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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72 通过夏洛蒂·封·卡尔普,席勒在最初几天就结识了好几位伯爵、内廷大臣和宫中贵妇,其中就包括封·伊姆霍夫夫人[15] ,她是封·施泰因夫人[16] 的妹妹。伊姆霍夫夫人为席勒介绍了一个住处。他和夏洛蒂一起游走于魏玛的上流社会。在7月2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自己像“晕头转向”了一样:“我不得不把整个人分散到这么多人际关系中,在每一段关系中还都必须完全在场;这些关系吓跑了我的勇气,让我感到自己本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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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74 当他终于见到“魏玛众神和偶像崇拜者”时,也像初次登台一样忐忑不安。“我拜访了维兰德,”他在7月24日的信中写道,“穿过一群可爱的孩子和小不点,才能见到他。我们初次见面就仿佛早已相识。一个瞬间就决定了一切。我们得慢慢开始,维兰德说,我们要多花些时间,成为对方需要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中,就为我画好了我们未来关系的走向;而让我高兴的是,他不是将之作为短暂的相识,而是一段为了将来而延续并成熟的关系。我们二人直到现在才认识,让他觉得非常幸运。我们要这样做,他对我说,谈话要互相诚实而坦率,就像人和他的守护神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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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76 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与他的大家庭一起生活在魏玛附近的奥斯曼施泰特(Oßmannstedt)镇上的一座庄园里。他是温和的一家之主,总戴着一顶天鹅绒小帽。他膝下子女众多,而当他情绪不错或是谈话的主题吸引他时,他自己也表现出些无忧无虑的孩子气。他对席勒说,他俩的年纪也没差太多:席勒比实际年龄要成熟10岁,而他则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维兰德的情绪变化无常,这也是孩子气的一部分。他可以几乎带着哭腔抱怨,人们在他“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忘记他了。席勒不得不安慰他,让他想起他的重要意义一直持续至今。维兰德毫不羞怯地坦承自身弱点与自我怀疑。尽管他有时也会惊诧、否认乃至自傲,但他的调侃缓和了这一切。这是一种友好的而非恶意的讽刺。维兰德说话还带着些施瓦本口音,让席勒听着很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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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78 席勒自打学生时代起就崇敬维兰德。这位诗人、杂志主编、记者、翻译家、檄文作者和太子太傅为德语文学带来了广度,教会它法国的优雅与精神、古典的造型与生活艺术。他可以一边轻浮,一边又具有教育意义。他不理会精神上的分工,用哲学方式对待文学,用文学方式对待哲学。正是他的著名译本,才让莎士比亚在德国真正家喻户晓。他不害怕命运与性格的黑暗深渊,但接近它们之时却带着轻松淡然的意识,就好像一个懂得传播光明的人,不介意偶尔被人批评肤浅。他憎恨蒙昧主义,厌恶任何一种局限,颇为自信地称自己是个“世界主义者”。他是个优雅的启蒙者。他不允许宗教教条主义者或粗鄙的物质主义者破坏他的自由理念。他喜爱可以亲身体验的真理,因此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才会在1772年将此时已声名远播的教育小说《阿迦通》(Agathon )的作者召至魏玛,辅导太子学业。于是他便在魏玛为接着到来的伟大精神——尤其是歌德与赫尔德——铺好了路。维兰德才是古典主义魏玛的真正奠基人。他领着一笔可观的终身年俸,是公爵出于对他的感激与尊重而首肯的。这位充满智慧与善良的老人在魏玛社会的活动畅通无阻,甚至能被允许在公爵夫人的沙发上酣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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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80 看到这位来自比贝拉赫(Biberach)的前市政文员显然已登上了德国精神生活的奥林匹斯山巅,卡尔学校的学生们自然充满了同乡的自豪。维兰德就是他们的英雄、他们的榜样。对于席勒亦是如此。他曾将《强盗》寄给维兰德,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他从旁人口中听说,维兰德觉得这部剧很差,但作者却很有才华。至于之后的作品,席勒同样非常重视维兰德的评价。因此,他才会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盼望着与维兰德的见面。于是他现在便能亲身体会维兰德是如何平等地对待他。他骄傲地对科尔纳说,“与魏玛巨人们的深入交往”甚至改善了他对自己的评价(1787年7月28日)。而另一个帮助他改善自我感觉的巨人,正是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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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82 赫尔德初次接待他时就没有说那么多好话。“他招待我,”席勒在1787年7月24日的信里说,“就完全像在招待一个只略曾听闻过的人一样。我估计他自己还没读过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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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84 赫尔德很有礼貌,不久更是相当热心。不过,他还是维持他的尊严,注意与人保持距离。他的谈吐很有思想,说起话来是这样流畅而美妙,就如同他的行文。人们可以发现,他也爱听自己说话。即便是在某个瞬间的灵光一闪,他即兴发挥的意见,听着也像是经过深思熟虑一样。他的知识多得令人惊讶,但绝非半瓶子醋。他把一切相互关联起来的能力堪称大师,尽管这种联系更多的是音乐性而非系统性的。让他感兴趣的是事物间的共鸣而非逻辑推导。席勒承认能一连几个小时听这个男人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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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86 令人讶异的是,这个通晓一切的人,这个共情的天才,这个言外之意的阐释者,居然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中是如此的极端。“他的感情,”席勒写道,“只有恨或爱。”(1787年7月24日)他“以一种近乎神话的方式”爱着歌德这位斯特拉斯堡时代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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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88 当时是1770年的秋天,两人在“精神之家”(Zum Geist)客栈的楼梯间偶然相遇。