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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很快就回了信。他说，他自己也非常希望能与《唐·卡洛斯》的作者建立起联系。他不仅表示了对作品的兴趣，更邀请诗人前往汉堡，因为在他看来，一位戏剧诗人必须身处舞台所在的地方。我们不清楚施罗德所设想的是一个固定职位，还是较为自由的合作。能得到施罗德的青睐，起初让席勒觉得颇受奉承。但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决定不迁居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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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理由是席勒认为，离真正的剧院太近反而会妨碍他的创作。他现在已很了解自己艺术创造力的条件。“此外也请您相信，”席勒在1786年12月18日给施罗德的信中写道，“如能保有一种幸福的幻想，我对表演艺术的热情就会有很大收获。但只要幕布和纸墙在我工作时让我想起我的界限，这种幻想就会立马消散。首先做完全自由而大胆的尝试，等到整理与修订时再来考虑剧场的限制和惯例，这样始终是更好的选择。”他还在信中承诺明年到访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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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席勒于1787年7月20日动身前往魏玛时，原本的目的地的确是汉堡。他只是想在去汉堡的路上经过魏玛歇歇脚。1787年8月29日，《唐·卡洛斯》在汉堡首演，正如一位观众所言，演出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3] 不过施罗德本人却没有那么激动。或许他还在因为席勒不来汉堡而闷闷不乐。他在1787年11月14日致席勒的信中表示，他至少没有吝惜“苦功夫或是开销”，此外还希望“全剧的时长或许能缩减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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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在1786年秋的招徕，促使席勒重新思考了他现在在德累斯顿的状况。是什么还让他留在德累斯顿？当然，他的朋友，特别是科尔纳。但日复一日，起初的热情也在习以为常中慢慢消散。席勒感到自己停滞不前。“你看，”他在魏玛写信给科尔纳，回顾德累斯顿的时光，“从此之后——对咱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事情做得很少，享受的却很多。”（1787年9月22日）之后，他对德累斯顿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看得更加清楚。1789年3月9日，还是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们为什么得相互分开生活？若是我在离开你们之前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退化，我永远也不会与你们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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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友谊，德累斯顿本身就更不可能留住席勒。他在最初几个月已享受过这座城市的建筑之美与艺术珍宝，但城市的文化生活却让他大失所望。“那儿一片精神的荒漠……德累斯顿人完全是一群肤浅、萎靡、叫人无法忍受的乌合之众，和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让人舒心。他们整天就关心自己那点儿私利，一个自由而高贵的人会彻底迷失在众多饥饿的国民之中。”［致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Charlotte von Lengefeld）与卡洛琳娜·封·伦格费尔德（Karoline von Lengefeld）[4] ，1788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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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早已失去了强者奥古斯特（August der Starke）[5] 时代的那种社会与宫廷的辉煌。王室已经出于政治原因改宗天主教，盲目虔诚与假正经之风盛行。剧院审查越发严格。例如，《唐·卡洛斯》必须做大量删减才能在德累斯顿上演，主要是那些针对宗教裁判所的文字成了文字审查的牺牲品。整个社会生活都停摆了。当席勒在魏玛被人问起，为何离开了美丽的“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他回答说：“平庸的交流造成的损害，比最美的风景和最有品位的画廊所能补偿的要更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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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春天，发生了一件让他开心不起来的绯闻，完全毁了他在德累斯顿的最后几个月。