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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兰德的热情给了席勒一针强心剂，也证实了他的预感，即或许能借助这项工程完成一桩大事。他不假装谦虚，在给胡博的信中点明了自己作品的优点：文笔“优美而高贵的风格”，整理材料时“像驴一样勤恳”，对发挥作用的历史之力的“清晰分析”——以及“哲学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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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席勒历史作品独一无二的特征。关于“优美而高贵的风格”：在席勒之前，还没有人用这种文学大师的笔调写过历史。他把《唐·卡洛斯》的诗行中那种对韵律的感觉带入了散文之中，只要读一读下面这段关于尼德兰人民的句子就能发现：“这个民族在富足的幸福闲暇摆脱了需求缩手缩脚的小圈，学会了追求更高的满足。”[27] 说《尼德兰独立史》是德语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一点儿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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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成，得感谢“驴一样勤奋”地对当时可以取得的资料的彻底整理，即便席勒理所当然地参考过先前的著作。他在前言中写道，自己自然乐意从“一手材料”中得出一切，“重新创作”这段历史，“独立于那些有思想的前辈将之流传至今的形式”。[28] 但这样一来，他要花在上面的就不是短短几年光阴，而是整个生命。席勒想要讲述的是自由在过去的胜利；但他不想做个编年史家，成为历史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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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清晰分析”，席勒以古典时期的历史写作，尤其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29] 作为标杆。像修昔底德一样，席勒也将历史之趋势与动力浓缩到若干突出人物身上，为他们作了精彩的肖像画。正是这些人物间的对话展现了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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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令席勒得意的还是“哲学阐述”。之所以具有哲学性，是因为他以理念之光阐释历史。这些理念中有一部分是他在历史中发现的，另一些则是他在时代精神的启发下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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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历史哲学野心让他身处众多志同道合者之中。自从维柯[30] 、培尔[31] 、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最近的赫尔德与康德以降，历史已经得到了哲学的升华。虽然在一代人之后，浪漫派将会声称启蒙运动对历史没有任何概念。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对。当席勒着手对尼德兰独立史作“哲学阐释”时，可以依靠一种历史哲学思考的传统。这一传统有两种基本倾向，最近在德国表现为赫尔德与康德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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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即赫尔德的倾向，是从人类的自然天性出发；而康德所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则将理性，也就是自由置于中心。但二者均在历史中看到一种发展，只不过一种是人类的自然史，而另一种是人类的理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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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学校求学的岁月，作为医科学生以及弗格森读者的席勒首先接触的是人类自然史的理念。其出发点是坚信人类乃是一种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本能更弱、意识更明朗。自我保存的冲动、与自然交换和斗争的必要，都将人类等同于其他生命体。但在人类身上，自我保存的斗争发展了他的意识的自然基础。他变得富有创造力，成了一个会制作工具的动物，能够改变自己、改变自然，同时塑造他的文化。人学会了用社交的形式约束并优化自我保存的天然冲动。正因为他不再被本能牵着鼻子、在生命的实现中来回绕圈，人就有了历史，就开始创造历史。创造他的历史与他创造的历史——二者共同形成了人类的自然史。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自然史？年轻的席勒在他的毕业论文中，用短短几句有力的话做了描述：“一种内在而积极的自然冲动，以及对母性环境的需求，教会我们的祖先想得更大胆，帮他们发明了房屋……这儿又是新事物、新危险、新需求、精神的新奋斗。动物冲动的碰撞让部族与部族反目，将生铁打造成刀剑，诞生了冒险家、英雄和暴君。城市得到加固、国家得以建立，随着国家又产生了市民的义务与权利，产生了艺术、数字、法律、狡猾的牧师——和神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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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史—物质主义的方法教会席勒，在撰写尼德兰历史时同样要关注气候、地理、经济、文化与政治事件的相互交织。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为主线来阐释历史，也是赫尔德的方法。因此席勒才会在二人初次见面时，就感受到他们之间有“共同点”（致科尔纳，178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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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认为人类是一种动物，而自然或上帝——二者在赫尔德看来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则赋予了人类任务：“你从天性中能创造出那些高贵与杰出之物，就创造吧；我不能借助奇迹为你撑腰，因为我已将你作为人的命运交到你作为人的双手之中。但我所有神圣而永恒的自然法则却会助你一臂之力。”[33] 成为人的任务是作为自然的升华而得以实现的。对赫尔德而言，人性就是真正的自然性，是人类亲自开启的一场进化的成果。在这里，人类的整个历史不过是宏大的自然史中的一章，或许是胜利的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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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人性”的思想还很模糊。赫尔德谈的都是“自行起作用的自然”、“自由行动的范围”、“可理解性”、“恰当”与“优雅”。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幅各种力量和谐共生的有机图像。而正是康德在他对赫尔德《片论》的书评中，批判性地指出这种将人性理解为有机体的表述。康德写道：“人类灵魂的精神性质、它的持久性以及趋向完善的进步，都应从与物质的自然构造尤其是与它们的机体进行类比而得到证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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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对人性的有机理解，席勒并不陌生。创作《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书信时期的爱之哲学，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但在初次见到赫尔德后不久，席勒就读了康德本人的历史哲学纲要，即《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Ideen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35] 。