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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半年，席勒写道，当今世界已迈出了赢得启蒙与自由的重要步伐，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高度。但这是如何做到的？文化发展并不是从理性，而是从审美意识起步；而当今世界若要保存这种自由的意识，就必须将审美意识视为自身的本质，始终铭记将它带到如此高度的力量。因为正是审美意识在道德上驯服了人类并使之高尚，同时引导着人的好奇与研究欲。当前的知识与道德文化中本就有许多东西应归功于审美意识，因此只有继续将之纳入审美文化，才能保留人类的尺度。人类游戏着成为人，一旦停止游戏便会退化。这是在对现时代的所有赞美中隐藏着的批判。这样一来，《艺术家》一诗便接上了《希腊的群神》中对当下的荒芜与失魂之哭诉。但《艺术家》却并未哀伤地回溯过往，而是鼓励现代去克服自身在审美上的自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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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鼓励之所以显得那样急迫，是因为急需这种鼓励的，恰恰是席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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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这首诗承载着相当分量的思想，其中更有对人类审美教育的初步研究。几年之后，席勒将会以极大的手笔着手探究审美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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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席勒的1788年并不仅仅献给了《希腊的群神》与《艺术家》这两首诗，更是献给了两位触动席勒心灵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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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12月，席勒动身前往迈宁根拜访姐姐和老朋友、现在已经是他姐夫的莱因瓦尔德，在临近的鲍尔巴赫还见到了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满脑子都是《唐·卡洛斯》的席勒在雪后的森林里漫步；现在，他希望重新寻回当时的灵魂之景，却再也找不到了。他已经变了很多，感到自己已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剧院的琐事不再叫他担忧、给他羞辱，他不再需要逃离对他心存恶意的君主，也不再爱着亨莉埃特的女儿。这一切和那五年一样，都已被他远远地抛在身后。“那种魔力，”他在1787年12月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就像是被吹散了一样。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所有那些当时让我的寂寞变得有趣的地方，现在没有一处在对我说话。一切都失去了说给我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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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莉埃特位于鲍尔巴赫的家中，席勒见到了她的儿子威廉·封·沃尔措根。他带着席勒一起前往鲁多尔施塔特（Rudolstadt）郊游。那儿住着沃尔措根一家的远亲——伦格费尔德家族：守寡的母亲是鲁多尔施塔特宫廷中的贵妇，她的两个女儿分别是与博尔维茨（Beulwitz）先生有一段不幸婚姻的卡洛琳娜[27] ，以及待字闺中的22岁少女夏洛蒂[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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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个阴天，”卡洛琳娜多年后这样描绘当时那场值得怀念的相遇，“大路上来了两位披着风衣的骑士。我们认出了堂兄威廉·封·沃尔措根，他开玩笑似地用风衣遮住了半张脸；但另一位骑士我们却不认得，让我们很是好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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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席勒和夏洛蒂将会互相坦承，他们在见面的第一晚围坐在壁炉前的时候，就已经互生情愫。席勒在告别时表达了希望下个夏天能在伦格费尔德一家府上或邻处小住几周的愿望。两姐妹听了，自然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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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格费尔德家族属于古老的帝国贵族。汉斯·克里斯多夫·伦格费尔德（Hans Christoph Lengefeld）曾任林区总管，是当时业内的著名人物，曾极其有效地制止了毫无计划的乱砍滥伐，以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想将他任命为全国森林的最高监管。但伦格费尔德却谢绝了。他于1775年撒手人寰，留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卡洛琳娜生于1763年，更活泼、更有激情。她的偶像是当时柏林沙龙中那些参与社会精神生活的自信妇女，例如亨莉埃特·赫尔兹（Henriette Herz），也在远方加入了赫尔兹的“美德联盟”（Tugendbund）。[30] 她与卡洛琳娜·封·达赫霍登[31] 是好友，后者将来会成为威廉·封·洪堡的妻子。正是卡洛琳娜让席勒结识了洪堡。在妻子卡洛琳娜去世后，洪堡写信给伦格费尔德家的卡洛琳娜：“在您身上……美丽而深刻的女性特征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独特形象。但这种形象，或至少是它在您身上的那种完美表现，也会随着您而陨落。我认为，我能有幸与这个形象如此接近，能这样去把握它，的确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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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在他的文章《论男性与女性之形式》（Über die männliche und weibliche Form ）[33] 中描绘了女性的优点。