席勒于1787年2月在一场假面舞会上结识了19岁的亨莉埃特·封·阿尔尼姆（Henriette von Arnim）。这个姑娘全城闻名，有不少条件不错的追求者，而且美貌动人：黑色的卷发，雪白的肌肤，还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她选了一套吉卜赛女郎的装束。席勒被她选中，欣然应允，与她跳了一整个晚上。他恋爱了。科尔纳警醒席勒，亨莉埃特的母亲要给她安排一桩更好的婚事，却依旧无法把他劝住。他追求她，少女很享受，但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其他爱慕者。亨莉埃特与席勒商定，她的窗边若是燃起一根蜡烛，就表示当晚无法与席勒见面。可明娜·科尔纳却声称，她发现这个暗号只是为了打发走席勒，好诱惑更受她青睐的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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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激情与嫉妒共同增长。这段关系一直持续了两个月，直到科尔纳说服自己的朋友，暂且先去附近的小镇塔兰特（Tharant）住上一段时间，以便不受干扰地写完《唐·卡洛斯》。4月的天气相当糟糕，席勒在旅店一家供暖不足的房间里，觉得自己就像被丢在了一座“荒芜的孤岛”（1787年4月18日）。他完全没有“诗兴”，拿爱情折磨着自己，不能写作，只能拿英国啤酒消愁，请求德累斯顿的朋友们给他一点读物来对付“可怕的空洞时光”。明娜·科尔纳找到了恰当的东西。她给席勒寄去了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Gefährliche Liebschaften ）[7] 。席勒似乎并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警告，觉得这本书“写得真是太棒了”（1787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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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莉埃特致席勒的书信，有两封保留到了今天。在1787年4月28日的信中，这个19岁的少女形容自己已经历了种种失望，因此决定不再去爱，而只让别人坠入爱河：“我想像大多数男人一样薄情，让自己免于会激起情感的一切，却还要在我周围聚集起一支追求者的大部队。”可她说，席勒完全打乱了她的计划；在他面前，她再也不能保护她的心“免于遭逢爱情”[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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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给亨莉埃特的回信没能流传下来，但从她5月5日的第二封信里可以推想，席勒显然没有把她的第一封信当作爱的表白，而是将其视为承认自己的风流，于是拿她先前的情史去责怪她。但她的回应很自信：“您说这是我的罪过，但您本来也可以批判您自己。”她觉得席勒的举动是一种僭越，因此在信中抗议：“您信中的每一处都向我证明，在您心中，爱情还太过于屈从自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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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互相猜疑，却又离不开对方。5月2日，席勒给她送去了一首诗，把眼前情感的困扰归咎于二人初次靠近的那场假面舞会。“这段生命的一幅惟妙肖像，/一场假面舞会，让你成为我的女友。/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欺骗。/但我们的缘分，在说笑中结下，/有心灵的共通作见证。/……/我们友谊的开始不过是——假象！/接下去的应当是真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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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实却无从寻找。一切都是那么混乱，特别是背后还有亨莉埃特的母亲插手这段感情。她虽然欣赏席勒这位知名的诗人，但并不认为他便是自己日后的乘龙快婿。席勒有所察觉，却始终不愿相信。他折磨着自己，即便是德累斯顿朋友们的鼓舞与命令也于事无补。“打起精神来，该死的！”胡博在5月2日写道，“快把你自己哄回你力量的白昼。不过，国家本来是该给单相思的可怜人一点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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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席勒终于找回了力气，结束了这段痛苦的感情。他避免公开分手，甚至还在信中保留着一点对亨莉埃特的友情。没过多久，她便按照等级要求，远嫁东普鲁士，在一座庄园中生活，丈夫死后才重回德累斯顿，直到1847年方去世，非常高寿。她十分珍重年轻时那段爱情的回忆，总是骄傲地向访客展示席勒的画像。这幅被常青藤环绕的画像就挂在她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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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7月20日，在用《唐·卡洛斯》的书稿与汉堡剧院版本的稿酬偿还了部分债务后，席勒动身前往魏玛。