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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逐步但不间断地在历史中实现自由的愿景，难道不会蒙上一层阴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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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导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时代带来的那块原石，人们加工、平整、塑形；瞬间与地点属于人类，但世界历史却是偶然所驱动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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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人而言，在属于他的那个瞬间、那个地点践行自由，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由此产生的结果却要听从一个任何历史主体都无法参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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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可是人类却无法按照计划控制或引导历史。但席勒在意的是，即便人类不是历史的主人，也要这样去描写，仿佛自由是可能的——不单单是个人的自由，更是作为人类的历史使命的自由：这种信念知道无法依赖号称客观的历史进程，而必须将其富有活力的契机带入历史，才能使自己成真。追求自由的意识没有成功的保证，最多只能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发挥作用。然而，它也可能遭遇可怕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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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用阴暗的笔调形容了宗教裁判所的残暴。宗教审判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任意动用暴力，而且在于它毒害了整个社会的机体。“（宗教法庭）将它违背自然的裁判力一直扩展到人最隐秘的思想领域。每一种激情都被它收买；它懂得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友谊、正直的爱与自然的一切冲动；它的圈套遍布生命的每一种欢愉。而它的耳目所不能及之处，就用恐惧确保良心的服从，一种认为它无处不在的模糊想法束缚住了意志的自由，即便是在灵魂深处也不例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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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宗教裁判所描述成这样一个机构：不光毒害社会，更诱发出在社会机体内循环的种种下作与丑恶。它搜集着毒药，将之与宗教混合，就这样织成了一张恐怖的大网。它从卑鄙与崇高的结合中创造了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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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于欧洲得势的一个半世纪前，席勒就借助宗教裁判所的例子预见了极权统治的本质。但这样一种直抵“灵魂深处”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它正是来自“灵魂的深处”？席勒在《尼德兰独立史》中触及了这个将会困扰他一生的问题。他最伟大的戏剧《华伦斯坦》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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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原本想要将这部历史著作分为六卷，但在1788年10月出版了第一卷之后，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在他停笔时，阿尔巴的恐怖统治即将开始，哀格蒙特被捕入狱，威廉·封·奥兰治仓皇出逃，宗教裁判所正在肆虐。尼德兰的自由跌落在谷底。全书就这样以阴暗的前景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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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清楚，至少这段历史会有一个还算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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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 Ⅱ，S.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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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席勒未完成的戏剧断篇《和解了的愤世嫉俗者》（Der versöhnte Menschenfeind ），参见席勒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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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luge 1989，S.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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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卡洛琳娜与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姐妹，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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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Ⅰ，1670～1733），又称“强者奥古斯特”，于1670年登基成为萨克森选帝侯。他大兴土木，改建了茨温格宫（Zwinger）、建造了历代大师画廊（Gemäldegalerie alter Meister），并组织能工巧匠仿制瓷器，将德累斯顿打造成“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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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luge 1989，S.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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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肖德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法国作家，其代表作《危险的关系》（1782）是一部描述巴黎上层贵族情爱的书信体小说，被视为18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情色文学之一，汉译参见［法］拉克洛《危险的关系》，叶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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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leichen-Rußwurm o. J.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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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leichen-Rußwurm o. J.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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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 Ⅰ，S.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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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卡尔·路德维希·封·克尼贝尔（Karl Ludwig von Knebel，1744～1834），德国诗人、翻译家，歌德好友，曾于1774～1780年任魏玛公爵之子的教师，随后短暂离开。在1784年重回魏玛时他被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任命为少校，但并不承担任何实际工作，得以潜心创作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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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leticha 1983，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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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leticha 1983，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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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娜·阿玛利亚·封·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Anna Amalia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739～1807），魏玛公爵夫人，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母亲，热爱文学与艺术。她改建了魏玛的图书馆，并促使其对公众开放，使之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文化珍藏之一。今天的图书馆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为“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Herzogin-Anna-Amalia-Bibliot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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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路易丝·弗兰琦斯卡·索菲亚·封·伊姆霍夫，娘家姓封·夏尔特（Louise Francisca Sophia von Imhoff，geb. von Schardt，1750～1803），歌德女友施泰因夫人（Frau von Stein）最小的妹妹。席勒于1787年7月自德累斯顿到达魏玛时，首先便是在伊姆霍夫家落脚。原书作者将其夫家姓拼作“Imhof”，这是较少见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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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夏洛蒂·封·施泰因，娘家姓封·夏尔特（Charlotte von Stein，geb. von Schardt，1742～1827），魏玛大公夫人安娜·阿玛莉亚宫中贵妇，曾是歌德女友，与歌德书信频仍，但在歌德于1786年不辞而别前往意大利、又爱上出生市民家庭的少女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之后，二人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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