当时的人们就猜测，给他当模特的不仅是夫人卡洛琳娜，还有卡洛琳娜·封·伦格费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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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是性情中人，足够冲动、直接和大胆，有时敢于无视社会定下的规范。她不愿将自己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当我想起，”她在1789年6月3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生活是被怎样一张琐碎小事的大网所笼罩，这张网又如何经常使人失去最好最高贵的享受，我就愤愤不平，不能自已。而这却是我们女性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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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梦想是像柏林的姐妹们一样开一个充满智慧的沙龙。当她与博尔维茨离婚并嫁给远房堂兄威廉·封·沃尔措根之后，她将会在魏玛实现这个梦想。有一回，沃尔措根在动身开启一次长途旅行前，将家人托付给一位朋友照料。在给朋友的信中，沃尔措根写道：“内人是我在生命中遇见过的最美好的女性之一——这样多的思想，这样无尽的温柔；这样多发自内心的爱，这样积极地追寻更高的事物；如此单纯得让人无法理解，却又如此全面；她是个好主妇，温和的母亲，但她美丽的幻想却在这样的和谐中创造了诸多世界。亲爱的朋友，我无法向您描述和这位万里挑一的女性所度过的岁月，我是多么幸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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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稍稍描述一下这位“万里挑一的女性”，是因为人们不清楚在1788年夏开启的那段情事中，席勒更倾心的究竟是卡洛琳娜还是更矜持的夏洛蒂。有时候，他暗诉衷肠的亲密信件是同时写给姐妹二人的，而她们则得从字里行间找出线索，看看信中说的究竟是谁。席勒与二女的关系让科尔纳心生疑虑。席勒则将他的模棱两可解释为一种策略：“我通过这样的二分法减弱了我的情感，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就能处于亲密而理性的友谊的界限之内。”（1788年11月14日）而即便是席勒的示爱越发明显，也依旧是同时对着姐妹二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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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末，这段关系已持续了快两年，夏洛蒂有些按捺不住了。她终究要从席勒那儿知道，他更喜欢的究竟是姐妹中的哪一个。她让席勒清楚，自己并没有姐姐那样光彩夺目的品质，若是迫不得已，她也懂得放手。席勒的回答将让她一时无法忘记：“卡洛琳娜与我的年纪相当，我们俩情绪和思想的形态也因此几乎相同。亲爱的洛蒂，与你相比，她让我把心中更多的情感化作语言——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种状况有任何变化，不愿看着你变成另一个模样。卡洛琳娜胜过你的东西，你必须从我这里得到；你的灵魂必须在我的爱中释放，你必须成为我的造物，你的花朵必须在我爱情的春天中飘落。若我们相遇得更晚，你就会剥夺我这种美好的快乐，即看着你为我而绽放。”（178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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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显然认为：向他追求的少女宣布，要把她当作自己的“造物”，显然是一种爱的证明。夏洛蒂并不觉得被冒犯；她之后寄给席勒的信中，流淌着温柔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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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席勒的模棱两可让姐妹俩陷入相互竞争，二人之间也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没有人像您一样，”卡洛琳娜在1788年11月18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懂得触动我最内在的天性——我近乎落泪，一想到您是如何温柔地在那些阴暗的瞬间抚慰和支撑我的灵魂。——我多么需要活在这种希望之中！”卡洛琳娜或许会为了席勒与她不爱的博尔维茨离婚。但她却让妹妹先来。在席勒迎娶夏洛蒂之后，她才与丈夫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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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喜爱玩乐，热衷表演，想要给她的生活增添一抹浪漫的色彩，也的确创作了一部小说。席勒将会把这部题为《艾格尼斯·封·莉莉恩》（Agnes von Lilien ）的小说匿名登载在他的杂志《季节女神》上。包括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内，当时有许多人对小说评价颇高，甚至以为这是歌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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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生命中那段生活在席勒近旁的岁月时，64岁的卡洛琳娜在日记中写道：“但尘世享乐的诱惑引诱我堕落；头脑里的小聪明、求知欲，甚至在更高、更好的事物中玩想象力的游戏，这种按我的心意指挥一切的冲动搅乱了我的灵魂。”上了年纪的卡洛琳娜变得虔诚。她为自己挑选的墓志铭是：“她迷惘过、痛苦过、爱过，在对基督、对宽恕之爱的信仰中离开了人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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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妹妹夏洛蒂。