之所以去魏玛，也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依旧不保险。他期待着几年前授予他顾问头衔的魏玛公爵能赏他一口饭吃——要么是像歌德或赫尔德一样有份差事，要么是像克尼贝尔[11] 一样挂个闲职——让他可以投身于写作而不必以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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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刚到魏玛，这种希望便破灭了。他在瑙姆堡（Naumburg）听说公爵已经在同一家驿站换了马，要继续前往波茨坦。也就是说，他暂时不会在魏玛见到公爵，依旧得靠写作维持生计，必须续写稿费优渥的《招魂唤鬼者》这部小说。此外，他还有一部关于尼德兰独立史的著作，刚写了开头几页。席勒原本计划只写一篇关于尼德兰独立的文章，收入《最奇特的叛乱与阴谋故事》的合集中；但他感觉到，从中可以有更大的收获。他于1787年7月21日傍晚到达魏玛，行囊中就有这两份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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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曾被魏玛的文学光芒迷住了眼，那么他快到魏玛的时候就会恼怒地发现，不管从哪个方向来，都得离开方便通行马车的大路而拐上小路。这个德国文化的秘密首都完全处于交通上的死角。通往魏玛的最后一段路，路况差得可怜。席勒在“太子客栈”（Erbprinz）落脚时，全身脏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在车里摇晃得都快散架了。他在当地唯一的熟人就是夏洛蒂·封·卡尔普。他几乎每天都去见她，而她则把席勒引入了城里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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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魏玛的一共约有6000人。虽然在文化上声名斐然，但这里依旧没有失去乡村小镇的风貌。穿着丝绸长袜的剧院观众还能在街上碰见猪群，在陵园的草地上还放牧着牛群。各家门口的粪堆也是市景的一部分，在夏天吸引着成群的蚊虫，因此条件更好的市民才会逃向周边的温泉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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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更好的市民”都围绕着公爵的宫廷：首先是宫中官员、大臣、内廷顾问、宫女、有头衔的教士，然后还包括政府与警察等部门的公务员，宫廷乐团及剧院成员，教师、医生、药剂师、律师——他们有别于手工业者、农民和短工。无论社会分层如何细致，对一个带着很高期望踏入这座著名城市的外人而言，原先的大世界倏然缩水成了乏味的小地方。“在魏玛，”一份当时的游记写道，“人们徒劳地寻找一座都城中应有的欢快纷繁或是喧闹的感官之乐；这儿喜爱闲暇的人太少，家境殷实、可以在无用的消遣中自我放纵的人也太少；根本不需要警察，更不需要什么秘密警察，整座城市之小，以及惯常的生活方式，就把每个人都置于宫廷的监管之下……只求享乐之徒很容易把魏玛视为一个悲伤的地方。人们白天都在工作，即便是那些不用干活的少部分人，也羞于被当作游手好闲之徒……一到六点，人人都赶去剧院；称之为一场大家族的聚会，倒是很恰当……演出大概九点结束；可以想见，到十点钟，每个酒馆老板都已睡得很深，至少也是在他的四面墙内安安静静地度过整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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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魏玛在定期举办的集市中回归它的乡村本真，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才会活跃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洋葱集市，还有席勒初到不久便赶上的丰收节。人们用绿叶装点屋子，畅饮美酒，在街上载歌载舞，到处都能闻到大葱和芹菜的味道。而木材集市也办得很热闹。来的甚至还有富有的荷兰造船厂主——对于正在创作《尼德兰独立史》的席勒而言，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会面。每个月都会在雅各教堂门前举办一场猪集，让住在边上的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赫尔德很是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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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才刚到魏玛不久，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在这些定期举办的乡村欢庆集会的间歇，魏玛从近处看就是一个“蜗牛壳内的世界”。贵族的小团体为其社会地位而骄傲，不与旁人来往；市民与小市民的圈子亦是如此。