歌德之后会在《诗与真》中描述,此人的头发扑满了粉,用别针一直别到发髻,看上去仿佛一位教士;他登楼梯的样子相当优雅,潇洒地把黑色丝绸大衣的下摆塞在裤兜里。[17] 彼时的歌德还是听讲者,是学生。在这个长他5岁的人面前,他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他。但是这并没有让歌德感到不快,因为赫尔德举手投足间充满智慧,并没有好为人师,而是热情洋溢,甚至有些过度激动。正是赫尔德为天才正名,鼓励人们更多地追随“自然”而非规则。赫尔德对语言的爱极富感染力,在与歌德共登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时,这两位朋友萌生了出版文集《论德意志的特色与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18] 的念头。后来,这部作品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奠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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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90 时任比克堡(Bückeburg)宫廷牧师的赫尔德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于是歌德在1776年将他聘到魏玛,担任首席牧师。歌德以为自己给他找了份闲差,但事实上,首席牧师的工作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赫尔德要负责公爵领地内的牧师、教师、掘墓人、唱诗班领唱和管风琴手。他是学校教学计划的最高监督,人们期待他的视察、监督和检查。他是行政管理者,是精神导师,是牧师,却更想成为一位作家、哲学家、神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和批评家。他的确也喜欢与他的职位和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但他更爱思想的权力与雄辩的魔法。于是,他整个人就渐渐地被烦闷的阴影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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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92 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在席勒面前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的糟糕处境。他有一回曾说,教会的人觉得他思想太过自由,而有思想的人却觉得他太像个教士。他没法让任何人满意。他爱歌德,但也嫉妒他。歌德才用不着为这么多小事烦心,而且如果工作真的太辛苦,他还能跑去卡尔斯巴德,或者就像现在一样跑到意大利。赫尔德敬佩歌德敢踏出如此大胆的一步,同时也很生气。他自以为歌德离了他不行,可现在歌德居然把他一个人丢下。当歌德于1788年夏从意大利返回魏玛时,赫尔德做好了安排,自己也立马动身前往意大利了。他非得和朋友扯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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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94 无论如何,赫尔德都爱着歌德——同时厌恶康德。这一点,席勒在二人第一次见面时也同样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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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96 赫尔德曾跟着康德学习,起初也是他的好友。只要前批判时期的康德讲授的是关于宇宙起源、太阳系和地球的宇宙学猜想,以及人类学、民族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赫尔德就觉得自己与他精神相通。可是当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开始为知性划定界限、降低直觉的意义,二人便逐渐分道扬镳。康德严肃地捍卫理性的原则,赫尔德则青睐直观的富足,让他的直觉引导自己。康德要求、也给出了严格的概念,赫尔德则沉醉于譬喻和类比。在赫尔德那里是语言的盛典,而康德则尖刻地扯碎了招魂唤鬼者的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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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598 二人的差别在70年代中期就已可见。当时正值赫尔德的著作《人类最早的文献》(Älteste Urkunde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 )出版。正如他自述的那样,他在书中是作为一个“神学浪荡子”出场的。他相信自己在《圣经》的起源中找到了流传下来的一种更古老的神话秘符。它强有力地将赫尔德引向了历史记载的起源。而康德则对此不屑一顾,他在一封致哈曼[19] 的信中以略带讽刺的谦虚写道,哈曼得给他解释一下,他的朋友赫尔德究竟想的是什么。“但如果可能,请用人类的语言。我这个可怜人,”康德继续说,“还没有按照直观理性的神性语言准备好。人们按照逻辑规则、用平庸的概念给我一个词一个词拼写出来的东西,我大概还能理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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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00 但赫尔德不会就此停止在人类历史的伟大叙事中参考“直观理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没过几年,赫尔德就发表了《人类历史哲学随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 e der Menschheit )。[21] 当席勒于1787年见到赫尔德时,这部巨著的前三部分已经出版。它开启了德国的历史哲学,立刻引发了极大轰动。现在,赫尔德与康德之间的对立就彻底明朗了。赫尔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只读出了“空洞的辞藻”或“警察式的禁令”。与一代人之后的黑格尔一样,他也批评康德,害怕错误本身也是一种错误。他不想被认识论的先决条件束缚住手脚,而是直接面对“事物”。在他看来,“事物”就是:人类自动物界的进化,通过躯体结构阐明精神,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文化,以及人类生活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认识的器官,对赫尔德而言是直观、直觉和语言,而康德则认为是经过规整的知性之范畴以及理性之原则——被认识的世界正是凭借这些范畴与原则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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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02 在席勒见到赫尔德前不久,康德发表了对赫尔德《片论》第一部分的批判。