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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夏尔-路易·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5～1755），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x ，1748）中分析了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等三种政治组织形式，认为美德乃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参见《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民主政体的原则”及第五章第二节“在政治的国家中品德的意义”，汉译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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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MA Ⅱ，S. 127.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24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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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MA Ⅱ，S. 121.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076～307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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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A Ⅱ，S. 130. 语出《唐·卡洛斯》第三幕第十场，第3345～334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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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MA Ⅱ，S. 144.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六场，第3646～364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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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MA Ⅱ，S.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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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MA Ⅱ，S. 175.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4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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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MA Ⅱ，S. 175.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46～434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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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MA Ⅱ，S. 174.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15～4316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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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MA Ⅱ，S. 170.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222～422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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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MA Ⅱ，S. 210. 语出《唐·卡洛斯》第五幕第十场，第5256～5257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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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MA Ⅱ，S. 172.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257～425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1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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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MA Ⅱ，S.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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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MA Ⅱ，S.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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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lien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曾积极主张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而在1793年进入“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后更是以捍卫美德之名推行血腥的“恐怖统治”（La Terreur），直到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被推翻并被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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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MA Ⅱ，S.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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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MA Ⅱ，S. 176.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380～4384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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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MA Ⅱ，S. 173. 语出《唐·卡洛斯》第四幕第二十一场，第4287～4289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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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MA Ⅱ，S.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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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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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汉堡的邀约——爱情喜剧——告别挚友——魏玛：著名的蜗牛壳内的世界——魏玛众神——维兰德、赫尔德和其他人——第一次读康德——《尼德兰独立史》——为何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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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曼海姆剧院的种种失望后，为了创作《唐·卡洛斯》，席勒只能设想自己的剧作不是为剧院，而是为读者所写的。而为了找到恰当的情绪，他绝不能幻想剧本有任何上演的可能。必须把难堪的回忆与糟糕的情感挡得远远的。在《塔利亚》杂志上发表的《唐·卡洛斯》残篇上，有这样一则脚注：“几乎不用再说明，《唐·卡洛斯》不会成为一部戏剧。作者大胆地越过了剧院的界限，因此也不再受剧院尺度的评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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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全剧称为一场“行动的对话”，只有在不受“剧场之法则”的限制时，才能发挥出最大效果。但当全剧的尾声已近在眼前时，他还是允许自己设想一场可能的演出。他在1786年夏天请求他的出版商葛勋，接洽一下维也纳的城堡剧院。他从曼海姆演员贝克那儿得知，汉堡的剧院总监施罗德很赏识《塔利亚》上发表的残篇，于是立马给他写信。席勒不知道的是，施罗德早先曾警告过曼海姆的剧院总监达尔贝格要小心席勒，可现在他的确对席勒的评价更加正面。施罗德颇具名望，对当时的剧院生活也是一言九鼎。因此席勒毕恭毕敬地和他套近乎：“我向您承认，我早就在心中幻想最欢愉的希望，即能结识整个德国唯一能将我所有的艺术理想化作现实的人。”（1786年10月12日）他接着写道，由于人们在舞台上对自己的剧本“极为失当的处理”，自己在曼海姆“几乎失去了所有对戏剧的热情”。他希望情况能通过施罗德的影响得到改善。与施罗德合作最能实现浮现在他眼前的舞台艺术理想，因此“我所有的剧作都应当为了您的舞台而创作”。他请施罗德关注《唐·卡洛斯》，同时还预告明年自己会有一部新戏《愤世嫉俗者》（Menschenfeind ）[2] 。他用一段自白着重强调了这一提议：“我怀着急不可耐的憧憬，一直向往着那种舞台，能允许自己的想象力稍稍大胆，不必目睹感觉的自由飞行竟遭到如此惊人的阻碍。对于环绕舞台的木墙以及剧场法则中的其他必要事项为诗人所框定的界限，我现在也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但渺小的精神和贫乏的艺术家还给自己设立了更狭窄的限制，而伟大的演员和艺术家的天才则必须将之超越。我希望能免于此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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