年后，他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我就这样欣赏着你精神的健康和充沛力量……你的存在，在我眼中就是这样，而当我试图把握它时，便感到我自己的存在也更加丰富、更加美丽。”（180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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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尔纳懂得将热情与踏实结合到一起，那么路德维希·费迪南·胡博则太过沉溺于幻想，缺乏使之平衡的脚踏实地。胡博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则是一个醉心法国文化的巴伐利亚文人，把狄德罗算作他的朋友。他从小浸淫在文学世界中，读过各种重要的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作家的作品。这个早熟而极具语言天赋的年轻人十分自信，活在对自己将来伟大的预感当中。但现在他却依靠做些翻译工作的稿酬度日，也尝试当个剧院诗人。席勒将会在《塔利亚》杂志中刊登他的一部剧作《秘密法庭》（Das heimliche Gericht ）。[4] 这部剧曾在曼海姆上演，未获成功。席勒非常欣赏这位小他5岁的朋友的天赋，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弱点。胡博的性格中有些不安分、不稳定的因素，他固然很有才华，然而却有胡乱发展的倾向。正如席勒在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所写，他希望“能帮着引导他精神的各个时期”（1785年7月3日）。首要的是得帮助他找到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位。人们想要安排他去当外交事务部门的秘书，却因为胡博不愿工作而不了了之。胡博与明娜的姐姐朵拉·施托克订了婚，但始终没有成婚，他在这桩人生大事上也缺乏说到做到的决心。他自己虽然始终需要别人的鼓励，却很善于站在朋友们的立场上为他们鼓劲。席勒很珍视他那种极具感染力的鼓舞能力。有一回，席勒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谈起《唐·卡洛斯》的创作，字里行间满是绝望：“为什么我……一仰视莎士比亚，就总觉得头晕目眩。”（1785年10月5日）10月11日，胡博回信说：“别在英国人莎士比亚面前晕眩——德意志的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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