卡洛琳娜总是口若悬河，而她则羞涩而矜持。她读书很多，诚实地将自己的想法记录在一个草稿本上，日后把它交给席勒阅读。她最爱的书之一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Reiches ）[36] ，还曾将其中几章译成德语。她的忧郁性格使得她不仅喜爱衰亡的故事，也喜爱秋天。英雄传奇吸引着她，但只有当人性的强大结合了秀美，才能叫她敬佩。这是另一个她喜爱的作家沙夫茨伯里教会她的；她能整页整页地背诵沙氏的作品。夏洛蒂的母亲本想将她送入宫中，但对于这个名利场，她必须离得远远的才能勉强忍受。她在1788年11月26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相比于亲自和宫里的人搅和在一起，从远处看着他们才更有人性；因为人如果能发现人类所有的渺小之处，他对人类的炽热情感恐怕就会被扼杀。我在自己的闺房中过得宁静而平和，能和自己打交道就让我觉得很高兴了。”她期待着两个人的孤独，“因为我其实并不想让所有人都能享受您的陪伴”。她与自然对话，觉得自己像自然的一部分，不直接表达她的情感，而是描绘一处风景，让它代诉心声。1788年末到1789年初的寒冬，她曾对二人关系的未来有过怀疑；冬天过去后，她在信中写道：“我被寒冷完全击倒了，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朵被霜打落的花，仿佛只有一半的生气……今天，我头一次重新见到自然，觉得开心极了。我走在水坝上，萨尔河（Die Saale）是这样美，大块的冰靠在河岸边，山又蓝了，而太阳也照耀得这样可爱；我觉得仿佛到了春天，花骨朵已经显出红色；我的胸中如此宽广，如此远大，我的灵魂仿佛更加自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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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是施泰因夫人的教女。施泰因夫人曾给她写信说：“就算我真的变成一块石头，我心中属于我忠实的洛蒂的火花也绝不会熄灭。”[38] 歌德也很喜欢这个他在施泰因夫人家中时常见到的小姑娘。当夏洛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曾和她一起玩耍。夏洛蒂将会巧妙地安排席勒和歌德的初次见面；席勒与歌德之所以能逐步相互靠近，也要算她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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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7年11月于鲁多尔施塔特初次见面后，席勒与夏洛蒂开始频繁地互通书信。夏洛蒂很真诚，却依旧矜持。她说起友情，而席勒却让她明白，自己并不满足于友情。他认为友情最多也只是“种子”，“一旦春日的阳光照耀在上面，我们就能看见它究竟会开出怎样的花朵”（致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1788年4月5日）。他沉浸在对夏天的向往和愉悦中，在脑海里畅想着二人将如何漫步在鲁多尔施塔特，一起阅读，在花园里闲聊。“我为这个夏天想象出多么美妙的梦，而您可以让这些梦一一成真。”但一想到“尊贵的小姐”可能在这段对他意味着“至高幸福”的感情中只发现“暂时的乐趣”，他就感到不安。因此席勒尝试将夏洛蒂从她的矜持中引出来。可她却依旧那么规矩得体，即便席勒殷勤地奉承：“我的幻想应当永不停歇地在我眼前描绘出您的模样，就好像它在我将之交给缪斯的八年中，始终只在练习这一幅画像。”（178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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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忠实地向他描述了日常琐事，以及她看着春天里苏醒的自然时的情感。席勒能把这些解读成她对自己的春日之情吗？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她，说他希望能在鲁多尔施塔特的乡间宁静中重新寻回他在魏玛的社交与工作中间或失掉的“自己的内心”（1788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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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很谨慎。但席勒的书信偶尔也让人觉得，他要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能让他感到充实、意气风发的处境。面对心存疑虑的科尔纳，席勒毫不遮掩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我需要一种媒介，”他在1788年1月7日写道，“才能由此享受其他的乐趣。只要有一系列精致、舒适而又温馨的情绪不间断地让我准备好迎接欢乐，重新温暖我僵化的内心，友谊、品位、真理和美就会对我产生更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一直是个孤独的异乡人，在自然中迷了路，也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我所依赖的一切，都有某些比我更宝贵的东西，这叫我的心如何是好。我渴望能有个市民一样的家庭，这也是我现在唯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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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自己所找的那位女性能给他那种“家”的眷恋。只有“家”才能为精神之欢愉赋予坚实的基础和“市民”式的团结。当然，“心”也要参与其中。不愿将好友拱手让给一个女人的科尔纳警告说：如果席勒要为家长里短操心，就会失去他作为作家的独立。他或许出于财政原因不得不做些妥协，为当时流行的读者口味服务。但如果能找到一位“有钱的姑娘”，就可以“算一算富足带给你的好处，是否抵得过你可能失去的家庭欢乐”（178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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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并不是“有钱的姑娘”。她虽然出身良好的家庭，但伦格费尔德一家并不是大户，因此对母亲而言，把女儿许配给同等级的贵族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席勒知道，这事从理性的角度看遂不了他的愿。但他自然不光在算，更在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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