维兰德的女婿卡尔·莱恩哈特·莱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36] 是耶拿著名的康德哲学传播者。当席勒告知他自己正在专攻历史时，正是莱因霍尔德让席勒注意到了康德的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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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历史哲学论文是第一部对席勒产生长远影响的康德著作。或许他是在读了这第一部康德的著作后，才体会到了把一篇历史论文写成一部大书的兴趣和挑战。康德的作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对席勒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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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类历史的“自然意图”，乃是人类将其自然禀赋发展成理性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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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思想则是：理性的自由只能在自私自利的“对抗”中实现。“感谢自然，”康德写道，“感谢其中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却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的物种有好处；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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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纷争不和”有利于理性的自然禀赋之发展，历史中理性与自由的实现也并不就因此板上钉钉。这是因为“到头来，这种对于我们的种属如此之自然的纷争”，可能会导致“一座万恶的地狱”或是“野蛮的破坏”。[38] 所以人们不能完全信赖“自然意图”，而是——这是康德的第三个思想——要坚持自由的理念，这本身也是自由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前提。康德将之称为“千年福祉王国学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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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最后一个理念说起。席勒在作品中运用了“千年福祉王国”的概念，将尼德兰的自由之战塑造成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尼德兰人民揭竿而起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并不曾消失；只要那个时代重返，同样的缘由呼唤我们做出同样的举动，当初为他们的冒险加冕的那种幸运成功，也定不会辜负吾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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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写于法国大革命发生前两年。此时，大革命的阴影已经投射在传单、辩论、阴谋、党争和零星的动乱之中了。在1801年的新版中，已经对大革命的进程感到失望的席勒删去了这句话。现在的他觉得这句话实在太过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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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核心论点是：自由的逐步实现乃是历史的“自然意图”。这就证明了席勒的看法，即他借助对尼德兰从西班牙之暴政中争取独立的描写，展现了人类自我解放的漫长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点为文章赋予了独特的激情，而其中所描述的当地事件也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成了“自由”之全球史中的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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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认为人类解放之实现是通过种种自私与僵化的利益间的“对抗”，认为只有历经斗争的“纷争不和”才能实现统一：这样的观点给了席勒越发深入地钻研当时的复杂斗争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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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么做就有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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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导言处理的还是邪恶暴君与良善的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一边是“独裁者的臂膀”，另一边则是“勇敢的抵抗”，但随着叙事的进程，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方式便被放弃了，就仿佛历史的复杂性摆了作者一道。科尔纳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在1788年11月底给席勒的信中写道：“对尼德兰人民的兴趣被弱化了，因为你不允许自己为他们举止中的愚蠢与卑劣开脱。”有时读者甚至想要“站在费利佩这一边”——对科尔纳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愤怒的无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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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段历史在某些地方读起来，的确像是在描述争取自由的运动是如何因为腐败与阴谋而走向衰亡。“乞丐军”（Geusen）[41] 中的密谋者看上去都是虚伪的骑墙派，明面上向国王宣誓效忠，私底下在煽动动乱，到了危急时刻却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席勒描述了导致反叛者分裂的狂热仇恨：路德教徒与加尔文教徒相争，贵族与市民相争，一省与另一省相争，追求虚名与自私自利互相矛盾。他将“捣毁圣像派”（Bilderstürmer）[42] 形容成“数不胜数的粗野大众，是一群来自最底层的乌合之众，因为遭到牲畜一样的对待，行事也如牲畜一样野蛮”。他们的动机：“狂热导致暴行的产生，但最终犯下暴行的，却是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满足的低级冲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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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伟大的主角，哀格蒙特[44] 、霍尔恩[45] 、布雷德罗德[46] ，都达不到历史进程的高度——可能只有威廉·封·奥兰治（Wilhelm von Oranien）[47] 是个例外。他们有性格却无洞见，没有长远的目光，总在黑暗中摸索，行动受到限制，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引导历史，却总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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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的对手，费利佩二世、格拉维勒大主教[48] 、阿尔巴公爵[49] ，则显得器宇轩昂，令人畏惧，坚定果断。那种几个世纪以来的惯性所凝结成的权力，与他们融为一体。热心自由的席勒，却出乎意料地很能体会权力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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