人们到处炫耀荣誉，这些荣誉或许是因为表现听话或者在要求之前就服从，从社会的上空像雨一样掉下来的。对头衔的癖好和乱封顾问的现象，魏玛比别处更加严重。“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访客说，“始终只听见宫廷顾问维兰德、枢密顾问歌德、副首相赫尔德。”[13] 幸好，席勒现在也可自称“顾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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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世界就夹在宫廷与市民世界之间——而即便是这里，也有蜗牛壳、党争和派系。到处都树起了旗帜，同一派的就在旗下集合。维兰德与赫尔德分别是两派的头目，二人互不来往。只有仍在意大利的歌德，遨游在所有人上方：克内贝尔是他的代理人，定期把朋友们聚集到歌德的花园别墅中来纪念他。维兰德则总向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14] 献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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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夏洛蒂·封·卡尔普，席勒在最初几天就结识了好几位伯爵、内廷大臣和宫中贵妇，其中就包括封·伊姆霍夫夫人[15] ，她是封·施泰因夫人[16] 的妹妹。伊姆霍夫夫人为席勒介绍了一个住处。他和夏洛蒂一起游走于魏玛的上流社会。在7月2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自己像“晕头转向”了一样：“我不得不把整个人分散到这么多人际关系中，在每一段关系中还都必须完全在场；这些关系吓跑了我的勇气，让我感到自己本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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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终于见到“魏玛众神和偶像崇拜者”时，也像初次登台一样忐忑不安。“我拜访了维兰德，”他在7月24日的信中写道，“穿过一群可爱的孩子和小不点，才能见到他。我们初次见面就仿佛早已相识。一个瞬间就决定了一切。我们得慢慢开始，维兰德说，我们要多花些时间，成为对方需要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中，就为我画好了我们未来关系的走向；而让我高兴的是，他不是将之作为短暂的相识，而是一段为了将来而延续并成熟的关系。我们二人直到现在才认识，让他觉得非常幸运。我们要这样做，他对我说，谈话要互相诚实而坦率，就像人和他的守护神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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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与他的大家庭一起生活在魏玛附近的奥斯曼施泰特（Oßmannstedt）镇上的一座庄园里。他是温和的一家之主，总戴着一顶天鹅绒小帽。他膝下子女众多，而当他情绪不错或是谈话的主题吸引他时，他自己也表现出些无忧无虑的孩子气。他对席勒说，他俩的年纪也没差太多：席勒比实际年龄要成熟10岁，而他则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维兰德的情绪变化无常，这也是孩子气的一部分。他可以几乎带着哭腔抱怨，人们在他“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忘记他了。席勒不得不安慰他，让他想起他的重要意义一直持续至今。维兰德毫不羞怯地坦承自身弱点与自我怀疑。尽管他有时也会惊诧、否认乃至自傲，但他的调侃缓和了这一切。这是一种友好的而非恶意的讽刺。维兰德说话还带着些施瓦本口音，让席勒听着很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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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自打学生时代起就崇敬维兰德。这位诗人、杂志主编、记者、翻译家、檄文作者和太子太傅为德语文学带来了广度，教会它法国的优雅与精神、古典的造型与生活艺术。他可以一边轻浮，一边又具有教育意义。他不理会精神上的分工，用哲学方式对待文学，用文学方式对待哲学。正是他的著名译本，才让莎士比亚在德国真正家喻户晓。他不害怕命运与性格的黑暗深渊，但接近它们之时却带着轻松淡然的意识，就好像一个懂得传播光明的人，不介意偶尔被人批评肤浅。他憎恨蒙昧主义，厌恶任何一种局限，颇为自信地称自己是个“世界主义者”。他是个优雅的启蒙者。他不允许宗教教条主义者或粗鄙的物质主义者破坏他的自由理念。他喜爱可以亲身体验的真理，因此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才会在1772年将此时已声名远播的教育小说《阿迦通》（Agathon ）的作者召至魏玛，辅导太子学业。于是他便在魏玛为接着到来的伟大精神——尤其是歌德与赫尔德——铺好了路。维兰德才是古典主义魏玛的真正奠基人。他领着一笔可观的终身年俸，是公爵出于对他的感激与尊重而首肯的。这位充满智慧与善良的老人在魏玛社会的活动畅通无阻，甚至能被允许在公爵夫人的沙发上酣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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