康德的批评言辞讽刺,内容更是毁灭性的。在康德看来,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写道,书里谈到“完全超乎可观测的自然学说”的自然力[22] ;赫尔德不如观察一下“定义概念时的逻辑准确性”,给他的“想象力”套上缰绳[23] ,对不可思议的事就别用更不可思议的方式去解释。康德认为,赫尔德没有理解哲学的真正任务,即“剪除而不是催生过于繁茂的小树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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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04 因此,席勒在记叙他拜访高等教会监理会时才会说:“赫尔德憎恨康德。”(1787年7月24日)就对历史的理解而言,席勒更偏向于赫尔德这边。但这并不会阻止他研习康德,并从中为自己的历史著作汲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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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06 在席勒初到魏玛的头几周,主要是妇女们追问他《招魂唤鬼者》的后续,可他眼下却没什么兴趣接着写下去。写作《尼德兰独立史》这部历史书籍倒很对他的胃口。到了1788年10月,写好的文稿就已如此丰富,以至于他建议出版商克鲁休斯[25] 干脆出个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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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08 历史让他着迷。不只是尼德兰独立这段历史,更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经济动机,一个是心理动机。科尔纳劝他别写历史,催促他回归文学;但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对此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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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10 心理动机:早在创作《唐·卡洛斯》时,席勒就曾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即便是在最好的土地上,野蔷薇也结不出梨子,但梨树在空荡荡的土壤中同样无法生长。我们的灵魂不过是培养瓶,天地元素必须先往其中加入物质,才能让这种物质生长出饱满多汁的绿叶。”而这种物质便是他每天都越加珍视的“历史”。之所以选择历史,是因为它为席勒提供可以依赖的“事实”;他已经注意到,“我们想象力的虚构远远不具有权威、得不到我们的信任,因此无法提供……长久的坚实基础”(178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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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12 为了创作《唐·卡洛斯》,他详细学习了历史,但到头来还是得依靠自己的想象。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历史里找不到,只能自己幻想。这让他筋疲力尽。“现在的我,是我经常性不自然地绷紧自身力量的结果。每天的工作都很沉重——因为我写得多。我的产出与接收到的不成比例。这样下去,我有把自己写到油枯灯灭的危险。”(致科尔纳,17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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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14 写完《唐·卡洛斯》以后,席勒觉得自己被掏空了。他一开始不愿相信,因为新生活、新环境和魏玛的“众神与偶像崇拜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让他兴奋。“首先,”他在1788年1月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真的越来越少关注自己,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当他终于意识到已经把自己“写空了”的时候,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能使产出与接收之间、想象与接受之间、思考与学习之间的比例更为协调。所以他才选择写历史:“有些工作,学习占一半,思考占一半——写一部戏剧我用不着书,却需要我的整个灵魂和全部的时间;而写一部历史作品,书籍就贡献了一半的材料。我为这两者投入的时间几乎一样多,但写完一部历史作品,我能扩展既有理念,接收新理念;写完一部剧,却要失去不少。”(17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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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16 经济动机:因为他要一边写作一边学习,就必须注意“让学习本身也帮我赚些钱”。故而他得想出一部历史作品,能吸引更大的读者群体。到目前为止,整个德国还没有这样的书籍。于是席勒便创立了一种文学上高要求、学术上又富有内涵的历史书写方式。席勒在《尼德兰独立史》的前言中写道:“只要我的这次尝试能让一部分 读者相信,一段历史可以写得既忠于史实又不必考验读者的耐心,只要它能让旁人相信,历史既能从一门相关的艺术中获得借鉴又不必因此变成小说,就可算是非常成功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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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18 科尔纳担心,席勒会因为与现实过于紧密的联系而无法再度诗意地振翅飞翔。但席勒十分自信地回应道:“在一个伟大的头脑中,每一种对象都能够变得宏伟。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头脑,就能在历史学中实现伟大。”(17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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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6620 1787年10月24日,席勒在夏洛蒂·封·卡尔普家中朗诵了手稿的选段。维兰德也在场。10月26日,席勒在给胡博的信中写道:“他被书稿深深吸引,断言我生来就是写历史的。他热情地拥抱了我,宣布在历史的体裁中没人在我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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